基辛格与大外交资料课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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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空间视角下的中美两国,基辛格的世界观,在哲学和历史观上，遵循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在政治理念上，是梅特涅的信徒。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因此，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理性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去发展那种使内心体验成为可能的种种原则。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人摆脱他的最后责任，不能阻碍他对生活确定自己的看法，也不能使他自己超越于必然性之上。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所做的研究，导致他强调国家力量的四大要素：卓越的政治和战略理解力；国内对特定政策的支持；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联盟、中立或敌对以及领导的声

2、望及其为达到既定目标所具备的能力。,基辛格的方法论,基辛格的思想方法把他引向历史研究中去，但他从不以一个历史学家自居；他所关心的绝大部分都是现状，但他主要是把现状作为一种手段，用以指示在将来也会出现同样情况的可能性。,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需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P19,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基辛格这般驾驭文字的能

3、力自大学时代就已突显，当时他的本科论文长达377页，以致哈佛大学后来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规定以后本科论文不得长过基辛格论文的1/3。,关于大外交,一本国际关系史；一本美国外交史；一本政治学理论；一本当代世界政治。,观念上，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方法上，是一本传统学派著作；风格上，是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并重；材料上，欧洲经验大于美国风格。,一是：当前外交运作的成功可能成为后人继续发展的障碍；二是：对权力关系的考察，主要着眼于具体操作者对事件和结果的控制。,关于大外交,全书共31章，第1章和最后一章都概述了他对国际新秩序的思考，从第3章到第30章按时间顺序详细地缕析了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

4、到冷战结束期间所有国际外交大事。但第2章却突兀地单独分析了美国两个意见最相左的总统的外交理念：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家利益论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论调。把这两位总统放在这么显著的位置，一则因为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虽然理念完全不同，是使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而开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原因；一则因为他们分别是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外交：天定的救世主,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

5、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即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在承诺新条约义务及解释既有条约时，均须通过如此组合的标准的考验。威尔逊 P36,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爱好和平。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威尔逊P37,美国外交：天定的救世主,美国人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官不涉及策略，军

6、事人员则在外交互动开始时，已经完成其任务这个观点使得美国日后在朝鲜战争与越战中付出惨重代价。P377378,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是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P628,欧洲外交：均衡就是一切,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

7、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则只是虚有其表。如何结合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的挑战，也是其成就，P68,权利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P70,关于梅特涅,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做立法对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梅特涅 P7576,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梅特涅 P78

8、,奥地利事事重实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特涅 P78,帕默斯顿爵士何所求？欲令法国有感于英国之强大，并证诸埃及事件之结果操之于其手，且法国无插手余地。又欲向德、法两强表明英国无求与彼二国，有俄罗斯之援手已足矣。再者，即挟英国或将与法国靠拢之顾虑，以令俄罗斯就范，且不致蠢动。梅特涅 P91,关于俾斯麦,将均势外交艺术发展的极致可以说无出俾斯麦左右。俾斯麦推动了德国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了不使德国过分软弱而让有扩张野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沙皇有机可趁，而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各国基于共同对德国统

9、一威胁的恐惧心理而结盟反德，他推行一种“自制政策”，表示德国无意对外扩张。俾斯麦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但因为俾斯麦的外交传统太过复杂高超以致他以后没有一位能人能继承他苦心经营的均势。,如果他不能以比对手少做承诺来操控均势，那他索性尽量与比对手更多的国家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能有更多的与国可供选择。P149,德国与不同的国家结盟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每一个联盟中，德国跟各盟国的关系必定比它们各自彼此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总是对联盟共同的行动有否决权，并有权选择独立行动。P149,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

10、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德国二十世纪的悲剧的伏笔。P127,美国外交的困境：,人们常常忘记别的国家忘记是因为他们从无这种经验，美国人自己忘记是因为它融入血液从而不需要特别记起美国孤悬海外，历史上的内忧外患远远少于别的民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和平是一种默认的状态，如果不被邪恶的势力所打破，本来是可以自动得到维持的。而对待邪恶的势力不外乎有两种方式：要么感化它，要么征服它。美国人通常两者都会尝试，其目的是设法让人人都走上美国价值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然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一直是美国传统信念的一部分，虽然它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持。,民众坚持的是道德理想和原则,而

11、不必直接面对阻力;而具体到领导人,却要在现实中面对巨大的挑战,当然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利益.所以有所为的美国总统,总是将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包装上道德理想的外衣,贩卖给国内民众,以获得国内的支持,去完成美国的国家利益.,欧洲外交的困境,历史上，同盟总是为加强一国在战时的力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却成了巩固同盟是求战的基本动机。P191,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步。当如此建构的同盟相互对峙时，一旦以动员为要挟便无法回头，因为半途中止动员的后果比根本没有开始更不堪设想。P194,一九一四年七月的矛盾现象是，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没

12、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密动员计划的国家如德、俄，却缺乏作战的政治理由。P204,但要建立南斯拉夫，就必须跨越欧洲史上的障碍线。这条线曾使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使欧洲信仰分为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语文分为拉丁与斯拉夫语系。它大约是穿越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两国之间。P230,两者的区别,归根结底，问题乃是国家和国家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乎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而重点在于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

13、来平衡。,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斯大林在作为一个政治家上最大的弱点，是易于把对手也看作是跟他所深以为傲的同样的老谋深算。这使他低估自己强硬不妥协可能造成的后果，又高估自己示好和解所能发挥的余地。P342,由于罗斯福不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前讨论战时目标，斯大林又宁可让战争来决定战后的政治结果，绝大多数战时对战后秩序应是如何的主意都来自丘吉尔。P375,丘吉尔的地缘政治分析证明远比罗斯福正确。不过，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条件看待世局，乃是促使美国参战，并使它能维护自由大业的同一个理想主义之另一面相。假如罗斯福遵循丘吉尔的方案，他有可能增强美国的谈判地位，但也可能牺牲了美国抵抗冷战冲突的能力。P

14、396,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P418,基辛格对当前的看法,就欧洲而言，美国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还未能设计出符合后冷战时期的共同政策或适当的组织；就亚洲而言，美国有可能界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盘战略，但是没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P802,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会

15、有重大风险。P801,基辛格的真知灼见,一个不必采取任何行动的办法。其形式便是派出调查团，这是外交官们希望不必有所作为时标准的对策。P276,政治家都有一个两难的苦恼，即选择的余地最大时，能掌握的信息往往最少。等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抉择的空间又已荡然无存。P285,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P481,历史昭示出这个革命的铁律：越是彻底根除既有权威，继承人就越发必须依靠赤裸裸的权力为自己奠定基础。因为，到头来，法统涉及到不需强迫即接受权威；缺乏法统正当性就使得每项竞争都变成力量的考验和角逐。P633,战争与和平,战争的逻辑是威力，威力是没有固有的极限的。和平的逻辑是均衡，

16、均衡就意味着极限。战争的成功是胜利；和平的成功是稳定。胜利的条件是承担义务；稳定的条件是自我克制。战争的动机是外在的：对敌人的恐惧。和平的动机是内在的：力量的均衡以及对这种均衡的合法性的承认。没有敌人的战争是不可设想的；建立在敌人的神话之上的和平是停战。战争的诱惑是惩罚。政策的任务是进行建设。有权力才能参与裁判，而治国之才则必须展望未来。一项追究既往的和约将把敌人彻底粉碎，使他不能再进行战争；而考虑到未来的和约则将使敌人不愿再发动进攻。一项追究既往的和约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秩序的表现，他只抱住过去这个既定事实不放。这种和约不可能使问题得到合法的解决，因为，战败国除非完全瓦解了，是不会忍受屈辱的。,

17、政治家与预言家,政治家生活于时代之中，对他的考验是当形势紧迫之际看他的结构的持久性如何。预言家生活在永恒之中，根据定义，永恒是没有世俗的量度的；对他的考验就是对他的想象力的考验。两者之间的遭逢常常是悲剧性的。因为政治家必须竭力把预言家的想象力缩小到准确的程度，而预言家则以先验的标准来判断世俗的结构。对政治家来说，预言家是一个威胁，因为一种绝对公正的主张是对于细微差别的否定。对预言家来说，政治家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因为政治家的那种想把公正缩小到可以达到的程度的企图就是偶然性对普遍性的一种胜利。对政治家来说，谈判是稳定的要素，因为它是把对立的要求加以调整的象征，也是承认合法原则的象征；对预言家来

18、说，谈判是缺陷的象征，是破坏世界幸福的不纯动机的象征。,反思晚清外交,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词，它最为令人魂魄震撼。“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也就是说，中华帝国要向它面的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P289,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

19、年前的现状。P515,反思晚清外交,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P483,反思晚清外交,“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又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P54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P548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