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第十二期“维护农民权益 考问资本下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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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护农民权益 考问资本下乡“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山东阳谷县西湖乡赵伯升村的村民认真审视十多年来的生活状态时，悄悄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一些年长的村民回忆，10年前，赵伯升村是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大多数人生活在温饱线附近的普通乡村：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谁要是想借50块钱，就得走遍全村问。如今，汽车可以沿着平坦宽阔的水泥路驶入赵伯升村，路上农用拖拉机和小汽车穿梭往来，道旁是整齐的养鸡场和蔬菜大棚，修葺一新的小平房屋顶上，太阳能热水器闪着白光。赵伯升，这个曾徘徊在温饱线上的乡村，现已发展成为年人均纯收入5680元的小康村、养鸡专业户村。“这跟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关系很大。”说

2、起这一变化，赵伯升村养鸡大户董绍芝感慨地说。而他的经历则是对此最好的印证。记者见到董绍芝的时候，他正在打煤球，准备为鸡舍加温。3月初，当地最高温度仅有5摄氏度左右。“鸡舍要保持在35摄氏度左右，鸡才吃得勤，长得快。”董绍芝告诉记者。年前，他刚刚卖了8000只鸡，马上又将投放10000只鸡苗。董绍芝的养鸡历史可以追溯到1998年。在这之前，他和村子里的其他农户一样，经营着8亩多田地，每年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饿不着也富不了。1998年，阳谷县引入凤祥集团、六和集团等一批肉食品养殖加工龙头企业后，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一开始，阳谷许多地方推广的是“企业农户”的合作方式。不过，当时常常因为农户养殖水平

3、、信誉以及企业技术和监督人员下乡难等因素，出现鸡只死亡、外流、合同价格“订而不定”等诸多问题。为确保农民与企业实现双赢，阳谷县农企双方对合作的组织形式进行了革新，逐步确立了“公司合作社（经纪人）农户”的经营模式。当地企业与阳谷县有关部门或一些农民经纪人，联合组建了肉鸡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以公司为依托、合作社为纽带（管理养殖、回收等日常事务）、以养殖户为载体的社会化养鸡新路子，规范了合同履约行为。董绍芝是赵伯升村最早参与“公司合作社（经纪人）农户”养殖模式的农户之一。当年的情形他记忆犹新。“当时觉得农闲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点事情。肉鸡养40天就能出栏，也不耽误农活。我们四户人家和凤祥集团签

4、订了养殖协议，养了2500只鸡。后来觉得效果不错，就慢慢扩大了养殖规模。”2001年，阳谷县和西湖乡政府联合凤祥集团在养殖户中推广标准化养殖场，由凤祥集团提供养殖场规范图纸，地方政府为农户提供5万元左右的贷款，帮助农户建立标准鸡舍。“启动资金太大，光靠农户是不行的。”养殖户郭保文说，他建养鸡场前前后后花了六七万元，多亏了有关方面的贷款支持。在赵伯升村养鸡户的鸡场里，记者看到，红砖结构的养鸡场占地3亩多，养鸡场内划分成20来个十几平方米的小隔间，砖缝抹上了石灰，地面铺上水泥，屋顶用两层草苫子和塑料薄膜捂得严严实实，再盖上石棉瓦，既能防水，还能保温。鸡舍里排风扇、自动饮水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现在

5、养鸡和过去不一样了。资金不足也可以养鸡。我们从公司拿鸡苗、饲料和药都不用给现钱，鸡出栏的时候公司扣掉这些费用就行了。”董绍芝告诉记者，2009年，他和凤祥集团签订养殖合同，养了10000多只“817”肉鸡，扣除成本，每只鸡的纯利润接近1元。在赵伯升村，许多与龙头企业合作的农户，基本上由企业实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用药，统一防疫，统一屠宰。公司在生产基地设有技术服务站和服务车辆，专门用于供应鸡苗、饲料、养殖和防疫技术推广、成鸡回收等服务。合作社、经纪人则按合同要求，组织农户定时、定量、定质向公司交售成鸡，公司以合同、订单形式确定与合作社、农户的利益分配关系，统一核定价格和服

6、务收费标准。一些养鸡合作社、经纪人又反过来成为把资本引入农村的另一个主体。赵伯升村村民郭文存早年曾在阳谷电缆厂上班，每个月拿着600元的工资。2004年，他敏锐地发现了做经纪人的商机，专门当起了为养殖户联系鸡苗、饲料和销路的中间人。2009年，郭文存一共垫付了100多万元，为农户购买鸡苗、饲料和防疫药品，发放到与他签订了合同的40余户养殖户手中。2009年底，经郭文存之手，400多万只肉鸡顺利找到销路，为农户实现了约400万元纯利润。郭文存按照每只肉鸡5分钱收取管理费，当年纯收入超过20万元。现在，郭文存已成为村子里最富有的人之一。前两年，他新修了200多平方米、铺上了地板的房子，购买了冰箱、

7、洗衣机、液晶彩电和小面包车，过起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资本的注入，让赵伯升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董绍芝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前种小麦，一公斤才卖七八毛钱，一家人刚够温饱。现在种粮虽然不耽误，但已经不是主业。“一年养上五六拨，行情好的时候，一只鸡能赚到一元多。一年下来，挣五六万元是很轻松的事情。就连以前是个累赘的鸡粪，现在卖给蔬菜种植户，一年也能挣五六千元。”董绍芝自豪地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家里还有十多万元的存款。如今的赵伯升村，养鸡专业户已经从当初的4户扩大到70余户，平均每三户人家就有一户从事养殖业，一年可出栏肉鸡接近100万只，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村。赵伯升村党支部书记郭建军告诉

8、记者，现在，村里已经形成肉鸡养殖、蔬菜种植和木材加工为主的三大产业体系。全村235个农户，有110余户从事种养殖业，村里还建起了7家木材加工厂，可以解决40来人的就业问题，村民也可以就地进厂了。郭建军告诉记者，村里传统的粮食生产不仅没受到种植养殖等产业的影响，反而从中受益。现在，赵伯升村有200多台拖拉机，比十年前翻了一番，播种、灌溉、收割都实现了机械化，农民种田比以前更轻松了。从西湖乡政府的统计数据上，记者看到，2009年，赵伯升村年经济总产值达到610万元。郭建军还告诉记者，村民基本上盖了新房子，有十几户人家已经购置了小轿车，用上了电脑，这些都为他们进一步了解外面的世界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9、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它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其促进农民增收的成效显著；而当它发挥消极作用的时候，其侵害农民利益的程度同样惊人。资本无所谓善恶，逐利而已。半月谈记者在江苏、河南、广西等地调查采访发现，当下乡资本面对分散而弱势的农民，其逐利冲动尤需警惕。缺少农民参与的“现代农业”江苏省溧阳市是太湖上游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丘陵地貌。当地天目湖、南山竹海等著名景区以旅游为龙头，带动农产品开发，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半月谈记者2007年曾采访过这里几家农村旅游景点，前不久再度采访时发现，农庄占地不断扩大、景点档次不断提高。在当地旅游部门一位人士指引下，记者看到天目湖上游一个占地20000亩的天目湖

10、生态农业园。这个农业园的老板承包的这20000亩土地，除天目湖镇外，还有旁边安徽广德县的土地，是这一带最大的农业旅游项目。交通部门还为农业园专门修了一条路。沿着新修的宽阔柏油路进入天目湖生态农业园，丘陵环抱的核心是一片叫“十思园”的江南园林。“天目湖生态农业园”的一名副总经理介绍，“十思园”周边移栽来许多珍贵大树，布置了草坪假山，园内有餐饮休闲娱乐设施，餐厅凉亭都用粗大昂贵的木材制作。省里、市里有很多客人来消费。记者随后来到曾采访过的横涧镇黄岗岭茶场，与上次所见不同的是，茶场一边坡地上，出现了一片白墙黛瓦的仿古别墅群，另一处也正在修建一片相似的建筑群。一位旅游部门人士介绍：“溧阳市的农村旅游项

11、目近来出现了不少这类商业地产，我们都叫它田园地产！开发田园地产的土地是村民的宅基地，村民都被置换进县城了，溧阳市允许乡村旅游项目中千分之二的土地盖营业房。”下乡资本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样态和村庄的面貌，走在生态农业园内，风景如画，让人沉醉。不过，这美景已不属于当地的农民。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农民在这些利润丰厚的生态农业、乡村旅游项目中获益甚微。天目湖镇“新村”村“新村”大队75岁农民罗光兴告诉记者，他家中的20多亩耕地都在村委会的劝说下租给了天目湖生态农业园。“我和老伴的土地是3.16亩，租金到现在只付了8000元，还有一半没给。租地合同上说要招村里的农民打工，可我们要求了几次

12、一个也不招。”横涧镇横涧村64岁的村民肖纪贵说：“我们村两个生产队的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欣龙农庄，年租金是山地每亩120元，田地每亩560元。出租时间是2006年到2036年。现在大家才明白租金太低了，因为村边不久就修了公路，路边的土地征用价格每亩都涨到五六万元了。”“前几年种地挣钱少，村干部就对我说，你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你儿子也不愿再种地了，不如租出来吧。现在周边地价涨得很快，种茶叶也能挣不少钱，城里又不需要那么多农民打工，可是土地已经没有了，我们都觉得吃了大亏。”肖纪贵说。编辑点评：我们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而不仅仅是“一农”问题，因此，对与农民利益无关甚至侵害农民利益的“现代农业”，应坚

13、定拒绝。算计农民土地的新村建设去年底，半月谈记者到河南省封丘县采访，当地黄陵镇黄陵村多位村民告诉记者，上级要求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需要占用村里一部分耕地。村干部拿不出占地手续，却要马上把地里正在长的庄稼推掉，村民们觉得情况不对，拦着不让施工。面对村民反对，乡村干部一方面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上级要求、告到天边也不怕为由，对村民进行威胁；另一方面答应用集体林场的荒地，来置换村民被占的责任田，并每亩补偿村民3680元差价。在乡村干部的多方“努力”下，黄陵村群众不得不同意村委占用70亩耕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要求。然而，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而兴建的新型农村社区，转

14、眼间却变成了开发商投资的“乡村休闲别墅区”。经村民指点，记者顺着路边“4万平方米乡村休闲别墅区怡丰家园”的指示牌，在黄陵镇政府南边的大片麦地中间，找到了正在施工的怡丰家园小区。小区除临路一边建有大门和临街房外，其余地方均用围墙圈起。进入工地，记者看到，靠近大门处的几幢连体别墅已粗具雏形，有的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一期占地将近70亩，准备建设140幢二层别墅，每户面积在170210平方米之间，每平方米售价1000元左右。黄陵镇一名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当地群众自建房屋，连工带料每平方米成本不过600元左右。乡镇政府和开发商这样一“合作”，大量良田被强行占用不说，农民还要以每平方米

15、超过1000元的价格买房。这到底是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还是坑害农民？这位村民表示，当地确实存在宅基地规划不统一、基础设施不配套、村民乱搭乱建等问题，对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大部分群众充满期待。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以此为由非法强占农民耕地，建成商品房再高价出售给农民。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本身是件好事，但由于封丘是贫困县，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对社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进行补贴，当地又想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所以才选择了和开发商合作建设。方法不对，再加上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招致群众的反对。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根据当地有关部门测算，以每个社区1500户、6000人

16、计算，一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519万元，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投入约434万元。这对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当地财力很难承担得起。没有办法，只好引进资本，打农民土地的主意。此事经新华社反映，问题才得到解决。编辑点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下乡资本为了利益，这两股强力一结合，农民利益如何保障？黄陵镇的问题经媒体曝光后解决了，但它背后的行为逻辑还在，这更让人不安。掠夺农民资源的乡村投资2010年1月6日，广西来宾发生一起性质恶劣的农矿冲突。冲突发生地位于来宾市兴宾区三五乡军屯村。这个村有石料资源，3年前，几位老板合伙前来投资，承包军屯村一片山地开采石料。村民反映，由于采石、

17、运输造成村中排水沟被埋、桥梁道路受损，采石场又不予维修，村民就在村口建起木棚、派人守护，阻止采石场车辆出入，在当地乡政府的调解下，采石场于去年11月停工。然而矛盾并未缓解，反而步步升级。1月6日下午1点左右，村外突然来了10多部小型面包车，车在村口停下后，下来了七八十人，全都戴着白手套。守护木棚的老人告诉记者：“他们一下车就叫不要动，谁动杀谁，然后就烧了木棚。”得知这一消息，村民们陆续赶到村口，堵住暴徒去路，用石头、棍棒、锄头等将暴徒往采石场方向赶，暴徒则从车上拿出猎枪和砍刀回击。第一轮冲突后，村民和暴徒在泥路上对峙起来，三五乡人大主席团主席黄鸿锦随后带领几个乡干部和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劝解双

18、方稳定情绪。“下午5点半左右，从外面又来了四五辆面包车。”村民黄少宁说，他们有四五十人，一下车就拿出猎枪和大砍刀冲了上来，此时在另一头对峙多时的暴徒也冲了下来，在200米左右的距离间形成夹击之势，村民从路两旁的甘蔗地里四散而逃，跑得慢的就中枪或被砍。人群散去后，暴徒乘车离开。两轮袭击共造成10多位村民受刀枪伤，所幸均无生命危险。带队袭击村民的头目已被警方控制。半月谈记者1月9日赶到军屯村，当地人们的恐惧还未消散。说起冲突发生的原因，村民都愤愤不平。原来，这个采石场签合同时非常草率，就是矿老板请几个村民小组长吃了一顿饭，每人给了200元钱的红包，就把合同签了，而且价格太低，每年才给村里几千块钱，

19、又不愿用本村的人到矿上干活，都是从福建等地招来的工人。一开始，村民们以为石场只是普通的石料，后来才知道开采出的都是像大理石一样的方解石，这么好的资源，矿老板赚得盆满钵满，村民们却不能分到多少利益。他们提出，当初签合同未经村民同意，不具备法律效力，要求重新签合同，提高承包价格，矿老板不同意，于是以暴力手段压服村民。编辑点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外来资本在开发农村资源的同时不能使当地农民受益，这与掠夺何异？ 资本下乡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包括谋生方式、居住环境、利益格局乃至思想观念，这种改变不全是消极的或全是积极的。那么，应如何看待资本下乡？面对强势资本，农民应如何维护自身利益，乃

20、至牵手资本共同发展？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以不损害农民利益为前提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最缺乏的是什么？是资金。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对记者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专门请教了同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农业技术专家，让他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在种植养殖技术上的差距。他说，单讲技术的话，两国在很多领域没有什么差距，总体来看，最多差三五年，差距不大。但是要把中国的农业搞到日本的水平，那就难了，差在哪里？主要就是资金。”对此，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也有深刻感受。在全国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河南大用集团的资金支持下，河南省西华县西夏镇后朱村建起了两个标准化养殖小区。这个只

21、有3000多口人的村庄，如今年出栏肉鸡500多万只。依托养殖小区，村里成立了抓鸡队、清粪队、运输队，为养殖业提供服务。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守纪介绍，全村已有200多户村民加入养鸡产业链，年增加收入300多万元。依靠养鸡收入，村里新修了柏油路，安装了路灯。不过这也并不是没有风险。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对记者说：“如果资本经营不善，其严重后果往往都要由农民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在于，资本并不是进入农村的所有领域都能带来双赢的结果。徐祥临说：“在农村，什么地方最缺乏资金？是农业发展和村庄建设。可是恰恰在这些领域，投资的收益很低或者根本没有收益，不在农民身上打主意，资本怎么肯进入农村？”

22、“现在绝大多数的资本进入农村，都是冲着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来的，如果政府说不让动土地，资本立马就会缩回去。”徐祥临说，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对抗资本。所以原则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既可以上山，也可以下乡，这不存在问题，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过程中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对此，中央的政策精神是明确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资本替代农民应慎行如今，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引导资本进入农村，在贺雪峰看来，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政绩，希望资本下乡搞现代农业，从而获得政绩。二是希望获得更多地方财政收入。三是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资本农业比小农经济要好，而不理解家庭承包经营对于维持

23、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性。”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农民收入中，约有一半来自农业，另外一半来自外出务工经商，而且绝大多数农户家庭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同时获取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即年龄大的父母一辈在家务农，年轻人外出务工。正是同时有务工和务农收入，农户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生活。离开务农收入，仅靠务工收入，农户的生活水平是不稳定的。这说明了在农业生产领域，以资本快速替代农民的危险性。虽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但贺雪峰认为，这与资本下乡有所不同，“配置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包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才可以让资源配置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24、组长陈锡文对资本替代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也很担心，他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有不少地方对于引进工商资本经营农业很热衷，公司企业大户去了，把农民土地租赁过来，效率肯定高，因为它的投资大，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对市场也比较了解。但问题是大公司不可能把原来种地的农民都雇用过来，剩下的农民怎么办？我觉得这是光考虑到了农业的效率问题，没有考虑到农民的转移、农村的稳定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我们的任何一种做法都不能只考虑“一农”，而必须统筹考虑“三农”。在专家们看来，“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而非农业”。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主张，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让农民之间

25、自己流转，尤其是政府不要搞强力推进。在种植环节上，不要强调引进城市资本。城市资本要引进，但应该是在服务的环节、加工的环节、流通的环节引进，在种植业的环节上，还是应该维持家庭承包经营。强化农民发展的主体地位不管在哪个环节上引进资本，农民都总是处在弱势的地位，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资本下乡与谁对接的问题。”徐祥临说，如果资本总是与小农户对接的话，农民利益就很难保障，因为小农没有谈判的能力。实际上，资本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就是一个博弈，如果资本不来，农民各家种各家的，很难发展高效农业。资本来了之后，给予农民的可能会多一点，但也就是多一点。在这个谈判博弈的过程中，资本处于强

26、势地位，农户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情况下政府会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因为引入资本，地方经济会活跃一些，农村面貌也会改善一些。同时，政府也很难帮着农户与资本对等谈判，提高农户在收益中的分成比例。如果那样，资本就不来了，所以农民总是吃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徐祥临说，发达国家其实有共同的经验，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它的基本经营单位是农户，但经营主体，是在农户基础之上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与资本对接，比如说为工厂提供农产品，其价格的高低，就是市场上两个实力对等的主体谈判的结果。这样，农民获得的利益肯定会更大。然而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面临重重障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半月谈记者坦言，我们现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大意义认识还是不足，对合作社发展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对此，徐祥临教授有亲身经历。“我在北京郊区组织了一个农民合作社，我们到当地农村信用社开户，却说我们资金存量不足不能开户，实在要开就得收钱。这是拿其他法人性质单位的标准来要求农民合作社，我觉得不合适。”“政府应该给农户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不是给大资本以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遗憾的是，当前许多地方恰恰是反过来做的。”贺雪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