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含混的奇想——晚清科学小说《新纪元》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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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旧含混的奇想晚清科学小说新纪元研究1908年3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小说林社出版了碧荷馆主人的长篇小说新纪元。作者的真实身份暂不可考，但小说本身的内涵却相当丰富。作为晚清颇为流行的“科学小说”，小说以宏大的想象力，构想了未来已然繁荣昌盛的中国与白种国联盟的一场世界大战。细察之，可以从中发见诸多错综交织的时代因素。既可接触到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绪，对西方科技、制度认识的发展也暗蕴其中；而具体考察小说的文类特征，又能剖出文学在历史中发展的脉络。职是，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便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纪年之争：革命隐喻中的悖论 这场发生在世纪末（西元一九九九年）的战争，起因竟是一

2、个形而上的事件：中国改用黄帝纪年。书中写到，此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因为自汉、唐以来一径用世主的年号纪年，不便之处甚多：一则国内纪事之历史多所参差，二则除中国之外，其余同种诸国，势不能遵用中国年号，其必各用某国之君主年号无疑。设使三国订一约章，必并列三国君主于上，颇为烦琐。三则同种之国既各用各年号，即势涣情暌，不能如白种诸国之联络一气。四则同种诸国因未有统一的年号之故转使同种之感情缘此减损。” 中国君臣经过商议，一致决定使用从此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就以明年（即西元二零零零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并通电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这一“内政”引

3、起了白种诸国的极大恐慌，“中国人的团体异常团结，各种科学又异常发达，所有水陆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今日中国要使黄种诸国及附属中国的各贡献国，一概都要改用黄帝纪年，明明是要联络黄种的先声！况且中国政府于此事竟独断专行，全然不与我白种各国先行商榷，其用意所在，已可想见！我们白种各国到了此时，若再因循观望，不肯同心协力筹一个抵制黄祸的善法，将来必然受制于中国，为中国所鱼肉了。”基于此种担忧，白种各国代表齐集何来国，制定了十条办法对中国的改制进行抵制。但这个“万国和平会”却将地处欧洲、国内尚有三分之一百姓为白种的匈牙利国排斥在外。匈国国内黄白两种为此事大动

4、干戈，几至酿成内乱。欧洲各国便要派军干涉，匈王向中国求援。中国出于同种之情，派大军前往保护，遂与白种联军展开大战。 小说中的“纪年之争”，其实是现实中的中国社会“纪年之争”的反映。清末，朝廷无能，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渐严重，同时皇权也渐渐倾颓。许多仁人志士对皇权的象征年号发出了挑战。康有为率先提出，中国应采用孔子纪元。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张之洞等人闻之大惊。在1902年成书的大同书里，康有为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他还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卒后百二九年”就是以孔子纪

5、年，从而为自己的主张寻求历史根据。康的学生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总结了孔子纪年的四大优点，支持老师的主张，并大胆地预言：孔子纪年“殆将易天下矣”。梁启超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但“纪年之争”却没有结束。在梁文之前，严复就在1898年的有如三保一文中使用了“开国自黄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的提法。1903年7月，刘师培发表了黄帝纪年说，认定黄帝为汉民族之祖，大力宣扬黄帝纪年：“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如此“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刘还在文章最后署明“黄帝

6、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书”。“黄帝纪年说”为正欲同满清皇权彻底决裂的革命党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即使在民国采用西历之后，学者中仍有不同声音。1912年1月5日、8日，章太炎连发两个宣言，反对采用西历，而主张使用以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为开端的共和纪年。与此同时，康有为建议“改宣统年号与有清国号，但称中华或中国，用孔子纪年或黄帝纪年”。此后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时，仍使用孔子纪年。章、康二人的言行可以说是晚清“纪年之争”的余波 高强清末的纪年之争，华夏文化2000年第三期，P21-22。考虑到写作新纪元的时代背景和纪年本身的重要性，“改历”一事被作者作为小说的楔子，实具有深意。“改历

7、”似乎是强大中国为了自身外交内政方便而进行的改革；但对于文本之外积贫积弱的中国，“改历”却是带有革命号召意味的隐喻。 “黄帝纪年”作为革命党人提出的皇帝年号替代品，具有“民主/民族”的双重理想。年号是皇权的象征，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在年号上煞费苦心，使用美妙的字眼，以寄托皇权千秋万代相传的愿望。每次政权更替，年号就会随之变化。而使用黄帝纪年，就淡化了“当前政权”的威严；这在“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国，无疑消解了皇权的力量。这样的消解就为进一步对皇权的颠覆进行了思想上的准备。性质相近的“孔子纪年”，遭到了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欲人不知本朝也。” 王云珠孔子纪年刍议，孔子研究1998年第三期，P123这就

8、从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对改历的警惕和恐惧。另一方面，当时在很多革命党人的意识里，腐朽的皇权要打倒，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亦必须制止，最终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自强的新中国。新纪元中白种诸国“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的恐惧，显然是作者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激励，以幻想方式曲折表现出的强国愿望。一个强大的中国，自然会彰显自身的价值观；如果接受外国通行的西历，就在极为重要的象征上向西方投降，而这是无法接受的。所以，“纪年之争”被作者作为战事的发端（同时也是世界秩序重组的开始）加以渲染，正是“内争民主，外争族权”的时代思潮在文学中生动的反映。 继续推究下去，改历的革命意图在深层上却潜藏着矛盾。相

9、对于西方以耶稣诞辰为纪年起始，使用黄帝纪年的确彰显了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但相对于只表征朝代更替的年号，黄帝纪年在时间观的演进上，与西历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封建王朝的政权更替，古人仅仅是理解为上一个王朝“气数已尽”“天命已终”，历史只是一个又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在这样的时间观中，“进步”是不能得到确定的概念，这也是很多古人对原始的大同社会充满憧憬的一个原因。“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P18所以黄帝纪年的兴起也表明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新的

10、时间观的接受。基于新的时间观，社会是向前发展、不断进步的，新生的力量一定会蓬勃发展，将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时间观于此时已在中国取得很大影响的达尔文进化论结合，给予了革命党人莫大的鼓舞。因而，采用黄帝纪年，表面上看既摆脱了王朝更替的历史阴影，又独立于世界，但从根本上说却是对西方的学习和认同。由此，黄帝纪年所昭示的革命意图和本质意义发生了断裂和冲突，使文本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的矛盾，在下文论述科学技术时还有涉及，足为小说所体现之时代意识中一个引人注意的层面。黄白大战：国/种/族的原初想象由于纪年问题而引发的世界大战，到第二十回“终战事黄白分胜负，定和局世界息纷争”落下帷幕，智

11、勇双全的黄之盛率领着配备“高科技”武器的中国海军出海迎战白种联军，此时同为“黄种”的亚洲诸国如锡兰、新加坡、日本纷纷大力援助，甚至派军舰助阵；而“美洲、澳洲两洲华工后裔所立的两共和国，与南洋群岛的诸黄种国”也四处袭扰，搅得白种诸国后院不宁。最终，在“黄种”同仇敌忾的打击下，白种联军全军覆没。在红十字会的斡旋下，白种诸国无奈与中国签订和约。细察这份和约，由割地赔款、设立租界到河海航权、传教（孔教）办学无一不似足马关、甲午、辛丑等不平等条约的副本。从小说“未来幻想式”的主题结构上看，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吴汝澄的痴人说梦 (1904) 、李伯元的冰山雪海 (1906

12、) 、陆士谔的新中国 (1910)等等，均是受到清末由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为宣传立宪制而引进的政治小说所影响，其代表便是美国毕拉宓（Edward Bellamy，18501895，今译贝拉米）的政治小说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这部小说描述了2000年的美国已消灭了私有制，一切按劳分配，科技高度发达，精神生活高尚、充实，人类完全征服了自然。社会上没有犯罪，没有军队，没有不平等现象，为人类展現了一幅无比诱人的前景。大同书的作者康有为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413然而形式内容上的模仿

13、并没有改变清末科学政治小说在历史、国家、种族观念上的落后、浮浅与含混，这与当时驳杂的思想背景关系密切。首先，尽管纪年之争昭示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已逐渐接受进化史观，但如王德威所点破的“碧荷馆主人对中国的前瞻，其实是基于一回顾的姿态”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P60，“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循环往复的逻辑早已深植人心，成为民族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深层次的循环史观指引下，新纪元中的世纪末中国亦只能在强大之后，重演世纪初的列强角色，以暴力强权去扩张势力、播撒文化，甚至以统一纪年的时间专制，来对抗以耶稣纪年为根基的西方文明。这种狂热自大的民

14、族主义论调，事实上并未脱离“华尊夷卑”与“天国上朝”的旧式文化民族思想。尽管新纪元中所描写的1999年的中国国力强大，科技先进，且改用立宪政体，中央地方皆有议院，政党会所自由设立，一派“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美好景象，但从其种种行径来看，本质上却仍是将中国放为世界道德教化最优的位置，而其他“异质”文化只能俯首称臣的“华夏中心主义”，这与包容多元文化，推崇普世价值的现代国家精神并无关联。如上文所说，文本表层对线性史观的挪用实际乃是出自对西方的借鉴，这与潜伏在文本内部的旧式循环逻辑构成了乖离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处在历史转折期的晚清社会，其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实际是一种互融互斥的含混状况。其次，正

15、如英国历史学家霍斯邦恩(Eric Hobsbawn)所谓“发明传统”，一个“民族国家”的成立，需要对自身历史进行筛选与重构，从而塑造起具有国族凝聚力的“共同过去”。而新纪元中被立为黄种之先祖的“黄帝”正是这样一种出自从“天下”过渡到“国家”之需要而构造出的“民族肇始者”，它所具有的符号学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其概念的来源与形成过程也充满了混杂。新纪元中中国废除年号并要求地球上同种诸国、附属国一体改用黄帝纪年的依据，便是黄种皆出自同一祖先黄帝。但实际上，中国人自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春秋时期及之前的文献皆未提及黄帝，战国时黄帝之传说才大盛 杨宽，

16、中国上古史导论，顾颉刚等编古史辨7册上编，香港太平书局1963，P189-209，后来黄帝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直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后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转日本传入，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他率领巴克(Bak)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汉民族之前身。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而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亦因而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

17、6，P55-56。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可以看出，倘若追根溯源起来，黄帝并不具备充当中国乃至“黄种”始祖的合法性，而其概念的形成掺杂了传统典籍的记述与外来学说的考证。立黄帝为祖，更多的是出于革新立宪的政治目的，而穿透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外表，究其本质，乃是中国意欲打破闭关锁国的自我中心格局，接受西方式的民族国家（nation）概念改造，而得以被世界体系所接纳的举动。比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新纪元中所表现的混杂矛盾的“种”的观念。如小说首回列举采用黄帝纪年的四大理由中，便句句不离“同种诸国”，而战争爆发焦点之所在“匈耶律国”，也是因为国中“除黄种匈奴后裔外，白种也居三分之一”

18、，而造成国民自我身份认知的混乱。小说情节所围绕的“黄种”说，代表着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将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这显示当时的“种族”概念仍至为模糊。其时，各类匿藏着政治野心的超民族主义论风行于世界各地，如“大亚洲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大土耳其主义”(Pan-Turanism)也造成一定影响。连赴英受训练的严复也简单地把黄种与亚洲等同，把白种与欧洲等同 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1卷，中华书局1986，P86-87。章太炎则说：“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

19、。” 章炳麟著汤志钧编，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P5既然把地理单位与人种单位混为一谈，又把人种与教化混淆，“民族国家”观念显然还未成形。特别是小说中谈到同为黄种的亚洲诸国皆大力援助，而在1895甲午海战、1900八国联军侵华中皆对中国大肆攻掠的日本竟也作为黄种一员派出军舰襄助，作者这种有意对惨痛历史的“忽略”及对邻邦的美化想象，除了显示当时含混的“种族”概念外，还有着更深层的隐意。新纪元第八回中讲到“黄白两种民族因生存竞争之问题上开战，虽然红种、黑种、棕色种三样人尚未绝于世界，然衰耗已甚，不能自立，仅为列强之奴隶。” 这种观念显然源自西方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

20、族理论，以白种人为最上，黄种人其次，而黑红棕为最下。梁启超曾于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P13唐才常认为根据进化论“由贱种进良种之为顺天，由顽种沦非种，由非种至亡种之为逆天。”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P466-467他因而主张黄白通婚的“通种说”。黄白通婚、淘汰黑种的构思后来被康有为纳入大同书中，通种的前提是两个种族地位对等，因此亦暗含黄、白两大人种在全球范围分庭抗

21、礼之意。被白种人歧视为“东亚病夫”的黄种人，本应质疑并打碎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重新确立“天下大同”的平等思想。然恰恰相反，晚清知识分子如康梁之人，却拾起这种伪科学主义的人种等级观念，移形换影，将黄种抬升到与白种同等高度，而蔑欺其他各色人种。在这种话语移植的周围，实际上笼罩着清末社会浮躁狂暴的气质氛围，从小说最后一回的情节便可得见：当白种联军覆灭后，双方议和签订条约时，唯有英、俄两国不肯签字，“说是签了这字，世界上的白种人就要做黄种人的奴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将日本这种对中国存在明显敌意与威胁的国家想象成为“同种”的友好邻邦，暗藏着联结可能的政治军事力量，将久有“黄祸”论的白种列强击溃

22、并统治其民族的野心，由此来证明黄种相对于其他人种的优越性。不辨是非真伪，借彼之矛攻彼之盾，清末人心之浮躁迷乱，由此可见。正如尼采所说“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从新纪元浅白甚至略显稚嫩的文字探究开去，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如今看来十分简单平常的概念，如国家、民族、人种，在其发生或者被引介入汉语语境之初，均经过了十分混杂纷繁的嬗变过程。基于各种思想资源的修辞与叙事共同编织着关于历史的记忆与想象，而历史的原初状态，已如海边的沙滩，被洗刷了亿万遍。科技：中心移位的狂想新纪元是一部描写未来战争的小说，势必大量涉及未来的各种先进武器。据粗略统计，书中提到的在当时可以称为未来武器的装备有20多种，海陆空

23、都有；因而战争是立体进行的，战场开阔，各兵种协同作战，场面煞是精彩。从整部小说看来，作者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但要他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进行较为严密、复杂的推理，还是勉为其难的。这也符合很多晚清知识分子关心世界大事，对现代科技很感兴趣，同时具有没接受系统科学教育的先天缺陷的实际状况。小说中涉及的未来武器，虽则有一定的超前性，但很多也只是已经出现的近代军备的“改进型”。试举几例：“某有一物可以防范，其名叫做行轮保险机，是从前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美国马加亚君所创造。其后美国又有卫来忒其人者，复就其法大加改良。某在湖北工艺学堂时曾仿照卫来忒之式制了一具，又想出法子在机翅上安装了弹簧，不但遇见他舰自能撑开

24、，而且有万余斤的反势力，能够把水面上几千斤重的东西击至数百步外，叫他（水雷）不能妨害。”“当西历一千九百零五年，日俄战于黄海时，日军屡胜。其所以屡胜者，一则因为下濑火药之功；一则有新发表之知觉器一种同时有比国格致家丹布莱克者，用电石仿照无线电报法，以电石等械配合土匣内，每船各置一具今兼此两机之法，制为此项海战知觉器。此器置于舰内，凡三十海里内有无敌舰来袭，及或与他舰相撞，皆可预防，为海战时万不可少之品。”“当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时，英国技士发明电气探矿法，其法与无线电信送电波于空气之理同，今用其法仿造一机，令电气能通过水面，遇水面上有金类质之物，则鸣动必剧；如系水雷等项须用电气燃烧者，则即立时燃

25、发；否则亦鸣动甚剧；故是机亦为海战时万不可少之品。”很容易注意到，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武器装备都是西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发明改造而成。纵观全书，几乎所有的先进科技如此。在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中，很少看到这样的写法。科幻小说作者经常营造一个充满了科幻器物的世界，却不会喋喋不休地介绍每种新发明的前身。新纪元这种写法，是由其特定的写作背景决定的。第一，作者写作的目的，是要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未来充满热情的理想；而那时比较流行的思潮，就是在政治体制上引进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同时大力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科技成果。清廷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也顺应时势采取了诸如“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措施；在其欺骗性充

26、分暴露之前，立宪派对国家前途一度满怀希望。新纪元里描写的先进武器都是西洋新式武器的中国改进型，一则说明作者（他的背后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世界科技动态的关注；二则表现了他对“洋为中用”定可见效抱有极大的信心。第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非常深远，作者显然也是这一口号的信奉者。很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上仍然怀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称西方为“蛮夷之地”，但对西方科技的先进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主张虚心学习，藉此壮大自己，重振帝国的雄威；在新纪元里，这种崇尚西学的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祖先曾以四大发明福荫人类的中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原创性的科技成就了。纵览新纪元，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的“科技成果

27、”的就只有末尾提到的两个“武昌城里实业学堂的学生”的发明。一个叫沈作霖的学生道：“某并无他长，不过化学略识皮毛，能将药水分解泥土，提出各种营养料，以备军中乏食时可以无虞饥饿而已。”另一个叫尹家衡的学生则说：“某也没有什么长技，不过能造水火二物，预备军中不时之需而已。”这些在今日仍让人觉得超越时代的“发明”，当时真可说是荒诞了。而从西洋新式武器的改进版一下跃进到没有多少科学依据的狂想，鸿沟的产生只是因为后者失去了西洋科技的依托！第三，作者的头脑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幻小说”或“科学小说”的定义（事实上直至今日这些概念仍然是开放性的，众说纷纭），也不受到具体文类特性的约束，因此在小说中存在各种文类

28、交织的影响。即使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和借鉴已经达到了几乎不能“自力更生”的程度，别种文类仍会顽强地显现其作用。如类似声纳的设备被称为“洞九渊宝镜”，正是对战争神魔斗法式的想象。倘不考虑具体的工作原理，声纳在屏幕上显示出敌方潜水艇与神魔小说中“洞九渊宝镜”照出遁于水中或地下的妖魔奇人的确有几分相似。这样滑稽的对比就更能反映作者思维在深层的含混。一方面是对西方科技亦步亦趋的学习，另一方面对科技的认识依然浅薄。尽管这比昔日的闭关自守已经大有进步，但如不能培育出本国科技自主发展的能力，学习西方就是狭隘而终将失败的。如果将新纪元和半个世纪前的一部中国小说荡寇志相对比，则新纪元所反映的中国在技术层面上对西方的

29、依赖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俞万春的荡寇志（1853）是一部对水浒传的建构进行颠覆的“反水浒”小说。作者怀着“以毒攻毒”的企图，改写了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与宋朝官府和解的情节。在荡寇志中，梁山泊好汉全都是些犯上作乱的贼寇，而一群男女侠客对这些贼寇进行征讨的英雄行径则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小说的主题，不在本文的关注范围内；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小说中大批带有科幻色彩的武器装备，如“奔雷车”，正面刻一巨兽头面，其功能乃如一个可以移动的三层战塔。上层的武器是两门火铳，两只笆斗大的巨兽眼睛装置炮眼；可以连发四十铳火药、铅子，厉害非常。中层藏有兵士，可从巨兽口内发射弩箭，下层则遍置钩矛蒺藜。全车密封，有特殊的“装甲”保护，

30、火箭铳炮根本不能造成威胁。更妙的是这车的车底装有砰板，轮边又有尖齿，类似现代坦克的履带，所以任何地形都可以行驶自如。若非这车仍需要马匹带动，活脱脱就是一辆坦克车。这样的装备还有“机器狮子”、“飞天神雷”、“沉螺舟”等。俞万春不仅仅“发明”了这些武器的名称，他还精密地描述了这些武器的设计和制造，以及它们在攻防战事中的长处和弱点。此外，俞万春对较为传统的攻击武器如弩箭、地雷、火炮等的属性也非常熟悉。由此荡寇志展现了一幅新老武器齐齐登场、战势激烈复杂的图景。有研究者认为，“俞万春堪称中国军事演义技术层面的先驱者之一” 王德威重读荡寇志，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P430

31、。小说中白瓦尔罕这个人物非常关键。他是大西洋欧罗巴人氏，中等身材，粉红色面皮，碧睛黄发，深目高鼻。这个洋人谙熟武器设计和制造，他成为梁山泊“军事科研”负责人之后，设计了诸如奔雷车等一系列先进武器，屡屡大破宋军。后来，白瓦尔罕被宋军擒获，归顺宋朝。作者对这个人物身世背景和命运的设置是隐含深意的。据说白瓦尔罕一直倾慕中国文化，其祖上原系渊渠国人，而渊渠本属中国。白瓦尔罕本人则生于澳门，长在中国，习得中华言语、礼仪和风俗。他尽得父亲真传后，本想为宋廷出一把力，但却遭到权奸的嫉妒、陷害，历经磨难，不得不上梁山落草。他对大宋忠心犹存，所以在被捕获后立刻诚心归服，并献上军械秘笈轮机经。白瓦尔罕的归顺彰显了

32、中国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这与晚清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吻合的：西洋的确有着强大的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必须假西方先进技术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中国还是先进的。由此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论断。与之相比较，同为军事演义小说的新纪元在政治上抛弃了传统的专制制度，转而渲染采取君主立宪制的中国的强大。这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在时代精神上具体而微的表现。当然，器物的学习借鉴并没有停止；而在这个层面上心态的变化，则往往为人所忽视。在新纪元里，几乎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是西洋已有的最新发明之改进版，作者没有说，但可以体会到他对西洋科技心诚悦服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是

33、潜藏在“打倒西方”的主题之下的；荡寇志则不然，白瓦尔罕的发明创造，一方面多次遭到宋军军师刘慧娘之针锋相对的发明创造的打压，另一方面，当梁山泊军师吴用指出“奔雷车”并非异邦之物，而是沿用中国古代“吕公车”的模式加以改进时，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已经暴露无遗了。白瓦尔罕是作为西方先进科技的化身出现的；但从他在小说的身世来看，他既是假中国人，又是伪中国人，不仅对“伟大的”中国文化心诚悦服，而且他不可思议的技能也终究是源于华夏的。在此，小说显示出一种本土的本质主义倾向：西方技术归根到底并无新意可言；毋宁说，所谓的科学新知，其实中国老祖宗都已发现，因此它尽可以被同化到其原初的形式当中 王德威重读荡寇志，晚明

34、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P434。因而把荡寇志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就能体会到弥散其中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富国强兵”复杂的渴望和焦虑。新纪元对西方的学习，则是从制度到器物，衷心推崇，一体学习，并且加以改造，洋为中用，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两部小说的差异，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逐渐加深的同时，对“西学”和“学西”认识的深化。然而“变”与“不变”总是相辅相成的，新纪元在“一力学西”的新特点里，又体现了荡寇志中已见端倪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以夷管夷”的思想，而且简单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只要尊奉“拿来主义”，就可以很轻易地回到对“夷”们的优势

35、地位。但如果是这样，洋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俞万春和碧荷馆主人对自强道路的想象，仍然掺杂了“天朝上国”非理性的自尊，而未能进入真正的“现代”层面。斗法：科学外衣下的神魔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小说类型，如果从人们认可的玛丽雪莱（Mary. G. Shelley，17971851）创作的第一篇科学小说弗兰肯斯泰因（或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 Theus）算起，不过才180年的历史。科学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在现有的科学原理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故事情节的展开必须经得起严密的逻辑推理。当

36、然，这种观念是到今日才大致达成共识的。 对于国人而言，素来只知“格致”而不知有“科学”，“科学”这个词乃至晚近才由日本传入，更惶论以幻想未来为主题的小说。如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开篇便提到“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做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但时至晚清，人心思变，西方列强的枪炮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师夷”的眼光首先对准了先进的科技器物，再及政治体制。而科学小说在这时的大量出现，乃承担起“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的时

37、代任务，是在“小说界革命”浪潮簇拥下产生的用于宣扬共和、启发民智的工具。既是新生事物，且多从翻译小说借鉴而来，因此晚清文学界对于“科学小说”始终没有清晰严谨的概念，只有通过对传统创作的追溯而获得类比的观念。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小说丛话中说：“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文，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侠人的这段话是对我国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最早评价，其中关于中国无科学小说的原因分析深中肯綮

38、，但他将镜花缘与西游记作为科学小说的传统典范却失之牵强，这暴露出时人对科学小说的认识仍停留于十分肤浅甚至谬误层出的阶段，未能明确“科学小说”之“科学”与其他传统小说类型中“技艺”、“器物”甚至“法术”间的区别，造成创作中出现文体“混类”的现象。所谓“混类”，即是在一部小说中出现几种不同类型小说的元素，形成杂糅的效果，这种现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层现不穷，如水浒传第四十一回“还道村授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神女”及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魂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便是在非神魔小说中掺入的神魔元素。碧荷馆主人在小说开头说道“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随

39、后又点明“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可见“科学”对于清末原创科学小说而言，不过是件时髦外衣，而在此外衣下作者一面从翻译小说中吸收侦探、政治等小说类型，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学资源中汲取了神魔、世情、公案、战争等小说模式，造成晚清科学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游离于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之间的混乱状态。以新纪元为例进行深入解读，便可看清作者是如何借“科学”之外衣，囊括种种传统或外来的思想资源，自觉不自觉地对传统神魔小说进行“戏拟”及重构的文本游戏。新纪元第一回便论道“现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形下之学

40、，新学界都唤做科学。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照此看来，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那科学的发达，一定到了极点。”由此可见，作者对科学的认识，仍是由“格致之学”的概念改头换面而来，虽吸收了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但终究是皮相。因此不难理解，战斗中出现的并非纯粹的高科技乃是西方科技成果与传统奇思妙想的结合物，既有科学依据较充分的海战知觉器、如意艮止圈、“化水为火”法，又有魔幻意味甚浓的“分解泥土”法、追魂砂以及用引电各物造成的“消电药水”。而细究这些先进武器的名谓，也是由两类组成，一类平实点明性能功用，如行轮保险机、水面步行器、潜水服、避电衣等；而另一类则带着浓厚的神幻色彩，如洞九渊宝镜、如意艮止圈、

41、追魂沙等，小说想象资源的含混性由此得见。内容上，新纪元糅合了政治、战争、科学、神魔等多种小说元素，是典型的“混类”文本。倘若从文本表层看，黄白双方出动各色新异武器，你来我往，一场人种大战打得有声有色，甚为热闹，似乎具备了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的要素，但细读之下，可以发现文本中存在许多表意“裂缝”，这些裂缝是打开文本表层而到达“潜文本”的入口，从而暴露出新纪元赖以生长的根柢，并非战争小说，乃是神魔史话小说。如第三回借金作砺之口说出“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的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却演变为第八回“有法宝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的简陋见解。这种单纯停留在器物比拼上的

42、观念，无论是与现代或者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相比，都谬之甚远。但小说中双方奇招频出，相生相克的模式却与神魔小说中“一物降一物”的套路近同。如第十四回中白种联军出动水面步行器，破坏黄种阵地后，便有能人献出如意艮止圈（实为电网），大败夜袭的敌兵，而敌方又出避电保险衣化解之；再如以“化水为火”法破绿气炮，以日光镜破气球队，均出自神魔小说中赛法宝、比法术的经典模式。无怪乎作者自己也说道“当初十九世纪出世的人，那晓得百年之后世界上有如此奇异的战争，像这般的战争，岂不与西游记、封神榜上所说的话相仿佛？”。明朝的封神演义是神魔（神怪）史话小说的代表作，此类小说是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衍化出的一支，“借一定的历

43、史人物（或某种历史大背景）作为由头，演述虚构的神怪故事，具体地表现虚构的神怪人物的神怪事，抽象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 林辰，神怪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P16。新纪元中战争场面的描写，确实让人不时联想起封神演义中哪吒、雷震子、土行孙等奇人轮番上阵，杏黄旗、混天绫、乾坤圈等宝物大显神通的神魔大战。装置了弹簧机翅“能够把水面上几千斤重的东西击至数百步外”的行轮保险机于今天看来，或许荒谬而无实际意义，但对比起姜子牙“展一展什么法宝也不能落下来伤人”的杏黄旗，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黄白双方能人异士各出奇招的场面，就如阐截两教，轮番布阵破阵的模式。而黄军统帅黄之盛在战事正酣之时，竟离开前线

44、，回到深山请隐居的师傅刘绳祖带着“化水为火”法出山救急，这无论在现实或在战争小说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雷同于封神中通天教主为“诛仙阵”而拿出镇洞之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亲自临阵还不保成功，又请来西方教主助阵的情节。一次比一次升级的战斗，正如一个比一个险恶的阵势，将黄/白（实际上是神/魔的类比）之间的正邪较量推向高潮，而命定的结局自古从未被改写过。碧荷馆主人借着“科学”“进步”之名，却戏拟出神魔小说的神髓，历史的吊诡便暗蕴其间。回到形式上，新纪元仍没有摆脱传统话本白话小说的体制，以“话说”入话，每回都有概括性的诗文作结，如第二十回最后 “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力挽天行”便是对全书主题的提炼升华。

45、叙事角度仍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保留了古代“说话人”讲述故事的痕迹，可以自由地介绍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生活经历，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各个场景间穿梭跳跃。虽然新纪元在创作理念上受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影响颇深，但并未学习后者具有突破意义的“幻梦倒影之法”，即叙事时间上的倒叙手法，但却屏弃了“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的缺点，将政治观念及议论较为妥帖地缝合入故事的情节，可谓一大进步。自清乾隆至道光前期（1840年），神魔小说在世情小说及黜华崇实的文学观念冲击下，已逐步走向衰亡，但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及美学效果使得这一小说类型历经时代变迁仍得以“借尸还

46、魂”，如晚清的新荒诞小说及科学小说便多受神魔小说结构模式、人物情节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但不管是披着何种“外衣”，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此天地翻覆的巨变时刻，小说中所包藏的必是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世事时政的关切，因为始终不变的，是文学里那颗人情的内核。单纯地考察新纪元的文本，其审美价值并不高；然而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语言神话，更是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真切体现。在新纪元中，学习西方、独立自强的时代背景昭然可见，涉及纪年、科技、制度、理论等多个层面；即以文学自身而言，新纪元所反映出的文类演变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亦有重要意义。此外，晚清时节新旧交替、各种思潮众声喧哗的状况，也使得小说潜藏

47、着大量含混、冲突之处。对新纪元内在矛盾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会和理解晚清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的心态。文学对历史特殊的观照作用，正在于此。致谢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如期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在这一年里，学习是非常紧张的，能够在并不充裕的时间写出有一定质量的论文，首先要感谢张颐武老师对我们的精心指导。在论文的选题、结构安排、叙述方式、语言规范等诸多问题，张老师都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宝贵意见，为我们的论文写作指出了正确方向。同时，我们要感谢教务部负责校长基金资助项目管理的王海欣老师。从开始申请基金资助到课题结题，王老师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她在开题、中期和结题三个阶段的督促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更有系统

48、性和层次性。参考文献：剑桥中华民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阿英晚清小说史 东方出版社1996胡适胡适文存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夏志清文学的前途 纯文学出版社（台）1975魏绍昌孽海花资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新纪元（卷五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商务印书馆200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 三联书店1998顾颉刚等编古史辨7册上编 香港太平书局1963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