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诗的唤起——读陈仲义《百新诗百种解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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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的唤起读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 诗的唤起读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孙金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14)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0)-06-0077-03一任何解释,都是选择认知的结果。 符号载体,作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能指以“被感知”为第一要求。然而感知(perceived)却不是认知(recognzed),而被解释( interpreted)的则更少。艺术不同于科学之处,即在于其对从感知中寻找认知过程的减缓:让人乐在其中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认知的结果,意义在此成为第二位的。作为无符号而不立的诗歌艺术,自然也不例外。有

2、了这层认知,何以“诗无达诂”会成为文学理论中一个不易解决又争论很多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补订中有如下两段文字:春秋繁露精英曰:“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曰:“诗无通故”,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 inex-plicit),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乎一。既通(disclosure)正解,余解杜绝(closure)。609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诺瓦利斯尝

3、言瓦勒利现身说法,其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古之诗人,原本性情,读者各为感触,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意亦“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而取禅语为喻也。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297虽然“正解”、“余解”之说,对于当下已经经历了新诗现代化以及现代解诗学的诗歌研究者来说,有些“落伍”是在所难免的。但钱钟书先生所强调的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目的并非在“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主要在于如何跳出“原本性情”看似有解实无“正解”的说诗窠臼“神韵”、“

4、格调”、“意境”之类,依诗艺“索乎隐”提出对“诗义”的解释。这其实与其文中所提及的结构主义式解诗方式是相契合的,并且,以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之批评眼界,能有此提法,也必有其深意。 世界文学批评理论进入20世纪才开始大跨步,形式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构成了文学/文化批评的四个基本理论支柱。近半个世纪以来,虽流派迭出,无非都是以上四个支柱理论的结合、应用与发展。接近百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的变动引发词长的变化,由此导致诗歌从韵律到内容的变动,诗歌现代化势所必至。艺术“陌生化”要求的进一步长驱直入,以形式论、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等理论为基础的现代

5、解诗学,也必将替代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在新诗现代化过程中,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金克木到李健吾、卞之琳、废名、袁可嘉等,以“解诗”缩短读者和诗人之间心理距离的诗学实践,催生了一种更专注于“作品的有机性与整体性”的本体论批评的问世,也奠定了解决中国新诗理解问题的基调。 新诗的语词跨跳、取譬、通感、省略等等表现技巧,慢慢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众口一声简单地认为现代派诗朦胧晦涩、不好懂而加以否定的时代,由于现代解诗学的出现便告结束了。”3720世纪80年代,随着“朦胧诗”、“后新诗潮”的崛起,诗歌又一次大规模地对惯性思维和理解力进行挑战。在此情境下,孙玉石提出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大课题,并将现代解

6、诗学的理论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314企图从以客观的文本阐释为主的本体性批评,向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进一步转变。尤其面对解构的“后现代”诗歌的勃兴,在主体多元化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展开多元化诗学批评,也成为一条势在必行的“解诗”之路。 毋庸置疑,一首诗唤起的经验是繁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这种繁复才带来解释的快乐以及批评的持久生命力。传统的“神韵”、“格调”、“意境”、“隔”与“不隔”之说,毕竟过于“雾里看花”,新诗或许需要更为切合的方式才能“庖丁解牛”,这也是相随百年新诗而展开的“解诗学”企图完善的工程

7、。然而,或许由于诗歌的逐渐边缘化,或许由于批评者过于裹足于“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解诗”工作似乎越发成为一小撮精英分子的内部事务,殊不知这项工程不仅关乎新诗的具体实践,尽管中国的新诗理论总有滞后于其实践之嫌,也关乎新诗的传承如何避免新的一代人因视其为“鸡肋”而“相忘于江湖”。 这是亟需中国新诗研究者解决的问题,早年的废名先生,曾自觉尝试着以现代诗的文本解释理论与实践进入大学课堂。当下,陈仲义集中出版百年新诗百种解读,意图同时解决的也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二百年新诗百种解读“精挑细选”了自“五四”至当下近百年间142首新诗,基本以“五四”、“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

8、80后”、“后现代”的分期而为六辑。 2004年,陈仲义曾出版现代诗技艺透析,相隔5年,百年新诗百种解读讨论的起点依然是新诗的技艺。不同之处在于,这本书着力点在于“为弥补新诗教科书新诗选本的缺憾,试探一条专著与教材相结合的两栖路子”。或许正是想努力做到打开阅读空间,重读经典与发掘新品并举,以及将教学与学术融合,普及诗歌修辞技艺和新诗写作入门,才在不计其数的百年新诗选拔中,“不按照通常公认的绝对标准进行,而是基本上采用每一种类型只选一种的准入制度”,4401万里挑一地淘洗出这142首进行审美展示,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见作者的决心,同时这本书也在几个方面显现作者的良苦用心。 (一)以刘半农的一个小农

9、家的暮作为起首篇目常写文章的人或许都能心领神会,第一个句子往往在奠定文章的格调。在意新诗史的选者,固然不能避开胡适的两只蝴蝶,注重诗歌审美性的选者,或许会将眼光瞄准沈尹默的月夜。关于刘半农,流传最广的也是赵元任为其谱曲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而将其一个小农家的暮作为百年新诗第一首,这应该是各大选本中的第一次。并且,陈仲义认为“作者娴熟地用地道的白话语,转换了那些由单音与平仄组合的古老情韵,一跃而成为中国新田园诗的开山之作”。44百年新诗,在承载“新话语”的过程中,一直必须面对如何对旧体诗词既能挣脱又能承续的问题。尤其早期白话文学要求“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

10、通俗的社会文学”,一个小农家的暮“求真自然,贴近底层,朴实地写就劳动情景、吟哦人伦情调,用了最古老的白描手段,收获了可贵的质直、拙朴之美”,44在以现代白话与古老的白描手法摹写普通人生方面的成功,使其成为早期白话诗少有的留存之作,这或许正是陈仲义选择以此诗开篇的原因。 (二)切割一辑,专为“70后”、“80后”年轻诗人准备即使1970年出生的诗人,现在也不过而立之年。更多的不踰而立的诗人,即使被认为“太嫩”,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然而,“太嫩”的诗人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大有人在。冰心21岁出版诗集繁星、26岁出版诗集春水;冯至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时也不过22岁;鲁迅23岁写出自题小像;女神

11、问世时,郭沫若也才29岁。而T. S.艾略特与里尔克在25岁时,已经在思考人生的转向了。由此反观中国当下的年轻诗人,或许也无需自卑于这种“嫩”。 在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陈仲义也曾专门讨论过“70后”、“80后”的诗歌写作,认为这群年轻的诗人是在“焦虑和承嗣中立足”。5作为以出生年代为依据、被命名的族群,焦虑于主体性的伸张与身份的认同,在所难免。尤其是 80后生人,没有过切肤之痛的集体受难,还要面对现实人生的物欲上涨,与“游戏机”相伴的是缺乏使命感的“游戏”精神,不被看好,更是在所难免。然而一代人必须有一代人的诗歌,这也是一种可以被支付的话语权力,关键在于考官是否有愿意发现的眼睛与愿意包容其成长

12、的心。如生于1980年代的阿斐,在众口铄金中只以两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孩子”,就简单勾勒出总拿自己当“孩子”的这一代的现实失落与精神困惑。这代人的“彷徨”或许只有这代人才能书写,并且,只有真诚地与其相遇才能更深层地相互贴近。 (三)多向度借重各种批评方式展现新诗的“特殊知识”(陈仲义语)修辞技艺78作者在书的后记中声称:“本书完全集中于文本细部,着力开发诗歌美学元素与诗歌技艺(陌生化、张力、含混、语感、智性、换喻、畸联、反讽、戏剧性、变形、俳谐、空白、密度、戏拟、镶嵌)。采用多角度多方法切入:包括语义学、症状学、现象学、心理分析、原型、互文性等”,“主要倚重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方

13、法,以真切的个人感悟,穿梭于各文本肌理间。”4402对于这一百多首诗的解读,主要以进入诗歌的细部纹理的方式,既对“张力”、“象喻”、“空白”等新诗修辞技艺以及后现代诗的新质素间离效果、撒娇思维等进行探赜索隐,又据此呈现一首诗的生成法则与理解渠道。 虽然区别于中国传统解诗学过分追求字义的考据疏证,从而避免陷入穿凿和繁琐的附庸主义,却也并非在进入新批评派完全杜绝了解作者创作意图,而将作品剖析带入封闭式的细读和注释的形式主义。如解读高玉磊的风吹杜甫,甚至会转身尝试一把“老祖宗的直觉式感悟批评”,侧重于印象、感悟,且“告诫自己严禁意义搜索”。4306而关于舒婷的在潮湿的小站上的解读,在将其对几幅画面的

14、白描与电影镜头的切换相联姻的过程中,解诗也便有了摄影师细化工作的意味;对郑愁予错误的解读是师生间的课堂讨论;对沈浩波静物的解读类似于一场正反方的辩论;对倪湛舸哲学的安慰的解读又发生在朋友的聊天对话之间诸如此类的情景剧式展示,似乎有意让对新诗的鉴赏过程具象化、立体化,从而借鉴于诗歌的具体教学。 以上粗疏列出的几点,已经可以看出陈仲义对诗史与诗歌本体有其“度”的把握。对于诗之“选”,已经成为经典的与正在生成的,并不会厚此薄彼;对于诗歌解读,他提供的是“可以如此解”,而并非“必须如此解”,避免了非此即彼的过度约束。甚至偶尔语走偏锋,亦庄亦谐,让诗之解余味悠深。如对余光中长城谣的解读,突然甩出:“利用

15、错觉,以假乱真,余光中不愧是诗歌界制造冤假错的高手”,“读余光中,小心点!”450不管是似是而非的反讽,还是正言反说的幽默,都留有未尽之语以供读者自我揣度。 三1935年,废名就曾开设“现代文艺”课“谈新诗”,且没有依照胡适说的偏于以新诗历史与流派为主的意见,6而注重的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依据的文本阐释的方法,对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鲁迅、周作人、“湖畔”诗人、冰心、郭沫若的诗歌进行讲解。抗战后返回北大任教时期,又开始对卞之琳、冯至、林庚、朱英诞进行读解。同时,也对自己以“晦涩”著称的现代禅诗诗作,展开诗人“自白”式评析。然而,一则体制的约束,再则现代诗对瞬间体验的格外要求,三则此等从事

16、专门的新诗“教学”式的新诗研究者与专家甚少,“直到现在,许多大学、中学语文老师仍旧感到进入现代诗很难,甚至一些新诗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现代诗的晦涩也颇有微词,更遑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接触甚少的各类学生如何有效进入现代诗就成为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问题。”41陈仲义如是关心,也便依此行动。百年新诗百种解读无论于新诗教学,还是于新诗实践,都有其独特价值。诚如斯言:“诗歌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条皱纹都是阅读入口”,43而只要如同这本书所努力做到的、对诗歌进行“用心、动心、耐心”的解读,诗歌必定也会全方位地打开各条通往罗马的路。 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会怎么做。 参考文献: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84.袁可嘉.诗与晦涩M论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00.3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4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5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4.6程鹤西.怀废名J.新文学史料, 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