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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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 论文关键词郭沫若;抗战;日本文化;启蒙思想 论文摘要郭沫若借助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两大启蒙话语方式,延续着“毁灭一创造”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文化抗战”思想体系,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在特殊形势下对现代文化进行了艰难的重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蛰伏了十年的郭沫若放弃了纯和学术的研究,回到祖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宣传组织工作中。在犬牙交错的军事的复杂局势中,众多矛盾赋予了他多重的角色,他以通权达变的政治智慧开始了
2、他的人生角色穿梭。郭沫若在与世界和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之间的对话中,其大量言论构成一种“活”的话语系统,充满着意向性、指向性、无不具有“在场”感。 在抗战宣传的艰难对话中,郭沫若首先面临着中日两国和文化关系问题。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中西文化之桥,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近现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日本现代启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进化论和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启蒙中共有的话语方式。 郭沫若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曾在日本居住近二十年,对日本侵华战争发动的文化和国民基础,有着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
3、,日本是郭沫若的妻国,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日本的自然风物及人情,带给他创作的许多灵感。这里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催生了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的要素,这从郭沫若与日本现代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关系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史学教授,是日本中领域内两大学派之一“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有非常深厚的汉学造诣,曾十次来华考察,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问题专著,并长期地保留着与中国学者直接的学术交流,是著名的“支那通”。由于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辛亥革命后,内藤积极筹划,安排了王国维、罗振
4、玉避居京都。这两位学者的到来及学术交流,直接将二重证据法(即地下实物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注入京都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之中。郭沫若1928年避难日本后,转向历史考古研究时,曾将关注目光投射到京都学派身上。1932年,在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推介下,郭沫若前往京都拜会了该学派盟主内藤,并在其书斋“恭仁山庄”进行了学术交流,郭沫若谈及甲骨文研究的见解,第二天还以诗词访恭仁山庄表达对内藤的敬重,内藤也向郭沫若提供了所需的拓本资料。内藤去世后,郭沫若从报上得到这一消息,“为之抚然者长之”。1955年,郭沫若到日本访问时,还特意凭吊了内藤的墓。可以说,郭沫若在辨证唯物史观的下,具体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5、在日本期间成功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与京都学派的学术滋养是有一定联系的。 从上述个人交往事实中,也可以看到郭沫若与内藤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学术情谊的。但是在抗日战争特定的语境下,郭沫若没有记载这些交往事实,反而在文章中公开批判了内藤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价值判断。这是由郭沫若回国后,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所决定的,是由维护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中日间成为交战的敌对国时,卿卿我我去奢谈两国学者间个人的学术友谊是不可能的。纵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大量的对日言论,可以看到他主要着眼于在日本受歧视,受欺凌的生存体验,直面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和进化论思想,从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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