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综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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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综论 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综论徐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董之林提供了一种回返本原的研究与批评范式,即在文化网络中对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进行历史的研究、审美的批评。为此,董之林在治史观念上,试图以双向反思的方式探勘历史相关性的“缝隙”;在叙史方式上,试图以多种方法宽而微地体悟历史细节并审美叙述;在叙史主体的建构上,试图以守护方寸、反抗虚无的自我矛盾体确立一位学者在这个混乱时代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历史相关性;治史观念;叙史方式;叙史主体中图分类号: I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

2、2010)-06-0019-07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历史记忆越来越丰富、驳杂,评价尺度也不断变幻、犹疑。尽管当代文学的历史记忆在史料探勘过程中被逐渐梳理、厘清,但那些曾经“被扭结”在当代文学中的诸多历史问题不仅没有远去,反而与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缠绕在一起,更加迫切地摆放在研究者的案前。如何在学科史层面重述当代文学的历史问题?如何通过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返观当代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如何对当代文学的特质进行历史的、审美的评价?显然都是当代文学界亟需认真面对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批评,别有意义。进一步说,董之林固然是以“十七年”小说为主体研究对象,但她的著述所关涉的问

3、题却不局限在“十七年”小说本身,而是充溢了对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观、文学批评的标准及自我观念的重构的思考。由此,董之林的学术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回返本原的研究范式:在历史的相关性中探勘“缝隙”、审美叙述与批评,并探索一位学者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方式。 一治史观念:以双向反思的方式探勘历史相关性的“缝隙”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十分明确地将我们曾经信奉的逻辑的、线性的历史观、文学史观作为质疑的对象。由“五四”所开创,并在80年代得到承继的宏大叙事体系在90年代逐渐解体,而酿成新世纪以来种种新动向竞相涌现的混乱时期。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似乎已经摆

4、脱了以往权威文学史观念的支配,但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效的文学史观念,尚处于茫然状态。如何在“后现代”诸种消解的潮流中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如何让那些飘逝的记忆在当下语境中得到更加深透的领会?如何让历史研究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参照?这些困惑既内含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困境与生机,也生成了董之林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治史观念。 在文学史著述与文学批评中,董之林不仅自觉地追求文学史家超然的公正感,而且热忱地体贴文学史的历史现象,并把立论的矛头指向任何带有简单化色彩的文学史观念。作为50年代出生的一代学人,董之林与她的同代学者一道“对以往那些陷在非此即彼、简单僵死的思维方式

5、”2持有清醒的否决态度。然而,与此同时,董之林又对同代学者所热衷的反拨简单化思维的“后现代”理论持有警惕:“于是论稿完成后,我有一种不安:尽管后现代理论给我一定启发,但它们比较适合于对历史的总结,确切地说,为重述历史开放思路;而不可能成为本土写作与接受的先导。只有深入到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才有对当代小说本土进程更清晰的把握。”2显然,董之林质疑:“后现代”理论如果被不加怀疑地放置到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中,是否会导致另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尤其,董之林与同代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同代学者大多搭乘上80年代的“现代性”列车而催生出多个领域的丰硕成果时,董之林虽然在80年代末已经发表了对东西方文

6、化隐含忧虑的文学评论,但更多处于沉默状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同代学者转乘“后现代”“新轨”,董之林才将“十七年”小说作为自己的学术关注重点,可谓属于滞后的“晚成”。而且,她一进入文学史研究,就选择了一条与主流学术界逆向的道路:在当代学者竞相投身于时尚、追新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时,她却回溯到带有政治运动产儿之嫌的“十七年”小说,并反复考量“十七年”小说独特的文学史贡献。不过,董之林的思路并不属于逆向思维,而是一种双向反思,即董之林在否决意识形态批评标准的同时,并不否认“十七年”小说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而是反思“十七年”小说如何与政治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样,董之林在警惕运用“后现代”理论的同时,并不

7、否认“后现代”理论对于“十七年”小说研究的启发,而是反思“十七年”小说研究为何不能套用“后现代”理论。这样,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实际上陷入了两头都不讨好的孤寂境地:既挑战了以往当代文学史热捧“十七年”文学时“政治标准第一”的成规,又差异于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冷落“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文学史观念。比较而言,后者带给董之林的孤寂更为显在。 那么,当代文学史应持什么样的治史观?董之林在她那条蜿蜒起伏的学术路径中,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她的治史观念:在历史相关性中还原文学史的复杂性。这意味着:董之林所主张的文学史观既非“现代”的线性的文学史观,也非“后现代”“断裂”的文学史观,而是在文学史的绵延中发现“

8、历史”扭结与勾连的“缝隙”。在历史相关性的“缝隙”中,探勘文学史发生、演变的来龙去脉,即是董之林治史观念的核心话语。基于对“一种元叙述的不信任,”8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即是对历史“缝隙”的不断追问。譬如:政治是否能完全决定十七年文学写作?究竟怎样左右了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学?“十七年”小说的政治作用与审美功能之间处于何种关系?“十七年”文学是否与传统文学彻底告别?“新时期文学”是否与“十七年”文学存在一种内在关联?“十七年”作家在依附政治时如何保持一位作家的尊严?等等。1998年6月,董之林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该博士论文在修订时,拓展了艺术类型论的框架局限

9、,意味着董之林意欲建立自己的治史观念:“与类似社会学方式的考察相比,使我更感兴趣的是50年代小说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作品中那些接受了古典和现代小说因素并汇入新的想象,沟通了传统与现实和未来关系的文学要素。”3256看得出来,董之林在第一本学术专著中所确立的治史观念接续了80年代文学史的研究思路:质疑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研究的规定,让文学史研究回到文学自身中来,但她更强调的是对历史相关性的“缝隙”进行解读。这种治史观念在学术专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表现得到更为显著。在该著的后记中,董之林表达了再度选取“十七年”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委:“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后,在其基础上完成的追忆燃情岁

10、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一书,对小说与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有一些补充文字,不过囿于原有的体例、框架,难以更多地展开。基于上述原因,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一书每章第一节的概述部分,是对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简要介绍,这一点在别处行文也多有体现。”4313事实的确如此,比较两本著作,它们的区别不在于篇幅的增加,而在于文学史观念的深化。如果说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的核心词是“艺术类型”,那么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的核心词则是“历史扭结”。开篇的导论部分尤其充满自觉的文学史建构意识,将“困”在“艺术类型”中的文学史人物、事件与作品解放出来,放置在一个充满历史可能性的理性装置

11、中。其他各章无一不是当代文学与当代历史之间细密交叉和错综复杂的扭结点。 只是,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的叙述空间还是有限,“历史扭结”的背后究竟贯穿了怎样的文学史流20董之林在盈尺集前言中说道:“1990年代中后期,我的关注重点转向十七年小说”见董之林: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第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这里所指的“有代表性文学史观念”如洪子诚指出:“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时候, 50-70年代常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时期看待。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30年的大陆中国文学使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进程发生逆转34 ,五四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这一传统才

12、得以接续。”见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第60页。 对“历史相关性”的理解可以参考董之林的文章“历史”背后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相关性问题,见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新”英雄与“老”故事关于五十年代革命传奇小说,见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据董之林自述:“论文中,我对艺术类型研究方法与形式主义批评之间的联系及其差异作分析与说明,但老师的意见还是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即需要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历史关联。”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后记”,见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第3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脉?这些“历史

13、扭结”点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文学史图景?该著似乎意犹未尽。为此,专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深化了董之林的治史观念,“历史扭结”的筋络被打通,“历史流脉”成为了董之林“十七年”小说研究的又一个核心词。于是,这本著作中,“史”的线索更为绵密,历史相关性的“缝隙”更为复杂。至此,董之林在经由“艺术类型”、“历史扭结”的核心词后,又借助“历史流脉”将“十七年”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托举到当代文学史的水面之上。 除了“十七年”小说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作为董之林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翼,同样承载着她的治史观念。在她的论文集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中,无论是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文学评论,还

14、是阐释治史观念的理论文章,或是文化随笔,都隐含着她的治史观念。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于董之林而言,文学的历史研究与当下的现状批评原本就是奇妙的一体两面:了解“历史”的流脉,正是了解“现实”演变的一种方式。“现实”即是历史连续性的复杂延展。反过来说,董之林对文学的历史研究始终置身于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语境。 正是由于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语境的变迁,董之林才确立了“十七年”小说研究的学术关注点。她当然不认同于以往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当代文学史观,但同时也不盲从于“后现代”主义所消解的文学史观。所以,她对文学的现状批评始终投放到历史研究的视域中。她对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范小青、孙惠芬等当代作

15、家作品的解读、评价,始终离不开文学史的链条。或许,正因如此,如果将董之林的历史研究与现状批评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对历史宽容、对当下“严苛”,似乎是董之林治史观念中并行不悖的“双重”尺度。而这种“双重”尺度的选取,恰源自她对文学史的敬畏态度。正因如此,现状批评,作为未来的文学史,批评家有职责在驳杂的现象中“严苛”地辨析。 当然,无论哪种尺度,在历史相关性中还原文学史的复杂性是董之林治史观念的核心。 二叙史方式:在多种方法中宽而微地体悟历史细节并审美叙述客观地说,董之林选取“十七年”小说作为主体研究对象并非首创。早在80年代中期,洪子诚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虽也涉及新时期,但

16、主要是讨论十七年的文学问题。”590年代中期以后,洪子诚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心由“文学艺术”到“文学体制”。这一研究思路不仅推进了“十七年”文学研究,而且带动了学术转型期之际“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然而,董之林不是趋时之人,也不会因为90年代以后学术体制的转型而强迫自己研究一个没有兴趣的学术对象。只是,在这样一个前有开创者的奠基性成果,后有同代学者和新锐学者不断推出的新潮成果的学术背景下,不得不承认,董之林执拗地在“十七年”小说的审美领域进行“深井作业”,无疑处于一种似乎“过时”的尴尬处境。然而,正因如此,董之林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呈现出独特的个人化的叙史方式。 新时期以后,学界尤为推崇

17、国外新方法。到了90年代,学界颇有新方法至上的态势。具有较深厚翻译功底的董之林当然没有必要拒绝新方法的运用。如果新方法确实能够有效地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又何乐而不为呢?董之林在她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中,选取了“比较文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发生学”、“阐释学”和“谱系学”等方法。不过,董之林对新方法的选用并不意味着加入到时尚化的方法热潮流之中,而是相反,她疏离于任何方法热的潮流之外。一切方法的运用,对于董之林来说,固然可以拓宽研究对象所置身的文化网络,但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切方法皆首先忠实于研究者个人对历史细节的细微体悟,并最终回返到文学史的审美叙述世界中。董之林曾经反复强调

18、历史细节对文学史叙述的意义:“文学作品对历史细节的发掘,形成重新叙述的基点,并使已经变得让人无话可说的宏大叙事,又生发出重新讲述的可能。”6146“细节有一种深刻的力量,使宏大的历史产生亲和力,透出真实可感的光泽。与此同时,它们又对已经圆满的历史横生枝节,对原有的观念是一种耗散和消解。”7在此,董之林对历史细节的体悟并没有沿着解构主义的思路碎裂文学史的连续性链条,而是以细弱游丝的历史细节整合出一个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史的叙述世界。 由于董之林依靠于对历史细节的审美体悟力,她的文学史著述甚至给人一种缺乏鲜明理论立场之嫌。这一点,确如陈晓明所说:“但是,在董之林这里,她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所持有的偏向

19、于肯定的态度,并没有一个明确被叙述的新左派的立场或是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就这一点而言,董之林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的肯定性阐释所依据的理论参照系不是太清楚。我想董之林是有意回避了她的理论参照框架。就我对她的知识背景的了解而言,不管是以新左派的立场还是对广义的后学知识谱系,她都有很全面的了解。她回避交待她的理论可能是出于论述上的简练明快的考虑,同时可避免对后学反感的人群的指责。”8陈晓明敏锐地发现了董之林这种祛除理论立场的特别现象,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如何理解?我以为,这一点正是董之林与一般研究者相差异的地方:一般的学者试图以理论立场支配自己的叙史21方式,而董之林则宁愿让叙史方式忠实于个人体悟。

20、其中原因,我倒更愿意相信:董之林警惕一切理论立场对文学史研究的预设,因为任何理论立场的预设与以往政治阐释理论的预设一样都源自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轻慢态度。所以,同样重评“十七年”文学,与一般学者或热捧或冷落的态度不同,董之林却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用巨大的政治变更作为文学史分期点,而在于以不同的时期的政治为前提,先验地对文学进行了等级划分。”8显然,董之林重新考察“十七年”文学,感兴趣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而是为了让“十七年”文学祛除任何阐释理论的遮蔽而回返它本该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进而呈现出当代文学本来的审美面貌。而这种叙史方式,表面上与其他学者很像,实质却

21、是另一个样子。当许多学者在追逐现代性叙事的理论预设时,董之林却剔除一切外在的理论暗示,试图还原那些曾经被诸多现代性理论所遮蔽的历史细节。这一点,正如董之林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时所说:“重新检索和梳理这段历史的目的不在于怀旧,而是想说明,在现代性叙事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似乎显得越来越毋庸置疑的时候,由这种进化论和发展的观念所引导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历史叙述,实在忽略和摈弃了许多本不应该忽略和摈弃的东西。”6184-185然而,在祛除理论的预设之后,董之林如何实现她所预期的治史方式?要知道,“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鸿沟”,97任何一位研究者都无法绕开这个“鸿沟”。对此,董之林的应对方法是:一面借助理论的启示,一面又警惕理论的陷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要作茧自缚:还未开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先被束缚在以往某一种现成的观念中。”10这意味着:在治史方式上,董之林依靠的不是任何理论方法的预定叙述,而是个人对历史细节的审美叙述。具体到操作层面,董之林的文学史著述提供了一种让立论落实到细部的、审美的叙史方式。 进一步说,董之林的文学史著述选取了一种将宽广的文化网络与审美的个案细读相结合的叙史操作方式。 90年代以后,个案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一种有效的文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