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论文再论余华的“主观”现实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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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论余华的“主观”现实观 再论余华的“主观”现实观王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摘要:兄弟的强势推出，余华再次成为小说界议论的中心。除了小说承袭自活着以来的温情叙事以外，余华沉浸在雕琢修饰语言的狂欢中，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应有期待。究其原因，小说没有超越“主观”现实的美学艺术，沦为形式和内容都相对平稳而并没有相得益彰的作品。 关键词:温情叙事;精神真实;主观现实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34(2010)06002704余华在小说创作沉淀十年后，于2005年相继推出长篇小说兄弟(上、下)，这两部小说携着作家本身的余威，加上出版商的大力宣传和运作，本该掀起

2、新一轮的“余华热”。读者翘首以望，评论家摩拳擦掌，都期待着余华带给新世纪小说界的一个欣喜。然而，兄弟(上)推出后，批评家和读者都感到失落，这部小说亮点不多，并没有突破余华已有的艺术功底。究其原因，不难说这与整个小说界的气象相关，关注小人物，从小人物反观历史宏大语境的变迁，这种题材是近年来走俏的，这种手法也是作家所流行采用的。兄弟要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必须有其鲜明的特色。余华在兄弟中放弃了以往鲜明的语言特色和叙事风格，回归到极其朴实的境地，也难免让读者失望。从这个角度上说，兄弟在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越活着。 从活着的艺术特色，反观兄弟的欠缺和得失，能从另一角度解读作家在商业社会中，怎样从迎合读

3、者口味和坚持固有特色中寻找突破。余华一登上文坛，其创作就以不羁狂放的风格，征服读者。余华早期作品以血腥暴力叙述为特色，这贴切地传达时代的迷乱和现实的冷酷。 这一先锋的写作手法征服了读者，也丰富了新时期先锋文学在形式技巧的探索。即使到活着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采用温情叙述之后，余华都以其对现实的深刻表达和描述震撼文坛。余华为此提出了“主观现实”这一说法，因而，剖析这一作家核心艺术观念是解读余华的有效途径。 一、精神上的真实观从现实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客观真实”成为衡量文学的重要审美标准。尤其是对自然主义的提倡，使得文学作品成了对生活的高度镜化。这样一来，文学少了一些虚构，想象力受到极度的限制，使文

4、学无法真正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无法展现丰富的人性景观。对于”真实”，余华偶遇卡夫卡的作品，并得到很大的启发，提出了“精神真实”的观点。作家自言的这种“精神上的真实”，体现在其早期作品中便是充满无秩序、野蛮、残忍、无理性的杀戮，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才是生活的真实。而这都得益于卡夫卡的启示。“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余华的眼中，这种随心所欲的高度自由叙述，能够更充分地表达思想和情感。而卡夫卡的自由叙述则是建立在对客观秩序的颠覆，对理性的瓦解之上的，余华意识到这点，“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一种虚伪28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16

5、8。这种创作主体的内心自由，不仅使余华产生了对事物表象的怀疑，而且使他在小说中进入了生存的本质，人性的深处。余华开始注重挖掘人类精神内部的黑暗，洞察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真相。这种荒诞性的生存，正是作家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和精神体验。余华在谈到对现实的理解时，说到“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所以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3。余华谈及自己早期的作品时认为: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但是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6、便是对常理的破坏。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我这样做的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别人: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168169余华的“主观精神真实观”的核心原则，即是对常理的破坏和偏离。余华在作品中颠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有意破坏常理的叙事，甚至隐隐有对死亡和暴力的狂欢化叙事，为80年代末的文坛带来了强大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上的真实”，给余华的早期作品带来独特的深度时，也带来了作家沉迷暴力叙事的非议。暴力叙事既能成为作家痛快宣泄的一种方式，也有可能成为对作家自身一种伤害。余华也许是深切体会到这一点，也试图寻找突破。余华从来不

7、掩饰对形式技巧上探索的狂热，然而暴力叙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急需作家从精神深度上给予抚慰。于是，活着就成了作家从精神和形式上对暴力叙事负面影响的一种修复，一种突破。 此时，余华逐渐放弃了狂欢化的暴力叙事，转向朴实叙事。朴实叙事，是相对前期先锋叙事的复杂性，走向简单的叙事方式。余华此时并不讲究叙事形式，更关注生存的真实。这与余华对于现实和事实的理解息息相关。余华谈到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是受两位作家的观念影响。一位是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一位不出名作家的看法，“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另一位是古希腊的不知名诗人，他说过“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4。在余华看来，命运比“看法

8、”更接近事实，而事实才是文学的生命力。 余华对文学生命力的追求，反映到小说中就是探求生存真相。而这最直接的途径莫过于对命运的描写。而余华则选择从死亡，从生存的末端来返观生存真相。这种逆向的写作，“向死而生”的哲学思维，促使余华把目光集中在对死亡的描写上。余华从1986年开始创作以来，就热衷于对死亡主题的描写，据他自己统计:仅在1986年，他写的小说中，就有36人被杀或自杀。与其他作家所不同的是，余华写死亡，是以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确地解剖死亡，细致地描写死亡过程，甚至故意延宕死亡，从而给读者带来血腥的毛骨悚然的阅读体验。小说中，不论是自虐还是他虐，是复仇还是反抗，余华精雕细琢地展露死亡的残酷。这

9、与余华自身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余华出生于医生世家，从小在医院长大，耳闻目睹了很多生死事件。这也使得余华更早感受死亡，思考死亡。成年后，余华自己也成了一名牙医，对于苦痛，余华早就把自己磨练成了金刚之身。因而，在余华早期的作品里，叙事是冷漠的，甚至是残酷的。作者就像医生，笔就是冰冷而锋利的手术刀，现实被摆在手术台，被无情而残酷地解剖。血腥、残酷、黑暗成了余华早期作品的风格。这时候的死亡是作为一种“景观”被呈现的，它是大张旗鼓，始终置于他人的观看下呈现的。往事与刑罚中自虐狂，他只有在众人的观看下，才如此兴致盎然地施虐，他在自虐时也试图施虐于观望者。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用自己的意志暴力，以梦境、预言、

10、恐惧来展现人物的死亡，所有他人的死亡都是被算命先生观看着，他成了体验他人死亡的观看者。死亡的“景观化”展示，更接近于作者精神上的真实。死亡和暴力，都饱含着作者对历史和生存真相的精神上接近。 余华试图通过历史的暴力和死亡来探寻真相，这种观念和写作意图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读者和作家都经受暴力美学的审美疲劳，风格转变成了作家的当务之急。活着发表于1992年，被认为是余华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它为余华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不仅被翻译成韩、意、日、法等多国语言，也被张艺谋选中拍成电影，成了一部禁片。小说受到如潮的好评，电影也大获得成功，得到了国外各大影奖的好评。至今为止，这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仍是余

11、华的巅峰之作。但从余华作品风格的嬗变看，活着代表着作家弃用带有魔幻色彩的冷酷叙事，而转向平实的温情叙事。然而，余华作品风格的变化并非在一夜之间完成，早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就有显现。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显示了对人物的悲悯和体恤，从以往对生命的卡夫卡式的哲学化生存思考，转向对生命的情感化体恤。这部作品是描述主人公福贵的受难史，这是一部写一个人和生命的关系，仍然是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小说在结构上以主人公的回忆为主题，开头和结尾互相映照成为一个环形结构。而在对死亡的叙事上，作者则 从以往对陌生化、神经质迷恋中，转向温情、依恋和对生命的热爱。回忆本身中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也经历着一系列的丧亲之

12、痛，福贵的爹娘，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甥接二连三的死亡。作者不再沉迷于对每一次死亡细节的酣畅描写，不再沉浸在叙事的快感中，而是朴实地描写。这种朴实的描写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短了叙事时间，节省了死亡场景的描写篇幅。父亲是人老了像庄稼“熟”了一样，蹲在村头的粪坑，一头摔下来死了。简单生动的一句话叙事就把一个人的死亡交待清楚了。生命的生死轮回，也像是万物与土地的关系，死亡成了一种回归，一种解脱。余华温情默默地送走着福贵的每一个亲人的离场。 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就非常清晰地表达对“活着”的同情和理解:“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充满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

13、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段话可看作余华写活着的指导思想。活着也是余华疏离暴力美学的开始，小说不再沉迷于黑暗叙事和死亡情节，不再迷恋写作技巧的磨练，而是本色地叙事，走向温情的现实。小说是作家与现实关系紧张的产物，余华的这种转变，正是作家现实观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叙事上的真实观余华从卡夫卡的作品得到“叙事就是自由”这一重要启示，对于叙事观念，余华有过这样的描述:“叙述在确立之前就是一堆

14、杂乱无章的困难，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和他们相遇的过程，不断克服他们的过程，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叙述完成了。”5叙述是不断需要被克服被超越的，因而他的作品中叙述不断转换变化，时常被打碎破坏而又被重建的，作家在这样变化多姿的叙事中获得了写作的快感。 小说河边的错误、往事与刑罚、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都是描写一些非常态人物以及人物的非常态，现实被血腥的解剖，秩序和理性被打乱，现实只剩下混乱、暴力、黑暗。此时的余华热衷着叙事上探索，小说鲜血梅花借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古典爱情则仿话本传奇，河边的错误则是披着侦探小说的外衣，这些探索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说文坛都有深刻的影响。 余华对叙事观念也经历着不

15、断理解的过程。 从对叙事方式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到放弃叙事方式的繁复，回归简单的过程，也标志作家对叙述的降温。他在谈活着的创作时说到:“在写活着时，我没有更多的从叙述上去考虑，我一直寻找最为准确的词语，句式来表达福贵这个人，来完成自己的叙述。”5于是，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余华开始认识到人物的声音远比叙述者自己的声音更为重要。活着是福贵的自传，是由这样一个只读几年私塾的老农民讲述的故事，语言上必然平实朴素，情节也不会支离破碎。福贵的第一人称叙事，让叙事不再是远距离的冷漠，而是多了一些亲切。作家用简单的句式和语言，以符合福贵身份的方式，准确地叙事。这样的简单而准确的叙事更需要作家扎实的写作功力。

16、 也就是说，活着是技巧上回归朴实，叙事上虽简单却精致的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对生命的态度有了温情的一面，更为宽容地理解生命，这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一个作家的青年时期，往往是锐气十足，易于沉浸在技巧的磨练和探索上。 随着时间和生活阅历的积累，作家对现实，对生命有了透彻的理解后，往往会返璞归真。余华的活着正是作家写作迈入成熟期的一种标志。 叙事方式上的返璞归真，也包含叙述语言的转换。活着的语言风格除了作家一直所追求的准确之外，还有一种前期小说中所没有的通俗明白。有时候，这种通俗明白之外，还带点幽默，有了很多温暖的基调。比如福贵被抓壮丁，上战场拉大炮，却没有发过一响大炮。每天在战场上最重要的工作

17、就是抢大饼。余华是这么描写抢大饼的场景的，“按说国军每天都在拼命死人，可当飞机从那里飞过来时，人全从地里冒出来。光秃秃的土地像是突然长出一排草，跟着飞机跑。”从福贵眼中看到战争的场面，仅仅是地里长草跟着飞机跑，有几分滑稽感，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 余华谈自己的创作时曾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来源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以往的作品中，他声称自己“一直以敌视的态度看待现实”。无怪乎，余华的早期作品中总有一种愤怒的声音，一种透视人性恶的利眼，一种血淋淋的颜色。与现实的敌对，反抗者的姿态，余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态度。这一切，都传达着作家自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

18、是对余华写作影响至深的三位作家。川端康城是余华的第一个写作老师，“不是以控诉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6但是，温暖的方式并没有给年轻的余华更多的写作上影响，真正让他更看重的是川端康成对“细部的描写”。卡夫卡教会了余华，叙事的自由是如何迷人，从此，余华受福克纳的启示，寻找一条温和的道路，寻找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活着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时的作品，是他“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对善和恶一视同仁”心态下的写作。于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也回归朴实，回归到人性的真善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余华曾提到自己最迷恋的作家是但丁和蒙田。蒙田随笔中温和而又充满了力量地理解人与事物，

19、让余华体会到另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5余华开始转变对待人物的态度，“当我在写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派作家，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人物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就是一个叙述者，一个作者，要求他发出什么声音，他就有什么声音。”人物仅仅就是叙事里的符号，人物的声音被作者的叙述压抑了，叙述者与人物是隔着距离着，这也就产生了小说叙事的冷漠感。到了活着时，福贵有自己的声音，余华让自己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达成一种默契，是贴着人物去写。 余华放手让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让人物自己生长，而不是由作家时刻紧张地拉扯着绳子，一出作家的意识就拉回的紧锣密鼓式的叙事。在活着中，余华平稳地融化进人物，以人物

20、的情绪和生长为基础，活出一个从容的形象。当老年的福贵，平和地向“我”叙述一生的经历时，有着历经世事的老人特有的幽默和智慧。福贵在向儿子传授发家史时，仍然是从养鸡生蛋，鸡变成鹅，鹅变成羊这样朴实的民间发迹法。他的生活哲理是“人只要活着高兴就好，穷也不怕”，这恐怕也是生命的意义。活着高于一切。活着以倒叙为主，夹杂插叙的简单方式，讲述了活着的真义。这种叙事形式上的简洁干净，有力地承载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讲述了活着最简单而又准确的意义。 叙事形式上的简洁，反称着艺术主题的深刻，像一件合身而又素雅的旗袍，称托出作品丰满而玲珑有致的身躯。这就是余华活着主观真实叙事观的魅力。反观兄弟，余华在延续平凡人物在

21、历史大变迁中的境遇为题材，以李光头兄弟俩的命运为线索，描绘了兄弟情这一主题。这样的题材在新世纪小说中屡见不鲜，余华在试图挑战这一流行题材本身，本身需要勇气和智慧。但是，余华似乎在沿袭了自活着以来的“无形式技巧”，但却失去了主观真实的内核。余华在兄弟中，并没有将兄弟情展现得平实而饱满，而更多地陷入了戏谑语言的狂欢。语言的过度雕琢和修饰，如华丽的七彩宝塔掩盖了“真实的力量”。读者只有期待作家在更多的尝试和推新中，再现一部力作。 参考文献: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3余华我的真实J人民文学，1989(3)4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5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1)6余华我的文学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