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的生存现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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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戏剧的生存现状在中国话剧即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的时候,宋剑华先生却在百年沉浮:20世纪中国话剧运动之反省(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以下简称宋文)一文中为它撞响了丧钟,他说:“我个人认为,中国话剧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是一个正在逐渐加速的时间进程。”这不禁使我们要问:难道几代戏剧人为之奋斗、为之含辛茹苦的戏剧事业就这么消解了吗?此种观点,笔者实难苟同,且觉得有著文商榷之必要。一宋文得出如此结论的一个逻辑起点是:话剧是“舶来品”,在中国没有接受它的传统和基础。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特别指出:“它(指话剧)不仅缺少该门艺术的悠久传统,同时也缺乏该种艺术的忠实观众,它的骤然兴起与迅速衰
2、落完全是属于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接着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又来了一个呼应:“我个人所感兴趣的,还不是话剧表演形式的门类消亡问题,而是能否在其光荣退役之后,像西方社会那样成为博物馆里的精品艺术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没有话剧传统和话剧观众的东方民族来说,这恐怕已经算是一种奢侈的妄想了!”宋文一再强调中国没有接受话剧的传统和观众,质疑话剧存在的合理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一)、话剧虽系“舶来品”,但它作为一种戏剧样式,在中国是有被接纳的文化基础的,中国戏剧中早就有话剧的因子存在。众所周知,中国戏剧在表演形式上讲究“唱、念、做、打”的融汇贯通,这里包含了音乐、歌舞、对白诸方面的艺术要素,其中生
3、活化的念白是有话剧的因子的,古代戏曲中就不乏偏于对白而很少唱腔的戏。从构成戏剧艺术内部的各种要素来看,中西戏剧经历了从“合”到“分”和从“分”到“合”的不同规律。西方早期戏剧也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是合言语、歌舞为一体的,随着艺术分工越来越细,西方戏剧朝着表现手段单一化的方向演变,分化成偏重于语言艺术的话剧、偏重于音乐艺术的歌剧、偏重于舞蹈艺术的舞剧等。而中国戏剧的演变正好相反,宋金以前,戏剧综合性不强,或偏于歌舞如歌舞戏,或偏于动作说白如唐代参军戏等,直到元代才在各门艺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现今意义上的古典戏曲,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
4、剧之意义始全。”1所以尽管话剧和戏曲是两种不同审美原则和不同美学体系的戏剧样式,但二者还是有着共通的戏剧因子的,例如都存在各种内部要素的“分”“合”关系,都有说白、都是代言体,观演关系的体制未变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戏曲是话剧“艺术上的近亲”,中国长期的戏曲传统客观上为话剧的引进、为其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早在话剧引进中国前,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戏曲改良”运动,为新剧的诞生作了观念、思想、艺术上的准备和铺垫。首先,提高了戏曲家和戏曲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就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2
5、梁启超则提出戏曲与诗“同源说”,将戏曲提高到与诗同样的文学地位,吴梅先生更是率先把戏曲引入大学讲堂,在戏剧观念上为话剧的引进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其次,在思想内涵上强调戏剧“开启明智”的作用。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发刊词中就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明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3陈独秀也提倡戏曲“采用西法,戏中有演说,可长人见识”。4当时的改良戏曲如六大改良波兰亡国惨等剧都已经渗透启蒙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一扫过去“忠孝节义”等封建思想和种种迷信观念。最后,受西方话剧的影响,改良戏曲在形式上对戏曲程式进行了突破,减少了唱腔,增加了对白,结构上采用
6、了近代剧的分幕制,有的改良戏曲还采用了新式舞台,增加了灯光布景等,表现出向散文式戏剧过渡的趋向。所以1928年6月在纽约出版的戏剧艺术月刊(Theatre Arts Monthly)上有一篇论到中国戏剧的文章说:“容易看到的是,同时中国剧在由象征的变为写实的,西方剧在由写实的变而为象征的”。5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话剧起源于戏曲的蜕变,但客观上戏曲改良运动还是为话剧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身手的平台,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文所谓的中国话剧缺少传统与观众的说法并不成立,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种说法在中国话剧界还很流行,且有市场
7、,仿佛中国话剧生来就是“原罪”的,这就更有澄清的必要。二宋文得出话剧必然衰亡的结论,除了上面一个逻辑判断外,作者还通过对百年话剧史的回顾与反省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作者认为中国话剧过于政治化,戏剧审美的独立品格不够,艺术锤炼不足,从而影响了观众对戏剧的认知。他说:“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为什么会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之后迅速转向了它的没落与衰败呢?我个人看法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话剧作为一种纯粹审美的舞台表演形式,它的艺术品性已经被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所取代,其寓教于乐功能教遮蔽了乐,剧场也不再是人们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这句话乍看起来好象很有道理,其实犯了简单化和以偏盖全的错误,忽视了戏剧
8、发展过程中艺术和政治关系的全部复杂性,而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宋文对话剧史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有关。我们认为,中国话剧在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尽管有时“无暇”顾及艺术,但并不轻视艺术,政治因素并没有完全取代话剧的艺术品性。早在话剧的萌芽期“文明戏”时期,春柳社就曾在戏剧艺术上刻苦磨练,精益求精,表现出对戏剧艺术规律应有的尊重。这里有必要指出宋文对早期“文明戏”反省的偏颇之处,宋文说:“文明戏的倡导者没有一个人懂得西方的话剧艺术”“更有甚者,他们连一部完整的西方经典话剧剧本都没有见到过,故我个人认为文明戏的崛起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业余爱好者的无师自通行为”等等,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有违历史
9、的客观实际的,从艺术审美来说,“文明戏”分为两派:当时把春柳社叫做“洋派”;把进化团、民鸣社等称为“土派”。作为“洋派”的春柳社从一开始就树立严肃认真的艺术作风,坚持先有剧本,然后照本排练,反对幕表制和演员在舞台上的即兴发挥。春柳社的领导人之一陆镜若就曾被日本戏剧家河竹登志夫称为:“既能编剧、导演、表演,又懂得戏剧理论的唯一的中国人。”6直到后期,春柳社才随波逐流,向商业性戏剧靠拢。所以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说“文明戏”为革命所用、缺乏艺术品格,其结论就很难公允。何况历史地看,文明戏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容低估。“文明戏”以后的五四话剧,虽有宋文所说的“选择了功用而淡化了审美”的倾向,但也不是全
10、然如此。例如五四时期的“爱美剧”(Amateur)运动,就是一场针对文明戏失败于商业化的教训而开展的捍卫艺术“独立品格”的运动,其中朱穰尘领导的辛酋剧社就以“专演难剧”而著称。1924年洪深为戏剧协社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大获成功,更是让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话剧在导、表演、服装、布景、化妆等多方面的艺术魅力。此外,这一时期田汉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就带有“唯艺术色彩”,余上沅等人提倡的“国剧运动”也针对五四“问题剧”只有“问题”没有“剧”的弊病,提出了艺术的磨练和自觉。三十年代,曹禺剧作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中国话剧在艺术上的成熟,使得中国话剧在艺术层面上完全可以和西方话剧相媲美,以致于黎烈文称赞道:“亏了
11、它,我才相信中国确乎有了近代戏,可以放在巴黎最漂亮的舞台上演出的近代戏”。7就连曾经“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手段”8的左翼戏剧家夏衍,也在曹禺雷雨等现实主义剧作的启发下,对左翼戏剧作出了“痛切的反省”,在写作态度和方法上有了较大转变,“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9并最终写出了自己在艺术上的代表作上海屋檐下。这说明左翼剧作家和民主主义剧作家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左翼剧作家不乏艺术上的探索,同样,民主主义剧作家也未超越时代政治。宋文说“从他(指曹禺)的作品中,很难提出为左翼人士所需要的阶级斗争政治因素”,这种说法我个人也不认可,我们在曹禺的一系列剧作中不难看到作者由于受左翼作家影响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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