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估价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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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估价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 对于太平天国的妇女问题，史学界早已有过争议，但普遍认为太平天国实行了解放妇女的政策和措施，推行1条妇女解放的道路。现在看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 1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最能体现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是女馆制度。因此，考察太平天国的女馆制度，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所采取的措施和女馆妇女的种种现状，就成了衡量太平天国是否实现解放妇女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推行妇女解放道路之关键和1个重要尺度。 （1）太平天国领袖创建女馆制度是为了作战和军事需要，没有解放妇女的意图和目的。 太平天国在广西崛起后，清兵围攻猛烈，为了加强太平军纪律性和提高战斗力，洪秀全于咸丰元年在永安建制

2、时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3）第151页。)。在攻占永安之前，太平军对占领区域妇女1般是悬行放出，愿随从者则从，不愿者亦不强迫。但广西妇女由于不缠脚和长期参加劳动生产，故很多踊跃参加太平军，到了“执迷争上天堂悍于男子”(发逆初记，见太平天国（4）第451页。)的神乎其神的地步。随着男营女营制度的实行，太平天国对待所攻占地区的妇女，情况有所变化。为了扩大声势不得不“裹胁壮丁”，为了确保作战军需不得不“搜刮柴粮”，为了保证军队战斗力和断绝军士后顾之忧不得不“兼掳妇孺”，因此太平军“每进1村，必尽焚房屋，绝百姓顾念，势必随行”(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3）第44页。)

3、。太平军转战广西期间，自愿加入或被动加入太平军女营的妇女有1万余人，转入湖南后，女营中的湘籍妇女只有300至400人(武昌兵燹纪略，见太平天国（4）第572页。)。这期间，太平天国虽然有了女馆，但“馆子”的性质尚不突出，主要还是女营制，加入女营的妇女“尤娇健”，极善战，“力能任重，可胜2百斤”(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4）第598页。)。此时的女馆除老人馆外基本上是1个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军队营垒。 进入湖北后，太平军女营的性质逐渐有所变化，“女馆”的性质更为明显，女馆已失去了其原先的战斗营垒之性质，变成了专门管制妇女的1个“女儿国”。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后，水陆并进，连克汉阳、汉口，于咸丰2年10

4、2月初4日攻占武昌，当时武汉3镇1片混乱，抢杀奸淫在所难免，为了安定民心和防止更大混乱，太平军将城中妇女强行迁往火巷“归馆”，不许归农，“迟延者鞭棰促之”是时城中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妇女中不管是年轻者还是年老者，“莫不躬自负担，抱儿挈女，络绎街巷”到了火巷后，由广西妇女负责带领，安排入馆，那些“服饰化美有钗钏者”多被抢夺。每馆妇女，日发油1杯，人各发谷3舍。“其居僻巷先与4邻联数10人为1馆者得不迁”，但多以数姓并居1家，以25人为1馆；老人病残者亦以25人为1馆，叫老人馆。太平军在武汉停留大约1个月左右，由于军事目的而决定东辙，为了扩大声势，他们需要扩充人员队伍，于是在咸丰3年正月初2撤出之前

5、，派有关人员“循行市中”进行强行性的动员鼓动，他们高喊：“将焚9门内居，男妇悉以东行，不则焚死也。”但武汉居民中男子从者为“10之9”，女子从者仅“10之12”（有的史料说10之23），可见妇女中自愿跟从太平军的人并不多。那些不愿意跟从的胆壮妇女，太平军胁迫她们，“临之以白刃无惧色”，太平军“无奈何亦舍之也”。尽管有不愿走的，但清兵正猛烈围攻武汉，太平军仍“驱火巷女馆妇女概行登舟，人众舟不能悉载，有坐江干冻馁彻夜者，有登舟奋身跃入江涛者，有死力挽贼妇共入水者”。太平军张帆东下，向荣遣潮勇入城，是时男人妇女未跟随太平军东去者“甚多”，而“潮勇之劫掠淫秽尤甚于贼”，“未几男子被掳逃归者1089，女

6、子回者1012”(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4）第594页。) 因此，太平军进入湖北后，女馆制已由原来的女营性质变成了“馆子”性质，而且太平军对地方妇女加入女馆具有明显的强迫性和强制性。 （2）太平天国女馆妇女受到严厉的监督和控制，人性遭受歪曲，活动失去自由。 太平天国设立女馆，女馆妇女不论老少均称为姊妹，开始是以25人为1房，“继则人数不等。或有6710，或有12百，锁闭严紧，不许亲人窥探，初尚给以饭食，继则不问”(向荣奏稿卷3，见太平天国（7）第151页。)。太平天国至金陵设馆，“钤束更甚”(平定粤寇纪略附记2，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第316页。)。湖北妇女与安全、金陵等地妇女1样，进入天

7、京后绝大多数落入了被管制的地位，从前隶属女营中来自两广和湖南的妇女，至此除被选入天王府和其它王府中任女馆外，绝大部分被升为新女馆的大小头目以管制新来的姊妹了。南京的女馆是早期女营的继续和扩大，但其性质已经不同以前，此时已完全变成“馆子”的性质了。已完全丧失了原先较强的战斗力。太平天国编制这些女馆时虽然仍以军事制度编为8军，但在南京城里1般是分地面扎馆，妇女也是各街扎馆，女馆所在地多是占用民房，1连多间打通内墙有门相通，只留1个总大门出入，以便关防，但馆内多以“户”为准，允许在馆中设户，由于是以各街扎馆，故设有专门妇女负责巡查街道，管理女馆，叫巡查官。广西妇女由于被授与军师、丞相以下各种官职，统

8、辖所属部下，并“裹”他省妇女为之服役，养尊处优，数年之后，“绝食嬉戏，养成娇情，藜藿变为膏梁，非食囊时膘悍能耐劳苦矣”(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3）第292页。)。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监督和控制，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防止男女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即夫妇母子亦不许相见讲话”(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4）第377页。)；夫妇同居，亦谓犯天条当斩。这1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对人性的1种摧残，人性之大欲遭到了异乎反常的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妇只准在每月晦日同宿，“余日犯者为违教”，每人只生1子，多者亦为违

9、教(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4）第393页。)。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违者即犯天条，此种情况自古未有。1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从未有过的压抑，性情受到了扭曲，另1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领袖广选女色，妃嫔成群，淫奢无度，这之间造成了1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的直接后果就是，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极为严厉，但违反者仍习为故常，以至于斩首游街，鸣锣示众，仍有不畏法者。有1次，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结果搜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妇各数10人，悉杀之”(平定粤寇纪略附纪3，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324页。)。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导人不得不经常派人到各男馆查看，不许藏匿妇女，

10、但“对户邻家，无非藏匿之所”；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于是派人沿路“梭巡”，“毋许强迫”，但“青天白日，无非强迫之时”(苏台麋鹿记，见太平天国（5）第276页。)。 （3）太平天国领袖对女馆妇女存在很强的等级观念，女馆妇女接受的是1种落后的封建“礼教”教育。 太平天国领袖曾提倡男女平等，妇女1律同等相待，号召天下男女皆为兄弟姐妹，实际上这仅是受西方基督教影响而用于抗击清朝反动统治的1种笼络人心之精神。广西妇女受到这种精神鼓动最深，因此执迷争上天堂，在女馆中享有优越的地位和受到很高的尊重，“天朝”领袖与她们多是同乡，待他们比较优厚，她们是女馆的领导阶层。湖北，江苏，安徽等籍妇女属于女馆中受管制阶

11、层，“天朝”领袖待她们比较“薄”，这种微妙的等级观念和待遇尽管没有形成文字，但在生活小事中即可反映出来。定都天京后，初期女馆妇女每人每天均可得到1升米的生活待遇，嗣后不久改为给谷半升，到了咸丰4年夏季，洪秀全和杨秀清收到两湖、安徽各路太平军将领回书报告，说所到之处米谷俱无，于是规定：在男馆中，男子牌面每人每日各发米半斤，牌尾4两；在女馆里，两广和湖南的女子每日每人发米6两，湖北和其它省的女子发米3两，“均以稻代，悉令食粥，否则杀”(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这种等级待遇事实上已打破了“天朝”里所宣传的“男女平等”，“有福同享”的平等

12、观念，在大多数女馆妇女心中造成了不平衡，产生了迷惑甚至困惑之感。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所受的是儒家文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进入“天朝”女馆的妇女接受的是另外1种“新”的教育，即西方基督教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相互参杂在1起的“礼教”。她们原先所接受的3从4德思想观念在“天朝”里以1种宗教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太平天国领袖要她们熟背充满封建3从4德思想的“幼学诗”，每逢7天“逼令”她们“拜天念咒”，即诵背赞美词和圣经，称为“悔罪”，其实她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有何罪可悔，只是听从指令，齐集堂中，“闭门诵经，及暮始散”(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3）第250页。)。有1次，杨秀清患有目疾，于是作天父下凡状说：“各

13、姊妹，不知敬天父，天父将降病于众姊妹，令秀清患目疾代众姊妹赎病了。”于是命女官传令各馆女子诵背赞美词，“不能者杖”(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太平天国领袖重视妇女心灵的教育和发展，谆谆教导她们对上帝的虔诚与职责；以及对“天朝”领袖的服从品行，其目的虽含有想培养具有慈祥品行的妇女风尚，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她们始终没有超越封建“奴化”教育的范畴。 （4）太平天国领袖取消女馆制在极大程度上是为了笼络军心，她们把妇女当作笼络军心之工具，没有尊重妇女主权。 女馆妇女那种不通人性的生活看来难以长久维持下去。咸丰5年正月，天官丞相曾水源被派往

14、芜湖，因误期去职，其弟怨悔逃离，此事被怀疑是水源所使，水源因此被杀。太平天国领袖于是询问心腹人士为什么“旧党亦效新附私逃”，答以在永安时许诺过，至金陵登天堂时允许夫妇团聚，但至今仍不准有家，恐怕以后逃者更众。“天朝”领袖于是下令取消女官制，准许男女配偶，设立媒官专门负责此事。凡男女105岁以上至510岁者，皆“报名指配”，丞相许配女10人，国宗配女8人，他职“以次递减”，无职者亦配女1人，由媒官“掣鉴指婚”。于是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衰妇者，均弗之易，贞女节妇自裁者数千余辈，女馆遂空”(平定粤寇纪略附纪3，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324页。)。太平天国领袖为了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把军中男女严行隔

15、离，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现在为了笼络官兵，觉得原先的做法不通人性，于是又把女馆妇女任意许配给官兵，这种做法说穿了与地主阶级买卖妇女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2 凡是加入太平天国女馆的妇女首先面临两大问题，1是解开缠脚（不裹脚的妇女除外），2是参加作战和繁重的生产劳动。以前这两大问题往往成为史学界衡量和评价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重要根据。这些问题以及女官、女考等问题，其本身包含有妇女解放之内容，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是不是太平天国领袖真正作为推行解放妇女的措施而加以实施的，抑或是其它因素和缘由在起作用？ 根据统计，咸丰3年夏季金陵女馆的人数约有104万人，其中两广约2千5百人，湖南约4百人，湖北约2万5

16、千人，安全约3千人，镇江和扬州约1万人，金陵约10万人(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这些妇女除两广妇女没有缠脚外，其它省籍的绝大多数妇女均裹着小脚，走路行动极不方便，因此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即下放足令。广西妇女说小脚女子毫无作用，故由她们负责“着其放脚，妇女皆除脚带”，违者轻则施以鞭打，重则击以抢械(金陵癸甲摭淡补，转引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25页。)。太平天国严令禁止中国自5代以来束缚妇女肢体的缠足恶习，对女性特别是未成年的女性来说是1种解放。可是对于年龄大的妇女来说，她们被缠的脚已基本定形，“大者不能小，小亦不能大”，让她们“10

17、趾抵地行”就会“奇痛胜蜂茧”和“趑趄又倾跃”，怪谁？“只是恨当年，阿娘贻我害”(金陵癸甲新东府，转引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1219页。)。另1方面，部分“天朝”领导人将“姿色端丽”的幼童“阉割”，“俱令裹脚”，“有1童子不肯，即斩脚示众”，“裹脚幼童俱作女装”，在“天朝”王宫里使唤(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4）第424页。)。 因此，考察太平天国的妇女放足运动要清楚和重视这样的事实和因素。两广农村地区有个传统习惯，即妇女不缠足，从小就参加劳动和生产，在家庭生活中具有1定权力。太平天国在广西崛起后，广西的“大脚蛮婆”是太平军的重要骨干之1，她们不仅执迷争上天堂悍于男子，而且“间常出战，红绱抹额，著芒

18、鞋，颇矫健”(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4）第600页。)，无论是前线作战还是后方守城，均堪称第1，对太平天国的迅速崛起和强大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太平天国领导人从小在两广农村长大，即深受当地习俗的熏陶和影响，又看到广西妇女在太平天国里的重要作用，随着女馆制的建立和太平天国运动向长江流域的发展，他们要把广西“大脚蛮婆”的劳动，生产和作战精神推广到其它省籍妇女身上，把广西妇女的生活模式，习俗推广到其它省妇女身上，而其前提条件就是解开其它省妇女的缠足，因此他们在推行这1做法时既不在乎“严”，也不在乎“恶”。 解开缠足是为了让这些妇女能象广西妇女那样能参加生产、劳动和作战。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女馆妇女的生产

19、劳动有：劈竹签，挖沟，背负米盐，抬砖运土、收割稻麦，运煤，砍柴拾柴，抬埋死尸，担水，搓麻绳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签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金陵杂记附续记，见太平天国（4）第622页。)。南京东门内外麦熟，“久未割，乃使女子割麦(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后来由于粮食不足，赶女人8、9万出城，至乡墟割稻(转引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26页。)。太平军从湖北、安徽运来的米船停泊在仪凤门外，盐船停泊在汉西门外，由女官拿旗，“悉驱女子出城，背米盐入各仓，着童子执鞭驱打，使之速行，谓之把卡，至昏始息。有路远不能回馆者，或自缢于空屋，或赴水死，或

20、雨后泥滑跃伤至死，余俱露宿”(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咸丰3年4月，洪秀全将两江总督署改为天宫殿，尽毁附近行宫和寺院，取其砖石木植，从督署至到西华门1带，由女官负责“分领女子万人，抬砖挖沟，每日黎明出，黄昏返”(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4）第664、654、655、657、659、658页。)。凡是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和杂活，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需要的后勤杂役，太平天国领袖均让女馆妇女自己承担，其目的1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2是想让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各尽所能，自食其力的有用的社会

21、成员。这与地主阶级对待女性的做法恰恰相反，地主阶级只把妇女当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们把女性的脚缠小，目的就是不让他们出门活动，这显然是人性极恶与变态之表现，对于女性的身心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摧残。 从人性解放和人类进步来看，太平天国解开妇女缠足和让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这些活动本身包含有妇女解放的内容和因素，但它们并不是“天朝”领袖们有了明确的解放妇女意识而采取的解放妇女措施。关于这点，诚如江宁汪士铎所说：太平天国“本山乡之人，其妇女耕耘织染无非素习，而不知金陵妇女不能也。于是以己之能谓人必能，凡负米，春稻，伐竹、掘濠担砖，刈麦，获稻，负盐，担水之事皆责其各处为谋各自效力。又以裹足不便，责其放

22、足，而不知既小则不能复大也。因而哗然谓其暴虐。然此特江苏妇女苦之尔，若安徽妇女则视为固然，无足怪也”(汪士铎乙丙日记卷3，转引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27页。)。 就组织内聚力和向心力而言，假如太平天国女馆是解放妇女的时代中心组织，那它就会成为当时中国妇女所向往和追求的中心场所，但实际不存在这1问题。1方面，当时中国妇女深受3纲5常封建伦理道德的迫害，1生服从3从4德的封建“礼教”，很多妇女特别是地主阶级妇女在思想观念上与反清造反的太平天国格格不入，甚至视太平天国为草寇和死敌，例如太平军攻占安庆时当地妇女先是出避，不想避了再结伴而归，等太平军攻入城后“或自刭，或投井，或被迫不从遇害”(凤鹤实录，见太平天国（5）第10页。)。另1方面，太平天国对待女馆妇女更多的是用强制的军事手段来要妇女服从“天朝”的意志，人为的压制妇女。如朱慧仙之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