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 “垃圾桶”模型述评——兼谈其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启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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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桶”模型述评兼谈其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启示2005年第6期(总第127期)理论探讨THE0RrI(ALIN,STIGAT10NNo.6,2005Genera1.No.127“垃圾桶”模型述评兼谈其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启示龚虹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本文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动一结构对峙的理论视角出发,评析了”垃圾桶”模型在消弭行动与结构的紧张中所作的理论贡献,及其理论与研究方法折衷所导致的理论因果解释力下降等理论缺陷.通过对”垃圾桶”模型这一理论个案的评析,作者探讨了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同学派视界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理论解释力的多向度理解及概念的可观察性等方

2、法论问题.关键词:”垃圾桶”模型;有限理性学派;行动与结构中图分类号:13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5)06010405如果仅仅以”比喻”的方式来理解”垃圾桶”模型,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科恩(MichaelD,Cohen),马奇(JamesG.March)和奥尔森(JohanP.Olsen)1972年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式”【1J并不是含糊的比喻,而是清晰的理论模型.而且在国外近30年来组织决策理论的发展史上,科恩等人”垃圾桶”模型不仅塑造了人们理解组织的观念,甚至还从总体上影响了政治科学和制度理论2.与国外学术界对这一模型的关注相对照,国内学术界似乎还不

3、够重视它.这主要表现在,系统译介及研究”垃圾桶”模型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J,而且既有的研究也只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声音3.笔者认为,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行动一结构(agencystructure)对峙的理论视角看,“垃圾桶”模型在公共政策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理论个案.通过评析这一理论个案在消弭行动与结构的紧张中所具有的理论贡献和缺陷,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批评和修正,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有着丰富的方法论意蕴.一,”垃圾桶”模型理论渊源的纷争“垃圾桶”模型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理论个案.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人们甚至很难就其理论渊源达成共识.在这一模型面世之前,主流的决策理论(理性决

4、策模型和渐进主义决策模型)都在理性主义范式之内.而”垃圾桶”模型分析的是问题偏好模糊,技术手段不明确,人员流动的组织化的无序状态(organizedanarchy)之下的决策问题,似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非理性主义的进路.但事实上,这一模型的理论渊源就像其分析前提组织化的无序状态一样,有着内在的复杂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盛行时,理性决策模型在公共政策的决策理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这不排除学者们对这一模型的质疑和批评.比如对个人偏好外生和个体完全理性的诟病等.面对种种批评,理性决策学派本身也做了很多理论上的修正与完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和林德布罗姆的渐

5、进决策模型.西蒙认为,在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下,个体的”理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他用”有限理性模型”来描述组织决策的实际状况.林德布罗姆则认为,现实中的决策是依据”连续有限比较”的方法进行的.根据这种决策方法,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对政策进行渐进收稿日期:20050722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No4zF02)作者简介:龚虹波(1972一),女,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宁波大学讲师,从事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104的调整.在对理性决策模型的修正过程中,他们共同的努力方向是,通过将结构性要素内化入个体的理性决策模型,以继续发挥本学派理论的清晰性和强解释力.有趣的

6、是,”垃圾桶”模型的努力起点和方向也与他们类似.首先,”垃圾桶”模型的主要人物,后来该模型的发扬者马奇(JamesG.March)本身就是有限理性学派阵营中的人物.早在1958年,马奇和西蒙有颇为成功的合作4l,1990年以后马奇在有限理性学派内也有一系列出色的工作以及与西蒙的继续合作J.而且该模型的原创者都认为,”我们只是在逐渐放宽理性选择理论过于严格的假设而已”J.但”垃圾桶”模型的批评者,如本多,莫和肖特(Bendor,MoeandShott)却指责模型的原创者偏离了有限理性的前提框架.结果是对决策制定漫无边际的自由讨论(P184).”垃圾桶”模型的理论渊源到底是否在有限理性学派传统之内

7、?有限理性传统vs.非理性传统毫无结果的争论,使奥尔森(JohanP.Olsen)最终不得不将其归为毫无结果的集团争斗2.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毫无结果的纷争起因还在于”垃圾桶”模型宏大的理论抱负.也许该模型的理论抱负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标签”来标识它.二,”垃圾桶”模型的理论抱负与贡献康德曾提出过一对着名的哲学范畴,即人的自由意志和社会客观规律.这对哲学范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为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之间的紧张.行动(agency)往往与人类的创造力和社会行动相联系;结构(structure)则与模式化的关系,人类行动的限制,以及宏观的社会现象相联系.从

8、本体论上看,前者认为,人类行动有本体论的优先性,结构是由个人目标最大化的个体创造的;后者则认为,社会结构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人类的行动是由结构塑造的.事实上.自韦伯以后,社会理论的大家们,如福柯,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等都在努力融合这两条道路,以缓解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J.在(后)实证主义研究进路中.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结构为基础”进路一直占据着主要位置.但经过行为主义革命,有限理性学派则在以”行动为中心”的进路上异军突起.尽管不同进路的学者,大多努力在自己的进路里融合对立方的理论优势.但是从研究取向上看,这两条研究进路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一般来说,以”结构为基础”的进路大多倾向于

9、归纳的,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以“行动为中心”的进路则倾向于演绎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两条进路的争论中,前者指责后者忽视了结构的作用,理论与经验现象脱节;后者则对前者的概念不清晰,理论解释力不强大为不满9.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行动和结构的对峙来看,科恩等人1972年提出的“垃圾桶”模型似乎是想克服行动和结构进路各自的缺点,而占尽两者的优势.在”垃圾桶”模型的理论建构中,原创者继承了有限理性学派个体主义的,演绎的研究方法.它将一个独立的决策作为分析单位,这使得该理论有”行动”学派特有的清晰.1972年的”垃圾桶”模型的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该模型假设,在组织化的无序状态之下,问题,解决方案,参与者和选

10、择机会四大源流独立地流入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又受到净能量承载量,进入结构,决策结构和能量分布四个变量的影响.四大源流经过四大变量的筛选,汇聚,最后产生决策结果.同时,由于这个过程可能由许多个阶段,问题,解决方案,参与人和选择机会组成.因此,时间段,问题数,解决方案数,参与人数,选择机会数是此模型的具体参数.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模型中,所选用的概念既可以做定性划分(在图1的组织结构变量中用小括号表具体参数(个):时间段,问题数,解决方案数,参与人数,选择机会数?净能量承载量?进入结构a.技术与价值异质化程度;b.组织闲置资源数量J(完全开放式,等级制式,专业化式)?决策结构a.相应的行政管理权

11、限;b.问题的平均相关度J(完全开放式,等级制式,专业化式)?能量分布重要及不重要参与者退出权的大小l(上小下大,平均,上大下小)图1”垃圾桶”模型示意图(此图根据1972年科恩等人的原文意思绘编)示),如进入结构可划分为,完全开放式,等级制式和专业化式;同时也可以由可观察的指标来显示(在图1的组织结构变量中用大括号表示),如进入结构用技术与价值异质化程度和组织闲置资源数量来标识.这种理论的清晰性使作者能尝试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这一模型的运作结果.在1972年的原文中,作者根据计算机“Fortranprogramforgarbagecanmodel”(第5版)运算结果得出,决策中试错性决策居少,

12、整个决策过程对组织净能量承载量反应敏感等八个对组织决策研究有重大影响的结论LIojo在保留”行动”学派的理论清晰性的同时,作者采取了结构与行动相结合的理论进路.但是与有限理性学派相比较,”垃圾桶”模型的原创者已经不满足于将结构性因素纳入个体理性模型的研究方法了.科恩,马奇和奥尔森等人在”垃圾桶”模型中直接引入了大量的结构性变量.首先是问题偏好模糊,技术手段不明确,人员流动的结构性前提;其次是组织净能量承载105一一一量,组织进入结构,决策结构,组织内的能量分布状况等结构性变量;最后是对这些结构性因素相关性的考察.这些结构性变量的引入,几乎彻底解决了”行动”学派个体偏好外生的问题,从而克服了把个

13、体行动总和等同于整体结果的弊病.与此同时,”垃圾桶”模型也没有忽略个体因素.参与者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参与者的能量,策略等都在结构性因素下做出了回答.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在”垃圾桶”模型中,结构性因素与行动因素融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模型中,以往不可调和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很自然地消弭了.在科恩等人看来,”垃圾桶”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模糊性”假设前提的引入,使它克服了有限理性学派单纯的”行动倾向”.有限理性学派用个人目的,偏好来解释决策,结构性因素在该学派的理论中是通过改变人行为的选择集来影响人的行动.但是,在科恩等人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结构性因素都能通过改变人行为的选择集来影响人的行动.比如,在

14、人员流动,偏好选择存在问题,技术不清晰的状态下,结构性因素并不能整合进个人行动的理性选择集.不可控的结构性因素将与有目的的个人行动共同影响组织决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看,”垃圾桶”模型克服了有限理性学派只能解释结构良好,目的明确的组织决策行为的缺陷.通过大量引入结构性变量,”垃圾桶”模型能够处理模糊状态下(多种可能性并存,不可预测的环境)复杂问题的决策现象.这种模糊状态下的动态决策模型与真实世界的决策现象更为相似.1972年以后的”垃圾桶”模型,在决策环境的模糊性问题上又有了很大发展.在原来有三类模糊性(流动的人员,偏好选择存在问题,技术不清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验模糊,权力和成功模糊,自身

15、利益界定的模糊,最后期限的模糊,智识和意义的模糊l1.”垃圾桶”模型的原创者似乎更愿意为其理论引入更多的结构性因素,从而增强该模型解释现象时的逼真性.除此之外,”垃圾桶”模型另一个理论贡献是概念的可观察性.虽然”垃圾桶”模型讨论的是模糊状态下的决策问题,但是原创者在模型建构中,每一个概念都有清晰的观察含意(observableimplication).与迪尔凯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相比,”垃圾桶”模型的“结构”不再是整体主义的社会事实,而是个体主义可观察的具体决策单位的变量.这可能是”垃圾桶”模型受到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行动”学派在这里看到了可观察的结构性变量,这对该学派的理论拓展无疑

16、是有帮助的;”结构”学派则在此模型中看到了克服本学派概念不清晰的弊病的希望.而不执着于某一学派的学者则更有动力在公共政策研究中选用此模型所包含的丰富变量.】06值得一提的是,”垃圾桶”模型形成于行为主义渐趋衰落,新制度主义尚在萌芽的20世纪70年代初.该理论模型中,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及可观察性概念的重申,可看做是后来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中行动与制度互动特征的一个预兆.这种预兆与”垃圾桶”模型的作者马奇和奥尔森作为新制度主义的创始人,于1989年发表标志新制度主义开端的重要文献重新发现制度一文可能是一个暗合.这种预兆和暗合或许并不是笔者的妄自揣测,因为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看,”垃圾桶”模型融合行

17、动与结构要素的尝试,在当时确实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垃圾桶”模型的理论缺陷与出路精明的读者也许会问,”垃圾桶”模型能如此轻巧地解决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吗?果不其然.事实上,“垃圾桶”模型为追求行动与结构的融合付出了巨大的理论代价.首先,最致命的是理论因果解释力的下降.在1972年的原文中,”垃圾桶”模型的运作结果是由计算机程序模拟产生的.因为对于人脑来说,这么多自变量及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再加上那么多参数,要计算出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人工智能似乎也不能很好地得出这个模型的运作结果.本多,莫和肖特(Bendor,MoeandShott)对1972年的”垃圾桶”模型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

18、,发现计算机版和书面语言版的”垃圾桶”模型几乎完全是两个世界.在计算机版中,参与者的能量代替了解决方案流;参与人变成了毫不关心其他事物的”能量电子人”;电子模型的世界不再是多变的,模糊的和随机的,而是格式化的l12l.1972年之后,科恩,马奇和奥尔森都没有再从事电子模型的改进工作,而其他人的工作也没有成功.到2001年,奥尔森在回复本多,莫和肖特的批评论文中宣称,电子模型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派生的东西【l3J.但是,如果电子模型不再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垃圾桶”模型的因果解释力就到此为止了.它只能说四大源流和四大结构对决策结果会有影响.至于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则语焉不详.怪不得本多,莫和肖

19、特在重新利用垃圾桶模型一文中,要一再申述”描述不是理论了”.但奥尔森则回应说,理论并不都是严格的模型.在笔者看来,奥尔森的回应在这一点上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本多,莫和肖特主要并不是指责其没有严格的理论模型,而是要求其提升理论的因果解释力.一般来说,提升理论因果解释力的两个方法:一是停止在一个分析单位上收集更多的具体信息,而另找更多相同的分析单位以抽取相同的因素.二是减少解释变量的数量.llJ然而,”垃圾桶”模型的原创者似乎志不在此.因为在1972年以后的工作中,他们更愿意通过增加结构性变量来增强该模型解释现象时的逼真性.而且在他们看来,理论因果解释力的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结构变量与行动

20、变量是不可通约的;况且在复杂的结构因素下,各种源流的随机结合也不可能抽取到”本质”特征进行因果解释.其次,理论与现象相符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在”垃圾桶”模型的作者看来,仅仅从行动维度抽取解释变量显然不能包括经验现象中大量存在的结构性变量.而“垃圾桶”模型与传统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相比较,尽管其确实依靠了太多的假设,但是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在描述经验现象上却是非常有效的15J.而批评者却质疑这种理论与现象相符的有效性.本多,莫和肖特指出了”垃圾桶”模型与经验现象的四点不符之处l16J(见图2所示):在经验现象中,问题,解决方案和参与者三大源流并不相互独立,问题与解决方案是由参与者携带的.在真实世界中,解

21、决方案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解决问题的行动或过程.因此,它与问题也是不可分的.在三大源流中,参与者(特别是重要的参与者)是可以改变组织结构的.对组织的领导者来说,可以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和目标来选择组织进入结构,决策结构和能量分布的方式.在组织结构变量中,忽略了权威人士,委托代理及控制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而这才是组织问题的核心所在.回,壁.,-,参与砉三(携叁喜:诜柽(可改变)选登迅金IuJ以婴具体参数(个):时间段,问题数,解决方案数,参与人数,选择机会数?净能量承载量?进入结构(a.技术与价值异质化程度;b.组织闲置资源数量l(完全开放式,等级制式,专业化式)?决策结构a.相应的行政管理权限;b

22、.问题的平均相关度l(完全开放式,等级制式,专业化式)?能量分布重要及不重要参与者退出权的大小l(上小下大,平均,上大下小)?权威人士,委托代理及控制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图2”垃圾桶”模型批评示意图(此图根据2001年本多,莫和肖特的原文绘编)按照有限理性学派的本多,莫和肖特的以上四点批评,”垃圾桶”模型如果要真正做到与经验现象相符,那么想抽取出任何解释变量都是不可能的.也许批评者是想把科恩,马奇和奥尔森逼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边缘.其潜台词是,只有透过对现象的描述和阐释(阐释主义的方法)才能完全地再现经验现象.这显然是”垃圾桶”模型的作者还不能接受的.或许狡猾的本多,莫和肖特是正话反说.既然”垃圾

23、桶”模型的理论进路也不能真实地反映经验现象,那么有什么理由指责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与经验现象脱节呢?最起码有限理性学派传统还保留了寻找解释决策现象的”万有引力”的理想.尽管”垃圾桶”模型对行动学派或结构学派的组织决策理论,乃至整个政治科学和制度理论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该理论在提升其自身理论因果解释力上确实没有多大进展.本多,莫和肖特认为,”垃圾桶”模型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出路在于,在有限理性学派的理论视角下加以重构16.然而,”垃圾桶”模型原创者认为,这是一个帮倒忙的主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理论贡献并不都需要因果解释力,提出新问题,新观察和新思考都有助于科学的进步.换言之,”垃圾桶”模型在融合行动与结

24、构变量上的尝试即是该模型的重要贡献.而且,原创者1972年以后的工作似乎也在不断深化”垃圾桶”模型在这一进路的理论贡献,如马奇对”组织化的无序”概念的扩展等等.四,”垃圾桶”模型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启示“垃圾桶”模型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理论,不同立场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垃圾桶”模型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公共政策的决策研究发挥了典范意义上的作用.无论是行动学派还是结构学派的研究者都可以在这里汲取自己需要的养分.但笔者认为,该模型的意义可能还不仅于此.因为,”垃圾桶”模型作为公共政策理论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理论个案,其本身的理论抱负和实践,理论困境和进展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有

25、着丰富的方法论意蕴.1.不同学派视界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虽然公共政策似乎是浅显易懂的,但是当学者着手去研究它时会发现,公共政策绝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正式文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同时,它也是多主体,多层次的,甚至呈复杂的网络状.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公共政策在任何一个层次的分析中,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则,外部环境的特征和由相关个体形成的共同体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而非简单叠加的整体【18.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同学派的学者会对其做出自己的理论解释,而且不同学派的学者也大多有涵养聆听彼此的不同见解和批评,并从中汲取有利于自己学派发展的养分.但是,有经验的学者大多愿意固守自己

26、学派的底线,如有限理性学派至少不会放弃”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然而,”垃圾桶”模型给出了我们不同学派视界融合的典范.该模型的理论抱负和实践向我们揭示了,在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现象时,行动与结构的这一基本冲突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不107同学派的视界融合作为一种解决方式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同时,通过模型本身的理论困境也向我们展示了,消弭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同学派视界融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并不是必然的,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下,”垃圾桶”模型如何在整合行动与结构要素上有更大的进展,这仍将是众多学者的智识追求.笔者从“垃圾桶

27、”模型理论个案得出的启示性结论是,没有最好的理论,只有在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现象时,最实用的理论.2.理论解释力的多向度理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如果不是站在阐释,批判观的立场,大多会秉持后实证主义对理论解释力的理解.即理论解释力的提升在于尽可能多地解释经验现象.换言之,理论类似于杠杆,其另一头能挑起的经验现象的个数越多越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通常需要通过减少解释变量的方式,从众多变量中找出更本质的变量.但是,这一目标在面对有机的,而非简单叠加的公共政策现象时,其实现的可能性仍然是有争议的.”垃圾桶”模型在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进路里,对如何提升理论解释力做出了另一种回答: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在于解释

28、现象的个数,同样重要的是理论反映经验现象的真实性.虽然”垃圾桶”模型的原创者可能还没有走到阐释主义者强调个体独特性的地步,但是在他们看来,传统有限理性学派对理论解释力单向度的追求,忽略了理论解释现象时应有的真实性.值得指出的是,理论解释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是否能兼得姑且不论,在笔者看来,这最起码是两个不同向度的理论追求.或许”垃圾桶”模型更在意提醒研究者注意被忽略了的理论解释力的另一个向度.3.概念的可观察性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概念的可观察性对于理论的发现和检验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概念的可观察性对于公共政策理论的成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经验观察无

29、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有限制的.社会上地位牢固的权力集团有特殊的理由厌恶刺探他们社会地位和活动的性质与根源的行为【19J.在这种条件下,概念的可观察性不仅是理解公共政策复杂现象的工具,同时也是规避人为阻碍,进行有技巧观察的前提.”垃圾桶”模型突破了有限理性学派”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但将该学派特有的概念的可观察性一以贯之,这对该模型后来受到行动学派和结构学派普遍关注是很有关联的.进而言之,概念可观察性的坚持,对2O世纪8O年代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制度与行为的结合,有着尝试性的贡献.108参考文献:1参见MichaelD.Cohen,JamesG.March,andJohanP.Olin,1972,AG

30、arbageCanModelofOrganizationalChoice,AdministrativeScienceOuarterly,17.2Bendor,MoeandShott,RecyclingtheGcan:AnAssessmentoftheResearchProgram,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1,95(1):169.3张才新,夏伟明.垃圾捅决策模式:反理性主义的声音cJ.探求,2004,(1).4bendor,moeandshott,RecyclingtheG姗can_.AnAssessmentoftheResearchProgram,Am

31、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1,95(1):189.5JohanP.Olin:GarbageCans,Newlnstitutionalism,andtheStudyof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1,95(1):192.6JamesG.March,andJohanP.Olsen:GarbageCanModelofDecisionMakinginOrganization,InAmbiguityandCommand,ed.JamesMarchandRogerWeissingerBaylom.Marshfiel

32、d,MA:pitman,P28.7RogerSibeon:RethinkingSocialthe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2004,P35.8参见RogerSibeon:RethinkingSocialthe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2004.9WilliamRortsClark:Agentsandstructures.Twoviewsofpreferences,twoviewsof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98,42(2),P245.10详见科恩等人的197

33、2年原文.11参见JamesG.March,andJohanP.Olsen1976年的一系列工作.12bendor,moeandshott,RecyclingtheGbagecan:AnAssessmentoftheResearchProgram,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1,95(1):176.13JohanPOlsen,Gcans,newinstitutionalism,andthestudyofpolitic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Mar2001;95,1,P192.14Garyking,Robert

34、0.Keohane,1994,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enceinqualitativeresearch,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22123.15MichaelD.Cohen,JamesG.March,andJohanP.Olsen,1972,AGarbageCanModelofOrganizationalChoice,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17,P16.16bendor,moeandshott,RecyclingtheG抵ecan:AnAssessmentoftheResearchProgram,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1,95(1):172173.17JohanPOlin,G出gecans,newinstitutionalism,andthestudyofpolitic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eeReview;Mar2001;95,1,P19418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4.48.19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9.责任编辑:乔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