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湖南灾荒概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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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朝前期湖南灾荒概况 清朝前期湖南灾荒概况清朝前期，湖南境内发生了水灾、旱灾等多种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对湖南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 水灾湖南素有“九江”之称，境内山川交错。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与气候影响下充沛的降水是湖南的封建农业经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气候的反常与江河的泛滥又成为水灾发生的直接原因。清朝前期，水灾是湖南的重要自然灾害之一。它主要有两类：一是河流涨溢型水灾；一是山洪爆发型水灾。在水灾总年次中，有43年次发生了山洪。一年之中，发生山洪的县，最多不超过5个。1水灾的时间分布清朝前期长达196年，除去29年的非水灾年份，余则每年都有水灾

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湖南的水灾相当频繁。据嘉庆一统志所载，当时湖南境内有9府、4州、4直隶厅，共76个州、县。按一年中发生水灾的州、县数划分灾情等级，可分为以下4等；10个县以下，属局部水灾；10-20个县，属全省水灾；20-30个县，为全省大水灾；31个县以上，划为特大水灾。结合这一标准来统计清朝前期的湖南水灾，我们发现：特大水灾没有发生过一次，全省大水灾有4次，全省水灾有36次，其余均属局部水灾，真可谓小灾不断。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灾在时间上的分布有如下特征：（1）水灾连年。其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水灾连续情况表 单位：年年份连续期年份连续期年份连续期1647-1665191713-17339

3、1786-178941823-1839171813-182081691-169441742-1757161701-170661696-269941800-1811121779-178461775-177731710-1720111791-179661736-173721680-1689101674-167861739-17402资料来源：湖南省各县地方志。由表可知，连续发生水灾的年份占清朝前期年数的80.6%。占水灾年份总数的95.1%。常年不断的水灾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困扰也就可想而知了。（2）全省大水灾与全省水灾的发生具有时段性。4次大水灾和25次全省水灾分布在清初20年、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以

4、及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并且，水灾连续期长达16年以上的年度恰恰也分别集中于这三个时段。这三个时期对清王朝而言都具有特殊性。清初20年，社会经济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乱后百废待举。在清王朝的初始阶段，湖南的水灾次数尤多。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正是封建社会在相对稳定中走向繁荣鼎盛的阶段。第三个时段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前夜。在后两个时段中，湖南水灾也同样呈现出频繁发生的特点。可见水灾对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有一定的影响。湖南作为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行省，其社会经济的状况总脱离不了整个社会大气候。（3）水灾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湖南的水灾有的持续1个月，如安乡县志记载1663年，安乡“七

5、月大水，高下尽淹，官民廨舍俱倾”。有的持续数月，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石门县“六月淫雨，每日水涨一、二尺，至七月不退，禾无收，蒙减赋”1。1726年，岳阳“三至六月久雨不止，沿湖堤垸溃决，禾稼淹没”2。一个地方无论贫富，若遭遇一次长达1月甚至数月之久的水灾，其社会经济无疑会受严重影响。（4）水灾呈现出多发性。即一个州、县在一年之内发生多次水灾。1681年，慈利“夏，秋大水”3。这种多发性表现为相连两季发生，如“夏秋”，“春夏”，“秋冬”

6、大水。（5）水灾发生的季节有差异。湖南水灾多发生在春夏之交和夏季，秋季水灾数次之，冬季水灾更少。其原因是在春夏之交和夏季，湖南正值降雨集中的时期。淫雨易引起河水上涨和山洪。2水灾的空间分布湖南境内有平原、丘陵、盆地等多种地形，大小不等的河流分别流经9府、4州、4直隶厅。而湖泊却集中在岳，澧，常德和长沙3府1州。这直接影响了湖南水灾的空间分布。分析清朝前期水灾发生的区域可知，水灾的分布有如下特点：（1）水灾在省境的分布具有普遍性。根据已有资料统计，全省除新田，永绥直隶厅外，其余各县都发生过水灾，各县灾次不等。这样，遍布各州、县的水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危害着湖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全省大水

7、灾之年，一时间水患并起，使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如顺治十三年（1656）“长沙、平江、衡山……永兴”发生大水，延续近两个月，致使“平江冲坏城垣，田庐损失甚重。衡山水自众山谷陡起，顷刻丈余，漂没寺宇无数。耒阳、常宁山崩水涌，平地深三丈余，民居牛畜漂没无算，死者各以千计。永兴亦倾城垣大半”4。（2）水灾在各区域的分布不平衡。从水灾在全省的分布来看，各地所遭受水灾的次数极不均匀。长沙府的面积最广，境内各县、州历年水灾累计233次；澧州水灾182次；常德府水灾109次；岳州府、宝庆府、辰州府、郴州的水灾次数介于67&md

8、ash;98次之间；沅州府、永州府、靖州、桂阳州的灾次介于10—52次之间。可见，位于湘北洞庭湖周围的澧州、常德府、岳阳府水灾最多。湘南的郴州、桂阳州水灾突出。湘西辰州府与湘中宝庆府次之。这几个区域分别是湘、澧、沅、资四水流经之地。由此可知，湖南水灾主要集中于水系发达的洞庭湖及四水流经的区域。（3）水灾的发生在地域上具有并发性。清朝前期167个水灾年份中，除27个年份外，每年都有2处或多处几乎同时发生水灾。如湘江涨水，则沿江数县都有可能发生水灾。若四水齐涨，则水灾面积更广。3水灾的影响清初湖南省有75个县、州，在数量上超过了隋唐至明代各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全省人口总计18

9、754259人5。这个数字超过了历代湖南人口值。可见，湖南的经济、文化有相当的发展。就人口相对集中的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岳州府、常德府、澧州而言，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为充分。尤其是长、岳、常、澧3府1州滨洞庭湖，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也是封建地方统治的重要地域。那么，常年的水灾带给这些地方的危害也就更明显了。武陵县人胡焯作水灾纪事描写了水灾的凄惨情况：“沅流直涌长堤决，坏屋冲田骇浪高。出地蛟龙杂风雨，沸天人鬼共呼号。荒荒大野一朝尽，蠢蠢残生何处逃。数里孤城半城水，只愁中夜掣灵鼇。鱼腹奔逃满郡来，死生无地不堪哀。贤侯竭蹶先苏困，行省殷勤急恤灾。分粥疗饥人已定，筑堤代赈议新

10、裁。丁男得食余当计，老病携持妇与孩。城野已无多积贮，通商籴米向他州。沿湖幸假帆樯便，别港谁生攘窃谋。楚客空闻渡湘水，蜀船秖自泊沙头。欲供民食须长策，弭盗先烦借箸筹。一石水容泥数斗，年来污积复如何。山溪涨满交流急，湖岸堤增逆壅多。无复别瀦堪为泻，水可机器学排河。于今版筑工方亟，要恃年来水不波。”6首先，水灾对封建农村经济造成直接破坏。第一，导致劳动力严重损失。如康熙二年（1663），常德府境内大水，各处围堤溃决，溺死堤内居民甚众7。嘉庆十一年（1806），龙阳大水，竹木浮江而下，溺死居民甚众。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笼统，但还是能反映人口因水灾而丧失的实情。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而劳

11、动力又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接连不断的灾害造成人口损失，以致灾后大片土地因缺少劳动力而荒芜。这必然破坏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二，大面积的良田造到破坏。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武冈县高沙涨大水，冲毁农田160亩8。嘉庆十六年（1816），长沙、岳州府各县大水，湘乡褒忠山左右民田均随流壅没9。这种熟耕田地被冲毁的后果在于：当年的粮食产品付之东流，从而影响地租与国家赋税的征收。在封建社会，朝廷对灾荒之年的赋税采取免征或缓征的政策。这只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利，而一般佃户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自耕农一旦因水灾而失去土地，他们就不得不转为佃农或雇工。可见，自然灾害是促使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不断转移和各阶

12、级经济关系不断转换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次，水灾危害封建城市经济。大水冲毁护城堤。如“武陵郡东门外护城有堤，弦抵上流，隄侧有水……岁丙午，积雨溪涨，水势浩漫，岁久土潦，堤洗为潭，民庐漂陷，溺民多人……”10。城市的道路等基本设施被毁，以致商品流通受到影响。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茶陵大水，城圯过半11。同年四月芷江河水暴涨，城墙西南端崩溃数处12。乾隆一十三年（1748），临澧县“春夏，淫雨，六月涨大水，县城圯”13。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安化“山洪，淹到县署，桥

13、梁尽坏，田庐漂没”14。不仅城内外的政务、经济联系会因此而一时中断，而且，修复大水冲毁的城墙与路、桥的费用必然增加官府或民众的经济负担。此外，水灾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将灾荒看成是神的意旨，希望通过虔诚的祈祷，借助神的力量消弥灾害。如古丈县佤乡人居住区流传着敬土地神歌，其中有“大哥打马去求神，玉帝面前许封神。……你在天门为土地，风调雨顺国太平……”15。这类有关农事的民谣凝聚了当地人祈盼好年景的思想，也是人们抗御灾荒的水平在思想层面的反映。人们无法从现实中找到消除灾害的办法，因而在思想上

14、更加迷信神的力量，将求神消灾的思想变为祭祀活动。这最终演变为一种模式化的风俗。水灾是清朝前期湖南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它对湖南的封建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又为封建迷信思想的存在和传播提供了契机。它在时空分布上的若干特点是由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原因所致。（二） 旱灾清朝前期，旱灾也是湖南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不仅灾次多，而且分布的地区广。它对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不亚于水灾。研究当时湖南旱灾的发生特征及社会的抗灾对策，有助于了解清前期区域社会的生产力状况与群体的文化水平。1旱灾发生的特征湖南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气候，雨水充沛。境内河流众多，但由于受自然气候变化以及地形的影响，也经常发生干旱。正如

15、农谚所云：“六月南风田开坼”、“六月南风溪断流”。在湘西地区夏秋季节受西太平洋高压的控制，久晴少雨，气温高，南风大，蒸发强，加上山高坡陡，土层瘠薄，阴河众多，蓄水保水能力差。因而极易出现干旱，有“十年九旱”之说16。又如沅江县虽属滨湖地区，但其境内的丘岗地带，土壤粘性强，不耐旱，干旱易成灾。在清前期196年中，除44年之外，其余年份湖南均出现了旱情，各县的旱灾共计940次，平均每年有4.7县次。旱灾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以下特征：（1）在清前期各个帝王的统治期内，湖南旱灾发生的情形有一定的差异。清初实行“与民休息&r

16、dquo;的政策。康熙以后的几代帝王秉承祖法，均保持了宽简的安民政策。因此，旱灾年次在各个帝王统治期的差异不是由统治政策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各君主统治期的旱灾年次情况表朝代在位时间（年）旱灾年份（年）旱灾年份比例顺治1818100%康熙615082%雍正131077%乾隆604066.6%嘉庆251768%道光前期191683%资料来源：湖南各县方志及湖南自然灾害年表，下同。由上表可知，旱灾发生的比例在顺治朝最高，在乾隆朝最低。顺治至乾隆时期，旱灾发生比例下降，而嘉道时期，其比例出现回升。这从一个角度表明，在“康乾盛世”，湖南的社会状况确实较嘉道中衰之际好。因

17、为旱灾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社会生活。不过，即便在封建盛世，“国泰民安”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康熙、乾隆两朝，湖南旱灾的比例虽然较低，但旱灾次数的绝对值并不低。（2）旱灾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清朝前期，旱灾连年的现象相当频繁。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湘乡县“正月至五月不雨，农未分秧”，次年，“夏秋又旱，岁谷价翔踊”。康熙四十一年（1701）、康熙四十二年（1702）又发生连续大旱。类似的情况在清朝前期相当普遍。现按时间顺序，将旱灾的连发期排列如下：旱灾连续情况表 单位：年年限连续期年限连续期年限连续期1644-1674311728

18、-173031775-177621678-1690131734-173521778-178141692-169321738-173921785-179061695-169841742-1753121802-180321701-170771757-176151807-1824151711-171551764-176631826-183161718-172691768-177031833-18375从上表中显示的连续时间来看，连续期的最高值和较高值分别集中在清初与嘉道时期。（3）按旱灾程度划分，不同等级的旱灾在时间上的分布情形如下：旱灾的时间分布 单位：年时期偏旱旱灾大旱局部大旱特大旱灾顺治116

19、——1——康熙425111雍正91——————乾隆36211——嘉庆1341————道光前期132————1说明：偏旱，10个县以下的旱情；旱灾10个至19个县发生旱灾；大旱，20个至29个县发生旱灾；局部大旱，30个至39个县发生旱灾；特大旱灾，40以上的县发生干旱。以上旱灾统计表明：清朝前期，在湖南，偏旱的情况最多，旱灾次之，而大旱、局部大旱和特大旱灾的

20、情形则很少。综合旱灾的程度、连续期以及在各朝代的分布情况来看，顺治到康熙初年与乾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湖南旱灾高频发生的时期。而康熙后期到乾隆中期，旱灾的发生频率则相对较低。（4）湖南在各个季节的旱情也大不相同，根据各县历史灾情资料，统计有明确旱灾季节记录的内容，可了解到旱灾的季节性特征。1644-1839年湖南各县单季旱灾情况 旱灾单季旱灾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年数年数比例年数次数年数次数年数次数年数次数1526945.4%162748126203311说明：表中的“次数”值是指在各类季节性旱灾总年数内，各县旱灾发生次数的总和。由以上可知，夏季旱灾次数最多，春、

21、秋两季次之，单一的冬旱少见。连季旱灾则以春、夏、秋两季或三季连发旱灾情况居多，共计171次。其中，春夏、夏秋连发性旱灾次数约占93%。（5）清前期，湖南省永绥、龙山县的旱情资料少见，其余74个县级地区均有旱灾记录。旱灾的空间分布情况表地方旱灾（次）地方旱灾（次）地方旱灾（次）长沙府228岳州府60永顺府7衡州府132宝庆府43桂阳州29澧州129郴州45靖州20辰州府103常德府56乾州直隶厅7沅州府35永州府43晃州直隶厅6凤凰直隶厅4永绥直隶厅——————可见，长沙府、衡州府、澧州、辰州府的旱灾次数最多。这表明湖南旱灾

22、主要发生在湘江、澧水、沅水流经的湘东、湘北、湘西地区。湖南省的旱灾在空间分布上的普遍性与不平衡性，与各地的地理、气候环境、农田水利技术均有关系。如兴宁县地处湘南，在夏季主要受南风影响，炎热少雨，蒸发大于降水，出现伏旱；在秋季又受高气压控制，出现秋旱17。清代前期，湖南旱灾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既是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是对当时湖南社会抗旱防旱情况的一种反映。2旱灾的影响清朝前期，湖南的历次旱灾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两类：第一，引发饥荒。一方面，干旱使耕种者不仅损失了已种植的作物，而且因缺水而不能再度种植。春旱直接影响稻田作物的移种，夏、秋旱则常常导致绝收。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

23、湘乡“正月至夏五月不雨，农未分秧”。次年，又发生夏秋连旱，早、晚稻无收18。可见，干旱耽搁了农时。“一日春工十日粮”，干旱阻碍了春耕夏种，必然造成粮食歉收、甚至无收，从而有可能酿成一年或多年饥荒。另一方面，清前期，湖南所属府、州、县大多以水稻种植为主，实行“一熟制”的耕种制度，即一年种植一季稻谷。这种单一的粮食种植业虽然很脆弱，但却是小农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年成的好坏与自耕农家庭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即便在正常年景，一个小农家庭在完粮纳税以后，所剩无几，各地乡村经常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一旦干旱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农户的

24、生产生活就面临困顿，甚至连境内驻军的粮食都无法保证。严重的饥荒，将激发饥民流徙、人口骤减等社会问题。如顺治八年（1651），沅江全县有男丁1002人，按丁口比例1:4估计，约4000人。顺治九年（1652），当地大旱奇荒，饿死与外出逃荒的人几乎占半数以上，县内人口仅余2000左右19。第二，诱发其他灾情。干旱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农业害虫的生殖繁衍，这就有可能引发虫灾。在1663年、1665年、1679年、1778年、1835年，分别发生了局部性或全省性的旱灾，并都出现了虫灾。在1736范围内，温度愈高，飞蝗取食愈盛。而含水量为1020%的坚实土壤正适宜蝗虫的繁殖。在湖南，干旱期内的气温、土壤条件以

25、及稻类作物均适合蝗虫的习性20。清前期，发生干旱的年份，往往也出现蝗灾。蝗灾被视为旱灾的伴生灾害。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湘阴4至7月，“不雨，蝗蝻为灾，贫民艰于食，饥荒尤甚”21。6至10月，岳阳县大旱，蝗蝻为灾，饥荒随至22。另外，干旱使人经受饥馑之苦，长时间处于饥渴状态，以致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机体免疫能力受影响。然而，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细菌和病毒在干旱环境中却具有极强的生物活性。因此，旱灾又很可能促使瘟疫流行。清前期，湖南有43年出现了旱、疫并发的情形。如道光十五年（1835），全省有40个县发生了旱灾，有15个县发生了瘟疫。可见，旱灾引发了诸如“旱

26、灾——虫灾——饥荒”、“旱灾——瘟疫——饥荒、死亡”这样的连锁危机。继旱灾而起的各种灾害则进一步将旱灾所造成的社会性矛盾扩大、升级。旱灾的影响有如乾隆八年（1830），永兴知县吕宣曾在六月旱一诗中所云：“六月旱大甚，雨泣宁老农？恫瘝吾一体，闷陶纳蕴隆。出褥步东邻，父老执香丛，或祝生晰蜴，或咒假竹龙。聊以备俗典，讵能谒寸衷。唯期三日雨，尚可兆年丰。五日苗半稿，十日粒尽空。继此陂塘涸，桔槔难为功。冉冉微云起，而又阻长风。长风声如吼，吹云似飞蓬。烈日伊可畏，

27、既西复出东。但见日杲杲，不见云逢逢。市米少且贵，何以瞻四穷。所愧人事缺，无能代天工。六事遵汤祷，舞雩协鲁封。薄德应厚罚，天宁丁我躬。”23总而言之，旱灾不但直接破坏农业生产，造成城乡饥荒，而且会引发其他灾情，从而导致灾害链的形成，加深了社会的灾荒程度。 （三） 其他自然灾害自17世纪中叶以后的两百年间，湖南境内除经常发生水、旱灾外，还发生了地震、风灾、雹灾、虫灾等其他自然灾害。这些灾害虽然不像水、旱灾那么频繁、普遍，但同样也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1灾况清朝前期，湖南发生过多种类型的自然灾害，其中，气象灾害有雹灾、风灾和雪灾；生物灾害有虫灾、鼠灾和瘟疫；地质灾害有地震。各类

28、灾害发生的特点有所不同，兹分述如下。（1）气象灾害风灾、雹灾情况统计 单位：个灾害名称年次10≥N55≥N≥1风灾41年——41年雹灾60年1年59年雪灾44年6年38年N：表示同一年中发生同种灾害的县数。下同。这三种灾害发生的总年次相差不大，只是雹灾的年次偏多。在一年中，5个以下的县级地区发生同一种灾害的情况却是以雹灾居多。顺治八年（1651），会同县“二月大风，吹倒树木，学宫椽栋，寺庙公府，居民房屋，均遭摧毁”24。顺治十年（1653），冬，湘乡县大雪，“河冻冰坚舟楫不行，树皆冻死，是岁饥”25。（2

29、）地质灾害湖南的地质灾害主要是地震。清朝前期，有31年发生地震。一年之中， 5个以上的县发生地震的情况只有3个年份。这里边表明地震发生在个别府县的情况是主要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地震最严重的一年。全境有10个县发生了地震，主要集中在澧州、常德府两地。“五月二十日午时，澧州县地震声如流水，六月微震”26。此外，还有3次较大的地震，分别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新化、泸溪和安化3县的地震，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宁远、零陵等10县地震，乾隆五十至五十一年（1785—1786）的常德、澧州等9县地震27。这几次地震造成的灾害都不甚严重。（3）生物灾

30、害虫灾、瘟疫、鼠灾情况统计灾害种类年次15≥N1010≥N55≥N≥1虫灾54年1年4年49年瘟疫49年2年1年46年鼠灾2年————2年比较这3种灾害，虫灾和瘟疫的发生次数远远高于鼠灾。康熙四十五年（1706）、乾隆十三年（1748）分别有4个、6个县发生了瘟疫，而瘟疫最严重的年份是顺治五年（1649），道光十五年（1835）。这两年分别有13、15个县发生了瘟疫。保靖县“道光二年壬午秋大疫，患病者多脚软，医者以针刺手足湾，出紫血，间有愈者。俗因呼为麻足瘟”28。虫灾是生物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的一种

31、。从湖南各地历史资料来看，农业虫灾突出，而林业虫灾相对较少。农业虫灾又以蝗灾与螟灾为主。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下旬，湘乡县“忽偏野虫起，剪穗，五六日剪尽，谷遂大贵”29。桃源人向文奎在七古诗秋蝗飞中描绘了蝗虫肆虐的情形：“长沙城头日色微，蔽天云墨秋蝗飞。举城惊愕仰天看，蚱蜢蝻蜓乱依稀。一月漫空忽旋转，莫辨千点与万点。同折生风风有声，横过女墙去仍返……祷霜雪，蒿目秋原我心悲，君不见，秋蝗飞食晚稻，沅湘两岸无青草。”30由此可知，如果视上述灾害为一整体，那么它对社会的危害实不亚于水、旱灾。何况，这些灾害经常并发。顺治三年（16

32、46），浏阳县不仅发生大旱、疫，而且“三月，大风，雨雹，白而甚冷，九月初六日，地震有声”31。在清前期196年中，湖南境内完全无天灾影响的年份屈指可数。总之，在封建农业社会，不论那种天灾，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一种阻力。自然灾害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了破坏，地方官民均重视避灾、抗灾或赈灾，努力减少灾害的损失。这是重本务农观念在荒政方面的具体表现。官方推广或士民自发性的对策，只能暂时地缓解局部的灾伤。这种效率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劳动者所掌握的农耕知识技术决定的。（四）灾荒发生的原因清代，人们受传统自然观的束缚，能够初步了解蝗、螟、鼠害的致灾原因。而其他诸如水、旱、风、雹

33、、疫等灾害的成因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相对而言，因为江河湖泊水情变化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人们对水灾成因的理解与描述也就更为明确。湖南在清代前期出现的历次水灾，主要是由降水与地表江河湖水的涨溢导致的。长时期的降雨，容易引起地表水径流量增大，或引发山洪、泥石流。桃源县人郭如登作春日苦雨诗叹道：“屋角梅花枉报春，长途泥泞苦饥民。不逢郑侠谁邻尔，泣向长年画饼人”。如1658年，“四月，（衡南县）境内东乡……迅雷骤雨，平地丈余，山崩地裂，水淹房室稻田，人畜有死亡”33。康熙三十五年（1696），6月，久雨兼旬；7月，东洞庭湖

34、湖水大涨，长江北堤溃决，县境沿岸五谷无收34。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如此频繁的灾荒，也有其更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1洞庭湖区的围垦清代以前，人们已经开始在洞庭湖区进行垦殖。南宋时期，屯于荆南的士卒“种民田，筑江堤”，以致“水道一变，江患遂起”。元代末年，湖南、湖北的大多数通江口淤塞，只留下江南的虎渡口、江北的郝穴口。明隆庆年间，长江南岸的调弦口被疏通。江北各口淤塞，江堤被加固。江水由南岩各口分注洞庭湖，增大了洞庭湖的水势。与此同时，洞庭区被不断开垦。宋明时期，滨湖各地已修筑了堤障，如巴陵县就有6座清以前的堤35。进入清代后，湖区的围垦情形加剧。清

35、初朝廷为增加岁入，鼓励各省安民垦田，对地方官则“以招垦定‘考成’，州县岁百顷以上，有叙”；湖区地方官为了完成开垦面积，将未垦荒地充作正额，摊派户民完成税赋；“康熙三十六年（1687），汉江流域水灾，湖北灾民南下，到洞庭湖区佃种荒田，广东、福建和江西的无业之民也涌入沅江、湘阴等地筑堤兴垸，湖南本地的富户也加入了围垦的行列之中；康熙五十五年（1716）、雍正六年（1728）朝廷先后拨巨款助修堤垸，乾隆五年（1748）又下诏：“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各处堤垦田，号曰民围”36。这些促成了康乾时期，湖区围垦

36、的高潮。严有禧在查垦滨湖荒土移详在称：“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百余和处，积入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日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37。沅江县在康熙十八年（1679）时，粮田荒废达26万余亩，二十四年（1685），重修明末崩溃的太平、长山、沔湖、永宁、板塘、新兴6垸，至乾隆十二年（1747），全境共有61垸38。益阳县在雍正年间（1723—1735），挽修堤垸60多个，乾隆四十八年（1783），县民又元代至元年间所修的12垸和以后所筑的高湾、温高、来仪、东巴、大兴、新安6垸废间成围，更名十八垸59。湘阴县“康熙时督民开垦，

37、至乾隆中叶，报垦者六十九围”，“西乡田土之盛，无若乾隆之世”40。西洞庭湖区的安乡、龙阳、武陵等县的围垦也发展迅速。“安乡县在康熙十九年（1680）的‘田、地、塘’数，仅一千六百余顷，至雍正十一年（1733），已达三千三百九十多顷”41；武陵县在康熙、乾隆年间修复的堤垸有槐花、易家、铁窑等官堤30余处，姚家、王家、黄花等官障10余处42；康熙至乾隆年间，龙阳县的官垸发展到42处。除彭家障、尤婆障、三才障外，其余官障的围长均在700丈以上。其中，康熙四十六年（1707）修复了大围堤“周迴三万五千八百余

38、丈，绵亘一百二十里，上接辰沅诸水，下滨洞庭”。同年，重修的南港障“周迴五千七百五十余丈”。民垸有23处，其中，袁李障最长，达“三千二百七十四丈”，安福障的周长最短，有“一百九十四丈七尺”43。洞庭湖湖面缩小，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弱。江水倒灌入湖，陡涨的湖水无处渲泻，以致滨湖府县常常受堤毁垸溃的灾难。2人口增长的负效应清代前期，湖南各府县的人口普遍呈现增长的发展趋势。据湖南省志记载，清朝前期湖南人口户数的情况如下44：长沙府：原额114960丁，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滋生5673丁，嘉庆二

39、十一年（1816）户691742，口434883。衡州府：原额43697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3022丁，嘉庆二十一年户36830，口2333784。永州府：原额47866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2386丁，嘉庆二十一年户303937，口1680052。宝庆府：原额54091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1253丁，嘉庆二十一年户299286，口1672210。岳州府：原额26624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2241丁，嘉庆二十一年户3030050，口1782918。常德府：原额46754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1052丁，嘉庆二十一年户202562

40、，口1249916。辰州府：原额28307余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908丁，嘉庆二十一年户131093，口908902。 永顺府：雍正九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永保龙桑四县滋生350丁，嘉庆二十一年户31670，口99306。沅州府：原额10404丁，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593丁，嘉庆二十一户92380，口595335。乾州厅：乾隆四十六年（1783）原编32717口，嘉庆十六年（1811）滋生1870口，二十一年户7190，口35090。凤凰厅： 乾隆四十六年原编63088口，嘉庆十六年滋生10943口，二十一年户14942，口74669。永绥厅：乾隆四十六年原编19693口，

41、嘉庆十六年滋生4575口，二十一年户4383，口25284。郴州：原额并审增34462丁5分，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2157丁，嘉庆二十一年户187135，口1024809。靖州：原额17594丁，嘉庆二十一年户104074，口619181。澧州：原额26797丁， 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2388丁，嘉庆二十一年户212889，口1041795。桂阳州：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滋生1364丁，嘉庆二十一年户165411，口788186。由上可知，清朝前期，湖南大部分府州的人口数均有明显的增加。长沙、衡州、靖州等8府3州原额共计51556.5，按丁口比1：4计算，应有18062

42、26口。嘉庆二十一年，这11府州共计有17257785口，增加了近9倍。乾隆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一年间，乾州厅、风凰厅与永绥厅分别增加2272口、11581口、5591口。激增的人口必然会产生对自然资源更大的需求。在湘中、湘西地区，农民开垦荒山以增加田地。绥宁县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垦荒地数千亩45。嘉庆二十二年（1817），辰溪推行“奖励开荒”的政策，新垦田5.47顷46。垦田额的增加是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情况。然而，一味的开辟耕地并不能满足人口增殖的要求。如祁阳县在雍正六年（1728），开垦山水乡田3顷88亩，至雍正十三年，先后6次总共垦田13顷303亩47，而

43、人口由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23699人，增加到嘉庆二十一（1816）年的32.97万人，道光六年（1826）达到37.78万人。乾隆年间，祁阳县“岁余粮十余万石远销湘潭、汉镇”，但到嘉庆以后，由于人口境多，“一遇歉岁，仅仰给于邻县”48。又如永绥厅在乾隆十六年（1761）时，全厅垦田2678亩，嘉庆十四年（1809），耕地达8万亩49，而人口在乾隆十六年（1751）时有37457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增至75460人50。在洞庭湖区，自清初以后，生齿日繁，出现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大面积的垦荒，暂时适应了人

44、们为维持生产生活而亟需土地的要求，如在滨湖地区出现“四十七湖湖绕田，菱花菰叶饱风烟。近来高阜多于水，处处人家种木棉”51。但是，长期而大面积的围湖垦田引发了人与水争利、与山林争利的矛盾，结果则是水土日渐流失，江湖之水因不能正常蓄溢而枯竭或肆意横流。同样，山地林木亦遭到滥砍滥伐。一位湘籍人士在论山村塘堰时提到：“往闻父老言乾隆间，渠为童子时，秋风起，入山落叶塞路，一日得数担归，叶覆地尺许，土肥而不流。近则群儿筠取树枝，或盗砍小树耳。呜乎！岂非世变也夫。近益开垦山地，黄泥入田败禾又随流下填淤湖身，恶害尤非人所觉……”52。

45、清朝前期，在人口激增的情形下，过度开发利用山林湖泊资源，却忽视了对生存资源的维护。天然植被被破坏、湖泊调节生态平衡的作用受到影响。这是灾荒频发的原因之一。3社会冲突的破坏作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湖南境内发生了清政权与晚明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清廷剿灭三藩的连年战争。战争不仅延误农时，而且使基本的农田水利设施毁于战火，还造成人口流失的严重后果，如顺治十年（1653），偏沅巡抚金廷献题奏湖南因战乱受祸日深，湘乡逃亡1.426万丁，实存6413丁”53。这年，明清两军在新宁县境相持对垒，清损兵折将，迁怒民众，搜山破寨，掳掠劫杀，尸横遍野。翌年，县内瘟疫流行，斗米白银1两2钱，饥病而死的人不计

46、其数54。此外，乾嘉年间爆发了苗瑶民族起义，麻阳县的人口逃亡大半。战乱不仅损耗了社会财力，而且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官府为稳定政局，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到平乱之中。因此，在战乱之际，灾区只能依赖本地的救灾赈济物资渡过灾荒危机。4生产力的局限性在1723—1753年间，有11个年份发生了10个县以上的水灾，其中，1742、1748年，遭受水灾的县有20个以上。在社会矛盾比较缓和的时期，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局限性。它首先表现在水利建设方面。各府县大量的塘堰都是依天然的水源而建，如“因漳道细流而磊石以塞之为坝，或因山而筑土峡口窖以蓄泄之，或因平原高燥废田深

47、凿之为池为塘”56。这种土、石材料的抵御洪水的能力毕竟有限。当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设施的价值就逐渐丧失了。如新田县有3条河，其中的东河、西河只是山溪，“地高势泻，水不能储，山涨倡狂，洪涛拍岸，不移时而远波消，即褰裳可涉”。河水的利用量只有500立方米，全赖山平塘、泉井灌溉，抗旱能力极低57。其次，表现在生产的分散性方面。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是湖南乡村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对抗灾荒的能力极低。5官府管理的松懈无论是兴修水利还是建造仓廪，都属于地方各级官府的重要政务内容。地方官往往疏于对水利、仓政的管理，以致已有的抗灾、御灾设施得不到充分

48、利用。有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但地方官府对此并不重视或官库匮乏而无力维持。湖南巡抚蒋溥在乾隆九年（1744）就曾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莽湍束为细流，注洲诸悉加堵筑，常有冲决之患……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难与共，不可肿意劝垦”。但竭泽而渔的围垸势头已无法阻扼。针对这一情形，湖南巡抚陈宏谋建议强制退田还湖，“多掘水口，使私围攻尽成废坏，自不敢再筑”，但并无成效，许多早已勒令刨毁的私垸，却不断更换名目予以保留，新的堤垸仍在暗中增筑。道光初年，御史贺熙龄就曾指出：乾隆时早已查禁的湘阴莲蓬寨、杨林寨等私围，现又分别更名为“廖家山”、“郭家湾”等而加以修复58。仓粮听其亏损，仓房任其损毁。嘉庆五年（1800），永兴县常平仓储谷有8000石，社仓本息共5957石。但常被侵吞殆尽，以致颗粒无存59。乾隆二十一年（1756），宜章县设有常平、社仓，多由当地殷实富户把持，往往摊作兵食，或挪作他用。积谷不能防饥60。甚至，官吏趁赈灾之机贪污赈济物资、掠夺民财，从而加剧了荒情。有时可以被控制或减缓的灾情，却因官吏办赈不力而更加严重。所以，吏治的腐败成为灾荒发生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