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框架下环境税的双赢效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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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经济学）环境保护与城市失业：H-T框架下环境税的双赢效应陈媛媛 李坤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摘要：借助于经典的托达罗城乡二元经济框架，本文引入了环境污染的特殊性之一即工业污染对农业部门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性，探讨了环境监管的加强对经济系统中环境质量以及两种就业扭曲就业不充分和城市失业的影响。结论表明在本文的架构下，环境税的增加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两种就业扭曲，进而达到理想的双赢效果；但当环境税用于抵消部分扭曲性税种税率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的税种才可以加强这种双赢效应。对于基本符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本文提供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的一个理论依据。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2、 环境税 双赢效应 扭曲性税种Abstract：Drawing on the classical dualistic economy frame by Harris & Todaro(197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have effect on environment and two distinct labor distortionsinsufficient employment and urban unemployment by introducing the particulari

3、ty of pollution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n agricultural sector exerted by pollution. It is found that a rise in the pollution tax rate in the urban manufacturing can improve environment on one hand and mitigate the two labor distortions on the other which comes to the double dividend effect. However

4、, using the pollution tax to counteract the distorted tax such as income tax and labor tax, only under some special conditions, it can strengthen this effect for some special tax. For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are the dualistic econom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e for settling the

5、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dualistic economy environmental tax double dividend effect distorting taxes一、介绍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某个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同时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合作。鉴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进行环境管制，而一般认为，环境管制必然会使得更多的资源用于环境治理，这样就会放缓经济发展(如产量下降、失业增加等)。因此虽然

6、召开了很多国际会议致力于环境保护，但是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减污责任，尤其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面临着由于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而造成的城市失业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管制（尤其对于环境税环境税一般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它不仅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还应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某些并非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却在实施中对环境起保护作用的税收。环境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对污

7、染物征税：主要有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臭氧损害化学品税、二氧化碳税、硫税、汽油税等；对污染行为征税；包括开采税(即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征收的税种，它通过影响自然资源开采的速率来控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土壤保护税(即对实施从土壤中直接获益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对资源能源征税：包括燃料税(对汽油、重油、液化气、煤、天然气、石油等燃料征收的一种税)；能源税(对不同能源征收的税，如对电力能源征收的税等)；特别税的相关税种：主要有机动车特别税和其他相关税、固体废弃物处置税等；环境关税：主要指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的加强一方面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环境税税收收入还可以

8、用来增加就业，减少扭曲性税收，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发展等，使得人们在非环境方面受益，同时也实现税收中性。这就是Goulder（1995a）和 Bovenberg（1999）所提出的“环境税的加倍红利假说”（double dividend）。该假说中，第一红利即环境受益，环境税的增加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而第二红利是非环境受益，最主要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可以将环境收入部分抵消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会保障税，企业所得税等扭曲性税种，提高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就业增加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发展经济的目标。除此之外，环境税还可以调节其他扭曲性税收等等。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对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9、并行无疑提供了解决之道。大量评估环境税影响的应用文献为环境税的倍加红利假说提供了实践检验基础。例如欧盟许多国家绿色税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就业率的上升、GDP增长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表1列举的是欧洲和其他国家等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效应，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税可以同时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和就业的增加。表 1 国外环境税效应的比较分析 %项目CO2的排放量就业企业投资消费价格平均变化-9.700.44-0.231.18欧洲-9.400.71-0.141.42其他国家-12.860.310.950.52短期-6.020.44-0.421.23长期-13.080.970.481.17社保支出（S

10、SC）循环-7.991.040.241.2其他循环-12.100.05-0.161.72数据来源：根据Bosquet（2000、2001）所搜集的文献整理得到。Gerhard（2006）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了动态经济体中的环境税加倍红利效应。一方面增加汽油税可以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由该税收抵消的部分资本收入税（该税可抑制投资，并且导致生产力的滞后）可以导致消费的增加，同样也达到了双赢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消费的增加更可能导致污染的增加（比如购买更多的车等），由此导致环境质量方面的红利效应弱化。另外，有些学者在经典的托达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文简称H-T）的框架下，分析了环境税的加强对就业

11、的影响。因为在H-T框架下，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两种扭曲，一个是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导致的城市就业不充分，另一个是由于城乡劳动力之间的迁移导致城市出现失业的现象。Copeland（1994）在开放的条件下，发现环境税增加可以通过外溢效果削弱这两种扭曲，进而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达到其双赢效果。但是这个双赢效果只是由环境税增加引起的，而并没有讨论该税收的转移对其他扭曲性税收的弱化效应。Ichiroh（2003）同样也在H-T的框架下，讨论了环境税（对产生污染的投入品征税）的增加对上述两种扭曲的影响。当产生污染的工业品与农业品的相对需求弹性大于1的时候，环境税率的增加可以使得工业部门就业增加，同时，如果

12、农业部门规模报酬递减程度非常强烈，就可以导致城市中失业人数的减少。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就可以削弱上述两个扭曲，另一方面，环境税率的增加可以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该文章的结论虽然很吸引人，但是并没有突出环境税的特殊性，即如果当普通生产要素（如资本）的价格增加，只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结论仍然成立（对就业的两个扭曲而言）。本文拟以上述文献为基础，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在H-T框架下研究环境监管的加强对就业中两个扭曲以及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样假设投入的资源产生污染，为了突出污染的特点，假设农业部门是污染敏感性的，即污染对农业部门的生产有一个负的外部性，或者说城市污染的增加可以减少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比如工业

13、污染所排放的废水用来灌溉农田或者二氧化硫所导致的酸雨都可以导致作物减产，或者污染的增加可以导致人们身心受到损害以至于影响到生产效率等等。此外，本文还研究了环境税收抵消几种扭曲性税收的的税率所导致的就业及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试图来检验环境税的“双倍红利”假说。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基本模型，考虑经济系统中各部门的具体情况。第三部分是比较静态分析，考察环境税的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两种扭曲以及环境质量的影响。第四部分重点检验环境税抵消部分扭曲性税种所产生的倍加红利效应。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启示。二、基本模型借鉴Ichiroh（2003），考虑一个封闭的H-T经济体中，存在着城乡两个地区，农村中

14、有一个仅使用劳动力作为投入的农业部门，该产品为计价物。城市中为使用劳动力和资源的工业部门，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污染。另外假设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因此农村中完全就业，而城市中存在最低工资制度w，并且两地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可能会导致城市中失业的产生。另外假设社农业部门的生产也为完全竞争，且为环境敏感型，即由于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染可以削弱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不失一般性，设定其生产函数为 (1)为没有污染时候农业部门的最大生产力，为工业部门最终排放污染量；为农业部门对环境的敏感程度，当然越大表示一定的污染对农业部门生产力负的影响就越大；为部门劳动力投入量，因为只有一种要素，且完全竞争，所以假设

15、该部门边际生产力为常数（视工业污染为外生给定）。由于农产品为计价物，所以可以得到农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水平 （2）另外假设，就是说如果农业部门不受到污染的任何影响时，其劳动力报酬也要低于城市里的工资水平。工业部门也为完全竞争，其生产函数为 （3）为资源，并且假设在生产过程中一单位资源产生一单位污染。为了简便，假设资源是免费使用的，政府只对其产生的污染征收环境税t。为工业部门劳动力投入量。为资源投入密集度，与清洁生产技术有关。工业部门由于完全竞争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关系： (4) (5) (6) (7)其中为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另外，根据H-T模型，假设城市里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工资，导致劳动力由从农村迁移到

16、城市，因此迁移均衡可以表示为 (8)此即为H-T条件。其中为城市失业率。该等式意味着城市中期望工资与农村中劳动力工资水平相等，此时系统达到动态均衡。另外类似Ichiroh（2003），假设需求为位似的，即需求结构不受收入差别影响，并且为了屏蔽掉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作用，借鉴Copeland & Taylor（2003），假设相对需求弹性为1。因此可以得到相对需求为 （0, 表示对农产品的偏好程度） (9) 另外由劳动市场供需关系可以得到 (10) (11) 其中为城市总人口，为城市失业人口，为该经济体的总人口。由上述等式以及外生变量，我们就可以求出内生变量。另外我们有必要重点阐述一下H-T经济

17、体下两种劳动扭曲。首先由于城市中固定的高工资w，必然使得工业部门就业量要小于最优水平，导致城市就业不充分；其次由于托达罗模型中的迁移方程保证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工资相等，进而导致如果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会引起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因为如果农村人口不迁移，在农村中可以从事生产并得到工资，但当这些人口由于城市预期收入较高而迁入城市，反而会引起更多的人口失业。人口的迁移进一步导致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错配。三、环境政策与劳动力市场依据上述各个等式，本文在这部分试图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到改善劳动力市场两种扭曲的条件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条件。首先，由(1)、(8)、(10)和(11)得到 (12)我们发现，该等式的左

18、手边恰好为城市里劳动力的总报酬，右手边为整个经济体（包括农村和城市）中劳动力总报酬与农产品产值之差，而农产品产值恰好为农村劳动力的总报酬（因为农产品完全竞争）。再由(7)、(9)可以求出 其中进而得到， (13)并且（12）变为 (14)可见，当对工业产品的需求程度1/越大，产品产量就越大，因此生产该产品的劳动力也就越大；同样生产工业产品的资源弹性系数越小，生产相同单位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多，因此需要总的劳动力水平也越多。当农业部门对环境存在一定的敏感性（），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和污染水平（也即资源使用量）也有所下降，即，。这主要是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总收入（包括城市和农村劳动力）

19、下降，而由（12）和（14），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劳动力收入成正比，因此工业部门产量下降（同样农村产量也下降），进而导致生产工业部门的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源（污染水平）也下降。或者说，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工业部门产量下降，进而生产该产品的两种要素资源（污染）和城市就业量也下降。另外，污染水平对环境税的导数为 (15)如果农业部门对污染不敏感，当环境税增加时，污染也会下降，因为“要素”价格上升时必然导致“要素”使用量下降；然而我们发现，当农业部门对污染敏感时，污染反而会下降的更慢（导数的分母变大）。观察（14），由于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和城市就业人数（收入）与污染外部性带来的劳动收入损失之和为常数

20、（即为潜在的社会劳动总收入），假如环境税提高1%，必然导致污染下降，从而劳动收入损失也减少，进而城市就业人数和收入必然增加。无论农业部门是否敏感，由厂商成本最小化原则必然得到这两种情况之下的劳动资源两种要素使用比是相同的（因为劳动力报酬与资源税之比是相同的），而农业部门不敏感时，城市就业在环境税高1%前后是不变的（见（17），资源使用量会下降（因为环境税提高使得劳动力报酬与资源税比下降），而当农业部门敏感时，城市劳动力人数是增加的（见（17），因此资源的使用量也就是污染产生量下降的更少，也就是农业部门敏感时，污染对环境税的反应会相对平缓，此时虽然环境税增加可以导致人们在环境方面受益（人们享受到

21、更清洁的环境）以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与农业部门不敏感时相比，这种环境收益的效应却更微弱，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提高环境税可能并不一定能够使环境得到很明显的改善，当农业部门越是敏感时越可能如此。另外，由(13)得到城市就业总人数 (16)两边分别对环境税求导得到 (17)可见，如果农业部门对污染不敏感（b=0），环境税的提高不会影响城市中劳动力就业的数量，因为由(9)可知，两产品的相对需求函数弹性为1，也就意味着当资源投入的价格增加（其实就是环境税），一方面使得工业部门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代替资本生产，使得劳动力雇佣增加，也就是正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提高必然导致产量的减少，就是负的

22、规模效应，当两产品的相对价格需求弹性为1时，两种效应正好抵消。Ichiroh（2003）在没有本文的假定下，就得到环境税使城市就业增加的充要条件就是相对需求弹性大于1。但在本文的假设下，环境税的提高必然导致城市就业的增加。即便是相对需求弹性小于1，农业部门对污染的敏感性增加也可以使工业部门就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环境税的增加可以使得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存在而引起的不充分就业形势有所缓和，即环境税的增加可以使得就业增加，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第二红利效应。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农村生产力下降，进而导致农村工资下降，生产效率的损失变为劳动力收入的损失，使得劳动力总收入也遭受到损失，而环境税

23、的增加使得污染减少，进而使得这种负的外部性减少、劳动力收入损失减少，所以农村劳动力收入和城市劳动力收入都增加，进而城市就业也增加（见（14）。另外，我们发现城市人口的数量是不变的，就是说环境税增加后农村人口也不会流向城市。对于（14），可以看作是当没有污染的生产外部性存在时潜在的劳动总收入，它等于城市劳动收入，农村劳动收入（价格为1）与污染对生产外部性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之和。我们发现其中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是成正比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如果农村的收入要是小于城市的预期收入时，就会发生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情况，反之则相反。我们发现，污染监管加强后，农村的劳动力收入为，而城市的预期收入为

24、（此时还没来得及变化）。我们发现，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变化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地区的劳动力报酬变化率一样，这样就不会发生劳动力的城乡移动。城市人口不变，工业部门就业量增加，因此必然导致城市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效应可以用图1表示出来。图中为政策变化前失业人数，为政策变化后失业人数，显然失业人数下降了。因此可以得到，如果农业部门是污染敏感型的（），环境税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导致污染减少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另一方可以增加城市就业数量、减少失业数量，最终达到环境政策的双赢效果。但是其中第一红利效应即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方面与农业部门不敏感时相比效果被弱化。 图1 环境税率提高时经济体中的劳动力配置四、扭曲性税收与劳

25、动力市场按照环境税的双赢假说，政府可以将所征收的环境税收划拨一定的比例返还给某些缴纳扭曲性税种理论上认为,所有非中性税收都属于扭曲性税收(Distorting Taxes),均导致人们在经济资源使用方面产生福利损失,或效率损失。比如对所得征税，会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抑制储蓄和投资。的群体，或者直接减少这种扭曲性税种的税率，一方面可以达到税收中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社会损害、优化经济结构。这里面所涉及到的最主要的扭曲性税种就是与个人和企业收入有关的税收。这部分我们主要就两种税种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劳动税来研究扭曲性税收对劳动力市场以及污染排放产生的影响。假设政府将收缴的环境税部

26、分用来抵消这两种税种的税率，使得这两种税的税率有所下降。4.1 个人所得税与劳动力市场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收入来征收的税种，这里面我们只考虑针对劳动者所收缴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城市中，企业雇佣劳动者报酬仍然不变为。而个人收入则变为。为个人所得税税率。农村因为个人收入过低而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因此迁移方程(8)、(12)变为 进而得到 (18)首先(4)、(6)和(9)得到城市就业人数为，显然可以得到 。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率的下降反而导致城市就业数量的下降，加剧了第一种扭曲。因为虽然城市中个人得到的最终收入增加，但是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场上劳动的供给大于需求，进而最终雇佣劳动量仅有生产企业

27、决定，对于生产企业来说，他的成本是不变的；但另一方面，由(14)我们发现，城市劳动报酬，农村劳动报酬以及由污染带来的农业部门收入损失三者是成正比的。由于城市劳动报酬的增加，导致城市劳动数量（收入）的实际份额下降，最终导致城市就业人数下降。其次看一下污染量。与（13）类似，可以得到污染量，进而得到。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下降可以导致污染排放的减少。这点与城市就业人数下降相类似。另外，注意到个人所得税率的下降同样导致工业部门产量下降，这主要是由城市劳动力收入的份额增加所致（见（18）。在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工业部门产量下降必定导致使用其生产的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源使用量下降，也就是城市就业和污染同时下

28、降。最后看一下失业情况。经过计算可以得到城市失业人数为，同时发现。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下降导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因为个人所得税率下降导致城市个人预期收入增加 事实上，一方面城市就业人数下降会导致城市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城市个人所得税率下降导致预期收入增加，最终后者作用大于前者表现出城市预期收入增加；而虽然城市污染减少导致农村预期收入也增加，但是相对城市而言，城市预期收入增加要比农村预期收入增加的快，因此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增加；而另一方面，由前面的结果可知，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因此可以得到城市的失业人口必然增加。可见，个人所得税的下降在保证污染排放水平的下降的同时，

29、却引起城市就业人数下降以及城市失业人数上升，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双赢效应”。4.2 企业劳动税与劳动力市场企业劳动税是针对企业所征收的税种，与劳动者本人无关。就是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变为，为企业劳动税税率。而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仍然为。此时，变为。迁移方程（8）、（12）保持不变。进而得到 （19）首先还是看一下就业量，经过计算得到。因此得到，就是说企业劳动税率下降可以导致城市就业人数增加。这主要是因为该税率的下降导致工业部门劳动力成本下降，必然导致工业产量增加和劳动力的使用量增加，即城市就业人数增加。对于污染量，也即是另一种要素资源使用量，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按照我们假设，一种要素价格增加，另一种要素

30、的使用量不变（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相互抵消）。所以资源使用量也应该不变。但是因为企业劳动税只是针对企业所征收的税种，他并没有对个人所征收，就是说个人和企业之间劳动力报酬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两者差倍），劳动力成本由于税率下降而下降，城市劳动力个人收入却没变，这样导致资源的使用量下降，也就是污染排放量下降。同样可以得到失业人数进而得到只有当足够小的时候才有。即由（9），对工业品的偏好足够大、对农业产品偏好足够小的时候，企业劳动税率的下降才可以导致城市失业人数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企业劳动税率下降导致工业要素价格下降，进而工业品相对价格下降，因此必然导致对工业品需求（生产）相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生产）相对

31、下降。由（19）经过计算也可以得到增加，而产量下降。而又因为污染排放下降导致农村生产力提高，因此必然有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当对农产品相对需求足够小时，可以得到农产品减少不是很多，而工业品增加很多，即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相对于城市中由失业转为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很少，也就是保证了城市失业人口的下降。所以对于企业劳动税，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可以保证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同时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即对工业品的偏好足够大，对农业品的偏好足够小）也可以保证城市失业人数下降，即可以达到所谓的“双赢效应”。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本文主要是在H-T模型框架下，屏蔽掉了Ichiroh（2003）中引起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因

32、素，试图加入污染排放的一种特殊性因素污染排放对农业部门产生负的外部性来研究环境税的双赢效应。结果表明当污染排放存在负的外部性时，环境税率的增加可以同时保证污染排放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就业增加和失业减少，即达到理想的双赢效应。另外，本文还研究了当环境税收入用于抵消一些扭曲性税收时的双赢效应。结果发现，当环境税收收入用于抵消个人所得税时，只能改善环境质量，减少污染，并不能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而当用于抵消企业劳动税时，却可以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可以增加就业，而当人们对工业品的相对需求足够大（即足够小）时，也可以减少城市中的失业人口，即达到所谓的双赢效果。最后，作为模型的拓展，还可以再加入污染物的其他特殊性

33、，比如在经济中加入另外一个部门环保部门。环保部门的职责是可以治理已排放的污染物，同时环保部门还可以雇佣一定的劳动力进而可以减少城市中的失业人口。这样做在使模型变得更加复杂的同时也更接近现实，可能会得到一些更加有趣的结论。另外如果本文的一些假定发生变化，如不再对两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弹性进行限制，可能环境税的双赢效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当环境税率满足一定条件时才会发生双赢效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经济，但同时因为发展经济而产生的污染也越来越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本国居民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改善环境质量。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面临着城乡

34、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包括中国），本文借鉴了Ichiroh（2003），将环境污染对农业部门的负外部性纳入分析框架，得到了环境政策的加强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而且可以弱化由于城乡分割、农村人口迁移而造成的两种就业扭曲，增加产品产量，实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与直觉相反，一般认为，环境税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品成本上升，进而产品产量下降、就业减少，消费也随之减少，但是本文中，环境税的增加虽然也产生上述负面影响，但同时因为环境政策的加强所导致污染排放减少，进而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产量增加；农民工资也提高、收入损失减少，同时城市劳动收入也增加、就业增加，产量也增加，这种正面的影响要超过其负面影响，所以可以实现双

35、赢效果。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与环境并行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和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是供给弹性小、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即使降低扭曲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导致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因此抵消扭曲性税种不一定会带来双赢效应的加强，甚至会出本文所发现的现弱化效应。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参考文献：1. Bosquet.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Does It Work?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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