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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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一一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内容提要】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 展开了广泛讨论，然而它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间接关 系及跨阶层找关系的现象，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分 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 发现，利用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并非是以往研究所指 的“关系强度”，而是节点之间的“义务”和“回报期望”。 同一阶层的间接关系易施加影响，人情链可延伸较长，而跨 阶层（低阶层向高阶层）因“回报期望”过低，难以在高阶 层继续延长人情链，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 其代理，其原理是用高“义务”弥补过低的“回报期望

2、”。间 接关系中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于“义务”和“回报期望” 两者的总和，其中一个过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 本文开辟了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相结合来解释中国人的关 系的新路径，对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和推进。【关键词】人情关系 关系强度 回报期望社会交换 阶层一、引言20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 在关于美国的求职研究中发现，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用 (Granovetter, 1973)o然而，基于中国80年代的求职调查 数据，边燕杰认为强关系比弱关系更有用(Biarb 1997)o格 兰诺维特的研究地点是美国，人们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求职， 主要通过获取有

3、用的信息寻求工作；边燕杰的研究则聚焦中 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求职状况，当时人们求职成功的关键在 于上层决策者的影响，而非工作信息的传递。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外对关系强度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关系的横向特征，即关 系的亲疏远近，至于关系的纵向特征，即如何跨阶层找关系， 却鲜有人关注。与此同时，边燕杰在其论文中还有另一个重 要发现：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有用(Bian, 1997)o不过， 此后有关间接关系具体是如何被利用的，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聚焦另一个与找工作类似的话题：家长为子女 入学找关系。在中国社会，家长是如何利用人情关系为子女 获取入学资格的？在这种情况下，强关系、弱关系和间接关 系是如何被利

4、用的？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在利用不同强弱关 系获取社会资源时有何区别？跨阶层找关系是如何实现的？ 本文借助个案研究，尝试探讨这些问题。二、强弱关系与中国人的“关系”社会纽带(SOCial ties),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由于 相互联系、相互接触，而形成的一种纽带关系。格兰诺维特 通过“互动时间” “感情强弱” “亲密或信任度” “互惠交换” 四个维度，将社会纽带划分为“强纽带”(StrOng ties)和 “弱纽带”(Weak ties),也译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中,两个行动者之间互动频率较高、关系较紧密、感情较深以及互 惠利益牵扯多而广泛的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

5、)o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的求职研究中发 现，弱关系相比于强关系，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收益。 这些不经常互动或低亲密程度的弱关系，跨越团体边界把人 们连接起来，使之有效获取相关职位空缺的最新信息，从而 谋得更为满意的工作和薪酬，这就是“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 1973)o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弱 关系假设”进行论证。林南认为，弱关系允许人们吸收和分 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并将社会各阶层的人联系起 来，使地位低的人能接触到更高地位的人，通过利用高层的 社会资源，阶层低的人可以得到声望更高的工作(Lin, 1982； 2001)；福山认为，弱关系对于强大的社会资本至关重要，

6、因 其更广的信任半径，为获得更远的社会资源创造了机会(Fukuyama, 1995)o然而，边燕杰在对1988年中国天津的调查研究中 发现：好的工作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的(Bian, 1997： 366)o这刚好与“弱关系假设”相反。其实，边燕杰在天津 的研究有其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特殊性：一是当年的中国， 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作靠分配，市场化程度低；二是中国 社会的人情文化氛围浓厚。边燕杰的研究背景与格兰诺维特 截然不同。当时，中国求职成功的关键在于工作分配者的决 策，而非工作信息的传递。社会网络首先是人情网，而不是 信息桥。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 结果就不得而知

7、了（边燕杰、张文宏，2001 ）o在研究中，格 兰诺维特和边燕杰也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关系强度。譬 如，格兰诺维特提到了四个维度的组合，但后来，他对关系 强度的衡量，却只立足于互动频率（GranOVetter, 1973）o 边燕杰则考量了两种类型的关系强度：角色关系（亲戚、朋 友和相识）和亲密关系（相互了解、非常好、很好、一般、 不好、根本不了解）（Bian, 1997： 373）o在他后来的研究中,“相识”被视作弱关系，朋友和亲戚则被视作强关系（边燕 杰、张文宏,2001： 80）o中国人的关系，是充满人情和面子，有文化特殊性 的纽带（Yang, 1994）,是基于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或网

8、络， 它常常利用非正式、私底下的方式来获取资源（JaCobS, 1979； King, 1991； Yang, 1994）o边燕杰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涵盖 着五个层面的变量：连接纽带、情感纽带、情义纽带、互惠 纽带、交易纽带（Bian, 2018）o然而，当学界提到中国人的 “关系”时，通常狭义地局限在五个层次中的后三个，即情 义纽带、互惠纽带、交易纽带。在中国，当别人问你在某地 有没有关系时，这里的“关系”确实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连接 纽带或情感纽带，它是带有工具性的纽带。关系以人情为基础。人情最古老的含义是指“自然” 人际关系中固有的情感，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情感(HWang, 1987： 953

9、； Yang, 1994： 67)o后来人情成了与如何恰当行 动相关的情感，它包括那些与之相称的关系期望感、社会生 活的道德或规范模式以及与这些规范有关的情感(Barbalet, 2017)o人情也包括有助于和谐关系的行为和约定，如在适当 的时候，给予同情和尊重，承认恩惠，偿还债务等，出于同 情和尊重而赠送的礼物也可以称为人情(HWang, 1987： 953- 954； Yang, 1994： 67-70)o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认为 人情包括了互惠规范(norm of reciprocity) (Gouldner, 1960),而霍克希尔德(A. RJ-Iochschi

10、ld)认为人情也包括情 感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或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 (Hochschild, 1983： 6-7),使感情及其表达符合“感 情规则”(feeling rules)中所包含的社会期望(HOChSChild, 1983： 113-114, 250-251)。阎云翔主要把人情当作社会规范 来运用，认为人情伦理有三个维度，即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道德责任(moral obligation)和情感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 (Yan, 1996： 46)o 翟学伟总结人 情至少有

11、三层含义：人性层面(如天理人情、人情冷暖)，社 会或心理层面(如风土人情、人情世故)，操作层面(讲人情、送人情)(翟学伟,2017： 175)。翟学伟(2013： 103)认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也 是一种交换行为二交换“是最纯粹、最发达的一种互动，它 在寻求获得物质和内容时塑造了人类的生活”，甚至“经常被 忽视的一项单方面活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互惠的” (SimmeL 1978： 82)o礼物交换似乎是“自愿的,事实上， 它们是强制性的给予和回报”(MaUSs, 2002： 3),这种强制 性来自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集体权力对个人的限制” (Durkheim, 2002： 211),

12、是一项“旨在抑制个人激情”的 规定(Durkheim, 2002： 212)o 莫斯(M. Mauss)强调交换所 带来的荣誉和威望的重要性(Mauss, 2002： 47-49),齐美尔 (G. SimmeD认为“交换不是为了另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 是为了满足一个人并不拥有的个人感情(SimmeI, 1978： 82)o 中国人关系中的人情和感情就是社会交换中的情感混合体 (Barbalet, 2017)o中国人在找关系的过程中，喜欢“人托人”，常常使 用间接关系。边燕杰发现：“使用间接关系的求职者比使用直 接关系的求职者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Bian, 1997： 366)o他与同事的研

13、究也发现“相对于直接关系，使用间接 关系带来更少的信息资源，更多的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以 及较高的入职收入扩大了求职者所接触的关系网络层 级，提升了接触高地位人的可能性”(杨张博、边燕杰，2016： 165-167)o也有学者发现：“间接关系普遍比直接关系在帮助 毕业生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方面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薛在兴，2014： 62)o这些研究基本得出如下结论：间接关 系比直接关系更能获得好的资源，成功的间接关系大多由两 对或以上的强关系组成。因此，强关系要比弱关系更能获得 好资源。然而，一个人与他人社交上的接近(强关系)并不 能保证他人所拥有的资源是可以获得的(Smith, 200

14、5)o林 南指出：“并非所有接近丰富社会资本的人都能利用到或调 动社会资本以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Lin, 2001： 92)o 有时不是因为求助者难以接触到帮助者，而是因为帮助者不 愿帮助，其帮助意愿除了和求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关系强度 有关，也与求助者本人的声誉、地位和身份有关(Smith, 2005)o求助人想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其动机简单明了，但施 助者做出帮助行动的动机则是多样复杂的(POrts, 1998： 7)o 单用关系强度很难完全解释关系的动员过程，特别是跨阶层 间接关系的动员。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理论区分了社会资本的“内联” (bonding social capital )

15、 “外联” (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纵联”(linking social capital)三种形式 (Putnam, 2000； Woolcock, 1998)。”内联社会资本”的构 成是以家庭、亲密朋友和其他亲属为基础的，它是内向型的， 把来自相似领域的人捆绑在一起，倾向于“强化排他性身份 和同质群体”；“外联社会资本”是风格迥异的两类人交朋友 形成的，使人们联系到与自己生活在不同圈子的遥远的相识, 它倾向于概括更广泛的身份和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加强小群 体内部的团结(Putnam, 2000； Woolcock, 1998)。“纵联社 会资本”是垂直的维度，它的

16、重要性在于能使人们利用到自 身社交圈子之外的资源、想法和信息，指的是跨越明确的“纵 向”权力差异，将不同阶层的人联系起来的社会资本 (Szreter & Woolcock, 2004)o 也就是说，通过“纵联”， 人们可跨越阶层，联系到机构掌权者，利用群体以外的资源、 想法和信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WoOICoCk, 2001： 13-14)。跨阶层的“纵联社会资本”所得资源一般要比在同 阶层所获得的资源更好，例如，”获得企业负责人帮助的农民 工更可能比获得工友或主管帮助的农民工拿到更高的工资” (张春泥、刘林平，2008： 138)o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跨阶 层的“纵联社会资本”研究甚少。低阶

17、层的人，如农民工， 如何连接高阶层的资源，得到“纵联社会资本“？高阶层的 人士帮助低阶层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间接 关系来获得资源的？人情在间接关系中是如何运作的？不 同阶层的人的做法和取得的效果一样吗？跨阶层的间接关 系如何进行？具体过程如何？求助者的地位如何影响其找 关系的效果？学界至今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三、研究背景与方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时有媒体报道家长利用关 系将子女送入某重点学校的新闻。当一些重点公立学校提供 优越的教学条件，而子女又无法凭借成绩或随机分配进入这 些学校时，某些家长就会寄托于关系，为子女求得“入场券”， 这些家长多为城市中产阶层。一般来说，中

18、产阶层指那些拥 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以上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具有 消费品味的群体（边燕杰，2016）,包括医生、国企经理、民 营企业主、教授、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家庭十分重视子女就 读的学校，在父母看来，子女进入重点学校学习，既可以接 受优质教育，也可以在学校中认识其他来自富有之家的同学, 无形中积累未来的社会资本。同时，家长与有荣焉，这不仅 是因为子女能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也因其自身有关系、有 后台，而在人前有面子。身为城市中产阶层的家长利用关系让孩子进入重 点学校，能利用上关系的农民工家长则让孩子进入较差一些 的公立学校，而没关系的农民工就只能将子女送入条件最差 的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19、还得交上一笔不菲的学费。相较 于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经济资本 都较低，社会普遍对其存在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社会底层， 通常从事肮脏、危险、不体面的工作，其子女则面临入学难、 教育成本高、异地高考难、学习适应难等诸多问题。尽管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保障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但各地公立学校都会优 先考虑本地学生入学，之后才会满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的需求。虽然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在城镇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但不同学校对其入学提出了不同 要求，诸如需要提供居住证、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出生 证明、家长工作证明等，不过，

20、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弹性，因 此，部分农民工子女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公立学校。本研究采用多个案研究法。多个案研究遵从理论复制法 则，而不是抽样法则。即把第一个个案的研究方法和整个操 作流程复制到第二个个案中，并对比两个案之间结果的异同。 如果相同则其结果更有说服力，如有不同之处，研究者便会 深入分析为何不同，以便进一步调研、分析、修正，使研究 结果更加精准(Yin, 2009)。本研究利用不同阶层的个案互 为对比，可以清楚地呈现不同阶层的人在找关系中的异同。 这样的多个案研究能同时提高内部和外部效度(Yin, 2009)。(一)城市中产阶层子女入学个案笔者于2012年至2014年在中国的两个三四线城市

21、 进行了民族志个案研究。数据收集方式包括参与式观察、访 谈和文献资料等，多来源的证据形成三角互证，以保证个案 的内部效度。在本研究中的两个城市(A和B),当地政府都 设立了一些“公立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具有相对优越的教学 条件（名师、先进设备、充足的资金等）。当子女无法在这些 重点学校占据一席之地时，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就会四处寻 找关系，以求得一张“入场券”。此项研究共采访了 49人（27 人来自A市，22人来自B市），观察了一些场所（学校、培 训中心）和一些活动（入学考试、电脑随机分配学位、送礼 和招待）。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官员、校长、教师、家长、学生、 烟酒店的店主及其他知情人士。收集的资料

22、包括教育政策、 入学规定和当地新闻报道。（二）农民工子女入学个案2017年至2018年，笔者在A市进行了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的个案研究，共访谈了 32人，其中有26名农民工（包 括工厂工人15人，环卫工人7人，搬运工4人），3位校长 /教师，以及3名企业主。此外，笔者还通过参与式观察, 重点考察了一些场所（农民工住所及其子女的学校），及一些 活动（学校活动、送礼和宴请）。查找的文件包括当地的教育 政策、农民工子女入学规定和新闻报道。农民工普遍认为， 公立学校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学质量等各方面，都要比民 办学校好，同时还免费，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 公立学校。然而，A市工业区和老城区的公

23、立学校（城市中 产阶层视为条件较差的非重点学校）往往被要求无条件、优 先录取本地生源，只有少数剩余的名额留给农民工子女。并 且，农民工若是想要子女顺利入学，还需向学校提供各种证 明材料。但若农民工与校长有关系，门槛则会放低，仅凭户 口簿和暂住证就可入学，就这样，一些农民工通过关系成功 地把孩子送到了公立学校。四、研究发现（一）间接关系的两种模式与“人情的流动”在找关系入学的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若正巧有朋 友是校长，便很有可能通过请客、送礼等行为达到目的，利 用人情和面子对校长施加影响。个案1：张先生（A市），商人，交际广，和某所重 点学校的校长是高中校友，虽然私下往来不多，但偶尔也会 一起和老

24、同学聚会喝酒，算得上是强关系。2012年A市新任 市长规范入学手续，禁止利用关系获取入学资格的相关行为, 但由于入学改革中的某些政策有隙可乘，张先生仍能利用与 该重点学校校长的关系，为女儿获得入学资格。（2012年在 A市的参与式观察）当然，如上情况属少数，作为施助者的重点学校校 长在一个城市中的数量极少，只有极小概率的人，能通过“直 接关系”找到校长并为子女获得入学资格。在大多数情况下， 城市中产阶层能利用到的多为间接关系，即他们的某个亲友 （中间人）认识理想学校的校长或教育局主管干部，然后， 家长和中间人通过送礼、宴请等行为来影响校长或干部，以 求得子女的入学资格。这与边燕杰的研究结果是一

25、致的，即 拥有社会资源的施助者更有可能是通过间接关系而不是直 接关系被联系上（Bian, 1997）,如下例。个案2：郑先生（A市），某电信公司经理，为儿子 入学的问题发愁，他的同事（强关系）为他与某位校长牵线 搭桥，此后，郑先生带着礼物拜访了该校长。拜访的过程中， 郑先生的同事并未到场，只是作为中间人与校长提前沟通, 说有个同事要去找他。在访谈中，当提及是如何与校长搭上 关系时，郑先生说：“我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打听，谁跟这位校 长有关系，我儿子明年要去那里读书，后来有个同事跟我说 某某同事与这校长有关系，我就去找这位同事，他很乐意为 我和校长牵线搭桥。如今我仍然对这位同事心怀感激，过年 过节都

26、会上门送礼问候，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在工 作中也会相互支持”。郑先生说他与校长也有往来，“自那以 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校长家送礼问候，喝茶聊天，校长人 很好，给了我很多教育小孩的建议，慢慢地我们也成了好朋 友，有事相互帮忙”。（2017年11月13日，对郑先生及其妻 子的访谈）个案2就是典型的利用间接关系，A找B求助，B没能 帮上，就向C求助，或介绍A去找C求助。如果C还是没这 个资源，也会寻求D的关系，或介绍A去找D。下面就是ABCD 型的“人托人”个案。个案3： 43岁的蔡先生来自湖南，在A市工作了近 二十年，其中近十年在一家陶瓷厂工作。他想把儿子从民办 学校转到工业区的免费公立学校

27、，就找了老板陆总，陆总打 电话给他的老同学一一A市市中心一所中学的校长，老同学 说这很容易，工业区小学的校长是他以前的学生。因此，蔡 先生在雇主的帮助下获得了子女入学的名额。这样，陆总和 中心区中学校长都成了中间人，而最终施助者是工业区小学 的校长。（2018年3月9日，对蔡先生和陆总的访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间接关系的利用并不都是一个 简单的线性过程，不都如个案3, A联系B, B再联系C, C最 后联系身为校长或主管干部的D,而往往是A被B介绍给C, 然后A与C发生互动，最后C帮助A （如个案2）,或者C自 己没有相应的资源,就把A介绍给身为校长或主管干部的D。这意味着利用间接关系的模式有

28、两种。第一种模式, B得到A的委托，向C求助，如果C帮不上忙，C会求助于 D,这可以称为“委托型”（见图1）。个案3中，蔡先生使用 的就是“委托型”，他并不认识帮他的两个校长，但陆总作为 他的强关系，充当了中间人，受其委托，联系了 A市市中心 一所学校的校长，校长受陆总委托，又联系工业区小学校长。 第二种模式，A请B帮忙，B不直接向C求助，而是把A介 绍给C,然后充当中间人，B和C之间的关系促使C帮助A, C若没这个资源，再把A介绍给D,这可以称为“介绍型” （见图2）。个案2就是“介绍型”，郑先生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校长。不过，也存在两种模式的混合。图1:委托型求助求助求助A B C D帮助帮

29、助帮助图2：介绍型在间接关系的“委托型”中，A可以利用其强关系B来 联系其他人，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利用弱关系联系其他人，因 为在弱关系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不高且责任感不强。因此， 即便弱关系可能因为金钱或其他利益去帮助他人，低程度的 信任仍会阻碍弱关系与其朋友建立联系来帮助求助者(Ruan, 2017)o由于人情等原因，A的强关系B,则会利用他与C的 强关系来帮助A。当考虑“介绍型”所利用的间接关系时，我们该如 何理解A和C之间的关系？ A和B是强关系，B和C也是， 假设A是一个人情练达的人，并且B创造了一个A和C直接 互动的机会，那么，即使A和C第一次见面时还是弱关系， 但在B为他们互相介绍之

30、后，AC之间就可能发生一些互动， 如送礼、请客等，A和C很大概率会发展成一种强关系，将 彼此视作朋友。这一点在我们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充当A或C的受访者总是将对方视为朋友，特别是这位朋友 愿意提供帮助时（或收到对方礼物、宴请时）。如个案2中郑 先生认为校长是他的好朋友。由此可见，间接关系中的“介绍型”，往往是对强关 系和弱关系的同时利用，且常通过作为强关系的中间人，把 弱关系变成强关系。如个案2中，郑先生的中间人是他的同 事，是强关系，而郑先生与校长第一次见面时是弱关系，但 后来他们有来有往，成了好朋友，即强关系。以往研究常忽 略间接关系的动态性，而真实生活中“拉关系”常常是弱关 系

31、变强关系的过程，或通过中间人介绍，直接向一个弱关系 求情得到帮忙（如个案2）,而非总是强关系与强关系联合。在ABCD的关系中，如果C没有资源提供给A,却拥 有一个强关系D,恰巧D有A所需的资源，那么C则可以将 A介绍给D。同样地，起初，A和D之间关系薄弱，但因为有 C做中间人，以此为基础，经过几次互动（送礼或宴请），A 和D很快就会发展成强关系。如果D没有A想要的资源，D 可能会介绍E给A。下面就是一个涉及五个节点（ABCDE）的 “介绍型”间接关系的例子。个案4： B市的李先生经营一家电脑公司，为让儿子 进入重点初中，他找了在民政局当科长的姐夫，姐夫找了审 计局的刘科长（姐夫与刘科长是大学同

32、学，关系紧密），刘科 长十分乐意牵线搭桥，带领李先生和姐夫一起去教育局何副 局长家拜访。刘科长与何副局长以前来自同一个村，关系甚 好，因此何副局长约了重点初中的校长吃板，李先生、姐夫 和刘科长一起参加倪局，向校长求帮忙。之后，李先生的儿 子进了这所重点初中。（2012年在B市的参与式观察）上述的“介绍型”多了一重筹码：当几个人见面之 后，就不只是一个人对最终施助者施加人情压力，而是几个 人同时对其施加。施助者若是伸出援助之手，就会得到几个 人情，收益翻倍，以后他向其中任何一人寻求帮助，这几个 人一般都得还人情。尤其他们都属中产阶层，各有资源。例 如，校长会觉得审计局的刘科长得罪不起，得给面子，

33、因为 他们学校的财务需要审计局审计。在这个个案中，校长给何副局长一个人情，何副局 长给刘科长一个人情，刘科长给李先生的姐夫一个人情，姐 夫给李先生一个人情。反过来就是，李先生欠姐夫一个人情, 姐夫欠刘科长一个人情，刘科长欠何副局长一个人情，何副 局长欠校长一个人情。同时，因为这种介绍，李先生不但欠 姐夫的人情，还欠刘科长、何副局长和校长三人的人情。同 样，姐夫不但欠刘科长的人情，还欠何副局长和校长两人的 人情；刘科长不但欠何副局长的人情，由于被介绍认识了校 长，大家向校长求情，刘科长也同时欠了校长的人情。人情 就这样在关系链中流动起来，五个人都成了人情流动的节点。 在这种一个介绍一个，所有关系

34、节点都见面的“介绍型”中， 每一个关系节点都会欠下之前所有关系节点的人情。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追问：是何种动力促使了 人情的流动？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情的流动呢？如果说 强关系之间都喜欢相互帮忙，那么理论上，你想找任何人帮 忙都可能找到，比如，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朋友，一个接一 个，最终甚至可以联系到国家元首或世界首富，但从常识来 看，一般人极少能通过找关系联系到国家元首或世界首富。 为何如此？下面继续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入学的不同模 式在研究找关系入学的具体情景中，笔者发现，城市 中产阶层利用“介绍型”多于“委托型”，而农民工运用“委 托型”多于“介绍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35、现象呢？原因是多 方面的。例如，在城市中产阶层中介绍型”会比“委托型” 更加迅速、准确且直接有效地进行沟通。B清楚A人情练达， 从而允许A和C直接联系和互动，因此A可以通过送礼或宴 请的方式和C发展人情。在这种“介绍型”的关系中，C有 两个影响来源：B的人情和面子，以及A的人情和面子，这 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对C施加了双倍的压力，从而促使其给予 帮助。此外，A可以通过向C展示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增加 筹码，暗示自己通晓人情事理，将来会对C给予帮助，经过 这样的操作之后，C可能对A产生了更多的信任。与此同时， B在介绍A和C认识之后，使双方建立起一种新的友谊，正 如中国有句老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36、。从上文可知，“介绍型”间接关系发生的前提是，A 必须是懂人情，且得到B的充分信任。否则，A和C之间的 互动中可能会出现糟糕的、不愉快的体验，这既会冒犯C, 也会影响B和C的关系质量。而且，如果B把A介绍给C, C出于对B的信任和了解，对A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 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使用“委托型”的频率更高。 农民工通常被认为对当地人情世故知之甚少，且知识匮乏， 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城市中产阶层（作为农民工的强关系） 不愿将农民工介绍给自己同阶层的朋友，担心他们有失体面 和不懂礼数。如果这些作为强关系的城市中产阶层想帮忙, 他们更倾向于自己请求朋友帮助，得到入学机会后再转告农 民工，即

37、“委托型”。下面的个案将呈现出这两类人群找关系 入学时的具体过程。L城市中产阶层：“介绍型”找关系模式正如上文所说，“介绍型”的间接关系利用在城市中产阶层中更普遍，因其便于沟通，且加注了人情施压。个案5：自2012年以来，A市几所热门学校被明令 禁止通过“关系”入学。谢是其中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2014 年，他的学生熊先生（强关系，A市最好的一家医院的医生） 的女儿想进这所学校，谢校长爱莫能助。因此，熊先生的女 儿只能被分配到一所普通学校。后来，熊先生发现女儿就读 的初中将按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又向谢校长求助。谢校长便 邀请熊先生女儿所在学校的李校长吃代（谢与李是强关系）, 熊先生和妻子也参加了

38、饭局，并给李校长赠送了一份昂贵的 礼物。后来，熊先生的女儿进入了那所学校初一年级的“次 重点”班，老师们私下称之为“关系班”。（2012年在A市的 参与式观察）可见，个案2、4、5都是“介绍型”关系的成功运 用，有的中间人给施助者打电话，有的引导求助者亲自拜访 或宴请施助者。在2012年至2014年，笔者对城市中产阶层 的相关个案研究中，这种引导求助者拜访施助者的模式最为 普遍，一方面便于沟通，另一方面求助者和中间人可同时对 施助者进行“人情施压在个案5中，求助者被介绍给施助 者，由于求助者的职业是医生，自有其资源，加之中间人的 面子，施助者才更有动力伸出援手。个案5与个案1相似，都是入学或分

39、班规则不明确、有 漏洞，为找关系创造了条件。这与边燕杰2018年论文的研究 结果一致，即体制的不确定性对关系的利用产生影响（Bian,2018）o2.农民工：“委托型”找关系模式相比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在利用关系为子女获取 入学资格上有所不同。在A市，学校要求外地学生入学“六 证”齐全，但也并非毫不通融。热门学校对“六证”要求较 严，而差一些的非热门学校相对宽松，这为校长提供了灵活 处理的空间，此时关系便可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农民工与校长有直接关系较为罕见, 他们能利用的多是间接关系。农民工为让子女上公立学校, 往往会寻求城市中产阶层的朋友帮忙，比如他们的房东、雇 主或社区干部等。这一部分农

40、民工一般与这些中产阶层关系 良好，互动频繁。逢年过节回乡返工时，农民工通常会带一 些土特产作为礼物相送。此外，还愿意无偿地做一些体力活 帮助这些朋友。因此，这些城市中产阶层通常愿意利用自己 的关系，帮助农民工的子女入学。但正如前面所说，好心帮 忙的朋友一般会认为农民工与校长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 敢贸然将其带到校长家，或者让其参与宴请校长，而更倾向 于自己出面，即“委托型”关系。个案6： A市的农民工何女士, 43岁，有一个25岁 的儿子及两个女儿（11岁和3岁）。这个大家庭住在城郊的 一个村庄，靠近工业区。在提及子女入学的问题时，何女士 说道：“我们来这城市二十多年了，我15岁跟我爸来这里打

41、 工，来这个村也有十多年了，村民们彼此都很熟悉。小孩入 学，我们请村书记帮我们找校长的”。村支书邓书记在访谈中 说：“老彭（何女士的丈夫）给陈老板打工，很能干，人很好， 现在村里工厂招工难，能解决他们小孩读书问题也是在帮村 里工业的发展J尽管邓书记以乡村的发展为帮忙的理由，但 从话语间可看出他和老彭的关系不错。（2017年12月2日， 对何女士和邓书记的访谈）显然，该个案属于“委托型”找关系，而不是“介绍型”。 根据笔者在A市工业区的长期参与式观察，像邓书记与老彭 一家这样关系亲近的并不常见。通常，农民工与本地中产阶 层的社会距离很大，少有来往，更少有人情方面的往来。个案7： 48岁的王女士是

42、一位家庭主妇，文盲，其 丈夫是A市的一名搬运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二十岁出头， 在不同的省份工作，最小的儿子刚上四年级。四年前，王女 士为儿子上学向房东求助。房东是本地人且社交广泛，也认 识校长。王女士的丈夫与房东关系很好，经常无偿地为其付 出体力劳动。最后，通过房东的关系，王女士的儿子顺利进 入一所公立小学。（2018年1月5日，对王女士的访谈）可见，王女士的丈夫利用的也是“委托型”的间接 关系。在这种间接关系中，农民工只能委托“强关系”作为 中间人，进一步联系到城市中产阶层来帮助到自己及其亲友。 农民工的强关系中只有少数是城市中产阶层，而且农民工需 人情练达才能影响到这些人，一般的弱关系则不

43、认为自己有 义务帮他们。正如个案6中的老彭夫妻，较有人情味，每次 回老家就带着土特产送人，包括送给邓书记。（三）间接关系受阶层的限制农民工的强关系中一般只有极少数的城市中产阶 层，而后者并不愿为了帮农民工动用太多资源，自己如果认 识校长就帮，不认识就不愿到处找朋友做中间人来帮忙联系 校长。个案8：江西人刘先生，40岁，建筑工人，有一个 11岁的儿子。2011年，A市工业区公立学校表明可以招收农 民工子女，但办理入学需要很多证件。当时，刘先生的房东 帮他向校长求情，于是刘先生的儿子只需户口本和暂住证, 就进入了学校。刘先生并不认识帮他的校长，这个个案就是 典型的“委托型”。刘先生的房东在访谈中说

44、：“帮老刘的小 孩入学就是举手之劳，我们关系不错，他租我的房子，不拖 欠租金，不损坏房子，保持得干净整洁，比以前的租户好多 了，我也希望他长期租住。但他后来又来找我，让我帮他老 乡的孩子入学，我就说帮不了（借口说找不到校长），因为这 样就没完没了，难道找校长帮忙不用请他喝酒送礼吗？人情 花费也是不少的，还欠人家一个人情J（2017年11月3日， 对刘先生及其房东的访谈）可见，城市中产阶层在帮农民工（强关系）时，往 往带有理性算计，因此帮助有一定的限度。然而，他们帮助 中产阶层的朋友时，认为对方会回报并有能力回报，就可能 会选择不断地“人托人”，而农民工能力有限，中产阶层不愿 再去“人托人”，在

45、人情上不断投入来帮忙农民工，因为这样 做得不偿失。因此，农民工这种跨阶层的“委托型”间接关 系是无法延伸很远的。如个案8中，刘先生的老乡找刘先生， 刘先生找房东，但房东不帮忙，人情链就断了。与城市中产阶层相比，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强关系” 一般是工友、邻居或老乡（农民工），这些人同样处于较低的 阶层，资源少，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虽然“强关系”包含 着高度的信任和互助义务，但农民工的强关系仅限于对一些 日常琐事的帮助，只是用于社会支持和安全的“内联社会资 本”，他们无法从中得到对事业和学业有较大帮助的“外联社 会资本”，普遍缺乏帮助亲朋好友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能 力。只有少数农民工拥有城市中产阶层

46、的朋友。跨阶层找关系，一般直接关系较多，有时也会有间 接关系，但这种间接关系的人情链都不长。如个案6、7、8, 一般只有一个中间人。还有一种情况，农民工的强关系（城 市中产阶层）是亲友，对他具有高度的义务，这种情况下， 城市中产阶层会认为“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下例。个案9： 45岁的杜先生，来自湖北，原来是A市工 业区的农民工，后在工业区开个小商店做小生意。妹夫是A 市一名成功的生意人，认识很多中产阶层人士,他通过人 托人”联系到校长，让杜先生的两个小孩进了公立学校。别 的农民工利用房东、雇主或社区干部的关系，都不如杜先生 利用自己妹夫的关系便利。妹夫也是湖北人，来A市二十多 年，生意也越做

47、越大，在A市有几处房子，完全属于该地的 中产阶层了，结识很多同阶层的朋友，为了帮助大舅子，他 多次请人喝酒并打听谁与校长有关系，经过“人托人”终于 找到关系，成功帮了大舅子的忙。（2018年7月24日，对杜 先生的访谈）但这样的个案在这个工业区也是极少的。间接关系 常常会受到阶层的限制，难以在更高阶层形成“人托人”的 局面。五、研究讨论（一）“人情链”：“义务”推动人情的流动在此研究中，“人托人”是找关系的常用方式，它通过一 个或多个中间人的委托或介绍，最终获得了更远社会网络的 资源，形成人情相欠和感情相连的“人情链”。使用间接关系 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动机，即利用自己的关系去帮助他人，通 常需要

48、有较强的动力促成。否则，为什么人情链上的节点自 己帮不了忙，还会为求情的亲友四处打听，并再去托人情呢? 笔者认为，这是由节点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决定的。 本小节重点分析“义务”，下小节将会详细研究“回报期望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义务”(obligation)产生于接 受恩惠或礼物，即接受者产生了返还恩惠的义务(SimmeL 1978； Blau, 1964)o布劳(P.M. Blau)认为，义务是交换的 “存在条件”，而不是互惠规范的结果，尽管这样的规范可能 会加强和稳定“社会交换本身固有的特性”(BIau, 1964： 92)o 涂尔干(EDurkheim)指出,交换构成了 “相关或互惠义务

49、” 的基础(Durkheim, 1964： 124)o在中国，人们通过为人办事，给他人帮忙，使对方 长存感激，最终表现为报答(翟学伟，2016： 197),这产生 了中国社会人情的一个重要规则：还人情。还人情是建立在 “报之规范”的基础上，人情投资或帮助的受惠人有回报的 义务(黄光国，1985；翟学伟，2004)o中国人希望施报者的 付出要大于受报者之前的付出，即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一来，使得受报者 反倒又欠施报者人情，下次对方有需要时又得报回去，如此, 报的不等价性通过长期实践便建立起了稳定的人情关系(金 耀基，1993： 38；翟学伟，2016： 210；费孝通，2007)o假 如，一方总是收到恩惠而没能力回报，就会表现为对另一方 的服从和尊敬，形成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Blau, 1964)o这些人情相欠、人情投资的论述来自社会交换产生 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