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科类型、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docx

高校学科类型、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摘   要：自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弥补高校办学经费不足。作为校企合作的桥梁、纽带，高校教育基金会逐渐成为高校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从金融科技发展、高校学科类型角度分析基金会捐赠收入影响因素，发现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基金会捐赠收入越高，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学科类型不同，基金会捐赠收入亦存在显著差异；在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中，金融科技和学科类型的影响依然显著；分学科类别分析时，师范类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基金会。高校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办学实力，吸引社会捐赠，努力实现高校建设与当地发展共赢。关键词：高校基金会；捐赠；金融科技；学科类型；双一流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06-0118-07引言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从法律层面搭建了慈善活动的主体框架，提出了鼓励慈善活动主体多元化、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建立慈善表彰制度等激励措施，营造出浓厚的全社会慈善氛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多项政策文件中都提到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高等学校办学，弥补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增强学校活力。实践中政策引导卓有成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度高校捐赠收入总额达60.82亿元，比2015年增加了26.30%。高校大多成立有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作为校企合作的桥梁纽带，成为许多高校改革发展进程的中坚力量。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了关注。本文尝试从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校的学科类型角度分析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一、文献回顾（一）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文献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形成的现代科学技术，指运用技术手段来推动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金融服务的流程等产生显著影响。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201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202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新时期金融科技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金融科技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及发展等基础研究。金融科技是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信息技术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进行风险评估的新兴金融产品及服务1，2，可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我国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3。当下金融科技行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加大研发投入、推进金融机构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来发展金融科技4，5。二是关于金融科技的影响研究。金融科技的运用使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得到改善，风险水平有效降低，并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6，7，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互补关系8。金融科技水平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9-11，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长期的抑制作用12。三是从政府及监管视角分析金融科技的作用。金融科技使金融主体间更紧密地关联起来，也导致某一主体或环节的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造成更广泛的影响5。目前我国金融科技主要存在数据隐私和使用之间的二元悖论、数据确权和利益分配、技术数据垄断、信息不透明和监管体制不完善等问题13。金融科技具有空白型金融创新的属性，给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带来严峻挑战。我国可借鉴国际立法监管创新经验，加强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和立法建设，建立健全以技术为主要动力的金融监管体系14。金融行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服务对象遍布社会各领域。那么金融科技的发展将对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金融科技发展和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纳入同一研究范畴，分析金融科技发展是否能够改善高校基金会和捐赠者间的信任程度，增强组织或个人的捐赠意愿，并有利于高校基金会提高捐赠吸引力。（二）高校基金会方面的研究文献校外自然人或组织对高校进行捐赠有着悠久的历史。被称为我国高等教育萌芽的古代书院始于唐朝，有官立书院和民办书院之分，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官府拨付、民间捐输、书院自营收入等，其中民间捐输即社会捐赠15。国外大学接受社会捐赠也有300多年历史，如哈佛大学的成立就始于John Harvard捐赠的400册图书和780英镑捐款，约为该校当年财政拨款的两倍。高校社会捐赠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理論研究，主要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者、捐赠对象和高校，三者的利益诉求会对高校基金会产生重大影响16；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或纳税人、家长、学生、捐赠者四部分主体来分担17。二是高校社会捐赠获赠能力影响因素。捐赠者的行为动机之一，是通过向高校进行捐赠，能够获得媒体表扬、命名权以及荣誉感，从而激励更多人向高校捐赠18。持有利他主义观念的捐赠者认为，为他人考虑的越多，自己也能受益越多，因此人们愿意进行捐赠19。悠久的捐赠历史、税收优惠、丰富的校友资源以及完善的高等教育制度使美国高校社会捐赠不断发展17。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价格、年限、筹资费用及基金会能否公开、透明地披露财务信息等因素如何影响捐赠者决策，对非营利性组织捐赠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21。在非营利性组织领域，委托代理问题更为严重，而财务信息的披露有助于缓解高校基金会这一问题。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捐赠者可以根据传递出的财务信息判断高校基金会组织的财务状况和运行效率，并作出相应的捐赠决策22。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显示基金会成立的时间越长，其对资源的获取与使用能力越强，基金会的规模与综合效率、资源的获取与使用能力呈正相关关系23，而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正规性及资产总额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24，25。985高校和校友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侧面反映出985高校的校友认可度高于其他高校26。高校基金会获赠能力与其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与公益能力负相关；同时，高校办学质量、社会声誉、造富能力、筹资项目、专业团队建设、组织规模、募集范围、社会影响力对高校社会捐赠吸引力亦有显著影响，基金会通过加强信息披露与监管、拓展业务范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社会公信力、重视校友资源开发、加强筹款项目设计等途径，进一步增强获赠能力，更好实现组织目标27，28。三是其他方面。通过分析介绍国外高校获取社会捐赠的经验，提出借鉴其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的整体实力29-31；或从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现状着手，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32-35；或通过分析高校筹款营销的特点，探讨如何开展高校筹款营销工作36-38。自媒体在高校基金会公益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存在自媒体人力资源专业素养不足、缺乏意见领袖且受众群体单一、发布内容有限等问题，高校基金会应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提高运营人员专业素养，与其他平台合力取得有效且可持续的传播效果39-41。综上，国外开展关于高校社会捐赠的研究较早，已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在筹资方面，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构建筹资模型，从量化角度深入研究影响高校社会捐赠吸引力的因素，为高校提高获赠能力提供科学化依据和参考。而国内对相关研究开展较晚，主要通过比较中外高校筹资差异，分析我国高校基金会筹资现状，并指出问题，运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提出如何借鉴国外高校成功的经验，使我国高校提高获赠能力，助力高校改革发展。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一）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高校基金会获赠能力的影响假设1：金融科技发展有利于提高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金融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从捐赠者的角度看，组织或个人的捐赠行为主要受自身能力、捐赠对象和捐赠环境等影响，当捐赠对象的公益支出等财务运行和管理方面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时，捐赠对象受到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深度监管有利于提高组织或个人的捐赠意愿。从高校基金会的角度看，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信息传播更快、更广，一旦违规操作会严重影响社会声誉，增大违规成本，促使基金会规范运行和良性发展，对捐赠者更具吸引力。因此，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也受到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二）研究高校学科类型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假设2：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有明显差异。利他行为理论认为，利他行为是对别人有益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行为。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单纯的利他行为比较少见，通常在利他的同时也有利己的成分存在。现有研究表明，从捐赠者不同类型角度看，各类组织的捐赠额显著高于自然人，企业的捐赠额显著高于非营利组织。企业需要追逐利润才能生存，经营者在做出捐赠决策、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同时，会考虑能否传递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得校企合作机会、政治资源等利己因素，属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的一种。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能够提供的校企合作机会、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等存在较大差别，因此相应高校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也会有差异。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我国高校基金会为研究对象，考察期为20152020年，依据基金会注册地与金融科技发展变量指标数据逐一对应，剔除在考察期之前已注销的基金会、主要研究变量缺失的样本，经筛选得到429家样本基金会，2 099个观测样本。高校基金会数据来自基金会中心网、慈善中国网和各基金会官方网站，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SPSS24.0等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二）变量选择1.捐赠收入（Don）个人或组织向高校基金会捐赠有现金、实物等多种形式，其中实物捐赠的价值不便于公允衡量对比，因此，文中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以其年度报告公布的捐赠收入总额为准。2.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金融科技主要指运用技术手段来推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等创新。衡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也主要围绕金融市场、机构及其服务来展开，可分国家地区或省市县份进行测度。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盛天翔等（2020）、李春涛等（2020）选取第三方支付、机器学习、量化金融、人工智能等2248个数量不等的关键词来构建金融科技指数；第二类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3个维度，共计33具体指标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10，42。相比较而言，第二类指标体系是动态过程，同时考虑了数字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兼顾纵向和横向可比性，体现数字金融服务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相对更客观。因此，本文参照黄锐等（2019）的做法，以高校基金会注册地为基准，依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总指数与100的比值来度量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43。3.学科类型（Discipline）根据“艾瑞深校友会网”中的中国高校学科类型分类，财经类取1，理工类取2，民族类取3，农林类取4，师范类取5，体育类取6，医药类取7，艺术类取8，语言类取9，政法类取10，综合类取11。4.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考察金融科技与高校基金会捐赠之间的关系，设置控制变量。高校影响力（Effect），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取1，其他取0；组织规模（Size），指当年净资产规模；公益能力（Pub cap），指当年公益支出占捐赠收入的比重；地理位置（Location），根据“艾瑞深校友会网”区域分类，东北地区取1，华北地区取2，华东地区取3，华南地区取4，华中地区取5，西北地区取6，西南地区取7；行政级别（Exe lev）：依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1年9月30日），主管部门为教育部的副部级高校取1；主管部门为教育部、其他部委或各省政府的本科院校取2；主管部门为各省政府的专科院校取3；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取5；其他高校取4。四、實证检验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对样本全部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平均为2 222.25万元，且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最小值为0.07万元，最大值为21.36亿元；金融指数最小值151.10，最大值410.28，说明各高校基金会所在省市的金融指数存在较大差异；高校影响力均值0.27，即样本数据中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占27%，高于双一流高校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实际比例5.33%，说明诸多非双一流高校未成立基金会或基金会数据不完整。从各学科类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占比最高的是理工类高校基金会36%，其次综合类占比24%，师范类占比10%，占比最低的是体育类高校基金会1%。从表2 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指数与捐赠收入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63*，表明金融科技指数与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学科类型与捐赠收入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71*，表明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其基金会捐赠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373*，表明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后续要通过容许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来进一步判断。（二）回归结果分析从20152020年捐赠数据来看，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数据577条，占比28.86%，捐赠收入379.98亿元，占比80.41%；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数据1 422条，占比71.14%，捐赠收入92.57亿元，占比19.59%，同样适用帕累托法则，20%的双一流高校基金会获得了80%的捐赠。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对全样本数据、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数据、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在表3全样本模型的第1栏中，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163，且在99%置信水平显著，模型调整R2为2.6%；在第2栏中，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为0.171，且在99%置信水平显著，模型调整R2为2.9%；在第3栏中，同时加入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两个变量，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均在99%置信水平显著为正，模型调整R2为5.8%；第4栏中，加入了组织规模等控制变量后，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这说明，从高校基金会整体情况看，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高校学科类别对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有较强的影响，在控制了基金会运行情况和高校发展因素后，高校学科类别的影响力依然较强，但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被淡化。在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的第57栏，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8栏中，加入控制变量后，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基金会运行和高校发展相关因素后，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校学科类别对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不再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双一流高校基金会的品牌号召力更强，信息透明度对捐赠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虽然双一流高校是我国高校中的佼佼者，也涵盖了许多学科类别，但是捐赠者在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的同时，会权衡高校基金会的规模、以往的获赠能力、行政级别等因素，相比之下学科类别的影响力则略显微弱。在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的第911栏，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12栏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后，金融指数和学科类别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校学科类别对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仍有较强影响力。非双一流高校的知名度、号召力相对较弱，且差距较大，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信息越透明，越有利于捐赠者做出判断和选择，因此当地金融指数越大，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越高。不同学科类型的非双一流高校能够提供的校企合作机会、企业价值彰显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相应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也有差异。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组织规模变量系数显著为正，高校基金會净资产规模大，说明以往年度接受捐赠量大，只要基金会自身或捐赠环境不发生较大变化，依然对捐赠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公益能力变量系数为负，在全样本和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中显著，公益能力越强，公益支出占捐赠收入的比重越大，间接说明捐赠收入较低，须用于当年公益支出。高校影响力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由于社会影响力大，双一流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显著高于非双一流高校。地区变量系数为正，在全样本分析中显著，受所处地域影响，捐赠收入存在显著差异。行政级别系数为负，在全样本和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中显著，高校行政级别越高，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越高。另外，从模型回归结果看出，F值都在99%置信水平显著；各共线性统计量：容差的最小值为0.776、最大值为1，VIF值（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289，远远小于经验值10，表明模型自变量和其他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进一步考察各学科类别的差异，将以上4、8、12模型中的学科类型变量用11个学科分别替代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全样本分析时，师范类系数为正且在95%置信水平显著，财经类、理工类、农林类、艺术类、语言类、政法类、医药类、综合类、民族类、体育类等10个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师范类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显著多于其他类型高校基金会。进行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时，师范类系数为正且在99%置信水平显著，其他学科类别系数均不显著。进行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时，政法类系数为负且在10%置信水平显著，综合类系数为正且在99%置信水平显著，其他学科类别系数均不显著。师范类高校主要培养各类师资力量，对于建设教育强国、提高我国整体国民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师范类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显著多于其他类型高校基金会，也印证了受利他行为理论影响，捐赠者更愿意为利国利民的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五、结论本文以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高校学科类型对捐赠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单就金融科技和学科类型而言，均对我国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越高；高校的学科类型不同，其基金会捐赠收入亦存在显著差异。加入组织规模、高校影响力等控制变量后，在全样本和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中，金融科技和学科类型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在非双一流高校基金会样本分析中，金融科技和学科类型仍对捐赠收入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非双一流高校数量众多，各方面差异较大，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信息越透明，越有利于捐赠者做出判断和选择。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各学科类别高校基金会之间的差异。在非双一流样本分析中，综合类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在全样本和双一流样本分析时，师范类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基金会。表明受利他行为理论影响，捐赠者在做出捐赠决策前会加以权衡，总体而言，捐赠者更愿意在利国利民的教育事业上履行社会责任。從近些年高校发展态势看，高校基金会的作用逐渐被重视。高校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当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高校学科类型等。高校应从内外两个角度同时入手抓好基金会建议。第一，注重自身学科建设，提升综合办学实力。高校基金会与高校息息相关，高校通过加强自身学科建设，突出优势学科，打造国家级A类学科，增强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认可度。第二，重视窗口宣传，增加信息透明度。充分利用多媒体新技术，向社会展示学校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让更多的校友、社会人士了解学校，看到教育的力量和育人的重要性。第三，利用研究创新优势，助力当地建设与发展。高校汇聚了许多研究创新型人才，可以研究新技术新方法，能够攻坚克难，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应该寻求合作机会，主动参与当地建设与发展，努力创造一个高校与捐赠方共赢的良性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