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弟子的学术交往 (参考资料).docx

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门下弟子最多，原因在于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方面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四人中的“老大”，而王国维则是四人中学术成就最高、治学也最精拧。赵元任因所长在语言研究，不但对外语要求较高，而且要求能够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方言研窕，故那些致力于传统国学研究的学生对他兴趣不大。但他毕竟是哈佛博士且有美国大学任教经历，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陈寅恪虽然和赵元任年龄相仿且同样多年留学海外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而且他到校最晚，到清华时尚未发表真正的学术论文，名气白然不如梁王二人展至也不如赵元任“更为关键的是他指导学生所开列题目过于专门，什么“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都是非常冷僻的研究领域，让不少学生.望而却步。不过陈寅恪到校后很快发表一些论文并在授课时显示出史渊博学识，甚至吸引不少教授去旁听，声里自然提高.此外王国维和梁后超的先后去世致使陈寅恪成为唯一的“国学”教授，拜入其门下弟子自然增加。对于陈寅格和弟子的关系，此前研究大都集中在陈寅恪如何指导学生以及学生后来是否背叛老师方面，具体人物则以对蒋天枢、刘节、汪筱、金应熙、周口等人研究较多.故此处仅论述较少被关注的朱延丰、姚薇元两位，他们入清华后即拜入陈贡格门下，和陈贞恪关系一直较为密切。首先朱延丰和陈寅恪的关系因其留学风波事而比较特殊。1933年末清华历史系讨论选派优秀毕业生留学人选，符合条件JI成绩优秀行为朱延丰和邵循正，但历史系在出国名额还有剩余情况下却只批准邵循正，朱延丰自然不满.他认为历史系主任蒋廷献处理此事不公，遂向校方申诉，认为根据学校规定自己应该被推荐。但校方认为他误解了章程规定，1933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评议会经过讨论认为：“毕业生成绩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荐于评议会一条,其在手续上应经系主任之审核，非成绩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荐这一结论意味者蒋廷献不推荐朱延丰而只推荐邵循正完全符合规定，对此朱延丰并不认同，同时其他学生也全体联名上书梅贻埼梅校长希望学校重新考虑，但评议会坚持原先看法。于是朱延丰给教育部递交诉愿书，认为蒋廷敬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原因”打压自己，而校长和评议会又“互相勾结维护教育部对此事给予一定关注但并未直接干涉，只是把朱延E的诉愿书发还学校并请校方说明情况。此外朱延F还求助于著名律师张伯烈，准备将这件事诉诸公堂，至此朱延丰留学事就从校内风波变成社会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甚至申报也给予详尽报道。就在风波越来越大之时，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终表态，对手是否推荐朱延丰当然是他最有发言权.1934年1月8日陈夷恪给梅贻琦写信说：月涵吾兄执事：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破先生时为主席,询问大家意见，盖无主张，迨弟发表意见后，全体赞同,无一异议。弟之主张绝不顾及其他关系。苟朱S可以使弟发出洋必耍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总之，此次史学系议决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负及大爆多之责任。此中情形经过如此，恐外间不明真相，特函陈述。陈贡格此信首先证实选派邵循正而非朱延丰是历史系全体教授的意见，并非蒋廷觥个人专断.其次说明提出只派邵而不派朱的人不是蒋廷敏而是导师陈寅格，其标准是他们的学术能力，没有其他因素。陈寅恪表态后朱延丰表示尊!我导师意见，风波得以平息。不过这其中当有待发之置，因为朱延丰为清华升格为大学后第届毕业生，乂曾担任历史系助教年,后经陈寅恪泮格考查才录取为研究生，显然陈寅恪对朱延丰的学术水平比较满意据朱自清日记，朱延丰毕业考试成绩很好，虽然陈贡悟出的速目不容易，但他的回答很出色：1933年3月23日：卜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G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里也.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上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茶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tr由大而小。当时的毕业考试邵循正和朱延丰是以口试方式分开单独进行，时间为3月16日和3月23日。据卞僧垓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记载，考试结束后陈贡格问朱延丰感觉怎样，朱延丰说觉得还不错，陈贡恪笑着说恐怕也不一定，本来还有一道题目，因为觉得可能太难而未出。但就上述理目而言，朱延丰确实I可答很出色。而且陈寅格一向对学生.极为关心爱护，又怎么会在留学这种大事上主动提出不推荐自己的学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困绕是否选拔朱延丰出国一事其实透露出清华历史系两位“大咖”即陈寅恪和蒋廷献在办学理念和治学方向上的分歧，蒋廷献认为要引进年轻学者，同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代史和东南亚历史等，这大概寓有对陈寅恪、杨树达等一批老学者的不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陈贡格对邵循正也极为罂重，后界不仅学习同样出色而且后来还直接介入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一一1943年陈寅恪的夕唐代政治史述略稿B之所以能够出版和邵循正有直接关系，正如该书出版后陈宙格对蒋天枢所说：“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凑成书，交商务出版。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J总之，无论之前朱延丰如何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陈寅恪出面后他还是默认了哲时不能留学的结果，这既说明陈贡恪的学术威望也说明朱延丰对导师极度尊重。之后朱延丰并未因此事气馁，很快就实现了出国愿望一一半年后他顺利考取庚款赴英留学生，入牛津大学研究近代史，1937年获硕士学位后再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欧洲史，学成同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任教“1942年，正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朱延丰把专著突厥通考寄给陈贞格请他作序。同年三月陈寅恪在所写序中特意回顾了有关该书的一段往事：“朱君延丰前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成论文，题日突厥通若。寅恪语朱丹日，此文资料疑问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故于中原矣。盖当日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J显然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一些学者治学中的浮躁，才吩咐朱延丰把文章修改十年后再发表。朱延丰遵照老师的话对文稿直进行修改增补，直到十年后才寄给陈寅恪请他作序。彼时陈寅恪刚从香港回到桂林，可能也没有想到朱延丰真把当年的论文修改整整卜年才决定出版，仪这一点而言朱延丰没有率负陈直恪的惇里。这大概就是陈贡格欣然为其写序的原因一一在动荡年代，朱延丰这样严源认真做学问的态度确实值得赞许，故陈寅恪对此书的评价很高：“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实之故，虽不及今文经学渐染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路线，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真海之不可御遇。朱君是书乃此日世局潮流中应有之作。从事补正,既历十年之久，宜其不可更迟刊行，以与世相见虽然陈寅恪并未对该书内容作具体评价（原因他自己说是学术研究重心已经转移，故对不太熟悉的领域他就不进行评论，这当然是陈灾恪的谦辞，却展示出一位大师的严谨治学态度），不过陈寅恪还是用一个“古典”表示对朱延丰此书的赞许，其中还带仃对弟子成就的羡翳：“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戏者一一这里的典故出自左传，成得臣字子玉，为矮国令尹。“冯轼而观上戏”是城濮之战时成得臣向晋文公邀战所言：“靖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J大意是说：“我谙求与国君您的将士进行一次角力游戏，国君您可以在车上倚靠着车前横木观看，得臣我也和您起观看J陈寅恪引用这一典故的意思是说自己现在专注丁研究中原历史，对边疆民族历史已经不敢涉足，朱延丰这部是研究突厥历史的著作，当然就不便妄言得失。这就如同晋文公只是嵬身于战场之外观看，并不亲自上战场搏杀一样。这篇序言还显示出陈寅恪对彼时学术流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感觉和“预流”能力。在陈寅恪看来，西北边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亚要部分，中国文化如果要再现辉煌，就一定要注意研究“塞外殊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最后陈寅恪在此序中再次显示出对龚自珍的偏爱，特意在结尾引用龚氏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之句，在表达源虚的同时也在赞扬朱延丰的研究有引领潮流之功，足见他们的师生情谊并未因时间流逝而淡化。傅斯年曾经对陈寅恪的一篇论文大为赞赏，并在讲课时全文引证说明如何利用史料考证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他说：“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占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y吐茶舞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依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J这里提及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是极为珍史的现存实物史料“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拌秦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商谈结盟事宜，先在长安盟轩，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流盟。公元823年盟.文用汉藏两种文字刻石立碑，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即有名的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因碑文以甥见关系相称，故乂称甥见和盟碑。陈寅格这篇论文发表于1930年5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刊，此文综合藏文、蒙文、满文、拉丁文等资料，并利用长庆唐蓄会盟碑这一珍贵文物考证E蒙古源流B中“达尔玛持松号”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韩泰赞普）的合称，堪称发千载之海。后来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C吐蕃僧净记中考证唐蕃会盟碑3与吐蕃赞普名号时即大量征引陈夷格的研究成果，认同陈夷恪将乞里提足比定为韩泰赞普的观点。四年后也即1934年，陈寅恪的弟子姚薇元在G燕京学报第15期发表唐蕃会盟碑跋3,对碑文内容进行J'缜密的考证，其中特意提及考证阙文时所用资料有一部分来自陈贡格：“据陈寅恪师藏缪艺风堂拓本影片，及内藤研几小录中所附宝作左盒藏拓本摄影J在姚氏此文另一处阐述吐群赞普名号时再次弓I用陈寅恪G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中的考证：-khri-gtsug-1.de-btsan赞普名号见碑阴，即敦煌中文d八波罗夷经写本之乞里提足赞，蒙古源流卷二之持枪睢，6新唐达卷二百I六6吐蕃传之可黎可足也（据陈灾恪先生所著吐薜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纵观姚氏此文，可以视为他对陈寅恪此前有关研究的回应,并以详实的考证再次验证了陈贡恪观点的正确,和生二人的此次学术互动可谓精彩.姚薇元和陈贡恪的学术互动或者说学术观点上的呼应当然不是仅仅这一次。1931年，陈贡恪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费文，虽然不长，内容却极为重要。按说纪念自己任职学校成立二十周年应该写一点喜庆之语或给予鼓励赞美之类，但陈贡恪却反其道而行之，时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给予几乎全面否定的“苛评”，这否定自然也包括清华在内。他为何在纪念清华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对中国学术整体发展状况做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呢？对此笔者曾撰写有，）：陈寅恪“苛评”中国学术文给予阐择，此处不赘,不过，姚薇元数年后所写一篇文章依然对彼时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不满，也是给予几乎全面否定的评价，与其师如出一辙，这就是他1935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大学研究院与学术独立一文。且看其所言：“我们中国兴办高等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现在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己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细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J至于落后原因，姚薇元和陈寅恪一样归因于缺少“学术独立”：“试问何以相差到这步田地？关键究竟在哪里？简单地说，便是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而等教育，起始即以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任先生所提议的办法，日本在明治时代就已实行了，而我们的高等教白，虽也标榜若学术独立，但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全国所有大学直到现在还全是“留洋预备学校”，甚至最近创班的大学研究院也包括在内，进研究院也不过利用环境作投考留学的准备而己，颉有住研究院数年，每年投考留学而始终没动手写论文的.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十年二I年大学研究院，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姚薇元此言不仅和陈寅恪数年前所言几乎相同，更让我们想到陈寅恪另句抨击中国谣学政策的话，那就是他认为彼时最误国政策有两条，一个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一个是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袁世凯蒋小站练兵掌握了军权，遂有其窃国篡位之举，这好理解。至于留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为何被陈寅恪斥为误国？也许姚薇元此文的话可以佐证。看来陈寅恪所说的'吾国大学之职贡，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这一点也是姚薇元所要强调的，师生二人文章虽相隔数年，却不约而同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表示不满，所给出的结论也完全一致，足见姚薇元对老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立场不仅熟悉而且赞同。姚薇元1926年高中未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不过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才转攻历史.他1931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陈寅恪指导下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33年他在6清华学报上发表宋书索出传南齐书魏虎传北人姓名考证，1936年毕业时北朝胡姓考就是毕业论文，后经修订终于成为中国第部研究胡姓的专著。在该书序言中，姚薇元明确说明该书的撰写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不学如余，本不敢以蚊负山，率尔操蛆。寐年负笈京都，从义宁陈夷恪先生治南北朝史，尝试作宋书索虎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一文：虽所获甚微，而对此问题，渐生爱好：乃不自揆度，欲进而探求切胡人之姓氏。”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史一直是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领域，对此从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翻译时方人名、地名等术语过程中呈现之复杂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各自社会、政治地位之升降演变以及彼时民族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对于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早在1929年陈寅恪就撰写了元代汉人洋名考等文章，试图从蒙古人对汉人称谓的视角阐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在受到政治账响特别是统治阶级政策制约后汉族之社会地位的演变过程。此文充分体现了陈寅恪治学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善于从常见材料中发现论述突破口的能力。他注意到元末明初陶宗仪（九成）所撰南村横耕录在提及元代社会各阶级时收录r蒙古72种，色目31种以及汉人八种.元代社会从整体言分为蒙古、色目和汉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其实又包括不同的群体和民族，其中汉人地位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氏所收录的汉人分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即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和渤海,其实都是当时北方的些少数民族而非真正的汉族,事实上当时的汉人原先在金统治下的称为汉人，在宋统治下的称为南人，据此所谓汉人八种实际上可以称为十种。陈夷恪的疑问是，陶宗仪在撰写其出时为何会漏掉真正的汉人，何况他自己是浙江台州人也就是南人，按理在分类时不会忘记包括自己在内的汉人吧？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陈寅恪根据史料指出,在元初所谓汉人被蒙古人称为札忽歹（Djavkoui）,金人被称为囊家歹（Nangias）.此外蒙古人还称金人为“阿勒谭（即蒙文“金”字的意译）“、“主儿扯惕（即“女真”的音译）”或“乞塔惕（即彼时汉人的统称）”。至于囊家歹（NangiaS）的“囊家”,陈寅恪同意伯希和的看法,认为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彼时金人称宋人为谕家，蒙占人也因袭此说法，后成为中国的通称.总之，经过考证陈寅恪的结论是不管上述各名称的原义如何蒙古都是用来指称金人，却没有其他称呼来指称金统治卜的汉族。在列举氏族分类时虽然总目有汉人，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称呼则在子目下不列汉人，说明当时蒙古人的语言水平较低或对此不够重视，作为游牧民族这本来也不足为奇。至于陶宗仪在撰写£南村辑耕录时漏列汉人一事,陈贡恪推测可能是陶宗仪不过是搜袭了蒙古古籍的原文而没有进行修改之故。此处陈寅恪的论述加常精彩，不赘。不过由此陈寅恪得出的结论对于后世从事语言学和民族关系研究名很有指导意义：“盖时代之名词，有-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伪i&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此后陈寅格接连撰写了“蒙古源流研究”的系列论文，综合运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理论对这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陈寅恪的弟子姚薇元理应熟悉这些论文，这对于他从事考证胡姓显然具有示范作用和鼓励作用。对于姚薇元能够在少数民族姓氏方面进行研究，陈贡恪当然给予鼓励，故他在d姚薇元北朝胡姓序的第一段即高度评价姚薇元的学术成果：“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仃他人未能言者。”然后陈寅恪借题发挥指出不仅胡姓要考证，胡名也耍考证：不仅要考证胡人和汉人的交往，也要考证其他少数民族如满族和汉族的交往过程中，其人名、地名等的演变过程。陈寅恪指出，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在木族的姓名称谓通常较为粗俗，或*说比较生活化和本土化，而其汉语的姓名则较为雅致。例如北朝的宇文泰，其“泰”即为胡语“獭”的对音,也即“黑微”的雅洋汉名，“黑版”则是其胡名。此外陈贡恪还提出一个在清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即雍正即位后在处理与兄弟关系时为其更改带有侮辱性姓名的事情。雍正的八弟胤般是其兄弟中最有才能的位，因此雍正继位后必然视胤襁为最大威胁，终于硬找个理由削其王爵,并改其名为“阿其那”,把另一兄弟其楣改名为“那思黑“阿其那”“塞思黑”两个词过去多认为是“猪”“狗”之意，但陈夷恪认为不确，因为倘若如此，雍正等于骂自己也为猪狗了。陈寅恪指出：“胤祺、胤糖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言译，且世宗亦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陈寅恪并指出清末大臣文廷式以塞思耀之义为“提桶柄”之说当改为“腰子馀”，虽然他认为“提桶柄”之意也难解秣，而“寅恪偶检清文鉴曙具门3见有满洲语'腰子筐',若缀以系属语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满洲语包为家，衣为的）则适当塞思黑之音符合。证以东华录所教世宗斥'塞思黑痴肥腕肿，弟兄辈戏笑轻贱之语，出其改名取象于形状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说乃祭酒文廷式之语，传者记忆有所未确耶？这里陈寅格认为“塞思黑”应释为“腰子I-.音既相似，乂与允楣痴肥臃肿”的形象相类。因在满语中“腰子箧”-词写作SaiSaha,音塞沙哈,倘若在语尾加“i”,就成j'saiahai,音塞沙海，与寤思黑音非常相似，故陈寅恪有塞思黑释为“腰子筐”之说。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王钟翰作再林阿其那与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文，对阿其那与塞思黑改名的几种不同字义、改名猪狗的忌讳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考证.他指出：“阿其那与塞思黑与满语狗和猪的译音，表面上似乎并无任何联系，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改名都有被蔑视、轻贱之意，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工看来，无论陈寅恪还是其他学者，尽管在具体闸择上有分歧但都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之名有被蔑视和轻贱的涵义，因此班正才会把这些称呼“赐给”要侮辱的兄弟.名字与称谓就这样与宫廷秘闻和统治者内部史杂关系联系起来，成为理解统治者内部矛盾的绝妙视角。总之，陈寅恪在为姚薇元著作所写序文中提及这些内容，不仅在于以此表示对姚薇元研究的肯定，更是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指明条可行的途径。故虽然只是一篇短小的序言，内容却极为丰富，正可谓“以小见大”“须一斑而见全豹”的典的之作。附参考资料：陈寅恪与学生的破门"之交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是周一良。周良的曾祖父是两江总督周焦，陈寅恪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相似的家庭出身，和两家的互通友好，让周一良命中注定会走近陈贡恪。但他们“破门”而终，令人眩唏，周一良8岁入黎，习经、史、子书，后学日文、英文。1935年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历史学：就在这年，周良的人生有个转折，初拜陈门，五体投地追随陈寅恪.陈灾恪赞许周一良“富而好学”。天资聪颖的周一良阅读了陈寅恪的论文后，惊叹这一辈子无论怎样努力，也抵达不了陈寅恪的学问境界，怎么办？只好去哈佛大学留学！因为陈寅恪曾经在那儿留学过。1941年周良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私心认为赴美也有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窕。当时我崇拜陈宙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达到此一目的J他在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学习，主修日讲文学，兼修梵文和佛教。师生互相欣赏，陈贡恪在著作,金明馆丛稿中的£魏书司马褥传江东民族条拜证及推论开端，盛械周一良的“贡献”。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嗓！当与周君往发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乂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依然也。”由此可见陈周师生情感之深.1944年，周一良获博士学位，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1947年，转往清华大学，追随陈寅恪。他被“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得意弟子，周一良本人也“立志走陈先生的路但好珏不长，大陆政治军事形势突变，学者们到J'必须二选一的时刻，陈寅恪、周一良都选择了留在大陆。陈寅恪是自己选择的：冏一良留在大陆有没有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不得而知。周一良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秋冬之际，局面颇为索张时，我写信给父亲征求意见。这时大约已有地下党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张我不要考虑离开，并汇给我一宅应变贽J周一良留在大陆，认!学习马列主义史学观，枳极参与世界观改造，“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J“经过学习、讨论、检杳，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J周良从此与远在华南广州的陈贯格渐行渐远/°因为陈寅恪很早就阅读过马列主义著作,但他没有像周一良那样完全接受。周一良接受并真诚地感觉到有深刻改造自己的必要。“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J冏一良说，他确实看到了父辈、老师身上浓郁的“遗少”习气。“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I可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洋康第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夷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J他曾经欣赏过自己的老师,长辈，但现在他深刻地批判长辈、老师身上的“遗少”气息，并欣喜于批判的勇气。1953年，周一良发表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对曾经亲密和敬重的胡适，冠之为“文化买办:1954年，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对自己老师俞平伯4红楼梦研究声势浩大的批判。陈寅恪借着编订金明馆丛稿h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择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这种举动，可以视之为古代先牛.对弟子的“破门陈寅恪看不惯他这种套用主义研究史学的八股者，写诗M刺：“八股文章忒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笑哈哈，眉样文章乂入时冏一良解择思想转变原因，“我生性小心诬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垂。”他曾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信中有毛笔大字“无耻之尤”,落款为“个老朋友:但他乘风而上，走进了拥有冯友兰、林庚、魏建功等人组成的梁效写作班子，写出了许多呼风唤雨的批判文章，成为时代的英雄.他那时写得越多，晚年就越沉盘。晚年的他写出了毕竟是书生，对50年的风云变幻深刻反省，公开表示忏悔，同样是那么地真诚：“从未想到有一天万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拧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J1999年周一良86岁，在陈贡恪诞辰IIO周年学术会议上，他发表向陈先生请罪：“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卜.，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停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其实文革期间，周一良也曾因家庭出身，被抄家批斗，妻子下放五七干校。他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受够了人身侮辱”。“生多舛看风云，长使书生泪满襟”周一良这一代学人是真诚的.他们因为真诚而走进了历史的暗谷：也因为真诚，晚年敢于直面自己的阴暗而深深忏悔。所以这一代人的人生之路，最令人深思。“义宁”门下师道存一一陈寅恪和他的私淑弟子陈贡恪先生弟子广众，主体是他在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和他在中研院史语所任历史组主任时指导的肖年学者，另有虽未亲承音旨但仰慕师法他治学方法的私淑弟子。其私淑弟子中最著名者为唐长襦（1911-1994）、牟刑孙（19091988）和缪钺（19041995,字彦威）。关丁陈寅恪这三位“私派弟子”，笔者此前只知唐长源h牟润孙与陈友恪学术传承的渊源关系，掌握的材料较多。如1988年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黄恪研讨会，唐长端因故缺席，赋诗三绝寄呈大会，第三首云：“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学界传诵时，感念师道犹存，日后李涵撰夕教外何妨有别传一一唐长篇对“义宇之学”的继承和发展（1999年中大第三次陈夷恪研讨会论文）即本于此，“教外何妨有别传”遂成为一句名言。唐长篇（1911-1994）而笔者获致牟涧孙与陈寅恪关系材料的时间则更早。1969年IO月陈寅恪去世，华涧孙次年发表幺敬悼陈黄恪先生，文中提到他的老册陈垣对陈寅恪极为佩服，嘱他多读陈寅恪的著作，学他的治学方法，所以自己一直以陈寅恪的私淑弟子自居，讲学作文常称颂他的学说。1992年其弟牟小东发表牟涧孙的史学渊源一文，专辟一段介绍乃兄私淑陈寅恪的往事.牟润孙（1909-1988）三人之中，独年龄最长者缪钺与陈寅恪关系的材料睇如，既无他自己写的回忆，亦无他人撰文介绍。然“大美不自言，诚念终当遇”，笔者最近终于在2014年出版的缪钺6冰英庵论学书札（以下简称G书札3）中获得二十多条缪钺崇敬、揄扬陈贡恪和他自命陈黄恪私淑弟子的材料，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寅恪热”中，他没有发表这方面专文的背后原因。这诵读之乐，真有“荔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再由书礼这个点扩展开去搜集缪钺资料，又购得与书札同年出版的缪钺文孙缪元朗编6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书后附缪元朗撰6陈友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讥此文颇为详尽地介绍考糅了缪、陈之间的交往和学术渊源，但笔者还是极想实录自己猝遇缪俄尊陈心声时刹那间的心灵触击与感动，摘要介绍这批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材料，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对陈贞恪文史互证治学方法的传承，不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还薪火承维到自己的学生.如1987年复某：“陈寅恪先生以文史互证之法,论述陶渊明、庾信、元租、白居易、韩愈,以至于钱牧斋、柳如是、陈端生，都能探索幽微，发千载之覆。你是有灵思容感的人,所以我以前曾劝你多读陈先生的著作，更能受到启发J（下册22页）1989年夏小南一郎：“我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兼喜文学，能做诗词。我指导该生学习陈寅恪的文史玩证方法从事研究，其论文题目是，牌晋诗人与政治，我曾做七绝五首示之，指明研究纲领J（上册370页）他尤其对陈寅恪书柳如是别传B把文史互证发挥到极致情有独钟（见上册251页），曾拟撰写一篇专文，为此两次通读别传，在书上做了许多记号，并收集抄录了相关资料。但后来他告诉缪元朗，自己还是无力完全把握别传的精诣深薄，不得不放弃这个写作计划。其二、对陈员恪思想,人格的景仰，虽然没有谈陈寅恪治学方法的文字多，但短章小札，颇国深旨。如1982年复某：“承赐寄陈灾恪先生编年事辑3,谢谢。寅恪先生治学精严，持躬高竣，读之深受感发。”（上册401页）1984年在回复某学者函中（上册287页）,特为引录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寓含对陈员恪在纪念碑铭中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心领神会。同时在回任其他学人的信函中，屡次表示臼己敬佩顾炎武的独立特行，四次对某位新史学的权威曲学阿世、始婀逢迎说出重话。这一褒一贬，取向分明，折射出世道人心之力度。其三、对陈寅恪诗作的钦服、点评如1988年品某：“晚近江西诗人自当推散原老人（陈灾恪父亲）为巨孽，而我尤再贡恪先生之诗。他以学者而兼诗人，识解深遽，其诗能采义山之深美情韵而运以求人疏宕之笔致，尤耐循诵J（下册292页）1991年复某：“承示将编辑近百年来名家词选附-点建议：王静安、陈寅恪两位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久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两家诗词亦造诣甚高。静安先生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入诗词，开前人未有之境。寅恪先生以悲天悯人之怀，经沧桑多变之世，借诗歌以发其沉忧积愤，艺术风格亦兼容唐宋。望尊选多收入两家作品。“（下册344页）由于缪钺本人即是诗家词人，濡染中国文学批评史甚深，故他对陈寅恪诗作底蒸、风格的领会归纳自能探骊获珠，得其本质，具有金针度人的价值、意义。其四、对陈寅恪纪念活动的回应、安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次为时甚久的“陈寅恪热”，中大、北大、清华相维发起纪念陈寅恪百年诞辰和逝世二十周年活动，出版了三种论文桀，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界的要闻.活动的台前幕后，几乎囊括了陈夷恪早年、晚年弟子和文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这三个活动主办方都邀请缪钺参加，1987年，他回复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博学通识，高风亮节，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之音硕，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此次大会的举办，发扬贡格先生治学严谟的精神，并研讨其在各种学术领域中精博创新的造诣，对于发扬学术，端正风气，是很有意义的。贡格先生生前，我曾通函请益，而研读其著作，亦深受沾溉J（卜.册264页）但他因身体欠佳，未能躬逢中大盛会。至于北大、清华的纪念论文集,他已应承揽文，1986年G里王永兴机“陈贡恪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前辈学者，平日治学，深受其活溉,自当撰文纪念.惟现在还不敢预定触目。因为最近几年来，各报刊曾发表许多篇论述陈先生学术造诣及其治学精神、方法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再撰文，须有较深刻新颖之见解，故尚须再反复读陈先生之著作，简练揣摩,酝酿成熟，始能若笔。先此奉告J（下册224页为写好这篇文章，他准备将己出版的陈寅恪著作通读一遍，以期见解深刻,不雷同在“陈寅恪热”中已发表的文章。这无不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以致功亏一赛。这三次活动的缺席，多少影晌了他与陈寅恪关系的知名度。窿钺（19041995）这次通读G节札深有感于缪钺在与学界后辈通信中，频频指示做学问要像宋代黄庭坚所说的那样：“读书当如大禹治水，知天下之脉络用现代话语表述，即要从宏观上明了当代的学术大势与源流宗向。这是缪钺几十年治学的经验之谈，在他初出道学界时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大势要点有二：一是传统的经学地位被史学取代：二是考据学在乾嘉朴学的基珈上有创新，即陈寅恪总结归纳的三句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择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斤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称之为“新考据学”。在这新旧学术嫂音的变局中，陈寅恪凭借深厚的国学基础，广博的域外语文知识，新颖的西方学术理念，继王国维、陈垣之后脱颖而出，显露出引领潮流的大新气象，倾倒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史研究的青年学者，缪钺、唐长孺、牟润孙即其中的佼佼者。缪钺晚年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对此有回忆描述：“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淹通佛典，精研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蒙元时期的历史，融会贯通，自立新义，其卓越透辟，常能发千载之覆，而对丁文学作品，如桃花源记旁证£读哀江南赋3£读莺莺传，元稹、白居易诗等等，均加以笺证，文史相通，见微知著。我读陈先生的著述，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在治学途径与方法上也获得指导。”论者谓“缪氏治史，选题和研究取向，都可算是陈派的。他因为也研治文学，还特别加法陈氏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二（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贡格h载2002年中国文化）在这股学术大势的影响卜.，缪钺诚向陈寅恪奉函请益。1944年7月在货州迸义浙江大学任教时，将自己刚出版的6缪钺文论甲集3寄给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但因邮误，陈寅恪未能收到“缪钺又奉函陈寅恪，随信附上自作七律四首，并提及寄呈文集事，陈贡恪接信回更：彦威先生道席：读大作七律四首，敬做之至，知公于此道深矣。尊著文学论曾于此间书肆见之,亦拜读一过，非精于文、诗、词如公者不能为也.惜赐寄之本尚未收到,出邮局误耶，抑燕大传达之误耶？以后如蒙惠书，乞寄：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I-五号，不由燕大转，当较妥也。敬叩撰安弟也恪复八月廿五日1945年9月，陈寅恪离开成都，赴英国治疗眼疾，两人联系遂段。1946年5月，陈寅恪回国，10月赴北平，归队从西南发员的清华任教，1949年元月南下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归并中大）.而缪钺F1946年8月到成都，任教华西协合大学，以后滞留成都未出巴蜀。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川大历史研尢所副所长。两人终因人事住信，悭一面，亦再无通联记录。但陈寅恪自读缪钺文集和与缪俄通信后，对缪钺印象颇深。1955年中大梁方仲拟研究两晋南北朝的田制与赋役制，陈寅恪告诉他，缪钺有一篇相关论文可以参考。梁方仲遂因此与缪钺通信数年，推想他们的往来信札中，应该旁及陈寅格近况。此时国内的学术大势和治学环境已变。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政治格局，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史观派”由边缘走向中心.以史料考证为特色、不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史料派”逐渐退场，王国维、陈友恪等倡导的学术传统被边缘化。然而三十年后，随着话语系统、言说环境的转换，学术大势再次翻转，“史料派”乂走向前台。兴盛热门的学术史研究奉陈贡格为近百年学术转型宏开风气的第一代先驱之一，是我国近世史学发展的重要一源。文化学术界兴起“陈贡恪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尊称他为“义宁先生”，称其学说为“义宁之学”，称其人格为“义宁精神”（陈寅恪籍来“义宁”，即今江西修水县）。缪钺作为第二代文史学者,处于学术前沿，率先感受这股学界潮流，仰镒、解读陈寅恪遂成为他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夕书札.真实地记录r他晚年的文化学术思考轨迹。尺版的动人之处在于率真自然，较少为文造情，所以素为学界看重，尽力搜集传世。£书札力共收入缓钺各个时期论学衡文、传存通翰六百九十余通,反映r他从吉年到晚年的治学方向、学术背景、文事活动、学林动态、和友关系，而笔者尤其看歪他1977年以后的信札，这卜五年的函件，在学术思潮情绪上，贯串若两根主线：一根是对极左路线干扰紊乱文化学术的反思批驳：另一根是对陈寅恪的崇敬揄扬。他对陈贡格的尊仰是冷静、理智、真诚的，既有真知灼见，乂不事张扬，以私淑弟子自任，严去就之分.1991年，陈寅恪学生某致函缪钺，以“晚”自称,而辱称缪钺为“师叔”，缪钺复函：“称谓过于据漾，愧不敢当。先生乃陈寅恪先生及门弟子，我是私淑者，我们应是同辈行中人J（卜册356页）揖让之间，显示出传统师道的魅力与尊严。陈贡恪的学生弟子是我国近世学术队伍中重耍一源，两岸三地学界的不少名家出自陈门，但近年学术史研究领域出现解构陈贞恪师生谱系的倾向。有研究者认为非陈寅恪亲授业者不能称陈之学生，如季羡林，虽亲授业但不传陈寅恪史学专业者亦不是陈门弟子，如蒋天枢。按此标准，合格的陈门弟子只有区区数人。此说也笔者常疑之，且不论人家自己和生相许，道义相守，即面对当今肺道日益式微的人文环境，亦不宜脱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义来认定陈贡恪的师生关系。4最陈寅恪的修钺先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