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寓言”系列科幻小说中的权力书写.docx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寓言系列科幻小说中的权力书写引言奥克塔维娅埃丝特尔巴特勒(OctaviaEstelleButler,1947-2006)被誉为美国科幻史上最杰出的黑人女性作家(Canavan,2016：15),曾获得星云奖，两次雨果奖，以及麦克阿瑟天才奖。她先后共出版了15部小说，包括三个系列和两部单行本。播种者寓言(ParabIeoftheSOWer,1993)和天赋寓言(ParabIeOftheTaIentS,1998)属于其创作的最后一个系列，即“寓言”系列。该系列小说将时空设定在2024-2090年的美国，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劳拉的成长历程。黑人少女劳拉原本生活在美国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多种族封闭社区，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深夜暴乱将整个社区烧毁殆尽。在失去家园与家人后，劳拉被迫与几位幸存者开启了北上逃亡之旅。一路上，她精心挑选同行者，最终引领着一行人在北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乌托邦性质的橡子社区。然而在极右翼势力的侵袭下，该社区再次陷入被奴役状态，虽然最终众人在反抗中重获自由，但橡子社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小说结尾处，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劳拉最终带领信徒们实现了移居外太空、扎根星际的美好愿景。在两部小说中，巴特勒从一个虚构的文学假设出发，绘制了21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的两个恶托邦图景，也相应地提出了替代性乌托邦家园的构想，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轨迹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恶托邦-乌托邦”交替模式。然而，由于巴特勒的乌托邦愿景是建立在“地球之种"(EarthSeed)这种较为抽象的宗教信仰体系之上，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理想社会制度的构设，为此学界对巴特勒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质疑声，即认为用宗教信仰去解决现实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背离了当前政治体系，是一种过于神学化、抽象化以及去政治性的做法(Stillman,2003：32)。例如，扎基霍达(ZakiHoda)认为巴特勒否定了通过人类政治与集体性行动去改变当下政治秩序的可能性，是一种消极的态度(Zaki,1990：247)。此外，汤姆莫伊兰(TOmMoyIan)也指出，巴特勒给出的救世方案更多是基于个人和神学的维度，从而降低了其小说历史分析与政治预测的敏锐度(Moylan,2000：238)。实际上，巴特勒建构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而是裹挟着巨大能量的科幻乌托邦。虽然其针对现实弊病所制定的解决方案或许并不能导向革命，但是依旧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权力话语的博弈。巴特勒借用科幻小说的异质性与开放性使得现实语境下不被认可的话语能够以一种超脱现实的方式进行话语场域内的流通和博弈，故此，科幻文本成为巴特勒探讨权力问题的重要文学话语场域，以此来“规避主流话语严苛的审查机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建构自己想要的话语"(CanaVan,2016：23)。也就是说，巴特勒的科幻叙事并不是远离现实的空想，相反权力关系问题是贯穿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桑德拉戈文(SandraGovan)认为巴特勒文学宇宙的中心就是对权力的书写(Govan,1984：82)。而劳伦莱西(1.auren1.acey)则进一步表明，巴特勒的小说揭示了权力的复杂性，并且为当代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厘清权力的生成机制以及应对权力提供了方向(1.acey,2008：380)。基于此，本文将从巴特勒“寓言”系列中突出的“恶托邦-乌托邦”结构出发，探讨作者如何借用科幻叙事的外衣，一步步实现对主导权力秩序的批判性认知与隐性重构，从而为巴特勒的作品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路径。隐喻的恶托邦：认知主导权力结构的暴力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理论表明，权力无所不在，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福柯，2005：60-61)o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真正回避所处场域的权力问题。而想要在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生存下来的前提则是认知权力真相以及直面主导权力话语的暴力。在“寓言”系列中，巴特勒借用了恶托邦书写，唤醒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一种批判性认知。西方科幻诗学理论家达科苏文(DazkoSuvin)认为，科幻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琉离文学”，即通过建构一个替代作者经睑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带领读者疏离现实，通过疏离现实来返照现实，并且形成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性认知(李睿，2022：91)。苏文所言的疏离应该被理解成恶托邦的一种典型特质。作为构想的世界，恶托邦的时间设定往往在近未来，也就是“通过构建一个未来的梦魇般的世界，来达到讽喻当下、警示世人的效果”（李峰，2023：62）。在播种者寓言的开篇，巴特勒虚构了一个2024年美国的末世图景。在彼时的美国，各级政府形同虚设，无法有效地监管对人权以及自然生态的肆意掠夺，反而将国家资源浪费在一些纯粹象征性的太空项目来证明美国仍是一个高瞻远瞩、繁荣富强的国家。政客们更是谎话连篇、贪污腐败、亳无作为，完全弃美国少数族裔的利益于一边而不顾（龙跃，2014：20）。与此同时,卫生、教育、公安、司法等各项公共服务几近名存实亡，从而使得国家经济被大型公司所垄断，贫富差距悬殊，城市流民遍布，放火、抢劫、杀人成为家常便饭（杨帆、许德金，2022：148）。面对如此糟糕的社会生态，富人具有足够的财力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绝境中的穷人则落入大型私人企业的掌控中成为债奴。“债奴被迫低薪多劳，如果完不成工作量也可以被处罚，可以不经同意就被交换甚至造成妻离子散。更糟的是，如果父母去世、残疾或逃跑，孩子可能会被迫工作，替父母还债”（巴特勒，2020a：343）。“债奴”是晚期资本主义与债务奴隶混合制的产物（杨帆、许德金，2022：154）,债奴所经历的遭遇是旧时奴隶制度的一种延伸。毫不夸张地说，在充斥着变化、混乱与无序的未来社会，除了极少数的富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一种奢望。因此，一定程度上，通过个人努力或天赋去改善自身命运的传统美国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已经被打破。除此之外，邻里、教堂等传统社区形式以及核心家庭的结构都无法对现实语境作出有效的回应。小说中，劳拉原先生活的社区就曾试图通过筑建高高的围墙以及组建社区安防队等方式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但是，面对外部世界中无所不在的威胁，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注定以失败收场。虽然巴特勒对未来美国的书写是一种虚构，但却是基于当代美国城市中真实以及正在经历的发展过程的一种不虚的描述(Dubey,1999：206),意在揭示美国洛杉矶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美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迈克戴维斯(UikeDaviS)从1989年开始对洛杉矶整个地区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这座城市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城市空间的多维隔离、种族冲突和动乱、频发的火灾、地震、龙卷风等(胡婷，2015:15)。由此可见，无论是戴维斯的病理学式诊断还是巴特勒的未来想象皆透视了现实权力体系下的暴力与恐惧，迫使人们去审视、思考那些他们视而不见或无法面对的现实。但是，由于挑战既有权力体系会一定程度上引发稳定性危机，所以即使是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弱势一方也有可能会选择无视权力真相。譬如，劳拉所在社区的成年人对于现实处境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却流连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想象。当劳拉呼吁大家对未来做好准备时，其周围的人们对此表现出明显的恐慌与拒斥。而这种拒绝所造成的恶果是罗夫莱多城被摧矍殆尽，整个社区的人们也基本上死于非命。福柯认为，权力总是已经在那里，个体永远不可能“身处其外”(泰勒，2019：17)o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权力退出机制。为了进一步论证放弃权力斗争的危害性，巴特勒在天赋寓言中又塑造了另一个恶托邦。作为对无能政府的回应，在天赋寓言中以杰瑞特为代表的强权政治应运而生。杰瑞特强调通过巩固等级制度来重塑社会秩序：孩子应该服从自己的父母，女人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比如，“一个女人表达想法，抱怨，不服从丈夫，或者其他方面'有违妇道和像个男性，或许就会被剃光头发，在前额打烙印、割去舌头，更有甚者也许会被石刑或火刑处死”(巴特勒，2020b：56)。然而，吊诡的是，橡子社区内一些成员竟选择支持极端保守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杰瑞特，以此来获得虚妄的稳定与秩序。这种立场是对暴政的妥协,最终使得橡子社区落入基督教集中营之手。上述恶托邦与巴特勒所处社会均保持有一定的时间距离，但是这种恶托邦绘图是对现存世界中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问题的隐喻性书写。巴特勒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两部小说就是着眼于目前的处境与做法我考虑到毒品，还有毒品对毒瘾者后代的影响。我们审视了增长的贫富差距，用完即弃的劳动力，以及人们时环境的破坏。我看到我们主动建造并填满监狱，却不愿意建造和修葺学校和图书馆。特别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和我们生活可能受其影响的方方面面(Butler,2000：337)。所以，作为对当下趋势的一种推测，巴特勒的恶托邦带来的是一种“惊人的熟悉感，而非陌生感”(Stillman,2003：16)o简言之，巴特勒将现实以一种“大而惊人"(O'Connor,1970：34)的画像呈现在大众面前，迫使人们认清自己身处何地,并且思考当下的行为以及诸多隐性问题将导向何方。而这种批判性认知构成了权力博弈的前提，推动了后续权力关系的流动与转化。理想的乌托邦：重构替代性权力体系恶托邦书写褐开了权力关系的神秘面纱，唤醒主流意识形态作用下屈从的个体。但是文学话语中权力博弈的关键在于通过操控文本现实，改变话语场域内的力量对比，实现权力关系的逆写。在“寓言”系列中，巴特勒通过建构乌托邦社区完成对主导权力话语的暧昧解构以及替代性权力秩序的重构。在这里，乌托邦并非纯粹的社会或政治理念，而是包含了场域规则、话语策略、身份诉求等复杂要素。帕特里夏梅尔策(PatriciaMelzer)指出,“乌托邦欲望贯穿巴特勒叙事的始终而乌托邦社会的建构则是对权力关系的重新阐释”(Melzer,2002：5)。(一)改写基督教话语话语远非一种透明或者中性的环境，而是权力得以运行的重要场所(许宝强、袁伟，2001：3)o强势话语往往借助社会共识将其话语暴力合法化，从而遮蔽话语霸权与不平等权力关系。因此，对于边缘弱势群体而言，在对抗话语权力时通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动摇强势话语的根基，以此来提升自我话语和身份的合法性。具体到巴特勒的文本中，这种隐性消解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基督教话语的改写上。小说中劳拉创立了“地球之种”信仰，但是巴特勒在阐释新的信仰体系的同时还将传统基督教话语容纳在叙事之中，以此形成前者对后者的一种修正，或者至少生成某种对话机制。有研究指出，巴特勒的小说表现出了对宗教神话的依赖，但是她又采用了一些改写策略，从而在一种包容性概念之下实现对基督教的颠覆(Wood,2005：96)。这种包容性体现在诸多的文本细节上。譬如，播种者寓言与天赋寓言标题中的“寓言”二字明显指涉了圣经文本。并且，小说分别以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收尾，也体现了与传统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勾连。此外，由于父亲是社区牧师，所以虽然劳拉并不认同父亲的宗教，但是她的信仰发端于对传统宗教的一种体悟。在播种者寓言的结尾处,劳拉将大家召集在一起“纪念曾经失去的家人和朋友。我们讲出各自的回忆，引述圣经的篇章和地球之种的诗文，吟诵生者和死者喜欢的歌曲和诗歌片段。然后我们埋葬逝者，种下橡树。后来我们坐在一越，聊天，吃饭，决定把这里叫做橡子社区”(2020a：389)。极具宗教意味的仪式表明，橡子社区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基督教的完全弃置，而是对其话语中不尽合理之处进行改写，并在此基础之上生成一种新的信仰体系。首先，巴特勒改写了“全能上帝”的形象。传统基督教是建立在自然/文化、自我/他者、男性/女性、人类/非人类等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在以“他者化”为逻辑前提的宗教中，上帝被定义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摄权威。而作为他者的黑人则被降格至白人与动物之间的次要位置。仅仅因为肤色差异，黑人被认为是低劣的他者，是幼稚的或兽性的，从而被剥夺了权力场域内的话语权。这种分类其实是一种“物种主义”，其目的实则是为了维系白人男性对他者的统治权威(Achachelooei&Carol,2021：201)o作为传统基督教视域下的绝对他者，劳拉对上帝神性发起了挑战，她所寻找的上帝并不是超自然的权威，因而并不具备单方面改变世界的能力。劳拉在地球之种：生命之书中反复提及“上帝即改变”，不断重申上帝的“关爱与合作”的内核，表明人们不需要崇拜上帝，而是向上帝学习，借身体力行，去塑造上帝(2020a：19),而上帝也会与人类分享知识与权力，激发人们对自我重要性的认知。这一宗教愿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现代人的一个疑惑：如果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么怎么能容忍这世间如此多罪恶的存在？同时，也让世人相信，在充斥着改变与差异性的世界里，他们拥有自由意志与力量去改变自身的不完美处境。从某种意义上看，劳拉的宗教体系具有一定后现代主义色彩，体现了人类生活中宗教维度的回归。但是劳拉所奉行的上帝观念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又相去甚远，表现出对传统宗教话语一种反拨。其次，巴特勒还修正了基督教叙事中的女性神话。”地球之种”打破了上帝-白人-黑人的层级划分，同时还将女性从宗教话语暴力中解放出来。达芙妮汉普森(DaPhneHanIPton)指出，基督教社会中理想的女性具有“母性”与“顺从”，“圣母玛利亚”就是这种理想女性的化身，而男性则被认为是上帝的代言人(Hampson,1996：173)。在很多的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传统的宗教叙事，规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否认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与男性建立平等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女性的救赎在于打破这种宗教意识形态的桎梏，致力于推动女性积极建构与他人的正确关系，从而疗愈女性创伤。为了实现对传统女性神话的修正，巴特勒将恶托邦中劳拉的原生家庭与乌托邦社区中其新建家庭并置，形成一种阐释张力。在播种者寓言中，劳拉的父亲作为大家长和宗教领袖具有决定家庭与社区大小事务的权力，代表了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圣父”形象。而在这一阶段中，“母亲”的意义几乎是缺失的，具体表现为劳拉生母的去世以及继母科里的软弱天真。科里对儿子基思的狂热象征着基督教中的耶稣-玛利亚模式。科里无法从丈夫身上获得渴望的男性关注，故而从对儿子盲目的爱中寻求慰藉。然而，基思的离家出走以及惨死使得这种情感转移机制落空To此外，与耶稣受难不同的是，基思是被帮派同伙所杀，劳拉父亲则是为流民被害，这种去神圣化代表了巴特勒与传统圣经神话的某种分离。随着罗夫莱多围墙社区被毁，传统基督教家庭模式也随之消解。而橡子社区中劳拉的婚姻模式则代表了一种新的两性相处范式。例如，劳拉的丈夫班克尔曾建议他们一家离开橡子社区，搬去更安全的社区生活，但是劳拉为了社区的发展拒绝了丈夫的提议。巴特勒通过强调劳拉对社区的投入与奉献，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黑人女性传道士(Achachelooei&Carol,2021：126),从而也就间接解构了传统的男性权威。总体上来说，巴特勒从宗教维度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在小说中巴特勒借劳拉的女儿拉金之口展现了人们对层级的执念，“我们人类总是觉得有人低自己一等一一弱小但似乎可以归罪的底层同胞一一就可以感到宽慰。就像是需要跟相同阶层来合作竞争，需要更高阶层提供指引与帮助，我们也需要这种最低阶层”(2020b：90)o而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劳拉还是巴特勒本人，都是被纳入到不平等秩序下的他者。因此，在小说的乌托邦建构中，巴特勒通过对圣经形象与神话的挪用与改写，解构了宗教宏大叙事的逻辑前提、削减其话语的合法性，从而将作为边缘弱势群体的黑人女性从等级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她们参与权力博弈以及话语建构的空间。(二)重构替代性权力秩序对共享话语的系统性改写是权力关系中处境弱势者所采用的一种暧昧话语策略，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巴特勒科幻叙事的旨归则是建构一个以责任与自由为内核，开放平等的乌托邦社区。该社区所代表的新型权力秩序又主要体现在社区领导人劳拉对于权力的运用之上。从内容上看，小说讲述了劳拉从一个无权无势的黑人少女成长为橡子社区领袖的历程。巴特勒借用这种叙事轨迹意在凸显其主人公如何在认知权力的基础上，一步步实现权力关系的逆转。但是，劳拉对橡子社区的领导与管理并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或者权力淫威之下，她致力于打造一个由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所组成的权力平等的社区(TUzUn,2021：19)。譬如,社区成员会定期组织集会，就社区内一应大小事务交换意见以及解决办法，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决策过程。这种以合作为基础的替代性权力关系(1.acey,2008：382)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拉所具有的“超共感”(hyperempathy)o由于亲生母亲染上毒瘾，劳拉一出生便患上了“超共感综合症”，这使得她看到的或者笃信的别人身上的感觉，会同样出现在自己身上。但是，在21世纪20年代的未来美国，整个社会被区隔成一个个封闭的社区，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因残酷的竞争，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乃至杀戮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任何形式的共情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生存的阻碍。劳拉的父亲和继母曾经停下来帮助一位受伤的女人，而那些施暴者差点要了他俩的命。可以看出，“超共感”在一个“堕落以及非共情的社会”(Miller,2014：208)中被视为一种非正常的病症。但是劳拉却凭借着这种“超能力”，不断吸收同处困境中的人们，并最终凝聚成一个开放平等、友爱和谐的乌托邦家园。在这里超共感成为击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模糊种族、性别、阶级、种类的身份标识，建构多样化、包容性空间的重要助推力。事实上，超共感代表了一种适应以及协调周围多重力量的能力。当劳拉在感受他人的痛苦与快乐的同时，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就此打破，从而使得自我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劳拉而言，他者并不是以自我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构成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流动性、多重性的强调其实是对僵化层级的消解，是权力应对的一种重要策略。因此，有学者认为劳拉所拥有的超共感构成了重新定义社会秩序的重要隐喻性象征（Melzer,2002：13）o也正是基于自身的超共感体验，劳拉审视以及挑战了主导权力结构中的排他性与同质性，并且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建构一种以差异性、变化性以及不确定性为内核的、非中心化的新型权力模式。传统权力观将权力视为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施加的支配体系，所有的支配模式归结为服从的结果。但是，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它无法简化为某种总体性的二元关系（泰勒，2019：26）o换句话说，权力关系并不一定是以结构化的等级秩序为主要表现形式，权力的策略性与生成性在于如何合理地使用权力。巴特勒很大程度上认可福柯对于权力关系本质的阐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拥有权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征服与统治，而是在彼此独立与相互关怀的基础上寻求团结与和平。故此,巴特勒的权力书写挑战了传统男性视域下的权力概念（Ramirez,2002：383）。当然，巴特勒权力观不仅体现在主题的设定、情节的塑造，还包括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譬如，在播种者寓言中，巴特勒只安排了劳拉一个叙述者，而天赋寓言则包含了劳拉、班克尔以及拉金的叙事声音，甚至安排拉金质疑母亲的权威性。从单声部到多重叙事声音的转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巴特勒对于权力的复杂性以及如何使用权力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结语作家的文学话语的建构来源于居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对其个人权力以及权益的否定。巴特勒对权力的书写也正是出于其自身的无权处境（CanaVan,2016：15）<,然而，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本身的排他性和利益性，对于自觉疏离于强势话语的作家来说，具象性的文学书写成为其参与话语博弈的盾牌，而文学话语也由此成为权力关系博弈与转化的重要场域。在“寓言”系列小说中，巴特勒将诸多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无法言明的权力关系真相隐藏在科幻叙事的架构之下。通过绘制恶托邦的末世景象，让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病无法继续潜藏，从而使得世人认知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真相。与此同时，巴特勒还借由未来乌托邦社区的想象探讨如何在不违背权力场域规则的情况下，挑战既有的权力体系，并且实现替代性权力秩序的重构。由此可见，播种者寓言与天赋寓言中的恶托邦与乌托邦书写并不是逃逸现实的虚幻想象，其作用也不局限于批判当下或启迪未来，其中隐含的是更为深刻的权力关系意识与话语策略。也正是借由这种具有张力的书写模式，巴特勒帮助人们认清了权力关系的本质以及权力运行的机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主人公劳拉实现了权力关系的逆转，但小说最后，对于劳拉所引领以及为之奋斗终生的星际移民的乌托邦项目的未来走向，巴特勒并没有给出一个定论。这种相对开放式结局也证明巴特勒意识到了权力关系的本质并非是静态的，而是过程性的，权力处在持续的转换与变动之中。因此，或许巴特勒也无意于给出一个解决当下美国社会政治困境的万能之策，其权力书写更多意义上是为深处种族、阶级、性别话语暴力之下的弱势群体参与权力博弈以及获取话语权与身份利益提供一种可能性路径。注释：引文均出自奥克塔维娅巴特勒.2020a.播种者寓言M.耿辉，译.成都：天地出版社.此后该引用只随文标注年份与页码。引文均出自奥克塔维娅巴特勒.202Ob.天赋寓言M.耿辉，译.成都：天地出版社.此后该引用只随文标注年份与页码。这里的“基督教”并不是指过去和现在的美国基督教，而是小说中的21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几十年间，极端右翼势力杰瑞特等创立的“美国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