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docx

【摘要】“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藁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本文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的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短缺点商业化点一、引言近来，“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除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力需求大省之外，中西部地区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争夺战:针对这种现象，经济理论界和相关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又起。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谈论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蔡昉(2008、2010)通过考察刘易斯转折点的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年龄、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和劳动力连续短缺及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供给已经从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有限供给的时代。Wang(2010)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并结合一些宏观资料，分别对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阶段的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发现与19802000年相比,2001-2008年粳稻和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二耿元等(2008)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刘洪银(2009)通过对中国农业的研究，认为工资水平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假象,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角度看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二田岛俊雄(2008)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状况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计算了中国稻谷、小麦、大豆的成本变化和用工变化，认为中国通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在2013年前后。Minami等(2010)用失业率作为劳动力供求平衡指数调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农村和城市的高生产率、高工资行业的工资差距，计算了农业生产函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其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Yao等(2010)通过运用1998-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劳动力供给曲线也因为制度工资的上升而向右移动，供需的交点在不断右移，但都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也得出了中国还存在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到来的结论。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原因：(1)概念不明。刘易斯转折点从产生到费景汉一拉尼斯的发展，几经变化，不同的学者认识不同，导致争论的对象不一致。有的学者说的是“短缺点”，有的说的是“商业化点二(2)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内涵把握不准确。例如转折点理论主要以非熟练劳动力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传统部门”，在中国这个传统部门应该是“农业二有的学者并没有把握这个关键点。(3)数据来源和验证方法各异。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和验证方法。正确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对正确判断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适时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对口本学者Minami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判定准则进行拓展，并运用这些准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进行检验。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称为“短缺点”，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称为“商业化点”。二、Minami转折点判定准则与拓展运用Minami的转折点验证准则进行中国经济的验证，需要注意的是Minami提出的验证准则是对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的验证，要直接运用这些准则来验证中国经济是不可靠的。因此在这里需要按照刘易斯的两个转折点，3个发展阶段对Minami的验证准则中的判定细节进行拓展。准则一：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较。根据刘易斯（1989）的说法，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之前，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或等于0,也即在短缺点到来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在越过短缺点之后，劳动边际生产力尽管大于0,逐年增加，但是小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超越商业化点后，二者应该相等。这一准则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检验是不恰当的，只可以作为检验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标准。准则二：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和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准则所关注的焦点是工资和边际生产力的大小。若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就可以认为短缺点还没有到来；如果二者相关，但不相等，可以认为短缺点已经到来，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了；如果二者完全相关且近似相等，可以认为商业化点已经到来。准则三：非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的动向。这个准则用来判断短缺点是否来临很难提供有力的证据，对商业化点的判断要看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是否有一个跃升。如果实际工资显现出中度上升趋势，可以说明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存水平应该是上升的。因此，这条准则用来判断短缺点比较困难，只能作为对其他准则的补充。准则四：工资差别的变化。这个准则是通过观察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工资的比率变化趋势来判断转折点的。由于在商业化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边际产品都小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生存工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生存工资决定；商业化点到来之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决定。在短缺点之前，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差别相对稳定；在短缺点到来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非农业部门要吸引劳动力必须增加工资，工资差别会拉大，商业化点到来之前会处于下降趋势，若工资差别变动趋势处于稳定状态，则说明商业化点已经到来。从变动图形来看，类似于“Z”字形，前一个拐点是短缺点，后一个拐点是商业化点。准则五：非资本主义部门对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的弹性。在短缺点之前，由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短缺点到来后，弹性成为一个有限的正数，但当商业化点来临时，该弹性会出现大幅度的降低。由于实际工资要随生存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涨，因此判断转折点是否到来的标志是观察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和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规模之间的曲线斜率是否出现不连续向下折点。三、经验实证要用以上5个验证准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需要进行以下说明：刘易斯理论中的两部门即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应该分别被农业部门和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的部门（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代替。这里采用农村劳动力可转移的部门是由于劳动力转移不仅要考虑收入差距，而且要考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这与Minami验证日本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他把自雇佣的家庭企业也包含在非资本主义部门当中。本文中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分别指农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和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他们之间的工资差别可以作为考量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关键依据之一。当然，对于转折点的判断不应忽视经济周期影响所造成的假象。下面我们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证据，对这一争议问题做出判断。（一）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比较（准则一）为了计算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这里采用生产函数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具体形式如下：y=jr尸MS（1）这里，Y是农业产出，1.是劳动投入，F是化肥使用蚩，M是农业机械总动力，S是农作物的耕种面积。B、下、分别是劳动、化肥、农业机械和耕种面积的产出弹性。A为常数。该模型的对数形式为：InK=InJ+aln1.+lnF+lnM+lnS,（2）这里我们假定生产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即a=1,a就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考虑到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按照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把31个省（包括直辖市）分为四个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引入虚拟变量以6=1,23）。各变量的下标/和/分别代表31个省（和直辖市）和四个区域。r是年份，代表时间趋势。巧（j=l,23）,为参数，4为随机误差项。所要估计的函数形式如下：InYiISr=111J+aln1.a/S1+ln玛Sit+yin必JS+工OjDm+z+/本文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199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包合1992009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了估算方便，农业总产值根据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指数统一调整为19乳年的物价水平。重庆市1"6年还属于四川省，因此19901995年重庆市的资料以跳失值处理。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水平用农村家庭的人t步肖费水平: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甫。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帚、青海、宁夏和新整.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来近似计算。表1是根据式（3）估计的结果。把19902009年作为一个整体估算的劳动力的生产弹性a为0.0014,经济上不太显著，但统计上是比较显著的；从分时段的估算看，统计上的表现不甚显著，但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呈上升的趋势，19962000年a为负值，2001-2005年a近似为0,2006-2009年a为正值；尽管区域虚拟变量统计学上的表现不甚显著，但东部和其他地域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说明东部地区现在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东部地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而东北地区在19901995年显示为负数，说明在这个时期东北作为中国的工业化基地，农业在其发展中处于次要位置.。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也反映出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迁路径。Minami等（2010）估计的劳动的生产弹性大于0.2。Wang（2010）的估算结果为1980-2004年的劳动力的生产弹性为0.183,2005-2009年的劳动力生产弹性为0.337O这两个估算结果都比本文估算结果大，我们认为，Minami等（2010）用的是农业投资的资本存量，我们根据他们的数据来源，发现一些省份的农业投资在年鉴中并没有提供，因此认为他们的估算数据缺失值太多，而且忽视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结构性差异，造成估算的结果偏大。Wang（2010）用粳米来估算劳动力的生产弹性，这种估算方法忽视了地域的差异性和不同粮食作物生产要素投入的差异。表1农业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WXJR另交力的生存笠M史特史生H三2机虱的生江二M的生左5B烂气本曳或投交SDi4>三3S3E-DtSt北蕾或£变SD=19902009OOOir"or«r0555144025O8S0332600<M0099)QA3)(209)C12)(013)C1.07)CO28)分七可改：19SC-1955000120.00410.052904180313403942-0022900249C12)8.06)C035)(OW)mo5)0.52)1映4-000040324r02590.43«4国4-010220.77710G964“御QIT)Q的的«郑051)。4今2S125OOOOOOrdyo”?r04253-OdSlO01113OSS(OU)Q的）一(-i<w>(O-U)(1朗«6»20»W90)2T0.402r0240403542-080©4.窃90402100106(2E)(2芍。期«1M(-11三)(1)(017)注：（I）话号内为根据稳健性标准误差计算的t值；（2）、”、分别表明在10%，5。八1。树统计水平上显著。从表2计算的结果来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生存工资水平。图1显示出二者有相同的变动趋势，均为不断上升。1X0年以来农村的边际生产力都大于零，根据刘易斯瑾专折点理论和建也准则一，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越过了短缺点；但到达商业化点还尚需寸日。另外，从上面的估算结果来看，中国农业的产出中，肥料、土地和机械3种要素贡献比较大，分别占23.73%、55.51M017.62%,劳动力的平均贡献只占0.14%中国农业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施用化肥的增加、耕作面积的扩大不哝业机械的使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表现为粗放式的传统农业特征，要走向集约化的现代农业道路假爻漫长。然而，这并不成为农村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仍很富裕的充分证据，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和人群结构直接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的潜在栽模，忽视这些因素，仅考虑剩余劳动力的图1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与生存工资的变动趋势数量是欠妥的。表2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和生存工奥（1990-2009）年空三E动二平定旃叁元京V另乏力先去王存H生S1.笈T方第方平这正黑美二平灼nI工资差距人率）等制品:、Wg1.无人年）工会为由茂法g199012731.78560.00518.601112.430.47199112S61.80571.08511.821205.970.42199213471.89601.53524.441355.020.39199315622.19674.81557.321559.080.36199421453.00843.96587.101663.830.35199527293.82999.58637.851929.980.33199630194.231081.11715.492077.450.34199729824.181110.51754.402287250.33199S29344.111102.4475S.502580.19029199927803.S91070.77760.842727.630.28200026503.711079.20750.472895860.26200126533.711093.25761.393023.44025200226363.691088.30778.623106.62025200325843.62H06.62794.723257.660.24200430724.301170.99858.833453.520.25200532774.591210.788S7.83372991024200635735.001242.17915.85403S.100.23200740865.721319.03987.144110.630.24200845196.331414.161029225096250.20200948906.851507.9110715405.70020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或边际生产力）=劳动力的生产弹性系数aX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均产品价值，在这里。取0.0014。生存工资用农村平均消费水平近似计算，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襄1.l1.根据农村消费水平指数进行了调整。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年平均实际工奥用家庭经蕾人均纯收入代替，并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农民工年平均工资19902000年的数据由乡源企北的平均工资近似给出，数据来自1990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决2001200S年数据由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第124页的月平均收入乘以9得到，为了方便比较，数据根据1990年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工奥差距的计算方法是础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除以农民工年平均实际工奥。，一IZJk二苴My二U=M图1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与生存工资的变动趋势注：数据来源于表2。二）农业部门垓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联关系（准则二）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居民人i诙屯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里用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作为农业部门工资的普代指标，因为该指标不仅包含农林牧渔业的收入,而且还包括其他多种收入,这会导致农业部门的工奥水平被高估,但其他收入在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校小,因此这里把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作为农业部门的工资替代指标还是比较恰当的。准则二作为论证转折点的证据，尽管不够严密，但更具有现实意义。用vp代表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11>1.代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则二者之间存在以下关系：WP=a+bMR（4）在劳动无限供给阶段，即在短缺点之前F（判定系数）应该接近Oj在商业化点之后，F应该接近1。也即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可；和A组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在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二者相关关系较强。我们利用19902008年的数据，发现19907995年数据回归结果广=0.8539,19962000年的rD8147r2OOO2OO9年的a=09185°根据表2中再和AW之间的关系，结合这里的计算结果，可以更有力的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短跳点，正在向商业化点逼近。<）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工及糜动（准则三）图2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和生存工资的变动趋势注：数据来源于表2。从图2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一直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直落后于生存工资，这说明农村居民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还无法达到基本的消费水平。从生活的角度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有外在的拉力，而且内在的推力也起着关键作用。由于经济的发展，生存工资在不断地增长，若扣除生存费用增长的因素，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还是很缓慢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跃升，因此从转折点意义上看，中国经济虽然越过了短缺点，但没有迹象表征中国经济正在靠近商业化点。（四）工资差别的变化（准则四）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工资的比例，在这里是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农村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实际工资比例。这里选取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工资作为熟练工人的工资，是根据托达罗（1969）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依靠两个条件：一是城乡真实收入的差距；二是获取城市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显然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图3是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工资和农村劳动力可转移部门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2000年前这一比率一直在下降，从1990年的0.47下降到2000年的0.26；2000年以后，这一比率在0.25附近波动。这表明，2000年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无限供给的状况，导致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很低，且没有大的变化。图3工资差距变化趋势注：工资差距农业部门劳动力华平均实际工资/次民工牛平均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和衣民工牛平均实际工资的效据来源于表2。为了考察工费的变化情况，也应该观察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转移行业的工资变化。图4显示了19902009年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3个主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业的实际工费变化，工资增长率最高不超过15%。曲线在1997年出现向下转折，估计是受到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到抑制，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大。2000年以来，除采矿业实际工资增长率为正值以外，其他两个行业的实际工资多数年份都为负值。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2004年以来“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农民工就业的非农行业的工资增长过慢，城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图3和图4的变动趋势说明2000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弹性变小，农村乘馀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短缺点，正在向商业化点逼近。如果不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非农行业的工资水平，势必会减缓城乡一体化进程。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年份图4衣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1业工资增长率变化注：行北工夷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为了便于比较，爆货币工资指数调整为1990年的物价水平。场长率的计算采用常规的做法，即：1991年的工资熠长率=（1%】年的工资-1990年的工资）/1990年的工米。<fi）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部门的劳动帽弹性（准则五）6.46.66.8农行言功力工姿的对政图5从农业转移的非农就业人数与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的关系注：衣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用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代替；从衣业供给的非衣就业人数按照陆学艺（2004）提供的方法估算，所用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中国统计年签在本文中农业部门的工资用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工资来代替;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计算方法采用陆学艺（2004）提供的方法，艮嘛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这里不用不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作为资本主义部I'卷动力普代指标，是由于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当中包含很多熟练劳动力，他们并不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即他们来自非农产业自身的供给。因此这里用农村转移劳动力这一智代指标近似估算。用M4表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犷表示农村部门的工金，表示劳动的供给弹性,则可作如下定义：如果在座标图中，横轴取WP的对数，纵轴取NA的对数，回归的斜率就是劳动的供给弹性no图5显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对数和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对数关系。曲线显示在1997年有一个转折，1990-1997年的平均弹性为0.75,19982000年的平均弹性为1.3780,20012009年的平均弹性为0.7319。从以上计算推测，19982（XX）年的平均弹性之所以和前后两个时间区间比较有大的波动，估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外在冲击的结果。排除这一外在冲击的影响，其实从19902（X）9年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供给弹性一直比较稳定，平均弹性为0.9829o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了1997年经济危机造成的变动以外，劳动供给的弹性一直维持在0.75左右。这个事实，根据准则V,我们有理由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短缺点，但图5并没有提供逼近或跨越商业化点的证据。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化事实做出以下概括。第一，19902009年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低水平和增长趋势，从分时段的回归来看，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劳动力的生产弹性表现出递增的特征。从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看，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是土地、化肥和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其中的贡献很小。另外，回归的结果表现出地域的差异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东部地区明显快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估计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的农业还是粗放型的传统耕作模式，实现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还比较漫长，技术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第二，19902009年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相关系数没有大的变化。相关系数在0.85附近波动，作为参考证据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第三，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但仍落后于生存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农村来源于农业本身的收入增长缓慢，农业部门的工资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差距很大。第四，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工资比例处于下降趋势，但2000年以后，这种比例围绕0.2波动，且幅度很小。观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的实际工资的变动，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除了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增长比较显著外，其他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也说明了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与这些行业的工资过低有一定的关系。第五，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除了在1997年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冲击出现拐点外，大体上保持很平稳的水平。四、结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中国经济接近或达到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尽管本文没有给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准确时点，但正如Minami(1968)指出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时段而非一个时点，这有助于我们厘清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对于中国这样典型的二元经济大国来说，促进“商业化点”的早日到来，无疑具有战略意义。“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目标点或终点，但经济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点，转变过程就会终止。因此，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能否找到一条路径，使经济到达“短缺点”以后，克服劳动力配置过程超越粮食短缺可能导致发展停滞的障碍后继续前行。今后我们对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重心应在与“商业化点”相关的公共政策而非转折点本身。我们需要充分研究中国经济在已经越过“短缺点”的情况下，将会面临哪些变化和挑战，以便未雨绸缪。附参考：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实践阿瑟刘易斯(1.eWiS,1954)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即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的部门”和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传统农业：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边际生产力低下)现代工业：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变为同质的现代经济增长三阶段两转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典型二元经济(1)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工人的工资开始提高，但是农业劳动力报酬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2)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报酬都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且两个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匀质的整体中国经历了一个特征鲜明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以及很长时间内非农产业以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吸纳农业转移劳动力等，完成了一个经济史上罕见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也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2004年左右，中国迎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化对转移劳动力的大规模吸纳逐渐饱和；人口转变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接近尾声；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一一雇主开始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及时识别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及其重要性，做出分析性的反应，解释原因并揭示政策含义以及展望发展方向，是经济研究的价值所在和经济学家的责任所在。早在2004年研究者就开始讨论中国现实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原因和经济学含义：(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相应地，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否有意义；(2)应该如何定义从而判断刘易斯转折点，以及相应的经验检验；(3)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现实含义，特别是相关判断能够得出什么政策建议。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不同观点，归根结底是个经验实证以及相关的定义问题。做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判断的研究者，无疑是以认同二元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为前提的。而对此持异议的学者，大体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争辩，分别是质疑刘易斯理论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对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具有不同的判断。多数研究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适用于分析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一旦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出现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则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劳动力数据以及边际劳动生产力从而剩余劳动力定义的复杂性，第二个转折点通常是很难界定的，而对于经济发展最具有意义的，则是第一个转折点，每当说到刘易斯转折点时，常常也是指称这个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人们普遍注意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工资水平的变化，直接针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也就偃旗息鼓了。虽然以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命名，但是，刘易斯转折点作为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经济发展现象概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独创的经济学概念。刘易斯本人并没有直接观察过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典型的转折点，其他作者与此相关的文献也并不多见。主流经济学家已经不再采用二元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发展现象，因此，类似的讨论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话题。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刘易斯转折点讨论的中国独创性：1、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转变阶段被结合在一起在刘易斯生活的时代，人口转变理论已经出现，他本人也有意无意地把人口转变处在“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的隐含前提。把人口转变纳入到刘易斯理论框架之中，构建一个扩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在经验上则是把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人口红利，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研究特色。2、中国特色的体制特征丰富和完善了刘易斯理论，特别是在解释为什么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市场出清这一难题方面。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长期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而不能被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水平变化而予以结清，是难以理解的现象。对于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特别是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共同形成的制度“三套车”，既足以在现实中阻碍劳动力流动从而剩余劳动力的出清，也能够提供为什么剩余劳动力持续存在，或者经济发展如何能够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理论解释。3、结合中国经济特点和所面临的问题，围绕刘易斯转折点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判断经济发展转折点这个单纯目的。关于刘易斯转折点讨论得出的诸多研究结论，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诸如对就业矛盾从总量到结构性转变的判断、对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的判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以及一系列其他重大政策决策，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并不会由于一个人为定义的转折点而中断。相应地，经济学说史也是前后贯通的，因此，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和讨论并未时过境迁。进一步的研究有待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户籍制度是怎样在不断的松动中释放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在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如何继续束缚劳动力流动，以及户籍制度迟迟不能根本改革的原因。2、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制度特点，如何使得中国农民工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乡城迁移者，失去农村的生计并陷入城市贫困，同时避免让农业陷入衰落，以致把刘易斯转折点演变为“粮食短缺点”。3、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如何加速了经济增长，“未富先老”特征在何种程度上过早导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中国经济有哪些独特的增长潜力可以继续挖掘。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及其意义自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我到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我就开始尝试把人口转变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中，希冀由此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事实证明，这个视角使我获益良多：面对2()04年开始愈演愈烈的劳动力短缺，由于能够结合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我得出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因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判断。在守护自己得出这个判断的研究中，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依托这个平台我能够面对面向严肃的经济学家同行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并且在争论过程中，得以对这个判断的认识不断深化，进而得出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观点。在我从事经济研究的职业圈内，通常要与三类对象进行交流：一是经院派经济学家的研讨，要大讲假设、模型和数据，对此强调至极，有时会导致对研究的真正问题和初始目标的偏离；二是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对方只需要你的最与众不同的观点，注定要把前因后果、传承取舍和推论过程统统省略掉；三是具有问题意识的经济学家，注重分析过程，懂得来龙去脉，关注政策建议。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就是后一类经济学家的代表性群体。一、”需要走过多少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在其名为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歌中问道：需要走过多少路，一个人终能长大成熟？国家的发展也是一样，总是要翻山越岭、爬沟过坎，柳暗花明又一村。根据相关的历史经验，揭示出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关口是不能退避的，哪些转折点必须跨越，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对政策制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诸如此类的研究，经济学家常常会概括出一些关于发展阶段的特定说法。在尝试刻画这些特征化事实的时候，也需要着眼于准确性和出于醒目的目的，抓住事物最关键的特征为其命名，如果能够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则更佳。也有一些人对这类概括不以为然，认为是一些研究者在造概念，甚至怀疑这类研究的动机，责备其哗众取宠。批评者中最极端的辩论方式，是不分青红皂白把诸如此类的概念一概定性为“伪命题工由于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的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回应这些不同意见的方式，无疑是继续进行经验研究，以提供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必要从更基础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讨论，即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概念从而理论。概念作为思维体系中一个最基本的构筑单位，是理论家把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概括，最终抽象为理论的一个工具。因此，制造概念也是进行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过程。经济学家在形成相对成熟或成体系的理论之前，常常把现实中的观察结果提炼为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facts),就是依据的这个道理。我们熟知的如罗斯托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传统，其实并非在后来的文献中消失，而是被一系列冠以特征化事实名称的说法所替代。例如，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特征”、“帕兰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卡尔多事实”、琼斯和罗默“新卡尔多事实“，等等。这里举的经济学说史中的例子都显示，如果提出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作为抛砖引玉以启发更多同行参与讨论，概括这样的特征化事实对学术的发展当然是有益无害的。至于哗众取宠之说，更是责之过甚了。我之所以要为研究中的这种现象辩护，还有如下两个与个人有关的原因。其一，中国经济能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就经历了完整的发展过程，即从低收入阶段迈入中等收入阶段，进而进入高收入阶段，实乃经济学家的幸运。再把眼光放远放长的话，我们能够借助经济史文献，加上个人的直接观察，看到中华民族由盛至衰、再至盛的伟大复兴。记录和解说这样的恢弘经济发展历史，揭示其一般规律，当然要尽可能使用抽象的方法和规范的语言。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本人与相关的概念制造与流传有关。例如，堪称原创、争议最大、流传最广的概念是刘易斯转折点；对区域协调发展有借鉴意义的原创概念梅佐乔诺陷阱；并非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却有一定参考意义并为人们所记住的雷尼尔效应。此外，对于有助于在认识上鞭辟入里、政策上未雨绸缪和宣传上不胫而走的其他概念，我虽不是原创者，却也撰文参加了相关的讨论。不过，对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最有信心的，还是自己作为始作俑者并因之长期处于争论漩涡中心的两个重要概念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