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生九子”到“龙井祈雨”——明清《霍邱县志》所载张龙公传说考辨.docx

从雌九子到励祈三”明清霍邱三志所翱罐公传说考辨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常用来比喻同胞兄弟秉性不一，各有优长。"九子”之说特别是其各自姓名的表述，反映在明代一些文人笔记，比如陆容菽园杂记、李东阳怀麓堂集以及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但要溯其源流，则唐代流传在霍邱、颍上两县交界处的“二龙争斗”的传说，是目前可见较早且完整的记述，民间据此又衍生出“张龙公”信仰和“龙井祈雨"风俗。学界以往对此少有研究，本文结合明清霍邱县志的记载和民间流传情况略加梳理，以期裨补阙漏，求教于方家。一、凡俗身世：碑记方志中的张路斯及其行状较早以传奇形式记载“龙生九子"说的，是唐代布衣赵耕所撰的张龙公碑。由于年代久远，石碑已不复存在，碑文却被保留在欧阳修集古卷十中，为方便讨论，逐录于下：君讳路斯，颍上百社人也。隋明经登第，景龙中，为宣城令。夫人关州石氏，生九子。公罢令归，每夕出，自戌至丑，归常体冷且湿，石氏异而询之，公日：“吾，龙也，蓼人郑祥远亦龙也。骑白牛据吾池，自谓郑公池吾屡与战，未胜。明日取决，可令吾子挟弓矢射之，系鬣以青绡者郑也，绛绡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绡，郑怒，东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龙穴山是也。由是公与九子俱复为龙，亦可谓怪矣。余尝以事至百社村，过其祠下，见其林树阴蔚池水，窈然诚异物之所托。岁时祷雨，屡其应。汝阴人尤以为神也。1(P2308)引文中的两位主角都是"龙"，或者说托体为人的"龙"：一为颍上人张路斯，一为蓼人郑祥远。据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载：“乌龙井，在今乌龙庙集上，郑祥远化龙处，郑祥远，本镇人,”2(P35)因此所谓"蓼人"，即今安徽省霍邱县人。-二龙争斗”的传说，大致就发生在颍上、霍邱两县交境处。文中“九子"之父张路斯有两个身份：一是作为"人”的张路斯，一是作为"龙”的张路斯(张龙公)，后者下文会再讨论，就前者而言，典籍中对其行状多有记载。首先是其科考与仕宦经历。登科记考卷二十七引唐张公庙碑云："(张)年十六，中明经第。景龙中，为宣城令。3(P1087)“景龙”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时间跨度在707至710年。若按张龙公碑所言他参加过隋末科举考试，那么由隋末至景龙已近百年；又按唐张公庙碑所载他中明经时已十六岁，那么张路斯任宣城令时已近百二十岁，因此集古金录所裁张路斯登第和出仕时间必有一误。从现有文献看，张路斯为官宣城期间颇有政声。据嘉靖宁国府志卷八载：“张路斯，景龙中为宣城令，在官垦土田、通水利，至今城北有张路斯印。”4光绪宣城县志卷三七亦载：张路斯田，城南五里，俗称其田不利耕者，多水灾，乃张公为令时垦之。张右史诗云："张公乃人龙，为令尝在兹。"至今城北田相传为路斯(田)。5(P884)文中城郊荒地常遇水灾，大概相当于河漫滩，张公垦之，以利千秋。此外，安徽通志卷六十五载："(太平府当涂县)路西湖，一名路斯(湖)，因张路斯得名，在延福、姑孰二乡。"6(P668)可见作为“人”的张路斯确实存在，百姓以“张路斯田“'路斯湖”等的命名来表达对他造福于民的感念。其次，从有关"张路斯'姓名的争议，亦可窥其为官踪迹。据挥座后金录卷七载：以上东坡先生所撰颍州昭灵侯广碑，米元章作辩名志刻于后云："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翰林凭旧碑：'公名路'，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多如此，米刻略云尔。”明清比仕宁国，因民讼,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张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尝任宣城令，则知名路斯无疑。元章辩之误矣。7(P104)引文谈到米芾曾作辩名志，认为张路斯本应作"张路"，后缀以"斯"是断句失误所致，该文被刻在苏轼碑文之后。引文的作者宋人王明清否定了米芾的观点，理由是他在宁国为官期间，曾亲眼见到张路斯的祠堂地基。王明清所记祠主身份为“宣城令"而非"张龙公"，也反映出张路斯确曾于宣城为官。再次，张妻石氏身世亦有明确记载。前引集古录中言石氏乃“关州"(亦作"关洲”)人。明成化中都志卷四云：“关洲村，张龙公夫人石氏家于此。"8安徽通志卷五十一云：“关州村，在颍上县，张龙公夫人石氏家此。"6(P532)可见石氏的籍贯为关州(洲)村，在今安徽颍上县。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引颍上志载：“关州，县西南七十里，与霍邱对境，中夹淮水，有安风津，为设防之所；水之南有洲，曰'关洲，村日'关州村。"2(P29)明确了关洲的具体方位。北宋熙宁中，宋神宗诏封石氏为“柔应夫人"9(P506),苏轼祷雨龙公既应刘景文有诗次韵云：“言从关洲妃，远去焦氏台。"10(P1806)所谓“关洲妃”，就是这位“柔应夫人"石氏。此外，中都志卷四又云：“柔应夫人墓，在(颍上)县西南三十五里淮润乡，乃张龙公夫人石氏墓也。"8以上有关石氏籍贯、居所和墓葬的记载，侧面印证了张路斯的凡俗身世。张路斯与石氏育有九子，为“龙生九子”说提供了原型。二、蜕骨化龙：从张路斯到“张龙公”从"宣城令"张路斯到有祈雨妙应的“张龙公”，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张龙公碑所载的"二龙争斗”的传说。文献记载导致“二龙争斗”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争龙池”，前引集古录中蓼人郑祥远骑白牛占据龙池，并将其改名“郑公池”，引起淮河对岸的颍上人张路斯的不满，两人遂发生争斗；二是“争龙宫”，该说始见于苏轼昭灵侯庙碑，其文曰：(张路斯)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C9(P506)引文将张路斯的夜间去处具象为“宫室楼殿"，这就为日后的“龙宫说"埋下了伏笔。杨士宏唐音卷一收录宋之间灵隐寺诗，其中有"鹫岭郁岩避，龙宫锁寂寥"句，注曰："道人张路斯与蓼天麻争水中龙宫。”11(P473)此处“蓼天麻”或为“蓼人郑祥远”之误，杨注将张路斯称作“道人"，将两人争夺的焦点称作“水中龙宫"，应该是受了苏轼碑文的影响：三是“争钓矶"，事见清代卓尔堪的遗民诗，其卷九有过路斯湖，自注日："即宣城太守张路斯与郑祥远争钓矶，率九子战胜化龙处。"诗云：张公争钓处，川泽为留名。水带鱼龙气，风含战崎声。春阴寒雨急，芳渚暮潮平。愁寂着同侣，重伤道子情。12(P367)诗文将二龙争斗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但将争斗归因于“争钓矶"，又将"钓矶"所在之湖称作“路斯湖”，结合前举之宣城方志，可知是混淆了张路斯为官和退隐后的处所。以上三种缘由，基本来源于普通的民间纠纷，尤其对于江淮流域傍淮为生的百姓而言，但张龙公碑将张路斯罢官后的行状(昼伏夜出，归来身体冷湿)、与对手争斗的过程(令其子暗射青绡之"龙”)以及争斗结果(郑祥远中计受伤，死于龙穴山)进行了传奇化加工，并在碑文末尾言及“公与九子俱复为龙”，这便实现了从普通民间纠纷到“龙生九子'“'二龙争斗"，再到"蜕骨化龙“'一门十龙”的情节转换，从而实现张路斯山人到"神”的蜕变。碑文谈到唐代百社村已有张龙公专祠，百姓祈雨屡应，遂称之为“神"，说明彼时已有祭祀张龙公并祈雨的民间信仰。三、分河致祭：从祠庙祭祀到“龙井祈雨”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霍邱、颍上两地百姓在“张龙公”祭祀和祈雨的方式上逐渐产生差异，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钓台龙池”的具体方位进行考察。前引昭灵侯庙碑云："(张路斯)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9(P506)但“焦氏台”在何处，碑文却未说明。万历霍丘县志卷二形胜载有霍邱名胜“三台”：“县治西北隅有老鹤嘴(一名鹤台)、看花台与焦台。"13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亦云：“焦台，合上二台(鹤台、看花台)并峙为三，相传为一邑名胜。"2(P34)可见“钓台”即“焦氏台"，也即“焦台"，位于霍邱境内。方志资料在表述“钓台”确切位置时略有出入，中都志卷三云：“张龙公钓台，在(霍丘)县西南十二里，澧河西岸，高一丈,周二十里。”网安徽通志卷五十一云:“张龙公钓台,在霍邱县西北三十里J6(P531)因颍上在霍邱正北，故前说之“县西南十二里"不足为据，后说与万历霍丘县志第二册形胜中介绍“三台"时"县治西北隅”的记载吻合13,同时，从万历霍丘县志首册的图考中，也可看出“钓台”位于霍邱西北、洋河西岸13C与“钓台”相对应的，方志中还有对“龙池"位置的记载。所谓“龙池”，即张龙公“化龙”之所。据中都志卷四载："龙池，在霍丘县西四卜里，相传张龙公路斯变龙处。"8又载：“龙池，在颍上县西南四十里，淮润乡滨沙河，即张公路斯蜕骨化龙之池，与霍丘接界，故并载之。"8这段材料既言“龙池”地处霍邱，又言其位于颍上，实际情况是两地隔淮相望，"龙池"正处在两地"接界"之所。正是由于“接界”的特殊地缘，两岸百姓对"张龙公”分河致祭，霍邱又逐渐衍生出“龙井祈雨”的民俗。先看颍上的祭祀情况。据苏轼昭灵侯庙碑载：自景龙以来，颍人世祠之于焦氏台。乾宁中，刺史王敬尧始大其庙。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雨，翰林学士承旨陶毂为记其事。盖自淮南至于蔡、许、陈、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新颍上祠宇09(P506)碑文所示颍上百姓建祠于焦氏台在“景龙以来"，这个时间应该是受了张龙公碑的影响，但未必准确。前文已阐明，张路斯为宣城令在景龙中(707710),其罢归后方有"二龙争斗"，从“争斗”获胜到产生民间崇拜再到建祠立祀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景龙以来”实际只是个笼统的说法。由碑文可知，张龙公祠庙在宋朝历经修缮增广，渐成规模，除焦台外，宋初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等地也有张龙公祠。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为张路斯奏乞爵号，宋神宗诏封其为“昭灵侯"9(P506),这是张龙公信仰从民间传说走向官方认可的标志。元祐六年(1091)秋十月二十五日，颍州大旱，时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的苏轼在颍州西湖的行祠前祈雨，并作祈雨迎张龙公祝文，同祈的还有州学教授陈师道以及苏轼次子、承务郎苏迨。祈雨得应后，是年十一月十H,在原职基础上又多了"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9(P506)头衔的苏轼举行隆重的“送神”仪式，亲撰送张龙公祝文并设祭，将张龙公信仰在形式上和文学传播上推向高潮。明清时期的昭灵侯庙屡经修毁，地方史料多有记载，不再赘述。相比之下，霍邱的祭祀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当地也建有张龙公庙，体现了与颍上分河致祭的情况，万历二十四年(1596)霍丘县志卷三建置载铲龙王庙"13,其址"旧在西关，今移建北城外°"13同书卷八祭祀载有教谕堇辂所作的告迁张龙公庙文，记载因“庙址傍淮，流水噬之”13而迁庙；另一方面，当地特殊的地貌使得官绅百姓在迁庙后逐渐由祭祀张龙公祈雨，转向"龙井祈雨工所谓"龙井"，原为昭灵侯庙的地下暗河。据苏轼昭灵侯庙碑载：庙有穴五，往往见变异，出云雨。或投器穴中，则见于池，而近岁有得蜕骨于池者，金声玉质，轻重不常,今藏庙中。9(P506)文中可见昭灵侯庙址下有洞穴，与淮河南岸的霍邱“龙池”相通，且穴高池低，方能实现自穴中“投器”,而从“龙池”拾获。碑文所云的“蜕骨"即“龙骨”，苏轼在颍州“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9(P506)对于霍邱百姓而言，张龙公是颍上人，苏轼所祭的昭灵侯疝在颍上，霍邱官绅百姓渡淮致祭,多有不便，加之明代霍邱张龙公庙已北迁，“龙池”“龙井”旧址未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地风俗中的祈雨对象逐渐向“龙井”转变。据同治霍邱县志卷一舆地志载：白龙井，在今汪家集东南，淮河南岸有龙池。水涸时，渔人往往于池获龙骨。井去池三里，即张路斯及九子化龙处，相传下有龙宫。雍正中，土人以鸭投井中，辄自龙池出，益信井与池通。早年祷，无不应，但动井水即大水，土人恶而湮之，今失其处。2(P677)引文明确了"龙池”在淮河南岸的霍邱汪集东南，龙井位于龙池以南三里处的具体方位。文中雍正时期“土人”的投鸭实验，印证了昭灵侯庙碑中的“投器”传言。引文反映出彼时霍邱百姓遭遇旱灾后，在形式和内容上对"龙井"的依赖，前者为"祷"，后者为"动井水”。不过一旦井开水涌，往往易致洪灾，从而走向与干旱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因此遭到当地百姓的封填。舆地志又载：同治六年，自春徂夏，亢旱不雨，蓼西湖勺水无存，农民待泽孔殷，知县陆鼎敦遍访附近居民，最后得老人指示其处，掘土得泉，甘冽异常，取水进城，大雨随至。农田需足，转歉为丰，斯井之功。乃用砖砌为井，井豌大石以志之。2(P677)引文可见同治六年(1867)霍邱的这场大旱百姓受灾严重，自春至熨已到颗粒无捐的程度，于是知县陆鼎敦在"老人"的指引下寻井掘土，甘霖遂降，反映出当地百姓对“龙井祈雨”风俗的记忆遗存。四、结语“龙生九子”的传说由来已久，其产生、演变到定型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由于记载纷纭，至今包括九子定名在内的诸多问题仍无确说，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民俗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其本身并非严谨的学术问题。和诸多神话传说以及早期文学作品一样，“九"当作"多"解，乃虚指。如要追溯“龙生九子”说较早且较完整的版本，那么唐代流传在霍邱、颍上两地“二龙争斗”的传说，或许可以看作是淮河沿岸地域文化对中国神话传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这里“九子”的父亲本是凡人，和后世所理解的"龙"或"龙王"有所不同。从普通举子张路斯到受人膜拜的"张龙公"，此间经历了复杂的蜕变，这个过程离不开文人的参与，既包括唐代张龙公碑记的传奇叙事，又包括欧阳修集古冬录中的“实地考察”和祭张龙公文的撰写。宋神宗熙宁间对张龙公夫妇的诏封，标志着民间"造神"获得官方认可，此后苏轼为官颍州期间在行动上的多次祭祀，以及文学上的广泛传播(祈张龙公既应次刘景文韵祈雨迎张龙公祝文祈雨送张龙公祝文昭灵侯庙碑聚星堂雪一首并叙)，使得张龙公信仰日渐博大，遂成一方风俗。对于霍邱而言，虽然“二龙争斗”传说的"主角”张路斯是颍上人，其后又历经当地官员，特别是欧、苏二位文坛大士的着力皴染，遂使张龙公祠成为颍上、颍州的重要文化遗迹，但与霍邱县志所载的"龙池钓台焦台"等地处霍邱，与颍上分享“二龙争斗”“龙生九子”的传说并不矛盾一蓼人郑祥远是这则传说的重要参与者，蓼地的众多遗迹是这则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历代霍邱县志都将这些遗迹列入县“八景”(其中有“灵池瑞霭.钓台烟树")，霍邱至今犹存的乌龙庙、乌龙井、白龙井等地名，都是对这一传说最好的注释与记忆。注释：霍邱在历史上称作“霍丘，清雍正三年(1725)卜二月，上谕令避“至圣”孔子讳，改“霍丘”为“霍邱”,因此古籍中会出现两种地名，实则为一。本文在做一般性介绍时用“霍邱"：在征引文献时，依其年代分别表述，保持原貌。张路斯田的方位在嘉靖宁国府志与光绪宣城县志中表述不一，后者在一文之中，有“城南”"城北"两种表述，结合霜靖宁国府志，疑"城南"为"城北"之误。所谓“龙骨”，实乃当地所出之古生物化石。据霍邱县志记载：“1955年熨，周集区陈郢乡南滩村淮河破堤，洪水冲出一批古象、古野牛、古鹿化石1968年，在南滩西北8.5公里、距王截流2公里处，约挖至10米深发现一具较完整的淮河古象化石。”这些化石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工见霍邱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霍邱县志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