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理想与美国乡村文学.docx

田园理想与美国乡村文学摘要：脱胎于欧洲的美国田园理想移植到新大陆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摆脱了欧洲田园理想对田园生活的乌托邦式想象，呈现出世俗和功利性的一面，即对工业文明的接受和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既崇尚田园生活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美式田园理想具有内在的悖论性和深刻的矛盾性特征。作为积淀在民族想象中的文化传统，美国田园理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文学。它打破了美国乡村文学主题陈旧、形式落后的惯有认知，赋予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田园传统又不拒绝现代性的双重特质，促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乡村文学的繁荣，但其悖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关键词：田园理想；美国乡村文学；悖论性；现代性田园理想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它是人们对自然的亲近，对田园的向往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集中再现与高度凝练。田园理想具有辽阔的地域流动性和长远的历史变迁性，不同地域、历史、民族的田园理想在表达形式和主旨内涵上各有侧重。田园理想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乡村文学，它重点描写发生在乡村环境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探讨人类生活与乡村世界之间关联的文学形态。田园理想与乡村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紧密相连，兼容并蓄，相互促进。美国学者利奥马克斯将田园理想和乡村文学置于美国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给美国文学思想与民族价值观研究以深刻的思考和启迪。他在花园里的机器中指出：“自从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人们就用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来定义美洲，这种理想至今仍深深沉淀在民族想象中。”马克斯的论断一方面表达了脱离旧世界的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敏锐地把握住了积淀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田园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滥觞于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背景下的欧洲田园理想一旦被移植到未受工业沾染、广袤无垠的美洲大陆便摆脱了欧洲田园理想的乌托邦式想象，呈现出有别于欧洲田园传统的地域风格，具备了政治与文学的双重维度，表现出既崇尚田园生活又接受现代“艺术”的悖论式世俗田园理想，造就了兼具田园传统与现代性双重特质的美国乡村文学。一、美国田园理想的悖论美国田园理想的悖论在第一批殖民地作家的论述中已初见端倪。罗伯特贝弗利的作品弗吉尼亚的历史与现状(1705)成为最早由美国人全面记载北美田园生活与田园理想的著作。贝弗利在作品中深情描述了印第安人的快乐生活，“既没有工业的诅咒，也没有从事畜牧业的辛劳，这群快乐的人只种一点玉米和瓜果，在夏天几天功夫就能完成，其余的时间都花在追求快乐上了。”贝弗利将弗吉尼亚描绘成快乐的伊甸园，不仅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也奠定了美国花园隐喻的基础。尽管如此，贝弗利在作品结尾处却流露出怀疑式的论调，“他们彻底依赖大自然的馈赠，完全不想通过艺术或工业化的方式努力改善这种馈赠”，暗示出贝弗利对原始主义的不满以及对真正文明社区所需物质生活的追求。可以看出，美式田园理想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于欧洲田园传统的双重特征，他们追求美好的田园生活，但并不反对工业生产以帮助实现真正理想的田园生活。真正将美式田园理想作为文化传统确立下来的是美国总统杰弗逊。但就在杰弗逊的弗吉尼亚纪事(1785)出版前三年,法裔美国作家和博物学家克雷夫科尔在著名的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中第一个较为明确地阐述了美洲新大陆作为人间花园的理想，他将新英格兰描述成欧洲避难所、美洲伊甸园，引起了巨大轰动，为杰弗逊的田园理想做了完美的铺垫。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全面论述了弗吉尼亚的地理、历史、人口、经济等，阐明了农业立国的政治主张，确立了美式田园理想传统。许多学者对杰佛逊的重农思想进行过讨论，但不乏误读与曲解，他们往往断章取义，根据“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皆为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有选民的话，他特别赋予他们实实在在的美德”这句引用最多的表述武断地将杰弗逊的重农主张与原始田园理想结合，不加分辨地认为田园理想就是发展农业。然而如果将这句话置于整部作品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杰弗逊的重农思想并非仅仅通过农业劳动实现田园理想，而是希望部分借助工业来实现。“所有人都从事农业劳动最好呢？还是让一半人为另一半人生产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呢？”杰弗逊意识到制造业的价值，尽管在有限的范围内。因此杰佛逊的农业主张显然不能理解为通过农业劳动实现田园理想，而是在完全农业还是部分工业以实现田园理想之间徘徊。结合杰弗逊的信件和生活背景，可以发现杰弗逊在个人情趣与国家政治之间犹疑，作为种植园主的杰弗逊更崇尚质朴的田园生活，但要为美国寻求一个远离欧洲战乱、腐败堕落、更加民主的社会，田园理想的实现部分依赖制造业为田园生活提供的物质条件。马克斯认为：“杰弗逊既想维持乡村社会，同时又致力于科技、艺术的进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将“深深的悖论思想”视作“杰弗逊田园理想的本质”。因此，杰弗逊的田园理想并非来自维吉尔的欧洲乌托邦式的田园理想，而是介于试图调和原始主义与“过度文明”的中间地带，是基于农场基础上适当的制造业参与的世俗田园理想，是田园生活与工业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既崇尚田园传统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悖论式重农传统成就了美式田园理想，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乡村文学，赋予了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传统又不拒绝现代性的独特气质。二、美国乡村文学中的田园传统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田园传统又拥抱现代性的悖论态度既是对杰弗逊时代悖论式世俗田园理想的继承，同时又与时代紧密关联。1829年美国第一条铁路通车，预示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到40年代机器已经无处不在。就在多数人为科技进步和人类伟大感到欢欣鼓舞之时，部分目光敏锐的作家却深切感受到了科技对于田园理想的巨大威胁，“花园里的机器”逐渐走入梭罗、霍桑、麦尔维尔等伟大作家的视野，但此时对田园理想的探索并未形成规模。内战结束后，美国进入工业发展快车道，随着1862年宅地法的推行和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铺设完成，美国土地扩张、资源掠夺的步伐加快，围绕土地扩张、农场买卖、城市与乡村、科技与花园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从而为乡村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出现了大量以农场、农村为题材的乡村小说，其中1891-1962的七十年间仅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出现了至少140部以农场为题材的乡村小说。这些作品继承了杰弗逊悖论式世俗田园理想的伟大传统，又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表现出既向往田园传统又拥抱现代性的双重特征，成就了独具特色的美国乡村文学。美国乡村文学的田园传统主要通过直接书写浪漫田园和间接批判工业文明两种方式加以呈现。作为“上帝选民”，这批移民者来到“应许之地”，向往着建造一个独立于腐朽、没落的欧洲旧世界的“山巅之城”。然而，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森林遭到砍伐，河流污染严重，铁路四通八达，工厂机器轰鸣，田园传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巨大威胁，“花园里的机器”正逐渐吞噬“富有美德”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挤压人们的田园生存空间，阿卡迪亚渐行渐远。深感工业化生产带来的严重弊端，具有怀旧情绪的传统作家将目光对准过去，他们以浪漫的笔触书写艰苦的农业劳动及枯燥的农民生活，以抒情的方式歌颂美丽的田园生活，用逃避的手段应对工业化弊端，试图从过往的田园传统中寻找救治现代性痼疾的良方。海伦亨特杰克逊在小说蕾蒙娜(1884)中成功刻画了一位小麦农场主的英雄形象。不过对艰苦的农场生活和农业劳动进行浪漫化处理最为成功的是薇拉凯瑟。作为詹姆斯的追随者，凯瑟在创作上一直秉承以道德作为问题和关注的中心这一理念，在她的文学创作中，“道德与精神追求向物质主义挑战是永恒的主题。”面对工业文明的肆虐和物质主义的泛滥，凯瑟更加怀念杰弗逊时代的田园理想和淳朴的道德观念，在著名的草原三部曲中她以浪漫的笔触、优美的文字表现了内布拉斯加高原旺盛的生命力，展现了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面对困境依旧乐观向上的道德品质，颂扬了田园主人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这三部小说都以凯瑟度过少年时代的内布拉斯加高原为背景，在她的笔下，破旧的房屋蕴藏着田园乐趣，贫瘠的土地流露出诗性之美，艰难的农场生活充满着温馨。她始终坚持美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田园传统，广袤无垠的边疆作为未受工业沾染的田园承载着凯瑟对传统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如果说以凯瑟为代表的传统作家通过格调浪漫的怀旧小说直接表现对田园传统的缅怀，那么以加兰、诺里斯、斯坦贝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则以冷峻的眼光审视工业文明的弊端，以激进率真的方式表达对工业文明的不满，间接表达对田园传统的怀念。哈姆林加兰作为真正书写美国农场生活第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主要采取写真主义的手法表现中西部农村的现实生产生活，大胆揭露工业发展对经济、政治、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其代表作大路采取写实主义手法以家乡为背景展示了世纪之交社会、经济力量对中西部家庭农场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农业文化在向工业文化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在小说中，拓荒者们忍受着田园牧歌景色和农业资本压榨鲜明对比的煎熬，阳光下的田园乐趣与农场经济的压抑感交织在一起，对他们心理的折磨不言而喻。弗兰克诺里斯基于真实事件创作的小说章鱼通过描写铁路公司与农场主之间的冲突控诉了工业化社会中土地投机商、大垄断资本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折射出铁路托拉斯的残酷无情与农场主们的悲惨命运，极富意蕴的标题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像章鱼一样无所不入的铁路对农场以及农民的渗透、控制与压迫。垄断资本在西进运动中逐渐形成，作为记者的诺里斯敏锐地察觉到垄断资本对田园经济的破坏与打击，但又无奈地表示，这个巨大的“铁章鱼”有其自身存在的巨大价值，它把农场生产的小麦高效而便捷地输送到城市，带动了农场经济的现代化。诺里斯对待垄断资本的矛盾心理正是田园传统与现代工业的激烈交锋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作为美国左翼文学的杰出代表成为所有批判性乡村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它描写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被迫从中部地区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寻找出路的艰难逃生历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图景，因此被冠以“愤怒作家”的称号。事实上这个称号恰恰反映出斯坦贝克根深蒂固的田园情结和对美国田园传统的缅怀，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与大地的关联以及女性作为治愈现代性痼疾的良方显露出斯坦贝克对早期质朴生活的向往。不同的美国乡村文学作家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意识形态就工业化对美国田园理想的冲击进行了多元化表达。面对工业文明的强势进攻，新大陆上的伊甸园渐行渐远，工业文明导致人的异化，传统价值错位，生态遭到破坏，传统浪漫主义作家选择退守到理想国以浪漫的笔触书写田园生活，而激进的现实主义作家则以冷峻的姿态对铁路、机器象征的现代文明进行了强烈批判。然而不管选择何种应对方式，镌刻于美国文化范畴中对田园传统的向往和留恋这条主线却贯穿始终。这些乡村文学作品既是对美国田园传统的继承，反过来又加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田园传统。三、美国乡村文学中的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梳理了“现代性”的概念史，认为“现代性”一方面带有“历史痕迹”，是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现代性”用于标识新旧世界不同的概念，体现出新世界的开放性特征。“现代性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资本的积累和资源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利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的普及；价值规范的世俗化等。所有这些过程既相互累积，又相互转化。”早期美国乡村文学往往围绕自然、农村、农场、农民等主题进行描写，因主题陈旧、形式老套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都市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黯然失色，日益边缘化，甚至遭到美国文学史的无情忽略。事实上，美国乡村文学在内战后到二战前特别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世纪之交一度繁荣，涌现出了如诺里斯、薇拉凯瑟、斯坦贝克等伟大的作家以及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部作家群。这当然与转型时期对传统田园理想的冲击带来的怀旧情绪直接关联，然而美国乡村文学拥抱现代性的槿种努力也成就了乡村文学的繁荣局面。从根本上说，美国乡村文学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那样落后、陈旧，它与杰弗逊时代既渴望田园传统又拥抱工业文明的世俗田园理想一脉相承，既认同田园传统，又表现出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甚至接纳。事实上，如果将美国乡村文学置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乡村文学与现代性的关联，换言之，乡村文学本身就蕴涵着现代性。对美国乡村文学进行历时性研究可以发现其繁荣恰恰出现在乡村文明逐渐消逝、城市文明异军突起的社会转型期，工业生产开始替代农业劳动，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变革，城市文明和现代性弊端日益显现，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增大，道德观念淡漠，信仰缺失，传统价值崩塌，人们普遍感到焦虑和沮丧，于是开始怀念“农业是确保民主、平等和道德的唯一方式”的美好田园时代，这种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绪促使作家纷纷将视野投向自然风光优美的农村、广阔的土地、农场以及富有美德的农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学的繁荣。同时,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贯穿美洲大陆铁路的通车以及印刷业日益发达，曾经封闭落后的农村打开了面向现代性的窗口。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指出，“19世纪后期乡土小说家发表的作品主要由面向城市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波士顿、纽约出版业出版，这些读者将乡村他者作为消费对象表现对乡村的怀旧情绪，同时以乡村为对照寻找城市发展的自我满足感。”乡村文学的兴起源于转型时期对工业文明的不满产生的怀旧情绪，乡村文学的消费离不开大量的城市读者，特别是刚刚由乡村迁入城市的新兴城市居民，他们对乡村生活熟悉而又留恋。乡村文学的传播有赖于印刷业和铁路运输的发达。因此，从文学的生产、消费与传播角度讲，乡村文学的繁荣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美国乡村小说的现代性还表现为其空间意识与美国性的表达。卡洛琳罗森塔尔曾指出：“一个民族通过所能发现的划分空间并表征空间的具体方式来从空间上定义自我。”十九世纪中后期，在“天定命运”的煽动下，西进运动持续推进，美国农场数量激增，国土面积不断增加，而印第安种族家园逐步消失，欧洲老牌殖民者逐步退出北美殖民地，从该意义上而言，美国农场的出现与国家政治紧密关联，美国人通过对新土地的开发和占有从空间上定义自我，生成民族自我认知。特别是1862年推行的宅地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讲是美国政府为了推进美国边疆做出的政治举措，是美国定义自我、划分疆域的手段。根据该法案，年满21周岁的公民只要在160英亩土地上连续耕作5年即可获得对该土地的所有权，这个政策大大刺激了美国农民与土地的归属关联，使农民在土地上定居下来。不同于迁徙，定居意味着对一个地区长期的关系和情感的依恋。它减少了农民迁徙的频率，帮助建立起农民与土地的密切联系，通过这种关系强化了美国农民的民族属性和国家意识，也形塑了美国人积极乐观、努力奋斗的个性特征。农场小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参与了美国性的建构，它从空间意义上形塑了美国性，推进了美国化与现代化进程。正如弗洛里安弗莱塔格所言：“农场小说戏剧化地表现了农业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关系，将农业描述为言说民族的社会实践。”乡村文学不仅通过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现代性紧密关联，作品本身也流露出无所不在的“现代性”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影响美国的三大地理运动：国家统一、西进运动、城市化的铁路。作为大工业文明的象征，铁路建设不仅贯通了美洲大陆，连接起城市与乡村，同时打破了封闭宁静的田园乡村。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以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对乡村文明的强势入侵，因而在作品中通过描写铁路及关联意象如钟表等表达强烈的现代性意识。例如首位获得认可的重要乡村文学作家加兰在小说大路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那匹老马在整齐排列的马队中保持着同样的步态，就像被蒸汽机压力推动着前进一样，耳边好像因误走在玉米堆上一样响起一声警笛。”这里马儿和蒸汽机、火车的警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是传统农业动力，而蒸汽机及火车则代表工业文明，马儿似乎听到机车发出警笛声恰恰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工业文明。加兰在作品中将两种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关联的文明并置，表现出乡村文学作家的现代性意识。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关系并非如原始主义与工业文明那样是极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关系，因为现代性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同乡村文学的互动交融中逐渐产生的。英国学者马克斯特里指出，在城市小说为中心的语境下，乡村小说体现出的现代性意识例如火车带来的对于时间观念的反应与思考，对于正确理解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标准化、扁平化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存在的跨区域转型，即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从城市到乡村的渗透。加兰小说对于现代性的引入和思考颠覆了乡村小说“粗俗、无趣、陈旧”的传统认知，反应了乡村文学作家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思考和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借此体现出乡村文学与城市生活的互动。除了加兰的小说，火车意象在卡洛琳柯克兰、薇拉凯瑟等乡村文学作家的小说中也反复出现。此外，象征农业机械化的拖拉机以及商业化农业中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也进入乡村文学作家的视野，例如小说啊，拓荒者！通过塑造用知识、技术、资本、机械等现代文明武装头脑的新型女性形象农场主亚历山德拉，打破了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农业劳动模式，女性登上了农业劳动的舞台。小说以农业书写为手段颠覆了传统男权社会，重构了两性关系，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现代文明性别平等机制的构建。从这个角度来讲，乡村文学作品并未完全背离现代性，而是体现出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和热情拥抱。四、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对田园传统的坚守和对现代性拥抱的杂糅注定了美式田园理想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始终处于斗争和动态调整之中，其崇尚田园生活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悖论性特征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伴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工业文明高歌猛进，农业文明节节败退，乡村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基础遭到严重挤压，叠加乡村文学在叙事主题、写作技巧等方面模式化生产带来的诸多缺陷，美国乡村文学逐步陷入没落的悲剧。随着美国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文学书写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和功能。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城市开始呈现出积极向上的风貌，吸引了许多乡村文学作家进入城市。虽然他们在作品中热情赞美田园生活的美好，表示出对田园传统的深情留恋，但现实中他们也渐渐融入城市，并依靠城市而维持生计，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曾经在城市做过记者、编辑、职业撰稿人等。他们在创作中描写的乡村田园风光迎合了部分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市民的阅读口味，换言之，乡村文学书写成为了这些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还有一部分乡村作家们为迎合新兴市场需求，满足都市群体对城市文学的喜爱，逐步背离了自己的田园初衷，部分或彻底地舍弃掉了田园传统，转向都市与商业为主题的文学。文学写作在城镇化背景下逐渐沦为资本与商业的附庸，以至于麦尔维尔在给好友的信中哀叹道：“我没办法静下来写我想写的东西。即使写了也卖不掉不能按自己的设想去写而被迫写成了别的，我不甘心。”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转型期的作家都曾在很长的时期内依赖为生活杂志撰写以新闻事实为基础的作品作为收入来源。在喧嚣繁华的城市生活中，部分乡村文学作家开始接受并逐渐热衷于城市生活，抛离了田园生活的贫瘠与孤独，着墨于以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题材，将目光投向于城市文学，开始了乡村视域向城市视域的转变。实际上，美国乡村文学的衰落不仅有外部原因，亦有自身存在的诸多内部缺陷。美国乡村文学历经百年，累积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20-1960年以来的四十年间就涌现出119部农村文学题材的作品。但作为一种独特文类，美国乡村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处境尴尬，长期以来不仅在主要美国文学选集中缺失，同时一些著名的乡村文学作家如萨拉朱厄特、哈姆林咖兰等人在不同版本的文学选集中归类混乱，时而被归入“乡土作家”，时而被归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时而又被归入“区域主义作家”行列。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乡村文学这一文类创作存在主题单一、人物塑造模式化、叙事方式陈旧、创作技巧贫乏等问题。客观来讲，尽管这一文类创作数量丰富，但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委实不多。时至今日，能够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乡村作家除了萨拉朱厄特、哈姆林加兰、薇拉凯瑟、斯坦贝克、简斯迈利、芭芭拉金索沃等，其他大多数乡村作家早已陷入沉寂，甚至被美国文学史彻底遗忘。回溯美国乡村文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尽管大部分乡村文学家们对宁静质朴的田园生活充满了浓郁的留恋情感或美好的憧憬，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向往始终无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加之美国乡村文学自身创作方面的诸多缺陷，美国乡村文学的衰败成为一种必然的悲剧。尽管如此，美国乡村文学作品至今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种魅力一方面源于作品中田园传统与现代性不断博弈所表现出的林林总总的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来源于新大陆开辟以来传承下来并流淌在美国民族血液里的田园理想，它至今依然回荡在美国人的心间，成为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结语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兼批评家特里林认为，“文化并非线性流动，也不是河流的交汇，它以斗争或者辩论的方式存在，如果不是辩证存在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了。”特里林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的本质在于内在的冲突或矛盾。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在自身中包含更多的辩证，这些作家的力量和作品的含义就存在于其中的矛盾性。作为美国文化传统，田园理想集中体现了文化的本质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发源于欧洲的田园传统移植到美洲大陆上便具备了不同于欧洲浪漫田园理想的独特之处，更多地表现出世俗的一面，即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接纳和拥抱，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作为民族文化积淀时刻让作家魂牵梦绕。这种既崇尚田园生活又大力倡导工业生产的悖论式田园理想一旦融入到创作中便赋予作品无限的张力和生命力，成就了美国乡村文学既歌颂田园传统又拥抱现代性的双重特征，催生了转型时期美国乡村文学的繁荣，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PastoralismandAmericanRural1.iteratureAbstract：AmericanpastoralismoriginatedfromancientEurope,butassumeddifferentcharacteriSticswhentransplantedtothenewcontinent.ItshooktheshatterofUtopianimaginationofEurOpeanidyllicidealonpastorallifeandpresentedsecularandutilitarianside,namely,theacceptanc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ndpursuitofmateriallife.ThissortofdeeplyparadoxicalAmericanpastoralismbothadvocatestheidylIicidealandembracesthemodern“art”，thushavingprofoundambivalence.AsaculturaltraditionaccumUlatedinthenationalimagination,AmericanpastoralismhasdeeplyinfluencedAmericanruralliterature.ItbreakstheinertiacastonAmericanruralliteraturefOritsoutdatedthemeandbackwardform,GndowingitwiththedialectiCalcharacteriSticsofadheringtoidyllicidealSandreadinessfOrmodernity,WhichalsoheraldsthetragicfateofAmericanruralliteratureinsomedegree.Keywords：pastoralism；Americanruralliterature；paradox；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