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刺之辨与《聊斋》中的刺客故事.docx

彳辣!君后Oil席中幽!三!娉摘要：“侠客”与“刺客”两个概念极易混淆，在史传中如此，在小说中亦如此。传统聊斋志异研究多涉“侠客”而少关注“刺客”，当我们从道德要求、存在价值和身份界定情境三个方面来区分“侠客”与“刺客”，聊斋志异中的刺客故事就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注重塑造社会底层刺客形象；二、一些女性刺客形象的出现，为刺客文学带来了新变；三、部分“侠”“刺”合流的故事延续了刺客列传的特点。关键词：侠刺之辨；聊斋志异；刺客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深受司马迁史记影响，他曾经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自言：“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至货殖一则，一涉猎辄弃去，即至戒得之年，未之有改也。男儿不得志，歌声出金石耳。仰取俯拾，爵而勿刁，我则陋矣。夫作者之愤作者之遇也，司马、孟坚，易地皆然耳。人生不得行胸怀，不屑货殖，即不游侠，亦何能不曰太阿、龙泉，汝知我哉？古今论者关于聊斋中的侠义故事论述也颇多。然而很少有人论及聊斋中的刺客故事，其原因除了刺客故事数量比较少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很多人都把“刺客”简单地划进了“侠”的行列。这样做，其实是模糊了“侠”与“刺客”的区别，或者说忽略了“刺客”存在的独立性。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区分“游侠”与“刺客”，并对聊斋的刺客故事做专门研究。一、侠刺之辨“侠”之产生当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侠”的认识相对来说也比较早。比如韩非子当中就多有关于“游侠”的论述，如“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0680是古代对于“游侠”最早的记载，突出了“侠”手握兵器，具有一定节操，经常违法乱纪等特点。游侠之风在春秋战国为盛，至汉乃衰，司马迁对游侠情有独钟，他在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史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33183司马迁之后，班固的汉书同样有游侠传，此后的正史中就再无游侠传记了。但“侠义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社会底层，后世多有诗文、戏剧等予以体现。关于“刺客”，戈春源在刺客史中说：“刺客是一种暗杀者。行刺，是有预谋的、怀挟武器、采取突然袭击方式的暗杀活动。既然是暗中刺杀，隐蔽性应是他的重要特点冒险突袭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特点现在一般学者认为，凡符合上述特点的暗杀者都可以称为刺客，而狭义的刺客是专指政治或军事上的武装谋杀者。”41我国古史典籍中有关“刺客'人物的书写，早在先秦左传战国策中即己出现，后至司马迁才为其立传树名。之后，正史中就再无刺客传记，这使史记刺客列传显得弥足珍贵。那么“侠”和“刺”的主要异同点又有哪些呢？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侠”与“刺”的相异之处。首先，道德要求相异。自“侠”产生，人们便赋予了它以道德要求。韩非子认为“侠”要“立节操”，而墨子进一步倡导人们扶危济困，并且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司马迁对游侠之喜爱，也正是因为他看重游侠身上体现出来的知恩图报、反抗强暴、诚实守信、爱护名誉等道德特点。虽然秦汉已亡，侠风已衰，然而人们对“侠”的道德要求以及“侠”自身的道德自律却一直未变，我们从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中多能看到“侠义”之人。刺客的使命唯在“刺杀”，社会对他们并没有道德要求。刺客列传中的五位刺客读来让人钦佩不己，但并不是所有的刺客都有如此品质，比如同为刺客的要离，就没有入刺客列传。刘向在说苑奉使中谈到“布衣之怒”时将要离与专诸、聂政并举，极大地肯定了要离，而忽略了要离在道德方面的缺失：“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5295刺客之刺杀，目的明确，原因可以有很多，但与道德并无必然关联，这在汉代以后的刺杀事件中屡见不鲜。甚至于千载而下的聊斋志异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复仇故事。其次，存在僵值截然相反。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698现代学者郑振铎也说：“一般的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地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7345“侠”正是因此而产生，他们为“道义而存在，热心助人，崇尚扶危济困，不追求回报。比如游侠列传中鲁国的朱家，他曾舍命藏匿季布，而在季布发达之后却不愿再与之见面。刺客存在的意义与侠客截然相反，那就是刺杀。其杀人，无论原因是什么，最后的解决方法都是刺杀对方。当然，有时候还会同时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与“侠”之热心救人，大相径庭。再次，身份界定情境相异。“侠”是一种长期的社会身份，他们秉承着“义”的行事准则，扶危救困，而且不求回报，他们就是郑振铎所言的民众眼中的“超人的侠客“刺客”则不然。中国古代少有职业刺客，所以我国古代的刺客多是因事而起,属于戈春源所谓的“临暂刺客工415比如刺客列传中的曹沫身为将军，却在齐鲁会盟中干起了类似刺客的事；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在象征性地刺杀了赵襄子之后选择了自杀；聂政替严仲子杀死仇人侠累之后，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而“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汉朝至满清，基本都是这样：在刺杀别人之前，这些人身份各异；从事刺杀的时候，这些人的身份即变为刺客。以上我们从三方面在基本辨清了“侠”与“刺”，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侠”与“刺”有些时候是很难分辨的，其原因最主要的就在于有时“侠客出于“义”之需要会执行刺杀任务。比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与聂政。司马迁将二人收入刺客列传正体现了二人身份上“侠”与“刺”的合流。史记中是这样，后世的很多侠刺故事也是一样。二、聊斋当中的任侠故事“侠”之要义就在于“义”，即“利他”。身为侠客，要有正义感，还要有牺牲精神。聊斋当中符合这些条件的故事约有十数篇，他们热心助人而以道义为生存准则，是真正的“侠:他们就像史记所称赞的那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土之史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聊斋当中的侠义故事类型比较复杂，有现实侠义故事，也有鬼怪侠义故事，还有动物侠义故事。聊斋中的侠义故事有丁前溪王者农妇大人水莽草刘亮采义鼠禽侠以及崔猛红玉和云萝公主等十一篇。聊斋侠义故事多为现实故事。如丁前溪是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侠客故事。蒲松龄说丁前溪：“富有钱谷，游侠好义，慕郭解之为人。”当他因为御史行台要拜访他而逃跑落难时，贫穷的杨家竭力款待了他，并拒绝了他的黄金。而当杨家遭遇饥荒向丁前溪求援时，丁前溪立即伸以援手，杨家遂“由此小康工落魄的游侠知恩图报，这非常符合司马迁对于“游侠”的理解；王者也是一篇较好的侠义故事，塑造了一个专门打劫贪官钱财的“王者”形象。聊斋当中的女侠客写得也比男侠客更形象生动，可读性更强。比如农妇就是蒲松龄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侠"，她“勇健如男子”；她为乡中排难解纷；她乐善好施，辛苦经营陶器，有了盈余就赠予乞丐；她容不得自己的姊妹北庵尼有秽行，一旦听说便“忿然操杖”欲殴打她，被劝阻之后也并没有作罢，后来又遇见了她，遂“拳石交施，至不能号，乃释而去”。蒲松龄最后对这个农妇的评价说:“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其豪爽自快，与古剑仙无殊，毋亦其夫亦磨镜者流耶？”蒲松龄将这个农妇直接比之于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中的女剑客聂隐娘，倒让堂堂男子们汗颜不已。大人所述同样是个女侠客。除了现实中的侠义人物故事外，聊斋中还有一些与神仙鬼怪相关的侠义故事，如水莽草和刘亮采等。聊斋当中的“侠”除了写人之外，还有一些篇目是写动物的“侠义”之行的，如救助同伴的义鼠；禽侠中为保护小鹳鸟而杀死大蛇的大鸟，蒲松龄评价说大鸟就如“游侠”一般，又如唐传奇聂隐娘中一击毙敌的空空儿：“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飙然而来，一击而去，妙手空空儿何以加此？”三、聊斋志异刺客故事的主要特点尽管蒲松龄自言少年之时便喜读游侠传，然从聊斋的故事内容看，他对刺客列传其实一样喜爱。上述我们已经探讨了“侠义”和“刺客'之异，依此标准我们大致可以划定聊斋中的刺客篇目：聂政田七郎崔猛商三官庚娘侠女向杲王者农妇等九篇。细观这些刺客故事，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蒲松龄的刺客观念源于史记，而又有所因革。刺客列传所载有五位刺客，蒲松龄最喜欢聂政。聂政原本是一个因杀人避仇而远走他乡的屠户，后为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成为刺客。蒲松龄最为服膺的刺客就是聂政这个由普通人担当的刺客。蒲松龄在聊斋中的聂政篇表达了他的这种观点。聂政故事本身荒诞无稽，讲聂政的鬼魂竟然在几千年后还能救助别人，使恶人行径有所收敛。这篇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故事后面“异史氏”的评论：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较深井里也。其锐身而报知己也，有豫之义；白昼而屠卿相，有专（诸）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沫）之智。至于荆轲,力不足以谋无道秦，遂使绝裾而去，自取灭亡。轻借樊将军之头，何口可能还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聂政之所嗤者矣。闻之野史：其坟见掘于羊、左之鬼。果尔，则生不成名，死犹丧义，其视聂之抱义愤而惩荒淫者，为人之贤不肖何如哉！噫!聂之贤，于此益信。可以说这段评论是蒲松龄的刺客观总论。他认为刺客列传中豫让有义，专诸有勇，曹沫有智，而聂政则具备了这三个人的所有优点，是他最理想的一个平民刺客形象。所以他说：“余读刺客传，而独服膺于较深井里也。”与传统观点不同，蒲松龄最不屑的是荆轲，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与聂政有云泥之别。蒲松龄生活在社会底层,所以他极力肯定同为布衣的聂政也就不足为奇了。进而,蒲松龄笔下的刺客也多由普通人担当，所述也都是社会底层的故事，无关国家与政治。创造源于模仿。基于对聂政之喜爱，蒲松龄甚至还创作了一个和聂政相类似的一个刺客故事田七郎。对比这两个故事，我们会发现田七郎这个小说中的刺客和聂政这个历史上的刺客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点：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出身，聂政是屠户，田七郎是猎户，都勇猛无比；面对别人初次见面时赠送的金银都是一概拒绝；不愿替人进行刺杀活动，顾虑都是自己的母亲；在解除了自己的顾虑之后，为报知遇之恩都选择独自进行刺杀活动；刺杀成功之后，并未逃亡，而是选择了自杀。关于这点，聊斋著名评论家冯镇峦在这篇故事的开端便评论日：“一篇刺客传，取史记对读之。”此论与笔者的意见不谋而合。以上我们分析的这些共同点其实已经基本构成了一个刺客故事，只不过史传要求简洁，而小说追求生动。聊斋多有新奇之处，如武承休是通过一个梦的指点去主动结交田七郎；田七郎的母亲拒绝武承休的金银是因为她看出武承休的面相“有晦纹，必罹奇祸”，怕连累自己的儿子；比如田七郎的剑在遇到恶人时竟“忽自腾出匣数寸，铮铮作响，光闪烁如电”；已然自杀的田七郎竟然又跳起来杀死了执法不公的邑宰；田七郎的尸体被扔在荒野中过了三十多天，有许多飞禽和狗环围守护着他。这些都属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增加了故事的传奇性和可读性。蒲松龄对田七郎的评价很高，他说：“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也。贤哉母乎！七郎者，愤未尽雪，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蒲松龄肯定了田七郎如聂政般知恩图报，赞叹他死而犹能杀人，认为田七郎有着荆轲都没有的神奇之处并慨叹世间正少此等人！清代聊斋评论家何守奇最后对这篇故事的评价，简单而直接“如读刺客传”，同前文提到的冯镇峦的评价如出一辙，都强调了田七郎的刺客故事性质。蒲松龄不仅创造了一个类似聂政这样的刺客形象，还在刺客故事的具体情节上进行模仿，比如崔猛当中就有反映。美国的白亚仁先生曾经细致地比较过聂政和田七郎，在结论中，他说：崔猛同样着力描写使人能联想起聂政的正义行为准则。与史记中所收不少列传一样，这篇小说实际上记录了两个人物的事迹，即崔猛和他的朋友李申。崔猛最令人钦佩的行动就是承认自己曾经杀死当地恶霸某甲，以免连累李申。跟聂政一样，他等母亲去世之后才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杀甲者，实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己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将赴有司死耳。”如同田七郎和乔女一般，崔猛反映了蒲松龄对史记所歌颂的英雄气概的浓厚兴趣。这三篇小说也都说明司马迁的聂政传对聊斋志异的作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898模仿，目的当在超越。蒲松龄喜欢刺客列传，他的新变也随之而来。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当中关注最多的是刺客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而蒲松龄作为一介文人，他欣赏聂政，但他的关注点并不在国家与政治，他在意更多的是他周围的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普通人的血亲复仇。一般而言，血亲复仇的主体一般都秉承着极大的孝心和忠心，竭尽自己的所能，甚至是生命去实现刺杀仇敌的目标。如向杲中向杲的兄长向晟因为娶了一个妓女与庄公子结仇，并被庄公子杀害。向杲多方诉讼，并无结果，只能选择替兄报仇。他刺杀庄公子的方式很奇特，他死后化作老虎，伺机吃掉了仇人的头颅，报了仇。化身为虎的向杲被庄公子的保镖焦桐射杀后，竟又活了过来。当庄家向官府报案后，竟因为故事荒诞无凭而不了了之。向杲刺杀庄公子的方式虽极荒诞，故事的结局却让读者大呼过瘾，给人畅快淋漓的感觉。清代冯镇峦在读到向杲化为老虎吃掉仇人头颅时就评价说：“要离、专诸等顿成伦父，无此爽快。”再如商三官当中的商三官是个普通读书人的女儿，因为父亲被富豪打死,状告无门，遂用计刺杀富豪，为父报仇；庚娘中的庚娘是个太守的女儿，因为在船上为王十八所害，最终刺杀王十八，报仇雪恨；侠女里侠女是一个司马的女儿，她家为仇人所灭门，与母逃亡，经过三年准备终于报仇血恨。这些故事都是普通民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仇必报，为报大仇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这令蒲松龄以及后世所有读者都觉得畅快淋漓、血脉债张。其次，蒲松龄深受唐传奇、“三言”“二拍”等小说的影响，作品中多有女性刺客，形象光彩照人。学术界早就有研究者指出聊斋中的侠客形象，除了受史记影响，还受唐传奇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蒲松龄在王者农妇聂隐娘等故事中就多次提及唐传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红线女、聂隐娘、空空儿等。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蒲松龄却很注重女性。聊斋有近500篇故事，其中多有女性形象，总量在190多篇。受此槿种影响，聊斋当中的女性刺客形象尤其显得光彩照人，而这在史记中是没有的。商三官是个普通女孩，她的父亲商士禹是个读书人，因为酒后的玩笑触怒了本县一个富豪，遂被打死，商三官的两个哥哥上告一年竟无结果。商三官于是出走半年寻找复仇机会。在一次仇人富豪过寿时，她化装成一个男戏子进入仇人家,当晚借和仇人富豪同床共枕的机会将其杀死，然后自杀。文中的“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工很好地确认了商三官的刺客身份。蒲松龄对商三官这个女刺客的评价极高，他说：“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蒲松龄此论认为商三官就是女版的豫让，甚至胜过荆轲，论其功德不减关公，评价之高，无以尚之。但明伦评价商三官刺杀仇人时说她：“给奉殷勤，可以强为；展笑中不露杀气，则神明不可测矣。”非常好地点出了商三官行刺时的精神状态。王阮亭评价说：“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庞娥和谢小娥是古代著名的女刺客，她们也都是普通人，因为家人被杀，愤而行刺杀之事，遂留名千古。王阮亭将商三官和庞娥、谢小娥并列为中国三大女刺客，可见评价之高。庚娘同商三官的故事类型一样，也是女性为复仇而刺杀仇人的故事,不同的是故事结局：庚娘复仇之后选择自杀，但最终她死而复生并与大难不死的丈夫重新团聚，这种“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方法能够很好地平衡读者的心理，明显是受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的影响。侠女是聊斋当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刺客故事。尽管这篇故事名为侠女，尽管后来的评论者，包括很多现代学者都视这篇故事为“侠义”故事，但这篇故事从人物身份定位和从故事本质来讲都更像是一篇刺客故事。冯镇峦最早看出了这篇故事确有刺客的因素，他说：“（侠女）名论可包游侠、刺客两传。”那么此篇故事到底属“侠”还是属“刺”呢？如本文前文诉述，所谓“侠”，其核心在于“义”，即利他。故事中的“侠女尽管有特异武功，但她并未对别人做过利他之事。她对顾生好，为他“延一线之续”，纯是出于报恩，但知恩图报又非为“侠”所独有。“侠女”从始至终一直在暗中筹划的便是如何刺杀仇人，刺杀成功之后，侠女便决绝地离开了顾生。所以“侠女”非为“侠”，当为“刺”。这篇刺客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侠女”本身的性格外，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篇故事的叙事方法。这篇故事从头到尾一直都有很多“奇”事，形成诸多悬念,让读者同故事中的顾生一样捉摸不透，使读者的阅读欲望越来越强。这种极成熟的叙事方法，明显也是从“三言”“二拍”继承而来。比如“侠女'初次给人的印象是“年约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见生不甚避，而意凛如也”。年轻美貌，却又严肃到让人敬畏；顾生的母亲说：“（侠女）为人不言亦不笑，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连顾生的白狐娈童都说：“艳丽如此，神情何可畏？”包括读者在内，所有侠女身边的人都对侠女的“冷如霜雪'充满好奇。所以当顾生第一次想亲近侠女的时候，她表现出的“举止生硬，毫不可干”也就并不奇怪了。当女侠第一次主动亲近顾生并与之交欢之后，她也并未改变对顾生的态度“厉色不顾而去”“少游戏之，则冷语冰人”，相信读者与顾生一样，越发好奇了。侠女曾经对顾生说：“（床笫）事可一而不可再。”这也很是奇怪。孰料，斩杀白狐之后，侠女竟又自己食言，邀请顾生共赴“绸缪工侠女前言“可一而不可再”，本已奇怪，后竟自破禁令，怪上加怪。此后，顾生也并未与侠女亲近过，“后相值，每欲引与私语，女辄走避"，越发的奇怪。最奇怪的事发生在最后侠女为顾家生下一个女婴却立即送给顾生母子，顾生的母亲表达出了这种幸福的疑惑：“母笑曰：'异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顾私于我儿。”王阮亭的评论：“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正表达出了所有人的疑惑和感受。这诸多的奇事和疑惑对读者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个“侠女”到底是什么人？她的种种言行又到底是为什么？不但顾生母子疑惑，读者同样想知道原因。在疑惑积攒到顶峰的时候，随着侠女手刃仇人，所有的谜底全都解开了：向不与君言者，以机事不密，惧有宣泄。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马，陷于仇，彼籍吾家。妾负老母出，隐姓名，埋头项，已三年矣。所以不即报者，徒以有母在；母去，又一块肉累腹中，因而迟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门户未稔，恐有讹误耳。养母之德，刻刻不去诸怀。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报不在床笫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复来，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侠女身负杀父之仇，所以她平日对人冷若冰霜就不足为奇了；隐姓埋名三年不去刺杀仇人,是因为老母健在；母亲亡故之后没有立即去报仇是因为身怀六甲；夜不归宿则是去确认刺杀对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仇恨，都在为刺杀仇敌做准备；而侠女前言“可一而不可再”，是因为想以一个孩子报顾母之恩，食言则是因为没有成功，遂再次“破戒工侠女与顾生并无爱情可言，侠女与顾生两次交欢，纯为报恩。侠女大仇已报，报恩完成，所以“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也就不足为奇了使命己毕，久在无益。读到此处，读者和顾生母子一样都立刻放松下来，感觉就如清代赵翼评价苏东坡的诗那样：“爽如哀梨，快如并剪。”956如此精彩的一个刺客故事在聊斋志异中不可多得。再次，聊斋中有些刺客，本是侠客，往往因事愤而行刺，延续了刺客列传“侠”“刺”合流的特点。如前文所述，“侠”与“刺”并不是没有交集，因为当“侠”出于“义”的需要而去刺杀某些人的时候，这时候侠其实已经同时有了“刺客”的身份。史记刺客列传当中就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荆轲本就是侠，后世的评论家多数也都这么认为。然而，荆轲却是刺客列传最著名的传主之一，这种身份上的两重性，并不是个案，聊斋志异当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对于这类篇目，我们当然不能只认定一端，而应该全面分析。崔猛红玉和云萝公主三篇就是这样的故事。崔猛是一篇典型的“侠”“刺”合流故事。故事中的崔猛到处行侠仗义，眼见李申为某甲所欺凌，遂将某甲刺杀。事后又不忍李申代为服刑受罪，遂向官府自首。崔猛出狱后，在他的影响下，李申也成长为一名“侠客”，并为仇氏兄弟而刺杀了王监生父子及王监生的婶婶，成了一名刺客。此后，王监生的侄子王得仁聚众报复崔猛和李申，抓走了崔猛的妻子。李申与众恶人斗智斗勇，不但救回了崔猛的妻子，还以少胜了多。并最终由“侠”而成长为一名土团负责人，成为一方保护神。蒲松龄最后说：“一介细民，遂能济美。”这句话肯定了崔猛和李申由普通人成长为一名“侠客”兼“刺客”。红玉和云萝公主的故事类型比较相似。红玉的故事主体当属于人、狐相恋的故事。故事中的狐仙红玉并非为“侠”，倒是故事中的“丈夫”既是侠,又是刺客，甚是奇伟。这位“丈夫”不知从何处得知冯相如被姓宋的绅士搞得家破人亡，竟独自找到冯相如并告诉他要代为报仇“愿得而代庖焉”，而且并不求回报“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这是侠客所应有的品格，所以此人才是真正的侠客！这位侠客后来果然暗入宋家，刺死了宋某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此是刺客所为，故道位“丈夫”身兼“侠”“刺”两重身份。不仅如此，当邑令胡乱判案，将冯相如逮捕，又是这个“丈夫”深夜将一把短刀扎入床内一寸多以示威胁，冯相如才得以被释放，此亦侠客所为。何守奇与王阮亭对这篇文章都有评价，何守奇说：“程婴、杵臼，未尝闻诸巾帼，况狐耶！”王阮亭说：“侠杀御史一家而不杀宰，意宰之不胜杀也。”前者肯定了这个“丈夫”的侠客之行，后者肯定了这个丈夫的“刺客”之名。云萝公主的篇幅比较长，同红玉一样，其主旨并非侠刺故事，当为严妻（侯氏）如何管教自己的丈夫（可弃）的故事。但这其中有个侠客袁大用，颇值得研究。他具备了侠客的所有特征：他风度翩翩“颇甚温谨”；他“为人简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负债鬻女者，解囊代赎，无吝色”；他严守“侠义”之德一一“某所杀皆不义之人，所取皆非义之财"不然，即遗于路者不拾也”；他嫉恶如仇,见不得龌龊小人，认为作恶之人安大业的邻居屠家该死，遂刺杀了屠家全家“盗入邻家，父子十余口尽行杀戮，止留一婢。席卷资物，与僮分携之”；他敢做担当，在杀了屠家满门后，竟然“执灯谓婢：汝认明：杀人者我也，与人无涉”；他武功高强，杀人之后，便逍遥逃走“并不启关，飞檐越壁而去”。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侠客，刺杀了不义之人屠家全家，读来令人畅快淋漓。但明伦非常欣赏故事中的侠客袁大用，在蒲松龄写到袁大用不吝金银替人赎女时，他评价道：“从对面写侠土，已见一斑。此处先实后虚”；在袁大用对安大业说“某所杀皆不义之人，所取皆非义之财”时，他评价道：“正面写侠土，此处先虚后实。”袁大用言明要杀死屠某时，但明伦说：“人间自是清净光明世界，那能容此龌龊肮脏物。”袁大用刺死屠家全家后，但明伦的评价只四个字：“爽快干净！”但明伦对袁大用的评论贯穿了袁大用故事的始终，足见其对这个侠客形象之喜爱。袁大用行侠仗义，而又行刺客杀人之事，其刺客身份也很明显，袁大用说自己：“所杀皆不义之人，所取皆非义之财。不然，即遗于路者不拾也。”时冯镇峦评论说：“游侠、刺客传不必与笃行传并读。”此论一来肯定了袁大用之行事方式；二来其实也承认了袁大用的刺客身份。结论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社会存在不公，普通民众对于侠义和刺客就有心理上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反映到小说中，侠义和刺客的故事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聊斋当中之所以有侠义和刺客故事，首先是现实社会中读者以及作者心理需要的反映；其次，我国文史著作关于侠义和刺客故事的记载和创作一直就有良好的传统。史记当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是我国最早的关于侠义和刺客故事的集中记载。而基于司马迁极高的文学创作能力，我们还必须承认,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的杰出作品，才有了后世朱家、荆轲、聂政等深入人心的侠客和刺客形象。这之后小说的发展一直很好地延续着这种创作传统，从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当中的侠义故事、刺客故事，再到宋元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都有很多侠、刺故事。聊斋当中的侠义和刺客故事并非横空出世，而是这种创作传统的延续，“侠”“刺”合流的现象也同样是这种传统的继续史记中的荆轲故事早就昭示出了这种合流的现象，其后的文史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现象。所以聊斋当中的侠义故事、刺客故事以及“侠”“刺”合流都是有创作传统可循的。当然，在这种传统的延续过程中，蒲松龄也一直在努力创新，使他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在遵循创作传统的同时，努力凸显出他本人的创作特点，而这也是一个杰出作家的最重要的品质。参考文献：1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韩非子.韩非子校注M.韩非子校注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3司马迁史记M.裴驱，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4戈春源喇客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刘向.说苑校证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7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网白亚仁.田七郎与聂政传关系探源J.文史哲，1992,(4).9赵翼.瓯北诗话M.霍松林，胡主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