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鉏麑刺杀赵盾看晋国与三晋刺客.docx
从剑嬴!杀赵盾看晋国与三晋刺摘要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晋国与三晋刺客酬恩知遇对古代刺客的驱动力，影响深远。行刺过程中，有的刺客因发现事情的部分真相，或受到行刺对象人格魅力的感染等，激于良知而醒悟，常顿改盲目行事的初衷；而晋国金且鹿的行为正是对这种“刺客觉悟”的最佳阐述，因此本文以短鹿刺杀赵盾这一事件出发，对晋国与三晋刺客的渊源、行为、特点进行了论析。并且对晋国与三晋刺客的精神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以更好的显示晋国与三晋刺客的价值取向，揭示了正义良知与侠义风范的灵魂震撼力与文化反思力。关键词刺客；行为；晋与三晋金且鹿，春秋晋国人，（？一前607年）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有失为君之道。赵盾数谏，灵公厌之，遣金且鹿刺杀。鹿领命潜于赵府。五更，见重门洞开，短鹿进中门，看到堂上灯光影影，赵盾朝衣朝冠，垂绅正笏，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短魔大惊，退出门外，叹曰：“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鹿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言罢，向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时惊动了守门人，报知赵盾，赵盾叹息不己，吩咐暂将金且鹿浅埋于槐树之侧。金且鹿，在不了解刺杀性质的情况下，受晋灵公之命刺杀赵盾，在行刺的过程中，见赵盾乃忠义之臣，并且受赵盾人格魅力的感染，激于良知而醒悟，一改盲目行事的初衷。但是为了践行对于灵公的“信”，触槐而死。金且鹿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灵魂的人，他的身上在向我们昭示遗失己久的先贤们恪守信念、捍卫尊严气节的信仰。并且，正是他的死与义，在一定程度足以是晋国与三晋所有刺客的代表。而以金且鹿为代表的晋国与三晋时期刺客所表现出来的死与义与两汉以后的刺客对金钱财物，主动效力于权门贵胄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金且鹿在刺杀的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使得种种贤良与残暴,背叛与忠诚,污浊与浩气更加鲜明清晰,也使得晋国与三晋的刺客在做任何抉择时都能保有一个完整的灵魂和人格。因此，金且鹿刺杀赵盾可以说是晋与三晋刺客的代表。同时作为刺客的鹿，他信奉的“义”是与儒家的“礼”相表里的，而在个人精神方面无所发明，不管晋灵公怎样不君，他都要服从。然而这一种忠君的思想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是没有的。同时和晋国与三晋时期的其他刺客所表现出来的“义”有着截然的不同。那么，就看一下晋国与三晋刺客。刺客阶层的兴起是晋国与三晋社会演进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三晋时期，刺客的身份开始了变化，渐渐由贵族变为庶民。例如：“聂政者，软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1）“侯生谓公子日：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2）聂政和朱亥如此才能之土，在种种原因之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却是一类不甘寂寞的人，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报复，有才能。他们期望得到权贵的重视与赏识，得以有所发展，一改前耻。“至战国则举国皆兵，游侠好勇之风，遂下被于平民。于是抱关击析，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激昂慷慨，好勇任侠，以国土自许。而当时之王公大人，或用之以复仇，或资之为爪牙，往往卑礼厚币，倾心结纳。”（3）聂政与朱亥等人，都属于庶民，他们不是一般的庶民，也不是腐败的上层贵族，而是有一技之长。他们心忧天下，希望被人尊重而建功立业，他们是一志向远大、富于进取精神的群体，是当时社会最为活跃的重心力量。因此，“富而豪者起而邀之”，统治阶级对他们十分尊重，甚至“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因此，尽管刺客的地位从晋国到三晋在下降，但是他们依然受统治阶级的尊重。晋国与三晋时期的社会，是一剧变的时期。新旧秩序的相互交替，组合，使得新的社会势力重新确立。其中，不乏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而刺客的出现最显著。晋国与三晋的刺客与秦汉以后的刺客截然不同，晋国的刺客以贵族为主，三晋时期的刺客以平民为主。这种不同主要是晋国与三晋之交，“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之子恒为土。到了战国，土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己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4）而刺客作为土阶层的一种，也是这样的一种变化，有诸多原因，一，政治斗争的需要。二，三晋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三，宗法制的作用开始减弱。最后，就是他们的精神，勇而有情，轻死重义，知恩图报。晋国与三晋刺客的精神是最值得为之称赞的，因为它不仅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得影响，而且也深刻揭示出刺客精神中所暗含的“义”与儒家所提倡的“义”的不同。儒家是以“礼”为核心，强调的是人性。它所强调的是在忠君同时，要服从礼与社会的约束。如唐君毅先生对于豪杰和侠义精神的解释：“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报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之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5）是豪杰与侠义精神的相结合，侧重于个人，而非伦理与人性。而短鹿刺杀赵盾时所表现出的行为正好说明了儒家之“义”与晋国与三晋刺客所具有的“义”的区别，也说明了晋国与三晋刺客的特例独行以及他们的“义”饱受传唱的原因。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9年。3余英时：土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刘泽华：先秦土人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5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2年。7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网左丘明：国语，中华书局，2006年。9朱熹：论语集注，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朱熹：孟子集注，古籍出版社，1987年。注释：（1）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卷二十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08页。（2）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卷七十七，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66页。（3）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4）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土”，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5）王立：中国文学题学江湖侠踪与侠文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