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docx

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一一普通话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从官话的起源、国语的确立，到普通话的推广和应用，系统地梳理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演变。文章首先回顾了官话作为古代汉语通行语的历史背景，进而分析了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兴起及其对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的规范化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实施。文章总结了普通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影响，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本文的论述，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理解普通话在促进社会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认识到普通话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普通话的推广和应用中去。二、官话的形成与发展官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方言，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古代，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各地语言差异较大，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各地之间的交流。因此，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都试图推广一种统一的官方语言,以便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法律实施和文化传播。官话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雅言。雅言，即以中原地区方言为基础，经过文人雅士的加工和规范，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官方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官话逐渐从雅言演变而来，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和发展。在隋唐时期，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官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首都长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方言逐渐成为官话的基础。这一时期，官话不仅在政府机构中使用，也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科举考试等领域，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语言形式。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官话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商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官话逐渐成为各地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特别是明清时期，官话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成为当时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的语言。在现代，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作是官话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演变。1909年清政府将官话命名为国语，1913年北洋政府又定名为国语，1955年中国大陆改称普通话。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优点和特色，经过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成为官话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先秦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的长安方言，再到现代社会的普通话，官话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于官话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代表。三、国语的形成与发展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国语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伴随着国家统一的追求、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语言规范化的需求。国语的形成，最初源于对官话的认同和推广。在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开始认识到统一语言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他们开始提倡以北京官话为基础，形成一种标准的民族共同语，即国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黎锦熙等，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开展演讲等方式，积极宣传和推广国语。民国时期，国语的推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凝聚力，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语。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如国语统一筹备会等，负责制定和推广国语标准。同时.，政府还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大力宣传和推广国语。在这一时期，国语逐渐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言。国语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其推广和应用上，还体现在其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规范化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语不断吸收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同时也不断淘汰旧的、不合时宜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一过程中，政府、学者和民间力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制定标准、开展研究、编纂词典等方式，推动国语的规范化发展。国语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它既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语言自身发展和规范化的结果。在今天看来，国语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语言纽带，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四、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普通话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官话的形成、国语的推广和普通话的定型与发展。官话，作为早期普通话的雏形，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官场用语。由于明清两代的首都设在北京，北京话逐渐成为了官方交流的主要语言。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北京官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形成了早期官话的基础。20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凝聚力，清政府开始尝试推广国语。国语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通过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方式逐渐普及。这一时期的国语推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国语并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普通话。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普通话被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一定义不仅明确了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标准，也标志着普通话正式定型。随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广普通话，包括在学校教育中普及普通话教学、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中使用普通话、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应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普通话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形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交流的主要语言。它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普通话的发展并未止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普通话也在不断吸收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国家也在不断完善普通话的规范和标准，以推动普通话的健康发展。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语言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它不仅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形式，也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普通话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五、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特点与影响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准语言，其形成与发展不仅凝聚了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底蕴，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于交流与沟通的迫切需求。普通话的特点与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更深入到社会、文化、教育和国家统一等多个层面。通用性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内陆，人们都能通过普通话进行有效的交流。规范性高：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些规范来源于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保证了普通话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普通话在继承传统汉语的基础上，也吸收了现代汉语的新鲜元素，如新词汇、新语法等，既保持了汉语的传统特色，又体现了现代汉语的时代气息。促进国家统一：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加强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对于维护国家统促进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社会进步：普通话的普及提高了社会的整体语言水平，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为社会的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增强国际交流：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普通话也逐渐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一一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社会进步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成为连接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六、结论经过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一一从官话到国语，再到普通话的发展历程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演进的脉络。官话作为早期的共同语，承载着各地方言的交融与统一，为后续的国语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语的推广与普及，则是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而普通话的正式确立，则标志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走向成熟与稳定。普通话的形成，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演变，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和政策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教育、媒体、社会交流等领域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普通话的发展并未停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普通话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新的词汇、语法、发音方式等不断涌现，使得普通话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既是语言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最新形态，承载着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将继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考资料：国语，即普通话的旧称。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用“国语”指称汉语标准语。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出发，同时兼顾语言使用的实际需要，将现代汉语标准语确定为“普通话”，而废弃了“国语”这一称法。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采用了“国家通用语言”这一说法，从语言功能角度说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着重强调的是其在国内的“通用性”。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官定标准，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语音，做为官事、教学、媒体等的标准用语，并广为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采用。作为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成为国际人士学习中文的主要参照。当前在新加坡等国为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普通话(PUtOnghUa),按照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华语(huayu),此种说法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地区，东南亚华人可能说多种汉语方言，华语一般指现代标准汉语。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其中福建、广东两地的语言系统与北方官话差异极大，以至两省官吏持乡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读训喻、审断词讼”，只能由“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不仅如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官员“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成为执政的重要障碍。因此，清廷特地在闽粤地区大力推广官话，规定“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涪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但是，语言推广并非易事，清廷并没有能够实现语言统一，闽粤地区一直延续着原有的方言系统。但这一时期语言统一还仅是清廷政令下达，专制统治的需要。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精英强调语言统一与民族认同、国家富强间的密切关系，统一国语呼声日渐增高。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慈章指出，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那么国家“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这对于国家与民众而言，都是极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深受日本国语教育思想影响，回国后即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主张向日本学习，在学校推广国语教育。与此同时，他提出以京音统一天下音律，以实现语音统一。长白老民亦深谙此意：“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在给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呈书中，亦认为中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因此，“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可以强国家。中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独对语言统一问题“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强烈呼吁推行官话合声字母。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助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舆论渐趋加强对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一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远在日本的华侨呼吁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倪海曙认为，民初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J这正如时人所希望的那样，“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这种国语统一观反映了时人现实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众多精英认为语言不统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国人之间犹如一盘散沙，国族性不强。国民和国家之间的隔膜状态造成了国民只知个人、家族、乡土而不知国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像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语言，所有时起纠葛，虽然也有其他种原因，但是语言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所以在支持国语统一运动的人看来，国语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国民精神所寄托”，只有“国语统一，国民精神才能统一，现代的国家，没有不承认的”。而民众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语言之后，“国民统一之精神，自随而勃发，驯之五族一志，四亿同心，后扩充军备，以固国防，振兴实业，以裕国计，普及义务教育以培国本，发达科学技艺，以宏国用，种种问题皆得迎刃而解矣。”自从西方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创制用来记录汉字读音之拼音系统。多年来，曾经有不少拼音系统推出。19世纪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威妥玛拼音，根据其发明者命名。1906年，标准邮政式拼音推出，同样是不太规则的系统，也多数用于地名。以上两种系统当前仍被使用，但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如今多数只是出现在旧课本或历史书等。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专家提出数个转写系统，而其中一个更是全新拼音系统：注音符号，到当前为止，最成功的转写系统是汉语拼音，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今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80年代之后，随着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汉语拉丁化运动已逐渐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亦不再采取这种论调。但民间仍有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而耶鲁拼法则不太受欢迎，也比较过时，却更能代表官话的音位。现代汉语标准语继承于始于北宋、定命于元明的“官话”体系。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新老国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28年国民政府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国语”的定形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一一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母、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对普通话而言，介音、韵母、韵尾则被合成称为“韵母”。普通话的声韵母系统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系统，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zh,ch,Sh在北京话多发卷舌音而普通话多发翘舌音；台湾普通话则避免发出卷舌音。普通话的声调亦大体继承北京话的系统，即阴平55,阳平35,±214,去51,以及轻声；台湾普通话的上则为21。单字声调普通话四声音值在普通话里，只有平声有阴阳分立，没有入声，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此外还有轻声（标为“”或不标），在超音节词句中使用。轻声是否该称为声调，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ma)单音的四个声调国语等的音调与普通话相同，单字音调值则有些许区别(上声为21)。中古汉语的入声，在普通话里被划入各种声调里。这点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不同。普通话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变调、轻声、儿化是其例子。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值变为35,即等于阳平的调值。变调调值是214-35。例如：“老鼠”(loshu),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为阳平、上声，和“牢鼠”(Idoshu)的读法相近(但不相同，“半上声”)O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读阳平声。例如“保管好”(boguanhao)的发音是阳平，阳平，上。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甩掉14的调，变成211；第二字读阳平声。例如“总保管”(zngbaoguan)的发音是上、阳平、上，但第一字的上声只是“半上声”。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国语则是上声字后接非上声字即读21,不论其余条件。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例如：“一天"（去、阴平）、“一年”（去、阳平）、“一起”（去、上）。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这点与北京话轻声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普通话的轻声较普通话少得多。在普通话里，轻声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读轻声字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读轻声的频率要比南方人高一些。这点与北京话儿化现象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普通话的儿化现象几乎不出现。在普通话里，儿化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儿化现象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儿化现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许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儿化音。自古以来，语言一直是人类社会交流和表达思想的主要工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记录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特别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中国的历史上，官话曾经是朝廷和官员们使用的官方语言。它的使用范围主要局限于政府和官僚体系内部。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官话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国语，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起源，是在晚清时期提出的。国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一种语言。国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然而，国语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推广和实践。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国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使用。在这个时期，国语不仅在文学、教育和政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还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工具。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方便全国各地区人民的交流和沟通而提出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一种语言。它的使用范围涵盖了全中国，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语言。普通话的发展和推广，不仅促进了中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统一。普通话的普及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从官话到国语再到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相信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民族观是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认识和理解的一种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观经历了多次演变和发展。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因此形成了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人们对族群和民族的看法，即认为族群是由祖先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民族则是通过鬼神的意志来维系的。在汉唐时期，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人们的民族观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同族群的差异和文化特点，并逐渐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影响，将族群视为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第三，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人们的民族观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平等和团结的精神，对民族的概念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出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念，倡导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和发展的关系。这一理念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发展，也为中国的民族观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价值。中国的民族观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宗教到现代社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对人类社会的认知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和完善。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一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益成分发展而成的。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有弟子三千，分别来自四面八方，其语言各异。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也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和各个方言都来源于上古汉语，同出一源，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已于1982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