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论视角下中国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docx

还原论视角下中国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不少农村地区的生活治理实践已陷入三类困境。其一是治理主体困境。村干部和村民在生活治理过程中都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村民因不理解生活治理的正当性而不配合政策执行。其二是治理方式困境。一些村干部用有名无实的形式充当工作成果,或以欺瞒的方式应付上级检查。部分农村按照创建性工作和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聚集资源打造亮点，造成生活治理的不可持续。其三是治理资金困境。生活治理项目本身的建设成本以及后期的运营和日常管护成本高昂，而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有限，甚至需要村级组织自筹配套资金，这就导致村集体经济承受巨大债务压力。生活治理的推进不但没有使基层政权合法性的提升达到预期水平，反而制造出大量社会舆论风险点。本文尝试从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关系出发，以农民日常生活本身的特质为本位，构建解释生活治理困境的新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特质在于生活意志的不可还原性。相比之下，行政主体的行为特质正在于将任何治理对象都加以机械拆解和理性分析的还原论倾向。故而本文引入还原论的理论视角，提出生活一行政的分析框架以解释生活治理陷入困境的原因。本文发现生活治理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由于秉持还原论的行政科学世界的无序膨胀，以及生活世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落。“生活一行政”的还原性张力（一）生活意志的不可还原性本文提出生活意志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弥散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的需求偏好和对于某种规范或价值的认同偏好。生活意志表现为个体所不自觉的群体倾向与行动纲要，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变的非正式规则。生活意志的复杂性使其无法以简单的方式得到有效说明，因而也就无法被基于理论理性的行政科层系统识别和处理。首先，生活意志体现为不可还原的认同感。生活事务和生活传统，孕育出两种不同的认同感。其一是基于情感的人格认同，其二是共同体认同。其次，生活意志体现为不可还原的实践感。对于实践的判断即传统。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技术知识相对的实践知识。生活意志只有通过实践知识来把握。生活是整全的，因而实践知识也是整全的。整全的实践知识只能在整全的实践过程中加以领会。再次，生活意志体现为不可还原的历史感。历史之所以不可还原，是因为它是系统的、综合的。历史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来源于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然产生的经验沉淀。最后，生活意志体现为不可还原的直观感。所谓直观，即一种不介入任何抽象、加工、扭曲和包装的无遮无蔽的直通状态,也就是直接感知。直观感让生活意志保持对生活过程的敞开和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带来一种切身的体验。（二）行政的还原论倾向在还原论思维中，生活治理对象被认为可以继续划分为更细小的构成单元。行政之所以具有还原论倾向，是因为现代行政所遵循的基本官僚制架构本身就是一套依照对生活的碎片化还原而设置和组装的专门化、职业化的公共管理机器。对生活的标准化拆解，使官僚行政科层制得以实现具有规范性、程序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的精确机械运作。生活被还原的颗粒度越小，越有利于行政机器的理性识别，也越有助于形成全面的专业分工和按部就班的行政序列。基于正式制度的公共行政，对理性化、科学化的追求向来附随还原论的思路。由于颗粒化的生活碎片之间彼此独立，行政科层制依此为每个部门设置边界明晰的权限，行政机器各部件之间各行其是，这样就可以减少相互摩擦、降低运行成本，为行政科层制带来优于其他组织的精确、快速与高效。生活治理的行政权力对生活的还原，将生活识别或塑造为某种知识领域，进而生产出一系列策略或技术。生活于是成为一个独立的、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究的知识体系。（三）生活治理困境的解释逻辑生活意志的不可还原性，与行政管理视野下以可视性、可分解性和可计算性为原则对生活本身的还原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这种张力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行政管理的“去道德化”倾向，以致一切人格化要素皆被视为反理性的、未被理性化的和非正式的。行政科层系统对生活意志的去差异化和夷平化过程，使其丧失了政治传输和政治表达的功能。这导致生活治理从村庄生活场域的使用价值中抽离出来，代之以带来政绩增值的交换价值，进而缺乏对生活问题的敏感性和回应性。加上中国的纵向间政府关系呈现自上而下的治理特征，以政策文件和行政命令为主导的“分散的集权主义”以及压力型体制就往往使政府扮演起侵蚀社会的角色，弱化了基层政权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具体社会矛盾的感受力，以致生活治理出现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困境。农村生活治理困境的形成逻辑指向农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政策及其执行对农民的美好生活进行了景观化、工业化或数字化还原，以致生活治理走向了“去社会化”的道路，与具有公共性的生活意志以及生活主体本身的参与式行动渐行渐远。（一）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观化还原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观化还原，即将农民的日常生活拆解和简化为一些由空间要素堆积而成的视觉表象，并遵从“呈现的都是好的，好的才得以呈现”的政绩增值逻辑，对这些要素进行冷冰冰的机械重组、合并、区隔、遮蔽、凸显和再生产。生活治理于是被操作成对农村空间视觉效果的规范化整治，以及对具有视觉效果的农村空间的全力打造。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言，生活秩序是居民彼此在互动中自然形成的，这种秩序是特殊主义的、不规则的，且不断处于流变之中。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村民生活的文明尺度。然而，来自村民日常生活景观中的不规则、不整齐，以及泥土灰尘和烟火气,被将景观规划视为生活治理本身的“行政洁癖”严厉驱逐，并被称为“乱在一些村民看来，如果试图帮助农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规划意志强调的是标准整齐的政治美学，村民得到的“美好生活”必定会脱离人间烟火、偏离百姓审美和村民生活意志。（二）农民日常生活的工业化还原工业体系是一个以可分解的行政管理体系为基础的理性人造系统。指向美好生活的生活治理，追求的是将农民生活所依托的自然生态系统分解并吸收进工业行政系统，使农民在生活问题的处理方面表现出行政化特征，即属地问题的处理责任主体从个人或家庭和共同体转变为行政机关。将农民日常生活进行工业化还原的生活治理，使农民单纯成为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享受者和消费者，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再需要地缘居民的共同努力而得以生产和维持，其问题的解决也不再需要农民的直接参与。传统的农村生活，依托的是大自然的生态系统。被生态系统自然组织起来的农民生活意志，呈现出相对分散、自给自足、自发合作的自治特点。现代生活硬件要素进村如果要真正起到提升农民生活水准的作用，就必然伴随工业行政系统向村庄空间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工业行政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替代。（三）农民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还原农民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还原，即将农民的生活意志颗粒化为数字痕迹而记录和储存。指向美好生活的生活治理，追求的目标是使信息、政策和服务可以顺着这些反映农民日常生活的数据微粒，抵达每一个微观的生活细胞。农民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还原，在生活治理实践中体现出三重不同内涵。第一，农民日常生活评估被还原为一些小概率生活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基于上级对小概率生活意外事件发生的零容忍,乡镇不得不在某地区出现生活意外事件之后立即开展全面排查。第二，农民日常生活过程被还原为通话录音、监控录像、手机视频等数字化信息。一般性的生活事务也随之大量涌入生活治理的国家视野。农民生活的各个角落都随时可能因录像记录或现场直播而变成生产社会舆论事件的现场。第三，农民日常生活意志被还原为精细化编码、能够被对应于政府部门职能类别划分的信息数据库所精准识别的部件信息。在还原为信息数据库中的数据微粒之后，系统会按照类型将其派单到相应责任部门或村委会进行处理。（四）行政还原与生活治理困境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观化还原、工业化还原和数字化还原三个维度，分别对应行政在可视性、可分解性和可计算性三个层面的还原路径，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生活治理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行政还原逻辑。景观化的行政还原，将农民日常生活分割为可被行政权力加以规划的视觉要素。生活治理对景观的规划意志，与来自村民生活本身的反规划意志或自主规划意志，不可避免地在村庄空间中展开拉锯。工业化的行政还原，将农民日常生活拆解为由人造部件理性拼凑而成的机械运作系统。一旦政府财政实力与行政规模不匹配,工业化还原将把农民日常生活推入自然生态系统与现代工业行政系统之间的不完全切换状态。数字化的行政还原，将农民日常生活简化为数据微粒，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颗粒度缩放。然而，农民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还原极易让生活中小概率意外事件的发生率主导乡村治理的注意力投注方向，使有待生活治理工作“现场控制”的事务量大增。在还原论思维的指导下，生活治理因将农民生活进行了表现为景观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分割、肢解与简化，而陷入治理内卷化的困境。农村生活治理困境的超越路径农村生活治理的核心不在于从外而内、自上而下地输入资源或公共服务，更不能为了使生活对接资源和公共服务而分割和肢解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本身。由于生活意志的不可还原性，能够与生活意志建立联结的生活治理必定遵循反还原的实践逻辑。（一）结构反还原：再造生活规则农民的生活规则，是农民生活秩序得以形成的基本遵循。它作为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结构，对农民生活行为进行着统摄性支配，以至于农民的生活意志也围绕着生活规则而组织起来。在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新时代，农村生活治理就不能仅仅将生活还原为碎片化的生活微粒，而是必须着眼于对农民生活规则的整体再造，使其能够与市场规则形成对抗。正是由于农民生活规则统摄了农民的社会交往、经济生产和家庭策略等方方面面，农民生活规则的脱市场化改造，就能系统纾解农民生活的负担和压力，扭转在市场规则主导下异化的农民生活秩序。（二）互动反还原：建立沟通渠道建立沟通渠道，即建立生活治理主体与生活主体之间的协商互动空间。协商互动空间的建立之所以是一种反还原机制，是因为沟通渠道联结的是整全性的农民生活系统和全局性的政策意义系统，涉及对生活意志表达的集结和综合，以及对政策意志的在地化阐发。在生活意志的集结和综合过程中，开会能够起到让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只有从农民生活意志的角度将政策执行的道理分析给村民听，才能调动起村民在生活治理中的主体性，村民也才会理解并主动支持生活治理工作的开展。开会则为村干部发挥其政策解释权和转译权以推动生活治理的在地化，留下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三）主体反还原：识别治理主体将生活治理与农民生活意志的联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关键在于识别治理主体，也就是将那些带着生活意志主动参与生活治理的村庄积极分子发掘出来。在村庄中有威望的民间精英，是可被识别的直接治理主体。一方面，他们嵌入地方性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意志之中，对农民群众有一定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村干部或者是村干部的得力助手，本身具有接应基层组织工作的积极性。他们身上具有的双重属性，使他们本人成为联结生活治理与农民生活意志的通道。此外，党员也是可被识别的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将老年人和妇女组织起来，是识别积极分子的有效手段。结论在还原论视角下，生活治理的困境来源于对不可还原的生活系统本身进行还原的理性傲慢。生活治理在推进的过程中单纯依赖行政力量而强力深入失真的农民生活，忽视了生活治理的有效性与深度社会动员的关联性，没有在农民生活世界找到生活治理事务下沉的新基础和生长点，以致生活治理事务下沉后没有获得扎实的生活根基，悬浮在农民生活意志之外，无法得到来自社会自身的主动接应。若要破解生活治理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不一致性，在实现行政有效的同时实现治理有效，生活治理就需要破除还原论的逻辑，通过与农民生活意志的联结重建而复归农民生活系统本身的真实情境。联结生活治理与生活意志的必要性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解决生活治理的扎根问题，生活治理必须找到自身落地的基础和生长点；二是解决生活治理成本过高的问题，控制其执行和落地成本；三是解决生活治理有效性的问题，充分融入农民日常生活中复杂多元的实践情境。生活治理的要义在于把握规则与人这两个反还原的核心要素，并将其作为联结生活治理和生活意志的中间结构。规则是农民生活秩序的整体架构，而人则是生活治理直接面对的生活主体。只有从规则与人的不可还原性出发，回归到与生活意志相结合的整全的生活经验本身，影响或借力农民生活需求偏好和价值认同偏好，生活治理才能真正获得社会力量的自发接应，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生成可持续的治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