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docx

明代状元：彳燧与文学昨的多重关系科举作为一项以“衡文取土”为特征的官员选拔制度，对明代士人的仕途命运和文学创作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状元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其仕途前景与文学成就尤为引人瞩目。本文拟就明代状元的仕途与文学创作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略加考论，希望借此加深对中国古代科举社会中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的认识。一、明代状元的仕途状元本是俗称，至明代始有定制。明代状元的仕途路线相对固定。状元及第后，直接进入翰林院，从修撰（从六品）起步，循序升迁，最终有望进入内阁。同其他新科进士相比，状元仕途起点较高，前程也更为远大。明代的科举制度与翰林制度紧密接轨，后者是前者的延伸。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所。据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记载：“窃惟国家置本院以来，官不必备，以待儒学之臣，必如所谓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始可以处之。故洪武、永乐、宣德间，虽待诏、孔目，不轻授人，凡居是职者，咸知自重。”翰林院中的官职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第二类是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第三类是史官，包括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翰林官员虽然官阶并不高，但职务清闲，没有六部衙门中那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且与皇帝、内阁关系密切。明史选举制称，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这主要体现为仕途的远大。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工因为有这样远大的前程，土人们对翰林趋之若鹫。明代一甲进士三人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此外，在二甲进士中，还会选拔少数年轻而才华出众者进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称为庶吉士。庶吉土学成期满，尚须经过考核，优秀者方有资格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而庶吉土始进之时，己群目为储相。”庶吉士尚且如此受到追捧，状元自不待言。洪武初年，科举尚未步入正轨，翰林官员的任用主要是通过荐举。洪武四年(1371),首科状元吴伯宗仅获授礼部员外郎之职，尚与翰林无缘。这与明太祖朱元璋重老成、轻少年的用人态度有关。明代首次开科取士的结果，在朱元璋看来并不理想，“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因而，明政府一度暂停科举，改行察举。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一甲三人俱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一年(138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均授翰林院编修(七品)，自此成为定例。明代朝野上下，对翰林极为重视。但翰林文人在夺目的光环下面，也掩藏着难言的寂寞。彭文宪公笔记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余进士选为庶吉士者，教养数年而后除，远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复除他职者。虽二甲第一人及会元，或选而不与，或预而不留者，盖重其选也。然职清务简，优游自如，世谓之玉堂仙。世之好事者因谓一甲三人为天生仙，余为半路修行仙，亦切喻也。”翰林生活看似清闲自在，被外界视为神仙，但成为翰林并不意味着修成正果，此后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词林虽号清华，然迁转最迟。”在翰林院中任职，升迁非常慢。翰林官员的升迁，名义上不经吏部钱衡，由皇帝亲擢，但必须是九年考满，或者参与纂修书籍等活动，论功行赏。因此，还是要按资格循序升迁。初进翰林院，如果没有机会参与修书等活动，至少要在史官的位置上,坐九年的冷板凳。而一旦获得升迁，便有机会接近皇帝或太子，并有望进入内阁。故当时有谚云：“翰林九年，就热去寒。”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翰林升转之速：“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离本局，确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状元刘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翰林之职固清高可喜，淹滞亦可叹。譬如金水河中鱼，化龙之期未可必有，而纲罟之患则可必无。”翰林官员受人艳羡，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职务清高，更重要的是前程远大。明代翰林院与内阁关系十分密切。供职于翰林院，是登上明代政坛顶峰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必由之途。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罢除宰相制。永乐初，成祖从翰林院官员中选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在午门之内，地处内廷，于是被称为“内阁”。“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可见，内阁在成立之初，尚未脱离翰林院，只是议事机构，并无多少实权。后来，内阁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阁臣的地位也不断提高，逐渐从翰林院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属官。正德、嘉靖以后，内阁官员“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其地位已相当于宰相。成为内阁大学士，只是状元仕途可达到的一个目标。并非所有的状元都能够如愿以偿。翰林院中人材济济，状元三年便有一位，此外还有榜眼、探花、庶吉±,个个都是人中翘楚，而内阁大学士空缺有限，要想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虽然状元的起点较他人稍高，但经过九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磨砺，状元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朝中派系斗争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也让状元的仕途充满了变数。明代89名状元中，入阁辅政者有17人，分别是：永乐状元胡广、陈循，宣德状元马愉、曹鼐，正统状元商辂、彭时，成化状元谢迁、费宏，弘治状元顾鼎臣，嘉靖状元李春芳，万历状元申时行、朱国祚、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天启状元文震孟，崇祯状元魏藻德。世人往往将入阁者视同于宰相，如明人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八状元宰相称：“国朝状元为相者十四人：吴伯宗、胡广、马愉、曹鼐、陈循、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周延儒、商辂。”其实，上述状元中，有些是不能称为宰相的。例如，首科状元吴伯宗虽然官至大学士，但当时尚无内阁，大学士地位并不尊崇，故不应被视为宰相。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十三状元入阁对明代正德之前状元入阁情况做了统计：本朝百八十年，为龙首者六十矣，而入阁者止胡文穆公广、曹文忠公鼐、陈文洲公循、商文毅公辂、彭文宪公时、谢文正公迁、费鹅湖公宏、顾味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为难矣。较宋人咏曰，“圣朝龙首四十二，身到黄扉止六人”，则又过矣。虽然，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根据郎瑛的统计，明代正德之前的60名状元中有8人入阁，宋代前期42名状元（宋朝共有118名状元，）中有6人为相。郎瑛只看到绝对数字超过了宋代,其实两者比例是差不多的，前者为13%,后者为14%,宋代还要稍高一些。不过，明中后期状元入阁比例大大提高。崇祯时期，内阁成员更替频繁，有“崇祯五十相”之说。“崇祯五十相”中，有5人是状元，分别为：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魏藻德。整个明代，状元入阁比例为19%。郎瑛指出，状元入阁“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确实，状元入阁要看机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以此作为评判状元政治、文学才能高下的标准。如康海、杨慎都才华横溢，康海受刘瑾案牵连，杨慎受“大礼议”事件拖累，两人都遭贬谪，终身不复起用。又如柯潜、吴宽均为士林所推重，是一时众望所归的入阁人选，最终却未能入阁。相反，有些状元虽然侥幸入阁，却平庸无能，甚至祸国殃民，为后人所不齿，如晚明的周延儒、魏藻德。二、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要求状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同时，明代翰林院是储备政治人材的地方，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较为有限。在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翰林”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此文收于文选，李善注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唐时始建翰林院，为儒臣文学供奉待诏之所。此后，各个朝代皆沿袭之，而文化功能始终是翰林院的基本属性之一。明代，翰林院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明代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论思献纳，综理人文；二是作为储才之所。两者皆与文学相关。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授予翰林学士陶安的诰词云：“开翰林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用是擢居宥密，俾职论思。兹特赐以宠章，用贻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至治。”所谓“论思”、“献纳”，即充当皇帝顾问之意。而“综理人文”，包括掌制诰、掌修书史、典试事、掌教习庶吉士等。翰林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能胜任这些工作。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对翰林文人文学才能的要求，主要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翰林文人传统的文学弄臣的身份只字未提。翰林文人身上传统的文学侍从、文学弄臣的色彩相对淡化了。明初，为适应开国气象，润色鸿业，应制诗文之风甚盛。但明初鲜有以诗文干进者，相反，以诗文得罪者倒是屡见不鲜。永乐年间亦是如此。永乐朝的首位状元曾架，才华横溢，甚得成祖宠幸。但是，曾梁的仕途一直是按部就班，并未因在文学方面受到宠幸而被破格任用。他在翰林供职28年，仅官至侍讲学士兼少詹事(正四品)。据叶盛水东日记卷六记载：“尝闻曾状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后得侍讲学士。太宗一日顾近臣曰：曾架已与学士矣。意犹谓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砺人才如此。”曾桀临终之际，醉后题诗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诗中含有自我宽慰之意，既表现出几分洒脱，亦透出一丝无奈。永乐年间，内阁设立之后，翰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之所的功能也日益凸显。翰林官员在翰林院中储才养望，主要以德行、学问为主，文学还在其次。状元刘俨曾经指出：“士莫先于涵养，涵养久则德性坚定，知虑精纯，言行操履，正大笃实，出而居大位，任大事，岂惟不动心哉，且有所执而不失也。今之涵养,于官莫如翰林，所闻者圣贤之言，所习者圣贤之行，于凡钱谷簿书之事，机械变诈之巧，一无所动于中，而其养纯矣。故前后自翰林出者，率非寻常可及。”黄佐翰林记认为，刘俨之说符合明初建设翰林院的本意。“官无定员，凡以储英俊也；职无专掌，凡以求通儒也；置之中秘，凡以广器识也；列之近侍，凡以资薰陶也。然必己德既修，而后上德可成。如徒曰文艺而己矣，则所以辅导者先无其本，而何以为任大负重之地哉？故前辈官是院者，上体朝廷造就储用之意，以涵养德器变化气质为先。苟以交结趋走为圆机，视圣贤学术为长物，而事业不能少自见，则虽谓之冗员可也。”清人徐乾学撰翰林院题名碑记亦云：“夫翰林为朝廷文学侍从之臣，居禁近，掌制诰，公辅之望由此其选，非可以雕虫篆刻之才当之也。”以上是就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馆阁文人集会倡和之风逐渐盛行。与明初不同，这一时期馆阁文人的集会倡和不是为了润色鸿业，而是以文字作为一种社交手段，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却可以结成紧密的政治圈子，为以后的仕途发展铺平道路。在这类集会倡和中，以李东阳为首的文人社团尤为引人注目。明代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为彭教，李东阳是二甲第一名，被选中庶吉±,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是年，彭教27岁，李东阳年仅18岁。他们与其他几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同年进士结成“翰林同年会”，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李东阳自幼习文，4岁时便受到皇帝接见，以神童闻名天下，成为同年集会的中心人物。彭教文学才能不及李东阳。16年后，彭教英年早逝，只升过一级，官不过六品，是明代状元中升迁最慢的一个。李东阳则飞黄腾达，官至首辅，并成为成化、弘治时期馆阁文人的领袖。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吴宽、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状元钱福等，都曾是李东阳的座上客。茶陵派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类聚会只是“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但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J康浒西即康海，乃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他因为文学见解与李东阳不一致，而无法融入馆阁文人的圈子，在受刘瑾案牵连被免官后，终生不复起用。应制诗文的兴衰，既与政治环境有关，也与皇帝本人的喜好有关。明初国势强盛，太祖、成祖皆有雄才大略，馆阁文人多歌功颂德之作。翻开明初状元的别集，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应制诗文。这种现象，到了明代中后期便较为少见To不过，嘉靖朝是一个例外。嘉靖皇帝喜好诗文，并崇信道教，阁臣多以“青词”等诗文邀宠，其中亦不乏状元的身影。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弘(宏)、杨一清更定。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而张理等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弘，消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费宏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状元，也是明代最年轻的状元，20岁便中状元，44岁便入阁，被称为“黑头宰相”(谓其年轻)。在“大礼议”中，费宏虽然是'护礼派”，但态度并不激烈，因而得到了世宗的好感。闲暇时，世宗经常与费宏一起讨论诗文，并多次御制诗文，命费宏和进，世宗复赐以批答。费宏编有宸章集录一卷，所收即嘉靖五年世宗御赐费宏等诗文，及费宏等依韵唱和之作。张理、桂萼等在大礼议中是“议礼派”,坚定地站在世宗一面，虽然他们对费宏极力攻击，世宗却始终对费宏恩礼不衰。“大礼议”对明代土风是一次沉重打击，此后，朝廷多用软熟之人为相。世宗在位四十五年，后期崇信道教，于是出现了所谓“青词宰相”，即依靠撰写“青词”博得世宗青睐，而平步青云，登上相位者。青词，亦称“绿章”，指道教在举行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因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辅臣中，即有9人是以撰青词起家。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状元顾鼎臣、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状元李春芳等俱属此列。明代以青词媚主，始自顾鼎臣，明史卷一百九十三云，“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万历之后，馆阁文学日益没落，党争愈演愈烈，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渐趋微弱了。三、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远大的政治前程，政治风云的变幻，都会对状元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词林典故卷五艺文云：“在昔儒流，遭逢明盛，供奉清班，著作专家，汗牛充栋，故从来记翰林者不载艺文，非不载也，不胜载也。”翰林院为状元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状元在馆阁任职期间，除了应对日常公务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翰林院内有文渊阁，为国家藏书之所。正统之前，文渊阁面向所有翰林官员(包括庶吉士)开放。翰林官员们每日退朝之后，便入文渊阁中翻检自己未曾读过的书。“盖馆阁无政事，以讨论考校为业，故得纵观中秘。”所谓“中秘”，即国家藏书。景泰年间，文渊阁划归内阁管辖，由于编修周洪谟等人随便出入文渊阁，引起内阁不满，便将文渊阁上了锁，禁止随便出入，读中秘书始稍有不便。状元自进入翰林院之后，不再受举业束缚，可以博览群书，这对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大有裨益。天顺年间，状元柯潜在任翰林学士之时，负责教习庶吉士，教学内容以古文词为主，以帮助新科进士们摆脱举业的束缚，转化气质。词林典故提到了当时教习庶吉土所用教材：“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其教庶吉±,文用文章正宗，诗用唐诗正声。”可见，古文、诗歌是庶吉土学习的主要内容。正德年间，状元杨慎在翰林院期间博览群书，成为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这也为他卓然自立于正、嘉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翰林院作为国家的高级文化机构，其文风也体现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状元在翰林院任职期间，虽然摆脱了举业的束缚，有了更多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但其文风依然会受国家文化政策的引导，以牺牲创作个性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体现官方意志的文化样本。明代状元拥有远大的政治前程。他们虽然也留心于文事，但一般不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毕生追求，其诗文创作往往用于怡情养性，或者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对状元的文学成就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馆阁为人文荟萃之地，馆阁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也很多。明初，这类倡和活动的主题依然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统以后，馆阁文人集会倡和的政治色彩渐淡，社交意味渐浓。在这类馆阁文人的倡和活动中，状元往往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馆阁文人有大量的文字应酬。状元身份特殊，文字应酬更多。成、弘时期，文坛领袖李东阳视此类应酬为馆阁之“盛事”：“惟馆阁以道德文字为事。”“情交而义达，喜有庆，行有饯，周旋乎礼乐，而发越乎文章，倡和联属，亶亶而不厌，此词林之盛事也。”在翰林官员中，凡有奉使给假、侍亲养疾、致事迁官、贺寿、之任南京等情形者，馆阁中必推与事主交情最好的一人为序，其余皆赋诗赠之，谓之“例赠”。这些文字，往往更加侧重于交际功能和实用价值，对于文学自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关注较少。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某些状元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其创作便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完全不同的面貌。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状元谢迁，正德时便己官至大学士,因与权阉刘瑾不和，辞官归里，流连于山水之间，过了一段怡情养性的隐居生活。至嘉靖六年(1527),谢迁被重新召用，不久辞归。谢迁著有归田稿，其诗文带有较多的山林之气。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康海曾经是“前七子”之一，年轻时大力提倡秦汉之文，志在扭转庸弱的台阁文风。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垮台后，康海也无辜地受到牵连，被迫远离政治，改革馆阁文风的愿望遂成为泡影。康海归田后，投身于散曲和杂剧创作，不复过问政治。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杨慎身为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又是李东阳的门生，本来很有可能成长为新一代馆阁领袖。然而，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坚定地站在护礼派一方，得罪了皇帝，被发配到云南，此后诗酒自放。综上所述，仕途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活动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明代状元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其创作心态往往受到仕途左右，进而影响其文体和文风的取向。四、结语从以上对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的考察，可以看出，明代科举考试虽然罢除诗赋，但翰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虽然新科进士中有幸成为翰林者极少，但翰林制度对整个士人阶层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其影响能够幅射到整个社会。状元作为明代进士阶层的代表，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但其文学素养往往作为提升从政能力的手段，未必完全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只有在仕途绝望的情况下，状元才会将全部精力投放到文学创作中，显示出其过人的才华，康海、杨慎均是如此。不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状元，还是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决定其文学成就高下的不仅是才华，还与创作心态有关。因此，对古代科举社会的文学生态和文人心态，我们应抱着了解与同情的态度，仔细加以辨析，充分认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注释：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2页。同上。同上。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七九，台湾'中央研窕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43、1444页。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丛书集成初编北轩笔记（及其他一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词臣迁官，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翰林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词林翰林升转之速，第259页。参见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