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如何发展金融事业.docx

中央苏区如何发展金融事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新生红色政权为打破困局，采取“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的方针，在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应运而生，为中央苏区打破封锁、壮大发展解决了“天大问题”。成立国家银行，创建金融机构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便着手筹建国家银行，以解决金融市场混乱、商品流通不畅等制约苏区经济发展的“拦路虎”问题。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后，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村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行长。这是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不仅承担起了统一货币、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还肩负着税收征缴、财政收支的特殊使命。国家银行的创立，打破了过去主要由外商银行、钱庄银号、官僚资本银行等金融势力组成的旧式金融体系。随着反“围剿”战争和各项建设的发展，苏区金融组织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中心，江西分行和福建分行为主干，瑞金直属中心支行和各苏区县支行为骨干，信用合作社为基点的新金融格局，为临时中央政府全面开展各项金融活动奠定了基础。发行国家货币，建立货币制度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初期，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杂乱无章。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纸质“苏维埃国币”，并集中开展了收缴劣币、禁用杂币、打击假币活动，由新币替代旧币，苏区金融市场焕然一新。为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临时中央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一是建立银元本位制。临时中央政府规定苏区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币券，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并要求银行做到随兑随换，有效地保证了国币的流动性。二是建立物资本位制。为化解国币贬值风险，临时中央政府支持国家银行把打土豪和战斗中缴获的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运回苏区，公开销售，规定只收国币不收现洋，做到无国币不交易，大大提高了国币的使用率。三是建立准备金制度。1932年5月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二四是建立现金管理制度。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对地主、豪绅及资本家私运现金出口的行为进行了严厉限制，杜绝银元等“硬通货”流出苏区，防范伪币等流入苏区套现，极大纾解了苏区的现金压力。这些方针举措确保了苏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促进了国币的扩张性流通，为稳定红色金融秩序、保障物畅其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金融业务，服务中心工作国家银行成立后，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展开。1934年3月，国家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业务，鼓励苏区军民将闲钱入库。随着存款规模的扩大，贷款业务也随之发展。为使贷款活动有章可循，国家银行还制定和颁布了相关法规制度，根据先农后商、外贸跟进的原则，向合作社、农业、手工业等提供低息贷款或零利率借贷，重点扶持受经济封锁影响较大的行业、短缺商品生产和苏区优势产业，有力推动了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此外，国家银行还受临时中央政府委托，负责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和代理国库出纳业务。中央苏区于1932年至1933年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共480万元，为反破坏、反封锁、反“围剿”提供了及时助力。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市场秩序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借贷暂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此后，苏区的不法当铺、钱庄相继闲歇关闭，高利贷活动也“偃旗息鼓二这一举措为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扫除了障碍，为红色政权赢得了声誉。中央苏区货币流通时期，始终伴随着“围剿”和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视中央苏区为“眼中钉”“肉中刺”，怂恿反革命敌特分子伪造苏维埃银毫和国币，唆使反动商人拒收苏维埃国币和故意压低国币价格，企图制造苏区金融恐慌，妄图瓦解新生红色政权。对此，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严厉的镇压。一方面是及时出台相关条例。1932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具会发布关于维护国家银行货币信用的第17号命令，规定不得阻碍通行或抑低价格以破坏国币信用，对破坏国币信用者,将“从重处罚”。1934年4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更是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明确了对制造、输入假货币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及破坏行为。另一方面是积极采取防范措施。1932年春，在中央苏区流通市场发现伪造苏维埃银毫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指示中央造币厂发出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方法，以杜绝假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同时，临时中央政府加强对印币厂、金库等金融场所的军事管制，组建“护金队”，堵塞监管漏洞，不留可乘之机，有效地维护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安全和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