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分析.docx

客观可行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是强化社会责任投融资的必要保障。上市公司可以说是一国企业的标杆，由于信息透明的要求，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具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因此，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并指出“每股社会贡献值”是在记录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支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最终计算形成的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从定义上可以看出每股社会贡献值综合考虑了企业对社会各方利益群体的贡献，设定每股社会贡献指标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过十多年的尝试与发展，上市公司已基本形成了社会责任投融资的基本理念。但从目前来看，上市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的披露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行业，如涉及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规避披露环境污染、产品安全等方面的敏感信息。金融行业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核心，对整个国家的资源调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应该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尤其是市场瞩目的金融类上市公司，其公司规模、资金体量和主导地位无疑在市场上最具带动和引领作用。但从多年信息披露的实践来观察，金融类上市公司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指标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无论从时间、区域还是行业维度来看，都存在明显的不完善、不均衡、不标准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研究分析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式，对于带动整个金融行业乃至经济各行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献综述中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多维而丰富。由于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每股社会贡献值分别阐述。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集中于履行社会责任对公司市值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RaO&Hamilton。996)和FrOOtman(1997)的研究表明，企业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或不能很好地保护利益相关者，会显著影响公司的市值。Preston&OBannon(1997)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美国67个上市公司19821992年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水平和财务绩效二者之间关联密切。W.GarySimpson&TheodorKohers(2002)对美国的银行在19931994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对社会责任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披露履责信息的状况和规律、履责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原因、履责和绩效的关系等。裘丽娅、徐植(2006)认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披露成本高。李正(2006)运用OLS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司规模、财务状况及行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与财务状况负相关，与污染程度负相关(行业相关)。郭红玲(2006)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从市场补偿的可能性。肖翔等(2013)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对降低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企业可以通过制定社会责任战略来降低融资约束，实现价值增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研究集中于我国的业界和学术界。内容包括我国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的提出、指标的设定、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每股社会贡献值和公司市值的关系论证等方面。徐鸿、朱秀霞(2010)指出设定每股社会贡献值，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传统的财务评价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同时指出该指标在计算内容和方法界定上的缺陷并对社会成本的确定提出了相关建议。田翠香等(2010)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中，存在诸如信息不透明、指标构成不规范、取值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潘妙丽(2011)运用了回归分析法，对上证A股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能够促使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应更多关注企业经营过程产生的社会成本如环境污染等。孙璐等(2012)研究了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及评价问题，主要对多行业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内容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社会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大部分上市公司缺乏每股社会贡献值计算指标，从公司、行业、政府和社会层面提出了优化披露内容和披露质量的建议。洪震、金莉(2014)分析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现状和问题，提出将每股社会贡献值纳入金融创新的考量，倡导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在资源配置中应该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倾斜。对比分析研究文献，发现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很多，然而对金融类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披露的相关研究少之又少。在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在上市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应该成为上市公司履责的标杆，进而引导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本文从时间、空间和行业三个维度来分析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对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情况，提出问题和建议，以期丰富和完善我国对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金融类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状况分析本文分析20082018年十年的数据，其中剔除一些数据本身不完整和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8年12月，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共有105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金融企业共有66家，其中货币金融业24家，资本市场服务业33家，保险业7家以及其他金融业4家，其中陕国投A(000563)和安信信托(600816)两家金融企业不仅涉及了资本市场服务业，还涉足了其他金融业，分析时按照业务性质同时归入不同的金融行业。本文主要基于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25家上市金融企业来进行分析。(一)时间维度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图1为20082018年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数据统计。2007年发布企业责任报告的公司只有2家，2009年增长到8家，20092016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数量呈现指数型增长的态势，在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公司从2增长到19家，其中披露该项量化指标的企业占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从3.33%增长至21.11%。快速增长态势的出现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对社会责任量化分析逐渐重视，将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纳入企业的发展中，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平衡发展。图1:20072018年上市金融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情况AK上市金融企业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数量L每股社会贡献值被究数里但在20172018年，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企业从2016年的19家降到2017年的5家和2018年的6家；披露该项指标的企业在A股上市金融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降到2017年的5.26%和2018年的5.71%,呈现一种“过山车”现象。（二）区域维度的金融类上市公司披露情况本文主要以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区域划分。主要包括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安徽）77家，经济欠发达地区（黑龙江、吉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21家和不发达地区（云南、广西、贵州、新疆）7家，共105家上市金融企业。观察图2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有22家企业，占A股上市金融企业总数的20.95%。其中北京地区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企业分别是，民生银行、北京银行、东兴证券、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共8家；上海地区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企业有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东方证券和安信信托共5家；广东省共有5家上市金融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且仅有两家企业连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分别是招商银行和中信证券。在欠发达地区，山西省和重庆市分别有1家上市金融企业在报告中披露该项指标，分别是山西证券和西南证券，仅占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的1.9%。在不发达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在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仅有1家上市金融企业国海证券，仅占A股上市金融企业总数的0.95%。通过披露比例看出，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图2:各地区金融类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情况A股上市金融企业数M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数量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数量()行业维度的上市金融公司披露情况图3是按行业分类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情况。陕国投A和安信信托两家上市公司都涉及了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分析时按照业务范围进行分类。观察发现，图3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主要以货币金融业银行业和资本市场服务业证券业为主，对该项指标进行披露的上市金融企业数量远大于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的披露数量，在其他金融业和保险业中仅有个别上市金融企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进行披露。以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披露该项指标的公司为例，货币金融类的主要有国有四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和交通银行；资本市场服务类的有中信证券、东兴证券和东方证券；其他金融类的有安信信托。从行业维度的披露情况来看，四个行业虽同属于金融行业，但对该项指标进行披露的公司在整个金融行业内分布是及其不均匀的。(四)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描述性分析通过图4看出，货币金融业的上市公司和保险业的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平均水平在整体上高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并且高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鉴于保险业的上市公司仅在2008年披露了该项指标，因此进行单独分析，该行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平均值即2008年所披露的数值为5.416元。图4：行业维度下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总体平均水平单位：元表1选取2009-2018年货币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三个行业中金融类上市公司所公布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为：1.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平均值从2010年到2018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从2017年到2018年，平均值从5.54元涨到了9.73元,增幅超过75%。相反，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平均值变动相对平稳，在I元至3元之间波动。总体上看，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平均水平远高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根据计算标准，平均值越高，则对行业的贡献值就越大。2.与平均值表现类似，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标准差整体上高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上市公司。这说明虽同属金融领域，但业务范围不同，行业之间的标准差表现也不同。标准差越大，表明各个上市公司披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在整个金融行业的整体差异越大。从2009年至2018年，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标准差波动幅度大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波动幅度，披露出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不同行业每股社会贡献值均值的差异和标准差在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差距，凸显了每股社会贡献值在行业内纵向和行业间横向分布的不均衡。20090.701212.2020104.436.171.1821571390353.5220113.762571.379.801.600.720772.0920124.7$3.121.5812.060.790320/31Q20.690.692013492.841.679.73I330.49OM1.780.90960.9820145BS3.462.0211372.040.921.163.133JO3K033.032015S993.942.0412.49BSO1.621.725.641.421421.4220165.193.051.9810.121.991.13OM3.401351.680.172.5420175.545.0129.02.052280443.661241241.2420189.7319.0210.441.611.24064335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不均衡的原因分析A股上市金融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的不均衡，一方面体现为披露该数据的公司在时间、空间和行业分布上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体现为披露数据高低在行业分布上的不均衡。不均衡的原因将从以下四个角度展开分析。其中时间、区域和行业的原因分析针对第一种不均衡；数据高低原因分析针对第二种不均衡。（一）时间维度的原因分析1.整体上，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上市金融企业占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建立健全规范和强制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政策，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该项量化指标处于自愿和开放的状态，这导致了部分企业因为计量和审计成本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意进行披露。2.20072016年，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金融企业在整个A股上市金融企业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上交所等相关部门提出一些激励型措施，积极引导金融类上市公司披露该项指标。如，上交所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公司，给予公司纳入上证公司治理指数的优先权，或为企业提供简化审核程序等相关政策。3.20172018年，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金融企业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严格的监管环境增加了上市金融公司开展普惠金融等公益援助项目的成本，从而降低了金融企业该项指标的披露值，导致各金融企业披露积极性降低。另外，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披露相关信息时，大多选择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发布企业责任报告书并对外公布，国家有关部门没有为其提供一个标准化、集中化的平台强制其进行披露，这无疑增加了金融企业进行披露的自主选择性，有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便干脆选择不披露。（二）区域维度的原因分析北上广等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比例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可能的解释为，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上市公司在资金、技术、人才和组织管理方面都具有优势，在金融行业内属于导向者和排头兵。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与其他地区相比，更需向社会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来满足社会各界对金融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需求。另外，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类上市公司发展得更好，更具有现代金融企业的素质，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信息披露更加主动和透明，因此在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的意识相对较强。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一方面，上市金融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能够做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披露相关信息的金融企业如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程度远不及发达地区。（三）行业维度的原因分析货币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服务业中上市金融公司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数量远高于其他金融业和保险业上市公司。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上,货币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服务业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理所当然的是现代金融市场新规则和新要求的尝试者和践行者。上交所在提出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时，浦发银行作为货币金融业的典型代表，在2008年就开始了该项量化指标的披露，在行业内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资本市场开放也促进了上市资本市场服务公司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上市公司逐渐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与披露是促使上市金融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是货币金融业，其金融市场的基础地位、核心作用、绝对体量优势及相对成熟度和相对低风险的特征，使得该行业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上市公司数量大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四）披露值高低差异大的原因分析一方面，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平均水平高于其他两个行业，平均值越高，说明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对社会的贡献程度越高。首先，这主要得益于银行业的发展较为充分，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货币金融业的资产总额、营收总额和纳税总额远高于资本市场服务业，纳税总额在金融行业的占比高达74%,而资本市场服务业的比重仅为15%,不及货币金融业的一半。其次，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中的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国有银行的资本体量和国有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是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另外，普惠金融项目自实施以来，一直是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布局的重点所在，而且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在普惠金融的考核权重也是大于资本市场服务业的，而普惠金融的相关指标及进展情况，正是货币金融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业的标准差和标准差的变动幅度也大于资本市场服务业和其他金融业上市公司，行业之间的差异和行业内部的差异比较明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相关指标统计的不确定性也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结果产生影响，尤其是“社会成本”的统计数据混淆不清，甚至有的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缺失。因此在“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内容的详细程度和标准程度上，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在进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时，不同上市金融行业的公司指标选取不一致、内容界定不够明确，大多数上市金融公司仅公布该项指标的计算结果，没有发布计算的基础数据，导致对每股社会贡献值进行量化时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不能进行准确地评估，这也是导致不同企业的价值评估差异大的一个原因。完善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和建议（一）培养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自愿履行意识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金融类上市公司应树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将责任观念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发展中，将披露的贡献值指标作为企业向社会各界展示其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窗口，而不是迫于监管压力而采取的行为。另外，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来量化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市金融公司应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更多更好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对其他地区的上市金融企业形成积极引导作用，进一步推进金融企业培养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二）加快推进信息披露自愿指引向强制性披露转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上海证券交易所应该推动上市公司披露每股贡献值由自愿向强制转变，以进一步提高整体披露水平。其次，向强制性转变，还需相关监管部门统一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渠道，建立统一的披露平台，改善信息随意披露的现状,激发金融类上市公司对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的积极性。最后，相关部门应采取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来帮助金融类上市公司降低因披露该项指标而增加的成本，比如企业披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等相关信息由政府相关机构或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分出等级优劣。或者，在证券市场指引中增加一些条款来激励企业进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如税收减免政策。（三）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口径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银保监会和上市公司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应明确上市金融企业披露该项指标的每个构成要素，进一步明确该指标的披露要求和计量依据，统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口径，避免企业对每股社会贡献值计算口径差异的情况，以增强社会责任信息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另外，可以向社会责任披露较为完善、每股社会贡献值较早披露且规范披露的国家进行学习借鉴，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切实可行的相关准则，尽快提供与该指标框架相符合的计算标准和披露要求，以统一的、更具可比性的披露要求和标准来推动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水平的提高。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现状与建议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和篇幅逐年增加，但披露形式尚未形成统一规范。金融业披露程度领先其他行业，国有控股发布数量和发布率优于民营控股，主板和科创板发布率较高，目前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强制要求披露ESG信息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提升披露质量方面存在一系列挑战：环境（E）维度节能减排的一般描述性披露较多，实质性成效的量化披露较少；社会（三）维度关注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等核心利益相关者，忽视对社区和公众等责任履行的披露；治理（G）维度组织架构与运行有所提升，ESG人才及激励约束机制仍存在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对标ISSB等国际标准，出台强制性ESG报告披露要求及披露标准；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制定上市公司分行业ESG信息披露指南；推动上市公司完善ESG体系，加强绿色激励与约束机制；发挥国有企业ESG实践的“溢出效应”，完善基于自愿合规的绿色治理机制；升级ESG评价体系，解决上市公司ESG评级被低估问题；形成ESG价值共创机制，助力中特估体系建设。一、前言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重大需求下，企业构筑实现绿色转型和升级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方案，成为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作为统筹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的可持续发展取向，ESG理念与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一致。ESG不仅提倡“自然绿”，也强调“社会绿”，是“自然绿+社会绿”统一而形成的公司治理，即绿色治理。自然被作为平等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顶层设计，企业责任由单一的经济责任转变为在ESG框架之下兼容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公司治理也由传统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模式演化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K然而，当前A股上市公司面临ESG评级被低估的挑战，绿色治理行为的价值回馈效应远未实现，成本和收益不匹配使企业缺乏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采取绿色行动，出现“漂绿”等问题。在环境和社会要素加入的背景下，如何重置治理结构、机制、评价体系等问题，实现从“表面绿色”到“实质绿色”的有效过渡至关重要。目前，ESG信息披露标准发展迅速且日趋严格，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国际社会与各国家地区发展出披露原则和披露要求有所差异的多项ESG标准，显示出可持续价值理念的多元化。然而，在披露主体可自主选择参考准则的情况下，ESG标准的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持续信息的可比性与一致性。为建立全球范围内通用的可持续报告标准，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标准制定组织积极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主要ESG标准之间的整合。ISSB于2023年6月发布的新标准引起改变ESG信息披露标准国际格局的广泛影响，标志着全球可持续披露迈入新纪元。在此背景下，强制要求A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的时机已经成熟，为进一步明确ESG信息披露现状以及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本报告以绿色治理准则为框架23,应用ESG升级版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当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该评价指标体系以治理思维为统领，从ESG架构、ESG机制、ESG效能和ESG责任四个维度设置12个治理要素和36个子要素。通过分析发现，尽管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数量和丰富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但整体披露比例仍有待提升，具体披露内容和程度也有待改善。如环境方面缺乏对节能减排实质性成效的量化披露，社会方面仅聚焦员工、供应商、客户等核心相关者的责任履行，以及治理层面的ESG人才配置不足及激励约束机制薄弱等。我们希望通过此报告，客观地反映A股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从而为如何引导上市公司开展和完善ESG披露提供参考和建议，以实现上市公司在ESG框架下统筹披露治理、社会和环境信息。二、ESG信息披露标准发展趋势自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愈发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议题，ESG披露准则制定进入提速期。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和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等的持续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框架。这些框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于不同框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披露的信息可比性较差。个别企业甚至同时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框架编制报告，既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又造成了使用者的困扰。因此，构建统一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披露框架的呼声日益强烈。为解决ESG信息披露标准各异的问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于202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o该理事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并列，在设立之初便以制定一套高质量的可持续披露全球准则为使命。2023年6月，ISSB正式发布了其首批准则IFRSS1：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IFRSS2：气候相关披露。其中IFRSSI的目标是为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一-整套可持续相关风险和机遇信息的披露4,IFRSS2的目标是要求主体披露其关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信息5o该批准则以企业价值导向、关注财务重要性为定位，借鉴TCFD的框架及指南，以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标准和目标为四大核心要素，从SASB的77个特定行业标准中衍生出与气候相关的特定行业指标，进一步整合了TCFD、SASB等现有内容。它们的发布为企业、政府、投资者等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可持续相关披露标准的全球基准，是可持续披露准则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ESG作为上市公司向利益相关者披露“第四张报表”的意义进一步明确。与此同时，各国家或地区都关注到了ISSB准则，也在推动ESG信息披露向标准化方向迈进持续发力。欧盟于7月31日正式通过了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美国证监会(SEC)预计今年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信息。英国成立了可持续披露技术咨询委员会(TAC),该委员会用于评估和采纳ISSB准则，提供关于IFRS可持续披露准则在英国的使用建议和修订意见。日本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SSBJ)则表示，将在ISSB准则基础上修订本国的可持续披露标准6。在此背景下，我国也致力于推动形成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标准框架，强制要求A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不断加强。2022年1月，沪深交易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新增了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范围的要求；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提出将上市公司的ESG信息纳入与投资者的沟通内容；2022年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3年前争取实现ESG专项报告披露的全覆盖。另一方面，我国与国际披露标准接轨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广泛应用现有的国际标准，比如GRI标准、SASB标准等。根据金蜜蜂社会责任报告(2022)显示，2022年，将GRl标准作为编制依据的报告占比已达到34.17%,12年间已累计增长超过18个百分点7。自ISSB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ISSB标准的制定，于今年6月成立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除国际标准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ESG信息披露时参照较多的标准还包括：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GBT36001-2015)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4.0)、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GSRI-CHINA2.0)、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2023年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2023年8月修订)等，但这些标准多侧重于社会责任、环保等方面,信息披露主体范围较小，尚未形成适合中国情景、完整的ESG信息披露标准框架体系。三、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数量与丰富性1、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和篇幅增加，但披露标准不统一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形式包括：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书等，下文统一以“社会责任报告”来统称各报告。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样本，截止到2023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2022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共有1738家（剔除2022年新上市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4.38%,比2021年增加了4.96%（见图1）。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率已超过三分之一，总体呈缓慢稳定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图1我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60005000400030002000100035%4643343S%4134. 土.Irrniik20172018201920212022Aa上市公司急效B3W七一任笊合的上市公司效量玄在七令父任笈合公司蚊犬占所力A役上市公塞出男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形式较为多样，但并未形成统一规范。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1738家上市公司中，有116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CSR报告，大部分上市公司仍以CSR报告的形式进行发布。61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ESG报告,与2021年的178家相比，增加了434家，可见ESG理念已逐渐深入，预计未来仍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以ESG报告的形式发布。有7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在披露报告的公司中，有2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多种形式的报告，其中21家同时披露两种形式的报告，如同时发布CSR报告和环境报告书、CSR报告和ESG报告、CSR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还有一家公司同时披露了CSRESG和环境报告书三种形式的报告。110家上市公司直接将两种报告合二为一，如报告名称为“社会责任报告暨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社会责任（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等，内容以ESG框架为主，其中以“社会责任报告暨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命名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有94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篇幅逐年增加，但差异仍较明显。不考虑社会责任报告正文字体、行距、图片等微小差异，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平均页数超过53页，相比去年的44页，增加了9页，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2）。但各个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的篇幅之间差异较大，页数最少的社会责任报告仅有2页，页数最多的则有264页。此外，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部分的平均页数为7页，其中有35家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没有涉及到环境部分，环境部分页数最多的有50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依据仍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在选择编制依据时较为分散。图2我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篇幅情况社会责任报告平均篇幅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部分的平均篇幅2、金融业披露程度最高，制造业披露水平较低从行业分布来看（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程度最高，达到91.34%；其次是采矿业，披露率为61.54%；其余一些行业的披露率保持在20%-60%;披露率最低是信息技术行业，为26.71%o占上市公司数量比重最高的制造业披露率较低，为29.94%（见图3）。图3不同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及发布率3、东部地区发布数量与发布率较高，中西部地区发布数量与发布率偏低从地区分布来看，发布报告数量较多的省份集中在东部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福建的报告发布数量居于前列。中西部地区的发布数量仍然有限，最少的西藏均仅有5家上市公司发布。而从发布率上来看，北京市、上海市的发布率分别为40.66%>43.61%,居于中上水平；广东省的发布报告数量虽然较高，但整体的发布率只有31.60%（见图4）。图4各省份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及发布率4、主板和科创板发布率较高，北交所发布率较低从市场板块分布来看，受不同板块监管制度和规则影响，四个板块中主板的发布数量和发布率均最高，发布数量达到1383,发布率达到43.74%。其次是创业板，发布数量达到222,发布率为18.02%。科创板的发布数量达到130,发布率达到26.05%。北交所的发布数量和发布率最低，发布数量为3,发布率为1.85%（见图5）。图5各板块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及发布率5、国有控股发布数量和发布率最高，民营控股发布率垫底从控股股东性质来看，发布报告的主体覆盖国有控股、民营控股、无实际控制人、外资控股、其他类型、集体控股和社会团体控股上市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印发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将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成为ESG信息披露的积极践行者，发布数量为787家，占比45.28%；民营企业713家，占比41.02%。从发布率来看，国有企业以59.17%的发布率居于高位，民营企业的发布率最低，仅为22.79%（见图6）。图6己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公司属性及发布率发布数更报告发布窸6、A股ESG指数走低，警惕ESG低估风险从MSCI发布的地区ESG指数走势来看，2022年8月4日至2023年8月4日,世界ESG指数从2445.778增长至2651.239,增长8.40%。同期亚洲地区的韩国、日本公司的一般ESG指数也分别增长了5.38%、9.99%o而中国A股上市公司ESG指数则下降了9.32%,与其他地区ESG指数差距也逐步拉大（见图7）。ESG指数走势决定了全球资本配置，也是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体现。新兴市场被纳入MSCI指数的公司初期往往ESG评级偏低，国内ESG信息披露和相关实践不足也是导致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较低的重要原因。ESG评级所用的数据需要参考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但目前，A股并未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信息披露不足会导致评级较低。图7MSCI部分国家ESG指数走势对比四、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内容与程度1、环境（E）维度：节能减排的一般描述性披露较多，实质性成效的量化披露较少环境维度（E）评价公司环保投入、能源消耗、废物排放与循环利用等情况。2022年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E）维度信息披露的特点是：节能减排的一般描述性披露较多，实质性成效的量化披露较少。数据显示，57.19%的公司对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是否合规进行定性披露，52.07%的公司对三废再利用情况进行定性披露，相比而言37.92%的公司披露三废减排量。42.98%的公司披露新能源的使用情况，而披露降低能源消耗量的公司为32.11%o此外，仅有24.40%的公司披露环保投入金额，25.78%的公司披露节约用水量，21.75%的公司披露节约用电量（见图8）。图82022年上市公司环境（E）维度信息披露表现节*同*支与2021年比较，2022年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比例有所上升，然而部分定量信息的披露程度提升仍然有限。数据显示，三废再利用情况、三废排放合规情况、可循环资源使用情况、新能源使用情况、降噪情况等定性信息披露程度较2021年均有所提升；降低能源消耗量、节约用水量、节约用电量、三废减排量、环保投入金额等定量信息披露程度也有所上升。其中，三废减排量、节约用电量、可循环资源使用情况等上升幅度相对较小（见图9）。图92021-2022上市公司环境（E）维度信息披露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