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考-——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docx

阿三考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ILoveBillandWangAnyi,sWritingSymptom作者：杨庆祥作者简介：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15年第20154期第26-32页内容提要：本文以一种考据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王安忆的小说文本和纪实文本，揭示小说我爱比尔中人物的社会学起源，认为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充满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即从抽象的观念性写作转向具体的历史性写作。但这种转型并未顺利完成，出于一种审美的惯性以及对于更“安全”的写作的追求，王安忆放弃了对社会景深更深入的探索和考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这使得王安忆的转型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我爱比尔以及相关的白茅岭纪事等作品正是这一转型期的产物。对这一“未完成”的症候学分析，也是本文的要点。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5年07期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叙中国故事一一新世纪小说叙事研究”（批准号：13XNJO39）成果一、本事我爱比尔开篇有一段自然风景的描写：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出现一棵柏树。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没有人影。天是辽阔的，有一些云彩。这是通过坐在大客车上的阿三之眼所看到的风景,这风景虽然是动的，却又似乎是一幅静止的油画，它与主人公阿三的专业似乎相关一阿三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是上海滩20世纪80年代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这一由柏树、茶田和空旷的丘陵构成的风景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阿三在劳改农场深夜难眠之时：”那远处的山黛，看多了，便觉出一股寂寞，茶林也是寂寞的，柏树是寂寞之首。”一段是阿三逃离农场之时："模糊中，她看见一片广袤的丘陵地带，晶立着柏树的隐约的身影。"这几处景物描写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与人物的身份和情绪如何之切合，而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且可印证的"事发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或许可以解开我爱比尔写作发生学上的一些小秘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有其理由的，如果我们碰巧阅读过王安忆1989年底在上海白茅岭监狱的采访手记白茅岭纪事，就会发现我爱比尔中的几处景物描写与白茅岭纪事中的景物描写几乎一模一样。白茅岭纪事开头是这么描写的：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在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阿三坐在客车上要去的地方，其实就是白茅岭女子监狱。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部作品涉及女性的性犯罪问题，一是米尼，二是我爱比尔。根据王安忆在白茅岭纪事中的叙述，我们知道米尼的原型与故事完全取材于在这一女子监狱的采访所得，但很显然，女子监狱的所见所闻比米尼丰富得多，也就是说，米尼的创作完成还远远没有穷尽女子监狱的采访经验，实际上米尼的故事只是女子监狱中一个有混血基因的女子（其母亲是缅甸人）的故事翻版。类似的采访对象,在白茅岭纪事中至少提到了七八个。我注意到在这些采访对象中有一个有些神秘的色彩，她是白茅岭纪事中第一个出场的劳教犯。”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很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是.""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做精神病鉴定。”这种描绘很容易让人想到接受了良好教育且有艺术气质的阿三，有意思的巧合是，阿三的英语是说得非常好的。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女劳教犯似乎被王安忆念念不忘，因为在篇幅不长的白茅岭纪事中她被数次提到：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留卜健全的。早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锂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王安忆为什么对这个女劳教犯人念念不忘？也许原因在于，她虽然不是唯一的气质上佳者，但却是唯一的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面对采访的人。从采访一开始，她就用一种非常柔婉的形式回避王安忆的提问，一直到采访结束，所能了解到的她的信息也就是档案卡里面记载的："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如果推算一下小说中阿三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和这个女劳教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提供或者讲述任何（完整）故事的她者。王安忆在她身上实际遭遇到了一种失败，在采访的开始，王安忆其实是有不一般的动机的，那就是："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但是很显然，她不仅没有洞穿她，更没有制服她。在采访手记中，王安忆一再提到米尼的故事，似乎米尼是她在这个采访中的一个异常成功的“斩获"。但我在这种反复强调中看到了某种不安，因为正如前面所言，米尼并不能穷尽，或者说也不能克服她面对那个文雅而沉默的疑似精神病的女劳教犯所遭遇到的"创伤"，这可能构成了一种记忆，而当她在我爱比尔的开篇就那么自然地写到了白茅岭女子监狱的风景之时，她其实又回到了那种记忆和失败之中，她遭遇到了某种写作学上的创伤，而阿三，不管她的原型是否来自那个不说话的"采访对象"，但是在其潜意识中，她似乎就是那个女劳教犯的某种化身，她现在开始开口说出其故事。对于王安忆来说，这个故事是一种填充，其对象是在白茅岭采访中所遭遇到的那些沉默的空白；这个故事也是一种克服，克服因为那种“没有故事"可供言说和书写的恐惧；同时，这个故事还是一种洞开，至少在创作妙妙、米尼、我爱比尔这些作品的时刻，王安忆试图展示一种更社会化的视域，即使她做的并不是那么如其所愿。二、故事阿三的故事是从1985年开始的。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二年级。她们赶上了好时候，什么都能亲闻目睹，甚至还可以能试一试。阿三学的是美术专业，她同几个校外的画家，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比尔就是在这个画展上出现的。随着与美国驻沪领馆文化官员、年轻的美国人比尔交往的密切，阿三的活动空间也不停地变换拓展，两人一起骑车逛街，"最后走进某个宾馆，去那咖啡座喝饮料"，一起去周庄旅游，感恩节去新开的大酒店吃自助餐，在比尔的帮助下给美国商社高级职员做家教,去美国领事馆参加大新酒会。这给人一种感觉，阿三是在比尔的引领下进入这些在80年代看起来很高端的社会空间的，这也容易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将阿三暗喻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的命运。实际上，这种后殖民的东西也是有的，阿三与比尔之间在某些特别的时候也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小说中比尔说过一句话："我是一名外交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谈恋爱。"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式的东西并非是这部小说的重点，或者说只是小说的一个噱头。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发展，当比尔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阿三以后，阿三并没有安静下来，而是继续着她在社会空间中的探险一虽然这种探睑最终将她带入了无尽的深渊。实际上，阿三已经离不开那些具体的、物质化的空间了，她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女作家的家庭派对，以青年女画家的身份参与1985年的艺术品市场，在进军国际画市失败后，她选择了在大酒店的大堂里做一名无所事事的守株待兔者：等待那些孤独而好奇的外国客人。他们或者请她喝咖啡，或者请她吃饭，甚至是一起上床。也就是说，与其说是比尔引领阿三进入了这样一种社会空间，不如说是阿三自身的欲望引导了她后来的行为。阿三是一个被自我认知和自我欲望折磨的女性，她服从于这种激情和欲望，并试图在其中寻找到一种自我认知。阿三是某种新女性的形象。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到我爱比尔的开篇采用的是回忆与现状交织的双重叙述视角，一方面是阿三正坐在去监狱的大客车上，而另外一方面是她的回忆一"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这种"现在"与"过去"交涌的方式提供了特殊的效果，阿三的故事不仅关乎80年代（那是阿三故事发生的现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叙述者的视角：阿三的故事更关乎90年代视野中的80年代。"现在"与"过去"的双重叙述凸显的是"现在"对于"过去"的认知，是王安忆在90年代的语境中如何去重组对80年代的认知和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阿三（同时也包括90年代创作的妙妙、米尼）构成了对80年代的另外一种叙述。在80年代创作的"三恋"系列中，非常有意思的是，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是一些偏僻边远的处所小城、荒山、锦绣谷，尤其是锦绣谷，一个女编辑的暗恋故事，也被刻意安排在旅行之中，由此将故事的背景从高度社会化的城市空间转移到非社会化的景观空间。与此相反的是，在90年代的妙妙、米尼、我爱比尔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是不断被扩大和社会化的，妙妙在一个小镇幻想北京的繁荣丰富，米尼则重返大都市上海，并在这种生活中堕落，而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阿三，则不仅试图占据上海的城市空间，而且试图将这种空间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在阿三的历险中，美国领事馆、高档公寓、大酒店的大堂至少是一种象征性的世界空间。这一空间的挪移勾勒的是何种图景？王安IZ在谈及妙妙时曾有言："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程光炜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种"现代化蓝本”之说,并以为：“阿三1990年代初向往的世俗生活，是上海与外国的联姻，那些外国男友与其说是她未来的丈夫，更确切地说是她走向世界的桥梁，上海的市民看东西都是这样的，看一寸走一寸，这正是上海人世俗生活观的合目的性。"无论是"现代化蓝本"还是"世俗生活的合目的性"，显然都是基于社会学的视野，试图将个人坐实到社会历史的层面。但对于小说来说，人物本身的变化显然更有意味。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三炉还是在我爱比尔中，"性"都是王安忆观照人性的重要媒介，不过随着空间的社会化挪移，性的内涵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在"三恋"中，性被拘囿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是一种内在化的、抽象的存在，这种性其实是可以完全归结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层面。它带有原始性，神秘而混沌一片。通过这种性，一种普遍的人性被建构起来，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是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而在妙妙、米尼和我爱比尔中，与前此的这种纯粹、抽象的性相比，性已经变得庞杂起来。妙妙或许开始还对性抱有天真的想法，但是她随即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她唯一的资本。而米尼和阿三，虽然也曾短暂地迷恋于性的快乐，但是很快就将这种快乐转嫁到更现实的层面。不可否认，在90年代的这些"新女性”的身上，性依然保持有原始的诱惑力，在对性的原则上，快乐（审美）原则也有其一席之地，但是，她们已经不拒绝性的另夕1面一性可以被出卖，被交易，可以被物质化这其实是性的社会化的层面。阿三显然不仅仅是白茅岭女子监狱的某个女囚犯，这些女囚犯服从于世俗的原则，毫无意志地活在短暂的肉欲和人生中。阿三是另夕I类人，她以符号化的存在活在历史和阅读之中。因此，对于阿三的考证，似乎还应该放在这另外的线索之中。我不知道王安IZ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通过阿三这个人物，她串起了一段女性人物史。张莉在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中，将我爱比尔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并置起来阅读，并由此指出：“钟雨之于共产党人、多米之于电影导演、阿三之于美国外交官比尔的故事，既是一位文艺女性狂热对爱情执著追求的故事，更是中国社会从文革获救、遭遇世界再到全球化际遇的文学隐喻。"程光炜则将笔触伸到历史的更深处，在他看来，妙妙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小镇上的娜拉"，虽然历史的语境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妙妙身上依然沉淀有"五四"时期女子的气质。如此说来，阿三是那种内涵于历史并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被召唤出来的角色。她不可能出现在现代，因为在孙舞阳和梅行素那里，进入世界的冒险依托于启蒙的话语力量；她也不可能出现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的教义已经将林道静规训I为党的乖女儿；她同样不可能出现在80年代，因为市场并未展开，对于性与身体的想象还仅仅止于概念的层面。她只有可能出现在白茅岭与大上海互为配置的时刻。我想提醒的是，很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王安匕对上海日常空间的书写，却没有注意到白茅岭作为一种补充空间在这些作品中的意义。无论是在米尼还是在我爱比尔中,白茅岭都以另夕!一种空间存在的方式提醒着上海世俗空间的虚幻性。白茅岭是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个追逐自我欲望实现的女性的头顶。它提供了一种奇怪的欲望辩证法：欲望导致与巳罪，犯罪导致惩罚，而惩罚不但不能终结犯罪，反而让分巳罪得到了道德上的宽宥，于是3巳罪一再重复，而欲望也永无止境。这种欲望的辩证法其实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想想在遥远的20年代，多少像子君一样的女性受到娜拉的感召，孤身投入茫茫世界，在"启蒙"、"革命"、"解放"等话语的漩涡中挣扎搏斗，随波逐流，最后走向的或许不过是一座只有柏树和茶林的女子监狱。在这个意义上，白茅岭其实是王安匕写作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这么具有历史的反讽性和具体性。她在这里通过社会视域的洞开而依稀撬开了历史的暗穴，她的阿三，不过是这诸多辩证法的综合体。三、余事但阿三显然不是简单的堕落女性。阿三不承认这一点。王安忆也不承认。酒店大堂就这样向阿三揭开了神秘的帷幕。在那灯光幽暗的咖啡座里，卿卿我我的异国男女，把话说出声来，都是些无聊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废话和套话阿三能够辨别出那些女孩了。要说，她和她们都是在寻求机会，可却正是她们，严重地伤害了阿三，使她深感受到打击。她从不以为她们与她是一样的人。因为这隐约的自负感，阿三在和美国男人做完爱后，面对递过来的绿色钞票，还是犹豫了一下，虽然她最后愉快地接受了这张钞票。但正是这小小的一个"犹豫"，暗示了她对自己、同时可能也是王安忆对阿三的另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什么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自始至终，王安匕都把阿三描写成一个充满了艺术气质的、有灵性的、带有小资色彩的女性。她的堕落似乎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精神性的面纱。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阿三就是那种好吃懒做、为了物质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的极其普通的女性，那这个故事还会不会如此动人？也就是说，阿三的故事可以有另外一种版本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白茅岭纪事中，绝大多数的女劳教犯都不能为自己的分巳罪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更不用说精神性形而上的理由了。在一次采访中，王安忆碰到了这样一个女劳教犯，她是这么描述的："第一个谈话者是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这是最年长的劳教之一，她曾于七七年因流氓罪判处三年劳教，这一回又因流氓罪判处三年。从她的材料中得知，她主要的淫乱活动是和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进行的。这种事情叫人恶心，却又想不明白。当她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只剩下愕然的心情了。她是干枯了的一个女人，黑黄的少肉的长脸，说话很生硬，态度也不合作，她过去的职业是小学的体育教员。这个人，这个人的职业，这个人的作为，全呈现着分离的状况，怎么也协调不起来，只觉丑陋得要命。"试想一想，如果阿三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职业、这样的行为出现在小说中，会不会是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呢？无论如何，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我对这个女劳教犯的背景、故事和心理更感兴趣，相对来说，阿三的这种"文艺女青年”式的爱情故事似乎有些轻飘了。但阿三终究还是按照王安忆的意图诞生了，王安忆不能接受女劳教犯式的故事，因为她认为这是"丑陋得要命”的。她也非常坦率地解释了这种心理意识：”这时也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着致命的偏见，那就是只能够认同优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优美，怀了一个审美的愿望来到了白茅岭。"因为只能够认同优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优美，她主动放弃了更为残酷的现实和更精彩的故事，在面对一个恶狠狠的女同性恋劳教犯时，王安忆选择了拒绝："我觉得她是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是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自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阿三是在王安匕一系列主动的拒绝和主动的选择后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拒领口选择如王安匕所言仅仅是"损失一些精彩的故事”吗？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事实是，她不仅损失了精彩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同时也损失了人性的深度。这后一点是致命的。陈思和在谈及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她以知识群体传统的精神话语营造了一个客体世界。不是回避现实世界，也不是参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重塑，以精神力量去粉碎、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并将它吸收为精神之塔的建筑原材料。换一个通俗的说法，王安忆营造的精神之塔正是借用了现实世界的原材料，这就是她反复说要用纪实的材料来写虚构故事的本来意义。"QD以纪实材料来写虚构故事，其目的却是为了营造一个“精神之塔"。我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隐喻，王安忆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因为不敢直接面对人性的黑暗，于是造一座塔，将人性的黑暗镇在塔下。我们所见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光华四射的审美之塔，那么如此一来，这停留在塔外的岂非仅仅是人性的表层呢？那么，这样一种停留在人性表层的精神世界，是否显得有些单薄和缺乏厚度呢？我们当然不能用巴黎圣母院和罪与罚来要求王安忆，前者恰好是以无比的"丑陋"展示了优美，后者也以人性的黑暗证明了人性的深度。我想说的是，在王安忆置身于白茅岭这个人性黑暗的象征之地的时候，她其实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写作上的新变，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种更具体、具有现场感和历史辩证法的人物形象已经成形，但该死的是，王安忆突然在她的"审美"原则前止步了，她没有真正去突破对单一人性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妙妙、米尼、我爱比尔竟然构成了王安匕写作史上的昙花一现，她本来由此试图洞开社会的视域，将人性的黑暗释放出来，但却依照某种惯性营造了一座"审美之塔"，将本来洞开的视域又隔离开来，她并没有完成其真正的转型。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距离的原因而未能发现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将王安忆置于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的自我创作历程中，这个问题就会被醒目地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在90年代以前，王安忆的写作是一种潮流式的写作,也就是借助共同的社会话题（比如"知青"话题）来敷衍作品，并在一种普遍性的话语（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中来建构其人物和故事，值得称道的是，王安忆以一种细腻的美学感受力超越了80年代简单的“伤痕文学”的叙述模式，为80年代的文学提供了另外一幅审美的图景。作为一个自我修养极好的作家，王安忆应该意识到了，这种潮流式的写作并不能持久，她必须开辟新的领域：无论是在现实经验的层面还是在想象审美的层面。回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中来，以及回到更具体的人，才可能会超越前此的概念化写作的桎梏。这是我爱比尔等90年代写作之所以发生和成立的背景。但遗憾的是,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王安忆因为在美学观念上的固执，使得这一可能的开始没有被很好地开掘下去，我爱比尔、米尼等写作昙花一现。在后来的长恨歌和天香中，王安忆重新回到了潮流之中，或者说,重新回到了概念之中，她以所谓的“历史书写"置换了"现实关切"，其结果，正如我在另夕一篇分析天香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这种历史书写不过是一种将历史景观化的方式Q2)z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了双重的取消，既取消了“历史"，也取消了"现实"。在这样一种前后的比照中，90年代王安匕的那一次"B可三式”的发力，似乎尤其值得怀念。那么，在文章的最后，还是想问一句，阿三到底是谁呢？只好套用王安忆的话来回答："阿三的故事只是我的故事，与你们无关。"Q3)注释：王安忆：我爱比尔，载收获1996年第1期。下引皆同。百度百科"白茅岭监狱"词条："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又称上海市白茅岭农场，1956年3月作为上海市内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建于皖南郎溪、广德两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占地40.5平方公里。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下辖的行政单位。”更多详细信息可参见http:王安忆：白茅岭纪事，我爱比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下引皆同。在为数不多的我爱比尔的研究论文中，几乎都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比如葛亮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载文史哲2010年第2期），在这个思路中，阿三被简化为第三世界中国的象征，而比尔则被视为西方（他者）的象征，这两者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引导"与"被引导"、"注视"与"被注视"、"殖民"与"被殖民”的对位关系。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287页。程光炜：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的小说妙妙，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张莉：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陈华积："米尼"们的"沉沦"王安IZ小说转型研究，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根据白茅岭纪事中的叙述。有专门的"二进宫中队”；另外一些劳教犯坦承将会再次犯罪。（11）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12)杨庆祥：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一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13)王安忆白茅岭纪事的最后一句话是："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与她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