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酒令》的文学史意义-TheSignificanceofDrinker'sWagerGamesontheQinBambooSlipstoLiteraryHistory.docx

秦简酒令的文学史意义TheSignificanceofDrinker,sWagerGamesontheQinBambooSlipstoLiteraryHistory作者：何家兴作者简介：何家兴，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硕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022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19年第20195期第42-48页内容提要：酒令是礼乐文化的产物。它对词令、散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酒令研究多关注唐代。先秦资料十分有限。北大秦简公布了三首酒令和一枚令骰。其中，酒令语言通俗、生动诙谐，为考察早期酒令的文本形态提供了文献资料；木制令骰具有独特性，既有行令术语，又有祝酒之辞。秦简酒令属于“秦时杂赋”，作为秦代俗文学的珍贵文本，有助于考察“成相”的分类、赋体的来源、雅俗的互动等文学史课题；深化了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目录学意义。酒令与汉乐府、敦煌文学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结合新出文献和古书记载，重新估价秦代文学在中国早期文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Drinker,Swagergamesaretheproductsoftheritualculture.TheyhaveimportantinfluencesonthegenerationanddevelopmentofCi-poems（i令），whichhaveimportantpositionsin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Foralongtime,theresearchesofdrinker,swagergameshadpaidmoreattentiontotheTangDynasty.Thereisalackofinformationaboutthepre-Qinperiod.Three“drinder'swagergames"andonecrapwerefoundontheQinbambooslipscollectedbyPekingUniversity.Thelanguageusedinthemispopular,vividandhumorous,whichprovidesliteratureforexploringtheexaminationofdrinker,swagerduringtheearlystage.Thewoodencrapisuniquewithdrinkingordersandtoast.Qinbambooslipsdrinker,swagergamebelongstoQinDynastyMiscellaneousFu（秦时杂赋）,whichareprecioustextofQinliterature,helpingtoinvestigatetheliterarytopicssuchastheclassificationof"chengxiang（成相）“，thesourceofFu（JK）,andtheinteractionofelegantandvulgar.TheydeepentheunderstandingofpoetryintheHanShuYiWenZhi（汉书艺文志），whichhaveimportantbibliographicsignificance.Combinedwithnewliteratureandancientbookrecords,Drinker,swagergameshaveclearinheritancerelationshipwithHanYUefU（汉乐府）andDUnhUang（敦j）literature,re-evaluatetheimportantpositionofQinliteratureintheearlydevelopmentofChinesestyle.期刊名称:复印期号: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 2020年03期关键词:秦简/酒令/令骰/文学史Qin bamboosiipsdrinkcr's WagCr game/CraPS/the Iiterary history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0）。酒与中国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考古资料，中国酿酒、饮酒的历史十分悠久。诗经中有大量的宴饮，如“有酒滑我，无酒酷我”"称彼兜觥，万寿无疆""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等。宴饮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饮酒，设酒监,立酒令1。酒令是酒宴上的诗歌，行令求答，答不上来受罚。这种诗歌，可以吟诵，可以清唱，可以配乐，可以伴舞。正如李零所说："诗与酒有不解之缘。研究中国文学史，一定要从这里入手。"2酒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如隋唐五代的曲子词、宋词小令和元代散曲都与其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夏承春认为令词起源于酒令引。王昆吾详细考察唐代酒令艺术的风貌，并探讨其对词体形成的重要作用。酒令与词令的密切关系，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的兴起以及某些具体格律和修辞特征的形成，都与酒令著辞有关。然而，一直以来酒令研究多集中于唐代及以后。先秦酒令研究较少。近年来，出土文献为酒令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清华简耆夜和北大秦简酒令为我们考察先秦酒令提供了重要参考0。特别是北大秦简酒令，杂用口语而不典雅；但诙谐生动，与宫廷诗歌不同，可谓研究秦代俗文学的第一手资料。酒令体裁为秦文学首见，具有重要的目录学和文学史价值，有助于深入了解秦代民间文学，有利于重新估价秦文学的历史地位。关于秦简酒令，李零做了较好的介绍。刘钊、商之彝等也发表过重要意见。本文吸收已有成果，择善而从；立足于文本解读，深入考察秦简酒令的文学史价值及相关问题。一、文本解读文本的准确解读是文学分析的基础。酒令是秦代作品，写在一枚竹牍和两枚木牍上。这三件简牍与一枚行令的木骰同出。东采泾桑，可以孰蚕。爱般适然，般独宴【1】湛，t般已就饮子湛。宁见子般，【2】不见子湛？黄黄鸟乎，（萃）吾兰林。3不日可增日可思,鬟鬟披发，中夜自来。吾欲为怒【1】乌不耐，乌不耐，良久良久，请人一杯。黄黄鸟邪，醉（萃）吾冬梅。【2】饮不醉，非江汉殴。醉不归，夜未半殴。趣趣驾，鸡未鸣【1】殴天未旦。一L家翁孺年尚少，不大为非勿庸谯。心【2】不翕翕，从野草游。【3】不饮自饮饮左饮右千秋百尝三首酒令通篇有韵。竹牍韵脚为"蚕、湛、林"，押侵部韵，以四言为主,杂以七言,运用起兴的手法与诗经国风存在相近之处，有些语辞与诗经相合，对于考察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和流变具有重要文本意义。两件木牍皆有韵，木牍一，"思""来""耐""久""杯""梅"押之部韵。木牍二有章句号，第一章"汉""半""旦"，押元部韵；第二章"少""谯"，属于胃部，"游"，属于幽部，幽、霄音近通押。木牍以饮者的口吻，抒发"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情感。有些语辞和句式，与诗经、汉代铜镜铭文相近。句式比较灵活，有三言、四言、七言等，与汉书艺文志秦时杂赋的“成相体"有关，对探讨俗赋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中国古代早期文学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似乎已成常识；然而中国文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应探求文本蕴藏的文学因素和创作传统4。新出简帛文献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有助于揭示早期文学的特质，有利于构建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书写体系。秦简酒令蕴含故事情节、虚构寓名等，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下面将讨论酒令的文本叙事、创作自觉、文学手法、句式分析等方面。（一）文本叙事竹牍酒令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围绕"子般""子湛”相互请客，描写两人之间的友情，语言通俗，十分诙谐。"爱般适然"即子湛喜欢子般，喜欢得恰好；”般独宴湛”，子般也只宴请子湛；并且“船般已就饮子湛"，即”子湛刚请子般吃过饭，子般又请子湛去喝酒，两人你请我，我请你，互相轮着请"。”宁见子般，不见子湛"，运用反问的口吻，"难道见到了子般,还见不到子湛。”这种简单直白、生动形象的情节描写，在先秦诗歌中比较罕见，明显有别于秦风以及石鼓文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民间文学的叙事手法。（二）创作自觉中国早期文学的创作属于“表现性"文学形态，并有强烈的创作自觉5。例如，寓名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反映文学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在先秦典籍中，庄子寓名资料最为丰富6。寓名有所寄托，可谓“托名见意"。竹牍酒令中的两个人物"子般"和"子湛"，也是虚构的寓名。"般有乐义。这是个沉湎于酒、乐在酒中的人湛有深义，又可读耽，指沉湎".刘钊也认为：“盘”有欢乐、娱乐的意思，"湛"也有"喜乐"的意思，而且"湛"通"沉"，有沉溺、耽湎的意思，这也可与酒令的主题相扣合。北大汉简妄稽也是如此，主人公"妄稽"，疑即"亡（无）稽"之义，属于虚构的故事。寓名艺术及其虚构的故事,与早期小说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充分显示了早期文学的创作实窗口自觉意识。（三）文学手法竹牍中"东采泾桑，可以t蚕"属于起兴。这种手法习见于诗经。"采摘"和“蚕事”类农事主题，常见于历代歌谣，特别是汉乐府。秦简中也有"采桑”活动，例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贤徭三旬"刀。李零认为"泾桑"，即长在泾水岸边的桑树，可用来喂蚕，以“食蚕"起兴，引出饮酒之事。文心雕龙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王季思认为"诗中用兴，在汉魏乐府还时常可以看到；齐梁以下，便少见了。倒是民间歌谣里，直到现在还普遍运用"8。起兴手法在民间文学中一直延续。双关，又称作“谐音”，是诗赋常用的修辞手法。竹牍"口普兰林"，木牍则作“醉吾冬梅"。结合秦风黄鸟的"止于桑""止于楚"、陈风墓门的"墓门有梅,有鹃萃止"，"匚1'应为"止息"之义。李零认为"从*从醉，是个双关语。这个字既可当萃字讲，又可歧读为醉，恐怕是故意这样写，下木牍一干脆写成醉"，并认为这是一种行令时的"拆字、测字”游戏。根据古书记载，三国之时在宴饮活动中,人们将拆字和嘲谑结合起来；到了隋唐,出现了规范化的拆字令9。秦简酒令的公布，无疑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先秦酒令已有拆字之法。（四）句式分析木牍"不日可增日可思"，即"日不可增日可思"。西汉镜铭有相同或相似的语辞，如"不日可增，而日可思，美人而去，何时幸来".这种意境与"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IT（诗经唐风蟋蟀），"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等相近。酒令与镜铭只是句式的不同，明显存在渊源关系。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多以四言和骚体为主旦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各种句式都有运用。有些杂言体，则无节奏规律可寻，"如广陵王刘胥歌,有骚体、四言、七言、六言、三言多种句式。见汉书广陵厉王胥传。"10如文章流别论所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雷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据初步统计，三首酒令共计二十八小句。其中，三言四句，四言十八句，七言六句。可见，以四言为主，杂用三言、七言。刘钊归纳认为"相"的标准句式是"三、三、七、四、七”，木牍一句式"七、四、四、七、三、四、四、四、四"，木牍二第一章句式"三、四、三、四、三、七"，应是秦代民谣"相"的变体。（五）令骰文本解读古代行令，有令骰和盛放令骰的骰盘、骰盆。出土的骰子，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实物，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特定语境，让人获得一定的现场感，从而更好地解读作品11。2004年11月，山东青州战国齐墓出土一枚14面体的骰子，上面刻有数字。这是考古发掘的早期实物12,但与秦简令骰具有较大差异。1982年，江苏丹徒出土的五十枚唐代银酒令筹，行令术语有"自饮、劝饮，处（罚）、放"13。唐代令筹的行令术语与秦简令骰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秦简令骰术语有"不饮、自饮、饮左、饮右、千秋、百尝"。其中，"不饮"就是掷骰者"不喝"；"自饮"即"自罚饮酒"；"饮左""饮右分别表示“左边的饮酒"和"右边的饮酒”。关于"百尝"，刘钊认为"百尝"就是"百味尝遍"，秦印吉语玺中也有"百尝"，寓意相同。关于“千秋"，商之彝根据汉人焦延寿易林"哑哑笑喜，相与饮酒，长乐行觞，千秋起舞，拜受大福"，论证"千秋”一词，确与行觞饮酒相关；并结合左传战国策管子史记等相关记载，认为“千秋"就是向坐中尊长者进献寿酒的一种行为。可见，秦简令骰具有独特性，不仅有行令之辞，还有祝酒之礼仪。二、酒令的文学价值出土文献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文学史料，有助于补足文学史研究的缺环，充实和深化我们的已有认识口4。秦简酒令开阔了我们对酒令体裁的认知；同时，令骰让我们看到先秦考古实物，深化了对其形态和行令术语的了解。一直以来，秦简资料以文书、数术、方技为主，很少有六艺和诸子类；但北大秦简证明，秦墓仍有诗赋出土，让我们思考秦"焚书""禁书"的内容。先秦文学研究，多围绕史官书写传统以及贵族文学，民间俗文学则相对较少。从语言、内容、体式等方面来看，酒令具有俗文学特征，有助于考察秦汉俗文学的历时演变，并重新估价秦代文学的重要地位。（一）体裁界定酒令原来被叫做“饮酒歌诗"。它们都与喝酒有关，但不是一般的"饮酒歌诗"，而是用于行酒的酒令。刘钊认为这应该是秦国的民谣"相"的一种变体，"相"这一文学题材除见于荀子成相篇外，还见于秦简为吏之道篇以及铜镜铭文。酒令用民谣调式来吟唱，是很自然的事情。倪晋波提出这是诗赋体韵文，"有饮不醉非江汉也，醉不归夜未半也之语，生动风趣，应该是秦人饮酒时的劝酒歌谣，或属汉书艺文志所谓的秦时杂赋。"15我们认为酒令作为民间歌谣，属于秦时杂赋，是成相杂辞的早期形态。这种题材具有重要的文体学和目录学价值。1 .文体学价值早期文体的生成谱系和衍生机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文体界定和分类，长期借鉴西方文体学理论和方法；然而无法呈现早期文学的衍生特质。很多学者提出回归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寻绎中国文学的形式特征、内容范畴和精神特质口6。中国古代文体数以百计，纷繁复杂，具有独特的结构体式和生成方式口刀。近年来，新出简帛文献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有助于还原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利于建构中国早期文体的分类体系。(1)成相的分类汉书艺文志杂赋著录成相杂辞十一篇,皆亡佚。一般认为"成相”是用一种叫"相"的乐器给歌曲打拍子，进行说唱的赋体。"相"是一种"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类似手鼓的乐器。"成相体，是一种三言、四言和七言搭配的赋体，句式是3÷3+7÷4+7,每一句都押韵。荀子成相用这种体，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治事章也用这种体。"口8成相体的标准体式为"3+3+7+4+7",睡虎地为吏之道和岳麓简为吏治官及黔首采用这种体式。汉代镜铭也有这种体式，如"逐阴光，宜美人。昭察衣服观容貌。结组中身，于礼无私可取信"，"内而光，明而清。濂石华下之菁见。乃己知人，清心志得俾长生。"李零详尽考察这种句式在历代诗歌中的源流关系，特别是"3+3+7",见于诗经，如"蠢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蠢斯）；汉乐府及后世诗词中,亦有踪迹，如"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鼓吹饶歌战城南），"君马黄，臣马仓，二马同逐臣马良"（鼓吹饶曲君马黄），"长相思，久离别，所思何在苦天垂"（南北朝章率长相思），"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唐代白居易长相思）等。体式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伏俊琏认为，”从老子文子符言周祝到荀子成相为吏之道，再到汉代的成相杂辞、淮南王的成相，可以肯定是基本上沿着一条线发展而来的，都是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以道德教化、行为规劝为其内容，并用赋诵的方式传播到社会各层。"口9很明显，酒令作为“成相体"的一种变体，应与荀子成相为吏之道处于相同的序列中，为成相杂辞的早期形态；但并不是标准句式，充分说明"成相体”早期形态的复杂性。荀卿成相、睡虎地、岳麓秦简"成相体"的内容都有关为政之道、说理之辞或具有史鉴意味，带有格言性质；然而酒令则明显不同，完全是嬉戏娱乐之作，并有人物和情节。秦简酒令说明早期成相体并非完全表达说理或史鉴。这种自由的体式、诙谐的语言和市井的生活，正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2）赋体的来源酒令是秦时杂赋，属于成相杂辞的早期形态。从文体属性来看，它是成相体歌谣。这种歌谣对赋体，尤其对俗赋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荀子的成相篇，杨掠以为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20。简宗梧也认为："其(杂赋)篇章如今已不得而见，但我们从其中的成相杂辞十一篇和隐书十，端，大体可知这类应该是指近于俗赋的作品。汉书艺文志存录其数量，算是为俗赋的存在做了见证。"21李零谈到汉赋的来源，强调："此略的赋，主要是汉赋，汉赋按地域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赋，即从楚辞体发展而来的汉赋；一类是北赋，即从诗经体和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赋。"口8一直以来，“诗"与"赋"常连称，汉书艺文志称诗赋略。这些充分说明早期文类之间的密切关系。成相杂辞本是民间歌谣，汉书艺文志归入“杂赋"，说明西汉时期已将它归入杂赋类，一旦进入乐府，被诸管弦，则为“歌诗"。汉魏以来，歌诀体的赋历代不衰，就是基于汉代学人的这种认识口9。傅刚认为："赋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具有多种文体含义的韵散相间的文体在北方流传，汉之前，秦人杂赋，可看作是其主要形态。"22荀卿赋、为吏之道为吏之治官及黔首酒令都是秦赋的珍贵文本。酒令则是民间歌谣的形式。其通俗可能并不入文人之眼，但在民间流传却很广，为下层人所熟悉，由此推测战国末时赋作为文体已经具有了特征。程毅中认为秦汉杂赋是敦煌俗赋的源头23。酒令作为成相体的民间歌谣，以四言为主，杂以七言和三言，与汉俗赋和以讲诵为主的通俗文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3)雅俗的互动文学有雅俗之别。民间文学常以潜流的状态存在着，有时无法进入文学史；但这些俗文学反映那个时代真实生活，并孕育出新的文学样式，促动着民间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互动交融。汉代的大赋格调高雅、气象宏大，但出土文献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类风格的俗赋，如尹湾神乌赋、北大汉简妄稽、敦煌韩朋赋等。秦简酒令"吾欲为怒乌不耐，乌不耐，良久良久，请人一杯”，大意是说：我想发怒而无可奈何，思量好久好久，还是请她喝一杯吧。"乌不耐"应为秦时俗语。通篇颇具平民生活气息。作为民间歌谣，若被采入乐府，进行歌辞协律，则有可能进入上层文学，体现着民间文学和贵族文学的文本互动。酒令这类成相体的通俗诙谐，在汉赋中仍有体现，据汉书贾邹枚路传，牧皋"为赋颂，好嫁戏”，"其文靓骰，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嫂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24。这类赋的创作手法应吸收了酒令类杂赋。从酒令到妄稽神乌赋风雨诗等，呈现出秦汉以来俗文学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早期赋学史的书写和建构。2 .目录学价值酒令深化了我们对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长期以来，学者据历代征引资料和文学发展规律，推测秦时杂赋和成相杂辞的源流关系和早期形态。宋人周文璞曾感叹：“虫蛀黄连彻夜焚，秦谣楚诵少人闻。游前欲问新宫信，鹤带灵芝入暮云。”25传世古书“秦谣楚诵"记载较少。近年出土的秦简资料，特别是酒令，修正很多观点。其中，"成相体”见于秦时杂赋和成相杂辞。关于秦时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认为"亡，文心雕龙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本此"26。李零认为："秦时杂赋，可能也是四言体或成相体，但不入下杂赋类。"口8酒令属于“秦时杂赋"，并与治政、箴谏、格言无关，通俗而生动，并有一定的叙事情节，让我们看到秦时杂赋的真实面貌，深化了对艺文志中诗赋略的认识。杂赋类有十二种，皆亡佚，其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顾实认为“成相杂辞"十一篇，"亡，艺文类聚引成相篇日：庄子贵支离，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然则此成相杂辞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盖从其本书别出。今计家数篇数悉符。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者与。"26我们认为成相杂辞可能并非完全由淮南王所作，这种杂辞渊源有自。作为秦时杂赋的酒令，通俗诙谐，应为成相杂辞的早期形态。先秦文献经过汉代人的整理，才得以流传。然而，正如赵敏俐所说"汉代人在整理先秦文献过程中的诸多缺憾"，出土文献补充先秦传世文献的不足2刀。简帛古书的不断出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问题,例如"文体的划分”。汉书艺文志七略的划分体系，源于先秦古书留存和汉代的学术实际。先秦简帛古书不断出土，启示我们应从简帛文献的实际出发，并结合文本形成的规律，还原早期文本的生成。文类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语类“书类”"诗类"等概念，并做了有益的尝试，可能更符合早期文本的目录学体系。（二）秦俗文学的重要价值文心雕龙诠赋提出"秦世不文"，并认为战国之世"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28。倪晋波从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详细梳理秦文学史料，做出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改变了很多传统观念15。刘跃进根据睡虎地秦简和石鼓文对秦文学做了深入探讨，修正传统认知29。我们根据清华简讨论了春秋奏乐,认为春秋奏乐达到很好的水平,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探讨秦乐理论的发达和制度的完备30,陈民镇也认为:“秦代不但有一定数量的诗赋作品，还涌现了名目繁多的官文书文体，可谓官文书文体备于秦世。"31出土文献，特别是秦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为秦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有助于重新认识和估价其历史地位。秦文学在早期文体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李学勤认为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为志怪故事的滥觞32。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记述鬼怪祛除之术，倪晋波认为，"在遣词用语上充分体现了民间趣味，显露出一种生动活泼的文风，更有后世志怪小说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人鬼恋爱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堪称战国后期秦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亦是中国先秦文学不可轻忽的篇章。"口5秦简酒令作为民间宴饮歌谣，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秦代俗文学。石鼓文等诗类文献，近似雅颂，属于贵族文学。小雅中的宴饮诗，有场面的描写，并强调"德"的重要性33。秦简酒令从体式和用语都反映了俗文学特征，与"德"无关，并有一定叙事情节。从叙事方面来看，它有一定的叙事要素，具备向故事转化的可能，对汉乐府产生影响。例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羽林郎等，语言比较通俗，以叙事为主，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因此，伏俊琏认为"秦汉俗赋是唐以后俗文学的源头"口9。作为秦时杂赋的酒令无疑对后世俗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对先秦酒令只有模糊的认识。清华简耆夜歌诗代表贵族文学，而秦简酒令则为民间宴饮的歌谣，让我们看到文学发展的两条路径。酒令类俗文学无疑与汉乐府、敦煌文学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出土秦文学资料的不断公布，改变着我们的传统认识。秦文学应是多元而灿烂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重要的地位。秦简酒令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极具特色，诙谐生动，具有俗文学特征，一定程度上再现秦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有助于了解秦代文学的真实面貌。酒令属于秦时杂赋，与成相杂辞关系密切,并对后世俗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商周秦汉考古有大量的酒器，汉画、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宴饮图景，都是古代酒文化的物质遗存。可以说，宴饮主题贯穿整个文学史。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社，1996年。刘钊（原用网名"酒令"）：北大藏秦简酒令识小，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坛，2014年12月10日。商之彝：北大藏秦简酒令零识,武汉大学简帛网，2014年12月13日。挚虞文章流别论此段文字，见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太平御览（卷五八六），但有“剪接拼凑"，详见周兴陆：五言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吗，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3期。本文所引，据周文。代表性成果有：夏德靠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原文参考文献： 1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6. 2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20. 3夏承煮,令词出于酒令考出.词学季刊，1936季）：2. 4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JL文学遗产，1987（5）：28-36. 5徐正英.出土文献“大文学”研究与坚定文化自信J.文学遗产,2018（4）：26-37. 6冯坤.庄子中的人物、人名资源及其对人名研究的价值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3）：138-147. 7陈伟.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186. 8王季思.说比兴M章太炎，朱自清，等.伟大传统：诗经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3. 9刘初棠.中国古代酒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21-222. 10葛晓音.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7-63. 11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13. 12庄明军，陈磊，徐清华.山东青州战国齐墓出土骰子及博具考辨G齐鲁文化研究(总第六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35-39. 13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J.文物，1982(U)：15-24；陆九皋，刘兴.论语玉烛考略J.文物，1982(11)：34-37. 14蔡先金，张兵.出土文献与文学史新证J.社会科学战线，2017(3)：119-125. 15倪晋波.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5,290-293,283. 16刘毓庆.回归中国本乎情理N.光明日报，2015-7-30(07). 17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前言ML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18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7-138,136,129. 19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2,106,291. 20王先谦.荀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455. 21简宗梧.俗赋与讲经变文关系之考察C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358. 22傅刚.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84. 23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J.文学遗产，1989(1)：34. 2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66-2367. 25周文璞.方泉诗集山行行歌十首(之四)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 26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4,190. 27赵敏俐.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3)：95. 28刘勰著，詹铁，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80. 29刘跃进.“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C/回归中的超越一一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03-226. 30何家兴.从清华简子仪谈春秋秦乐J.中国文学研究,2018(2)：99-102. 31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一一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UL文学评论，2018(4)：58-68. 32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J.文物，199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