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织成服装用料类型研究.docx

明代织成!滕用料类型研究在明代服装中，有一种特殊的品类一织成服装，这类服装的用料区别于普通的匹料，在织造之前就已根据服装形制进行了前期花样的定位设计，在制作时按照织出的裁缝暗线标记进行裁剪缝接，即能做出成衣，这样的服装用料称为织成。阙碧芬曾从纺织提花技术角度解释"织成明代织成所指应是按照服装或是成品的最终形式，设计图案并制造生产完成，所应用的工艺就是通经回纬的绛丝或是妆花，可以随意变化颜色，而大花楼机花本的技术，可以记忆庞大的经纱提沉选择，排除手工挑花的复杂难度。然而,织成所需的花本相当大，又需依靠手工穿梭回纬，依然还是一件费时费工的庞大工程，唯有在皇室贵族与富有的人家才消费得起"。织成料用于服饰制作早有历史可循。至明代时，纺织技术空前发达，织成的应用也更为广泛，已知的明代服装品类，如袍、衫、衣、裙等，均有应用织成料制作的大量案例，存世的明代丝织品中也留有“己织成、未制作”的衣料实物。织成在明代文献中多有记载，一些人物服饰图像中亦有绘制。下文将从明代织成服装实物分析入手，结合文献和图像的比对，探究明代织成服装用料的构成形式、织成服装的形制、织成的图案题材，以及织成服装的穿着者身份等。以织成服装用料的主体纹样构成形式作为分类依据，本文将其分为四种类型：柿蒂窠织成料、团窠织成料、胸背织成料、裙桐织成料。一、柿蒂窠织成料柿蒂窠织成，是指织成料的装饰纹样在服装的前胸、后背及两肩围绕领口的位置形成柿蒂形装饰区。明代织成料常见柿蒂窠廓形有A、B两种样式（图1）。窠内主体图案常见的有龙、蟒、飞鱼、斗牛、四兽、风等。窠内纹样数量有二、四等之分，如图2所示四盘蟒的装饰位置以领口为圆心，分别在柿蒂的前胸、后背及两肩四个位置分布；图3所示的二盘斗牛将头部置于袍服的前胸和后背两处，尾巴分别甩向后中与前中。从已知柿蒂窠织成服装实物来源看，分别见于山东鲁荒王墓（洪武）、北京南苑苇子坑夏儒夫妇墓（正德）、江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弘治）、江西益宣王朱翊剑夫妇墓（万历）、日本丰臣秀吉赐服（万历）、北京定陵（万历）、山东孔府旧藏传世等。从时间性来看，柿蒂窠织成服装见于明代早、中、晚各时期：从等级性来看，柿蒂窠织成服装穿着者身份为皇帝、王、公、国戚，或者是重要的受赐人。如万历野获编记有："赐可汗红粉皮圈金云肩膝桐通衲衣一至八年，又赐可汗丝丝盛金四爪蟒龙单缠身膝桐暗花八宝骨朵云一匹”。在已知的传世和出土柿蒂窠织成服装实物中，计有柿蒂窠织成袍与柿蒂窠织成衣两大类，下又分为不同的型与式（表1）。1、柿蒂窠织成袍柿蒂窠织成袍的装饰部位除了肩胸处的柿蒂窠，从肩部至袖还织有通袖织桐，在膝部位置有膝桐。明代图像中多有穿柿蒂窠织成袍的男子、女子形象（图4、图5）O以领部特征作为分类依据，柿蒂窠织成袍的形制可分为圆领袍和交领袍两型。根据衣摆的特征，又可以将圆领袍分为出摆式圆领袍和褶摆式圆领袍，其中出摆式袍为男袍，褶摆式袍为女袍。根据交领袍的上下身连属关系，又可以分为通裁式交领袍和断腰式交领袍。2、柿蒂窠织成衣已知柿蒂窠织成衣的形制有两种：交领右衽式、竖领对襟及大襟式，均为女衣。自柿蒂窠至袖口的肩部均织有肩袖通桐。以柿蒂窠装饰上衣的方式除了织成，还有刺绣的方式，见于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出士的女上衣，以及江西益宣王朱翊知夫妇墓出土的继妃孙氏上衣。明代图像中的女子着柿蒂织成衣形象见图6所示。二、团窠织成料团窠织成，指织成料的装饰纹样外轮廓为圆形。明代服装的团窠数量有二团、四团、八团、十二团之分。常见团窠织成的图案内容为龙、蟒、凤纹等。从已知团窠织成服装实物来源看，分别见于山东鲁荒王朱檀墓（洪武）、定陵（万历）等。从时间性来看，团窠织成服装显早见于洪武时期。从等级性来看，团窠织成的服装具有明确的等级约束，十二团窠数级别最高，为皇帝专属；八团窠数的服装也只见于定陵出土；而四窠服装亲王可穿用。这充分体现了明代服饰制度中“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等级之别。根据团窠织成服装实物与图像，团窠织成服装可以分为团窠织成袍与团窠织成衣两大类，下又分为不同的型与式（表2）.1、团窠织成袍图5：穿柿蒂窠织成圆领袍的妇人像，故宫博物院藏团窠织成袍，其窠数有十二团、八团、四团、二团不等，着装形象见图7、图8所示。以领部特征作为分类依据，团窠织成袍的形制可分为圆领袍和交领袍两型。其中，圆领袍窠数有十二团、八团、四团、二团之分。交领袍窠数有八团、四团之分。图7：穿十二团窠圆领袍的明神宗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十二团窠织成袍见于定陵出土,为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八团窠织成袍亦见于北京定陵出土,定陵报告中记载有“红寿桃纹地织金'万寿福喜'缎绿纹八团龙'i¾寿无疆交领夹龙袍”"红八宝纹地织金社!寿字缎绛丝八团龙圆领夹龙袍”等八团袍数件。此外，定陵还出土有八团龙补妆花缎袍料三匹，其图案布局为："前后身各三团龙，两袖各一前后胸团龙径41厘米，下部团龙径34.135.4厘米，袖团龙径33.136厘米。"山东鲁荒王墓出土有四团窠织成圆领袍两件，图案布局为胸、背及两肩织有四团云龙纹，皆为升龙，胸前龙首向右，后背向左，两肩龙头相对，朝向前胸。二团窠织成圆领袍实物仅见一件，为江西南昌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为女袍，据考古报告及修复研究者论文，袍服形制为上下分裁，下裳由12片梯形面料拼缝而成，前胸后背织成有鸾风纹团窠补各一，其中上衣前片的团窠为整织，后面的团窠分为左、右两半织造。2、团窠织成衣团窠织成衣实物，除了织成还有刺绣等装饰方式。明代藩王墓报告中记载江西益宣王墓出土的继妃孙氏三件上衣，衣服的前后及两肩有圆形纹饰，其中一件圆补为"补织"，另两件服装受限于文字表述及图像的品质，无法确定是织成还是先织后补。图9：织金凤纹胸背，山东孔府I日藏传世三、胸背织成料图10：织成兔纹胸背，私人收藏胸背织成，指织成服装用料的装饰纹样在前胸、后背部位各有方形补子。胸背的主体图案可以分为品官花样与祥瑞花样两种。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品官服装的胸背花样儿经更定，嘉靖十六年（1537）定制为：公、侯、驸马、伯，麟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熠，六品鹭鹫，七品溺糖，八品黄胞，九品鹤鹑，杂职官练鹊，风宪官用解身；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股，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祥瑞花样包括鸾凤纹（图9）、凤穿花纹、神鹿纹、兔纹（图10）、人物纹、五毒纹、翼虎纹等。金瓶梅词话中提及的织成胸背服装有：翠蓝麒麟补子妆花纱衫、沉香遍地金妆花补子袄儿、兽朝触麟补子段袍儿等。天水冰山录中则记载织成胸背衣，如：大红织金妆花孔雀缎圆领八件、青绛丝锦鸡补改机圆领一件、大红织金廨笏补纱圆领一件等。在明代图像中，穿着胸背织成服装的人物形象较为常见，如图11所示，五位男子所穿皆为织金胸背圆领袍。从已知胸背织成服装实物来源看，分别见于北京618厂明墓（明中期）、江苏南京徐倩墓（正德）、江苏泰州刘湘幕（声靖）、宁夏盐池冯记圈明慕（嘉靖）、日本丰臣秀吉赐服（万历）、山东孔府旧藏传世等。胸背实物尺寸最大的边长为41.5cm,最小的边长为27.5cm.从时间性来看，织成胸背服装贯穿于明代始终，早期的胸背内容有的带有蒙元遗风，晚期胸背有僭越等级使用的情况：从等级性来看，穿着者身份为国公、品官、命妇等。在已知的传世和出土胸背织成服装实物中，计有胸背织成袍与胸背织成衣两大类，下又分为不同的型与式（表3）。1、胸背织成袍以领部特征作为分类依据，胸背织成袍的形制可分为圆领袍和直领袍两型。其中，根据衣摆的特征，又可以将圆领袍分为出摆式圆领袍和褶摆式圆领袍。前者为男袍，后者为女袍。赵丰的论文明代兽纹品官花样小考中认为，胸背和补子是有区别的，胸背一词首见于元代文献，已知的蒙元时期的胸背实物主要采用妆金（包括妆花）织造工艺、部分采用销金印花（即印金）工艺，极少采用刺绣工艺，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胸背和衣料总是连为一体。“胸背”之称延续至明代，到嘉靖年间首次出现“补子”的称谓，其与服装的关联方式除了织成，还有印绘、绣缀、织成后再钉的方式。2、胸背织成衣以领部特征作为分类依据，胸背织成衣的形制可分为圆领衣、交领衣、竖领衣三种型式，均为女衣。胸背织造方式既有单色的织金，又有织彩。在几件明代织成胸背服装实物中，还出现有四角向内收为“倭角”的胸背式样，胸背主题为彩织，外轮廓为金织。四、裙棚织成料桐裙织成料，可分为单桐、双襁、多桐三种类型，桐宽尺寸不等（表4）。单桐裙的织成装饰位置在膝盖处或下摆。双桐裙织成装饰位置为两条，即膝位线和底边分别有桐。多桐裙织成的装饰位置自膝盖至下摆，有数条织桐。金瓶梅词话中提及的织成裙有：大红宫锦宽桐裙子、玉色绫宽桐裙、翠蓝缕金宽桐裙子等。天水冰山录中则记载有织成裙料，如：黄织金瓒珞女裙纱一匹、官闪绿瓒珞裙缎二匹、紫瓒珞女裙绢一匹等。裙桐织成的主体图案常见有：凤纹、瓒珞纹、FH字纹、回纹等。从已知织成裙实物来看，分别见于北京618厂明墓（明中期）、江西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弘治）、江苏武进王洛家族墓（崇靖）、江苏泰州徐蕃墓（舄靖）、贵州思南张守宗夫妇墓（万历）、山东孔府旧藏传世等。从时间性来看，织成裙的流行不晚于明中期：从等级性来看，穿着者身份为后妃、藩王夫人、命妇等（图12、13）。明代织成裙的形制均为侧褶裙，其典型特征为裙由两大片组成，每大片由三幅半用料拼成。每个裙片中部各有一组时褶，穿着时对褶位于胯部，裙的对褶数不等，如三对褶、四时褶、五对褶等。两裙片有部分重叠马面，并共腰，腰头两端留有系带。这种织成裙料，一般以裙长为经向循环单位，成段织就一件女裙裙料应为七米左右的用量。五、结论明代织成服装用料的类型共分为四种：柿蒂窠织成料、团窠织成料、胸背织成料、裙桐织成料。用料材质包括缎、纱、罗、绒、改机、锦、绢、绸、丝布、麻等。织成技艺有妆花、绛丝等方式。从颜色来看，既有单色的织金、织银，也有织彩或彩金结合。以考古类型学的分类方法，柿蒂窠织成服装的形制包括袍（圆领袍、交领袍）和衣（交领衣、竖领衣）两大类，共计"两类四型七式团窠织成服装的形制包括袍（圆领袍、交领袍）和衣（竖领衣）两大类，共计“两类三型五式二胸背织成服装的形制包括袍（圆领袍、直领袍）和衣（竖领衣、圆领衣、交领衣）两大类，共计“两类五型六式二织成裙的形制为侧褶裙，又分为单桐、双桐、多桐，共计“三型大量织成服装实物、图像中的人物织成服饰形象，以及文献中的织成记载，呈现出明代织成服装用料的数量之多，流行之久，技艺之精，应用之盛。从整体时间性来看，织成服装用料应用于明代早、中、晚各时期：从地域性来看，织成服装的流行并不受地域限制；从技术角度来看，织成服装用料依赖强大的织造技术支持，这是明代丝织技术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织成服装用料与明代服装的形制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形”的层面，织成用料体现了成衣的“前设计”，其丰宫的纹样内容，又体现了微观的“内设计"。在"制"的层面，织成用料的柿蒂窠、团窠、胸背等设计布局，本身就是明代礼制文化的反映，其窠型形式、纹样内容与数量（团窠）彰显着穿着者的身份与服饰等级，尤其是团窠与柿蒂窠织成用料更是仅为皇室贵族专属服用。注释：匹料，即供一般裁剪使用的普通匹头料，其应用一般不受服装形制的制约。陈娟娟：中国织绣服饰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阙碧芬：明代提花丝织物研究，上海：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3页。蒋玉秋：明代柿蒂窠织成丝绸服装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3期，第35至39页。窠，是对纺织品装饰纹样外轮廓的称谓。说文解字有：“窠，空也。穴中日窠，树上曰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瓦剌厚赏”条。正字通对“摆”的解释为：“今衣腋卜幅有裳积者皆曰摆"。明代袍服的“摆”位于左右腋卜开衩处，或向外出摆，或折住为袭积固定于袍侧为褶摆。交领，即袍的领部为左右相交的领型，并呈右衽之势。圆领，即袍的领部附加有圆形领圈，并在颈部右侧呈闭合之态。上下身的连属方式为断腰式，是指袍服以上衣、下裳分裁，并在腰部连接。通裁式则指袍服无上衣、卜.裳之分，自前身至后片剪裁贯通。（日）河上繁树：普臣秀吉o日本阈王册封仁r马冠服仁ost一妙法院伍来0）明代官服，京都阈立博物能学槊No.20,1993年。山东省博物馆：斯文在兹TL府旧藏服饰，2012年展览图录。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一织绣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窕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15、第58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高丹丹、王亚蓉：浅谈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妆金团凤纹补鞠衣”，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第285至291页。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WongHweiLian/SzanTan.PowerDressingTextilesforRulersandPriestsfromtheChrisHallCollection.AsianCivilisationsMuseum,2006,p.274.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第7回描写孟玉楼）、第1006页（第75回描写众妇人）、第481页（第40回描写孟玉楼）。盐池县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宁熨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冯记圈明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袁俊卿、阮国林：明徐达五世孙徐儡夫妇墓，文物，1982第2期，第28至33页（I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徐蕃夫妇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J,第1至15页。吴海红：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第53至62页。（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892页（第69回描写林太太）、第1075页（第78回描写月娘）、第1221页（第89回描写春梅）。常沙娜：中国织绣服饰4历代服饰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济宁市文物管理局：济宁文物珍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