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SystemTransformationandtheRiseofOdeSaintSimaXiangru.docx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SystemTransformationandtheRiseofOdeSaintSimaXiangru作者：踪凡作者简介：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北京100048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1年第20212期第148-153页内容提要：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1年06期关键词：分封制/郡县制/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赋圣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赋集序跋辑录、整理与研究”（18BZM）8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马相如赋旧注疏证”（PXM2018_014203_500069）阶段性成果。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2-0148-06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主要的文学样式，被后世誉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作为“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以一篇子虚赋赢得汉武帝青睐，又以一篇天子游猎赋奠定其作为“赋圣”的崇高地位。原因何在？值得探寻。一、秦汉：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后来调整为州县制、府县制或行省制，性质不变）两大阶段。夏商周时期，天子将全国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百姓）分封给众多诸侯，各诸侯国各自为政，但需要定期向天子朝贡述职。周天子甚至还把这些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不得僭越。此所谓分封制。这一制度貌似严密，但由于各诸侯在封国内拥有巨大权力，可以任免官员、铸造钱币、训练军队，因而僭越之举时有发生，土地兼并难以避免。降至东周时期，逐渐形成"春秋五露"争雄的局面，周天子无法控制；战国时期兼并加剧，较小的诸侯国相继灭亡，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它们之间连年征伐，互有胜负。公元前221年，由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他彻底摒弃分封制，改用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所谓郡县制，是一种以郡（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统县的两级行政管理制度，中央垂直管理地方，地方官员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定期轮换。郡县制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政策的贯彻实施，避免诸侯国之间的纷争和动乱。可惜秦始皇暴虐不仁，秦帝国二世而亡。刘邦（前256前195）、项羽（前232前202）是秦末动乱中崛起的英雄人物，他们以非凡的气概、杰出的才能、坚韧的品质参与并领导了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帝国的残暴统治。但是在政治胸怀与治国理念上，二人有着天壤之别。项羽意在恢复先秦的分封制度，于是在进入关中之后，他不仅杀掉降王子婴,流放楚怀王,纵火焚烧秦宫室，而且大封诸侯。他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又分封了刘邦、章邯、司马欣等十八位诸侯王，各霸一方（见史记项羽本纪）。这显然是商周政治制度的翻版，不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安定,也为他自己的覆灭埋下了祸根。刘邦则不然。他充分认识到分封制的弊端，但是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人心，他也不得不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为诸侯王，以便合力攻楚。但是一旦剪灭强楚，天下一统，他便以各种理由，削弱或改封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最终消灭他们。这种“兔死狗烹”的行为十分恶劣，令人不齿，但在客观上也消除了汉帝国的心腹之患。接着刘邦又分封了同姓诸侯王，甚至还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的盟约。各封国的体制模拟先秦，而在中央政府所统辖的十五郡中，则效法秦朝，实行郡县制。所以，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的帝国，学术界称之为"郡国制"。这说明新制度虽有很多优点，但实行一千余年的旧制度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反弹。汉高祖剪灭异姓王，分封同姓诸侯王，主要是为了屏蔽汉室，巩固边防。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他死后不久，这些骨肉至亲就经不起权利的诱惑，迅速成长为威胁中央政权的力量。翦伯赞先生指出："自惠帝、吕后，历文、景之世，迄于武帝初年，都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表现为一系列的相续的政治形态，最初是吕后称制，其次是文景削藩，而最后则归结为吴楚七国的叛变。"1(P.297)董平均先生也说：”随着诸侯王政治势力的膨胀，王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诸侯王也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因而削藩便成为文景以后汉政府解决王国问题的中心任务。”2(P.l-2)所以，西汉前期八十年，始终贯穿着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吕后不仅诛杀异姓王韩信，而且在高祖死后立即对赵王、梁王痛下杀手，并将齐国一分为四。但是她改封诸吕，最终遭到刘姓诸侯王疯狂报复。文帝即位后恭谦礼让，对于在铲除诸吕中立功的诸侯王尤其宽厚仁慈，这又助长了诸侯王的嚣张气焰。他们擅改法令，目无天子，拥兵自重，骄横跋扈。年轻政治家贾谊看到诸侯王尾大不掉之势，极为痛心，其陈政事疏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3(P427-431).极力劝说汉文帝削弱诸侯王，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由于权臣和贵族的激烈反对，贾谊遭到贬谪，抑郁而终，但汉文帝还是部分采纳了他的主张。文帝之子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屡建"削藩"之议，以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4(P.1906).先削楚国、赵国,再削吴国，七国之乱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历时三个月，席卷了半个中国，虽然最终被镇压，但也造成国力消耗、民生涂炭、经济凋敝的不良后果，予中央政府以沉重打击。"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朝廷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剥夺了诸侯王自行任命官吏的权利，基本上扭转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但是如何从制度上加以改革，彻底消除诸侯王做强做大的隐患，仍是一个亟需面对、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呼唤T立更为杰出的政治家出现。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由于武帝年幼，政事多由其祖母窦氏决定。降至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羽毛已丰，于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书景十三王传），意思是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加以分割，分给众多子弟，朝廷赐予封号。这样诸侯国越分越小，收到了“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的效果，史称“推恩令"。推恩令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践，彰显了超凡的政治智慧。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子弟纷纷请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陇塞场IL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也，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5（P969）汉武帝以仁义之名，行"削藩"之实，兵不血刃,而各诸侯国便已经四分五裂，实力大减，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推恩令"彻底解决了汉帝国的心腹之患，削弱了诸侯国地方割据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也真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奠定了此后专制帝国的政治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二、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的创作司马相如（前169?-前118）虽然身在蜀郡（今四川成都），没有亲身经历七国之乱，但他已经真切感受到了诸王叛乱给汉帝国的沉重打击。学术界对于司马相如的生年，有公元前09年（刘开扬）、前172年（龚克昌）、前171年（束景南）、前169年（刘南平）诸说，未有定论。但即使从刘南平说，七国之乱（前154）爆发时，相如也已经16岁，对于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必定有深切体会。两年之后，司马相如于前152年赴京师长安，“以贤为郎"，获得一个郎官的职务,负责皇宫的守卫工作；因为工作出色，不久就晋升为武骑常侍，可以骑上骏马，随从汉景帝打猎。这个工作可以近距离接触皇帝，很多人求之不得，但是司马相如喜欢辞赋，不喜欢打猎，每当汉景帝外出打猎，司马相如就不得不去当"贴身保镖"，既紧张又危险，非常无奈。公元前150年，恰好梁孝王刘武来朝，随从人员有著名辞赋作家邹阳、枚乘、庄忌等。6（P412）相如跟他们谈得投机，相见恨晚，于是干脆辞掉武骑常侍的官职，跟随梁孝王而去。梁孝王刘武是窦太后之幼子，汉景帝刘启的同胞弟弟，聪慧仁孝，甚得窦太后喜爱。他曾经誓死抵抗吴楚联军，为保住兄长的江山立了大功，于是得到汉景帝丰厚的赏赐，坐拥四十余城，实力十分强大。汉景帝宴请刘武，晚上兄弟同榻而卧，甚至还一度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巨大的功劳，显赫的地位，他从汉景帝身边带走司马相如，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梁孝王的性格、为人、才学以及为汉帝国所做的贡献，想必已经成为枚乘、邹阳、庄忌、司马相如等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可惜的是，就是在这次梁孝王来朝过程中，孝王与景帝在皇位继承权方面产生了裂痕。前149年，梁孝王的门客公孙诡、羊胜密谋杀害了主张立刘彻为太子的大臣袁盎，犯下了滔天大罪。汉景帝虽然最终原谅了梁孝王，但已经对他心存芥蒂,拒绝接见。梁孝王忧虑成疾，五年后死于梁国。司马相如来到梁国，正是梁王与景帝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刻。他先是听闻了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的重大事件，接着又目睹了公孙诡、羊胜因立储之争而遭到诛杀，梁孝王刘武以骨肉至亲、赫赫功臣而被猜忌的残酷现实。于是他充分认识到诸侯国必须安分守己、月艮从中央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诸侯国过分强大的问题，则并非相如能力所及了。爱好辞赋的司马相如，毕竟在梁王门下待了六年（前150-前144）,与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日夜切磋，创作了一系列辞赋作品，其写作水平也迅速提高。相如回忆他曾经随从汉景帝打猎的盛况，又目睹梁孝王刘武一望无际的狩猎场地，有感而发，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子虚赋凡1268字（正文字数，不计标点），假设子虚、乌有先生之问答，描绘了楚国、齐国的狩猎场面，气势壮阔，文辞优美，被文人士子广泛传抄。但是在梁国，司马相如还是新进晚辈，其文名远在枚乘、邹阳之下。梁孝王死后，梁国被豆剖瓜分，文人四散而去。司马相如回到故乡成都，与临邛巨富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喜结连理，成为富人。司马相如写赋作文，从来不署名，也不爱惜，有人索取,就慷慨赠与。前135年，当汉武帝读到不署名的子虚赋时，惊叹其文采，还误以为是战国人的作品，惋惜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趁机推荐相如，于是司马相如再次来到长安。汉武帝与其父汉景帝不同，他不仅雄才大略，而且爱好文学，是出色的辞赋作家。他热情接待相如，"令尚书给笔札"，给他提供良好的写作条件。于是司马相如花了数百日的时间构思琢磨，他在子虚赋齐楚诸侯之猎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子上林之猎，而成3548字(不计标点)的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这篇长赋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全文载录。萧统编文选时将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以前半部分(齐楚之猎)为子虚赋，后半部分(天子上林之猎)为上林赋，后人皆从之。三、天子游猎赋的主题及其政治意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P3722)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中央政权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赋中言上林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水揭河"，可谓囊括天下，包容四海，"冬而不冻，夏而不暑，极天下之大，并夷狄地而言之"7(P190).描写天子歌舞"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也是汇集了四面八方诸多少数民族的文艺样式，集中表演。于春海(2003)等学者还从中读出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观念，认为"子虚赋上林赋是以文学的形式，对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最好阐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8,所论颇中肯禁。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即赋的结尾所谓"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康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两个主题同时存在，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泼墨如云，后者惜墨如金。天子游猎赋的上半部分(即子虚赋)，首先让楚国使者子虚出场，他极力夸饰楚国云梦泽面积之广大、物产之众多，楚王狩猎队伍之雄壮，狩猎过程之惊险、时间之长久、猎物之众多、猎后饮食之考究等等;接着齐国乌有先生出场，称誉齐国的海滨田猎场"吞若云梦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田猎范围、场面、战果皆胜过楚国。乌有先生用语不多，但气势il人，与子虚针锋相对，呈不相上下之势。在天子游猎赋的下半部分(即上林赋),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出场，他首先对子虚、乌有的言论进行义正辞严的驳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9(Pl-2)这段话居高临下，声色俱厉地批判了楚国、齐国不明白君臣之义，不能行诸侯之礼，奢侈荒淫，没有节制，尤其批评了齐王"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有私通外国的嫌疑。接下来亡是公又说："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以近三千字的篇幅，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之地域广阔、物产繁多、天子狩猎场面宏大无比，猎后歌舞囊括四夷，在气势上压倒齐楚；最后说天子幡然悔悟，解酒罢猎，关爱百姓，实行德政。此下又对齐楚二国进行斥责："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再次批评诸侯王奢侈淫乐，不能关心民生疾苦。赋的结尾说："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日：'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9(P.29)子虚、乌有二人羞愧难当，纷纷离开坐席，感谢亡是公的教诲。很显然，天子游猎赋的后半部分，亡是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训诫诸侯，以昂扬喜悦的语气歌颂中央，极力铺陈上林苑的富庶辽阔和狩猎、典礼活动，这是以文学艺术的手段为汉朝结束分封、走向完全统一制造舆论，大唱赞歌，其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自然是情理中事。对于天子游猎赋后半部分（即上林赋）的写作时间，有建元二年说（何沛雄）、建元三年说（司马光）、建元四年说（简宗梧）、建元六年说（龚克昌）、元光元年说（刘跃进）等，而以元光元年（前134）较为合理。窦太后于建元六年（前135）去世，汉武帝于次年改元，年号元光，即将施展其宏图大志，七年后即颁发了推恩令（元朔二年，前127年）。换言之，该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诸侯王问题即将得到彻底解决的前夜。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尽管他在政治才能上比不上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但是他也有出色的政治眼光（后来司马相如被任命为中郎将，成功开通西南夷，亦可见其政治才能），有如椽大笔并用它来描写这一历史进程。当然,七国之乱引发的政治危机，梁孝王功高震主引发的猜忌和打击，都促使当时的文人志士进行选择和思考。司马相如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这一思考，并选择了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道路，而成为文学界的旗手，大一统政治的鼓吹者。历代文人无不艳羡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之遇"，殊不知这种"君臣之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政治与文学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开始扩建上林苑，故上林赋的写作，很可能是在上林苑扩建之后。赋中对上林苑各种奇异物品乃至来自异域的"樱桃蒲陶”的描写，无疑与三辅黄图上林苑所载“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的记载高度吻合。亡是公所云"游于六艺之囿，驰鹫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3刍虞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这些宣扬儒家思想的文字，更是窦太后统治时代所不敢想象的，只能在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挣脱羁绊、亲理政事之后。因为在汉武帝亲政之前，鼓吹儒家思想的人物如窦婴、田蛤、赵维、王臧等都遭到了迫害。至于亡是公所谓"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更是与汉武帝改元之事高度吻合。故刘跃进先生将此赋系于元光元年10。改元伊始、踌躇满志的汉武帝读到面目全新、气象阔大、富有时代气息、彰显儒家思想的上林赋，怎能不拍案叫绝？于是"天子大悦赋奏，天子以为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游猎赋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也只能在特定的时代才能得到君王的青睐。当儒学已经独尊、"推恩令”得以推行、诸侯王的时代成为过去，类似题材的作品再也无法引起帝王的共鸣。因而，天子游猎赋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至于该赋的第二主题，那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了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日：嗟乎!此大奢侈"，即以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自司马迁以来两千余年肯定相如赋者，无不赞扬其与诗经一样有讽谏之义，称誉他"卒章显志"，手法高明。例如宋程大昌雍录卷九"上林赋三"云："若相如篇终致讽之言，则遂明于扬雄矣。"元祝尧古赋辩体上林赋称："此篇之末有风义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称："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亦云："马、扬则讽谏为多。"皆高度肯定司马相如赋的讽谏精神，以为其上承诗经，下启扬雄，垂范后昆，意义深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自扬雄以来两千余年否定相如赋者，亦以讽谏为准绳评判相如赋，无不认为其"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汉书扬雄传称："（雄以为）赋劝而不止，明矣于是辍不复为。"宋刘放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云："子虚大人之文，无益于讽谏。“有人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司马相如"迎合上意"，"人品不足齿也"（元方回续古今考卷十），这已经上升到道德审判的高度，有无限上纲之嫌。其实这都是对相如赋主题的严重误读。事实上，天子游猎赋结尾的讽谏，只是该赋的第二主题，是次主题，其重要性远在第一主题之下。四、"赋圣"崛起的历史启示司马相如因天子游猎赋而成为汉武帝最青睐的文学家，也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他将赋体文学推向了顶峰，对后世辞赋创作尤其是散体大赋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冯沅君先生汉赋与古优归纳出汉赋的六大特点：一是问答，二是体物，三是谀词，四是讽谏语,五是散文化，六是叠字或骈字UU,天子游猎赋都已全部具备，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汉代散体大赋的体制和规模。尤其是问答、体物两点，更成为后代散体大赋创作的不二法门。所不同的是，天子游猎赋所假设的子虚、乌有、亡是公，似幻非幻，似假实真，以艺术的手段再现了汉景帝、汉武帝之世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敏锐的历史洞见性。此前的散体大赋，例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中楚王、宋玉、登徒子之间的问答，仅仅局限在楚国之内；枚乘七发中楚太子与吴客的问答，相如在梁孝王门下创作的子虚赋中子虚与乌有先生的问答，则扩大到楚吴或楚齐之间。而天子游猎赋又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帝国，表现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种艺术结构，只有在天下一统、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异物来臻、诸侯王问题基本解决、各地区自由频繁往来的汉武帝时代才有可能。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文学作品，也造就了伟大的文学家。而“七国之乱”那场旷世国难，恰好是伟大时代到来之前的剧痛，它加速了诸侯王问题的妥善解决，也给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创作的动机和原型。司马相如之后，"汉赋四大家”的另外三家一扬雄、班固、张衡一无不模仿相如赋的结构，学习相如赋的文采，仓I作了甘泉羽猎两都二京等名篇巨制，使汉赋成长为“一代之文学"。晋左思三都赋、唐李白大猎赋、宋丁渭大搜赋等，亦无不在学习相如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口2(P.3300)认为相如赋自然流动，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麒汉艺文志考证、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一、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明胡广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六等文献皆引用林艾轩此语。明代文学批评家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称："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13(P.833)指出屈原、司马相如(字长卿)分别是骚体、赋体的代表作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梅守箕梅季豹居诸二集酉藏副草自叙也说：“屈宋为骚原，马卿其赋圣。"其中"马卿"就是司马相如。沈守正雪堂集广骚序云："后世知相如为赋圣，而不知其本于骚。"施重光赋珍卷八收录司马相如大人赋一篇，径称"赋圣大人赋"。可见司马相如作为"赋圣”的崇高地位，已经被宋元明以来的众多文人所认可。所谓"圣"，既指向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也指向其不可撼动的文学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赋圣"司马相如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茶圣"陆羽、"医圣"张仲景、"诗圣”杜甫等，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亦有将宋玉尊为“赋圣”者。例如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中云："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观其高唐神女风赋等作，可谓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其赋家之圣乎？”13（P.511）当代学者吴广平、殷光熹等先生赞同并发展这一观点,此外还有史国太等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剧本赋圣宋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和何志汉的长篇小说赋圣宋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可谓声势浩大。仔细考察一下,今存署名宋玉的作品多达19篇（含伪作、残篇）,其中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具有鲜明的娱乐色彩，显然是陪侍顷襄王时创作的调笑之作，并无深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高唐赋神女赋，不仅在山水文学、艳情文学、梦幻文学等方面有开拓之功，而且初步具备了"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色，对汉代散体大赋的形成有导夫先路的作用。我们高度肯定高唐赋神女赋出现的文学史意义，但也不得不指出该赋所描写的楚怀王、顷襄王父子邂逅巫山神女的故事，局限于山水情色之间，显然有一些轻佻，既无关乎国计民生，缺乏深刻的现实意义，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毫不相干。"赋圣”之名，当然是非司马相如莫属了。"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轰轰烈烈的大变革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司马相如以如椽大笔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历史转变，之后他还以开发西南夷（今四川、贵州、云南一带）的方式参与了大一统国家的实体建构（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文学家只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与时代洪流相契合，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文学发展演进的经典之作。那些嘲风月、弄花草、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文人雅趣的作品，尽管可以名噪一时，终究难以流芳千古。"赋圣"司马相如敏锐的政治眼光、经天纬地的赋颂格局，与"诗圣"杜甫入木三分的史笔、爱国忧民的情操，不论是颂美还是批判，皆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淑世精神，是文学高度、政治情怀与思想深度的完美统一，前后辉映，彪炳千秋。他们是诗赋王国的圣手，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是"赋圣"司马相如留给后人的启示。分封数量，史料记载不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称："据说西周时期有国家数百之多。到春秋时见于春秋左传的封国和与国有一百四十余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见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刘跃进先生认为："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刘跃进：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富世平先生亦称："司马相如前145年创作的子虚之赋，就是现在天子游猎赋的前一部分的部分初稿，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前一部分中子虚所对的那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描写了诸侯游猎之盛。"（富世平：子虚上林的分合及其相关问题新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其说可从。又，子虚赋："怕乎无为，憎乎自持。"其中包含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应该写于汉武帝前期，在其尚未独立执掌大权、推尊儒家思想之时。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用直谏，大人赋则用微讽。后者意在讽谏汉武帝求仙,结果"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适得其反。扬雄批评其"劝而不止”（汉书扬雄传）,"劝百而讽一"（汉书词马相如传）,班固进而批评所有大赋"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所谓“劝百讽一”"劝而不止"，用以评价大人赋则可,用于评价天子游猎赋则不可。二者主题不同。与司马相如同时的孔臧撰有谏格虎赋（见孔丛子连丛上），假设亡诸大夫与下国之君的问答，亦反映中央政权与诸侯王的关系惜该赋描写粗疏，篇幅只有408字（不计标点），故没有引起汉武帝的注意。详参吴广平宋玉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71-191页）、殷光熹"悲秋之祖""赋家之圣"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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