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里的革命抑或革书斋的命-——从布鲁姆到萨义德再到罗蒂的文学批评策略_1.docx

书斋里的革命抑或革书斋的命从布鲁姆到萨义德再到罗蒂的文学批评策略OnStrategiesofLiteraryCriticismrFromHaroldBloomtoEdwardSaidandRichardRorty作者：徐晓军作者简介：徐晓军，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原文出处：当代文坛（成都）2018年第20183期第38-44页内容提要：1970年代，面对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哈罗德布鲁姆提出强调互文的“影响理论”反对文本自足论。萨义德用重回历史空间的“世俗批评”替代清教徒式的新批评。两者同为反本质主义，前者强调文学史是后辈诗人在先驱诗人的影响下写作并与之争夺空间；后者强调文本不只是作者在书斋里的革命的产物，还与社会历史同构共振，并发挥着政治文化功能。罗蒂从哲学角度切入文学批评，在布鲁姆的经典批评和萨义德的文化政治批评之间游弋摇摆，用实用主义救赎、融通，各取所长。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8年09期关键词：文学批评/布鲁姆/萨义德/罗蒂/实用主义标题注释：本文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形态、成因、演变及评价的诗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9。一互为"敌手”的反讽主义1975年，爱德华W.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出重新描述经典文学文本的路径。萨义德认为"作为一种意指形式的文本"，既"包含现世性(worldliness).境况性(CirCUmStamiality),也包括文本的地位，这种地位让文本成为同时拥有美感特殊性和历史偶然性的事件"。他们共同构成了文本"生产和传达意义不可替代的部分“。萨义德力图将文本从新批评建立的文本自足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将之重置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萨义德使用“情境""现世性""境况性”等新术语,使之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批评。"情境(SitUation)不是隐藏于文本中的神秘物”，文本描述不只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文本也不是社会的附属物。文本、文本书写者都处于社会历史空间中，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批评要务之一就是发掘它们之间的同构共振关系。"文本客体自身和情境同存于一个外层特殊性中”。这样的共存、共生关系"限定了阐释者及其阐释行为。”文本中有什么和文本阐释行为，与文本和阐释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萨义德用文本和阐释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的处境研究，替代了"什么是文学"这样的本质主义和“文本内部有什么"这样的形式主义追问。这种对"什么是X"的苏格拉底式追问的放弃，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是放弃"终极语汇”(firIaIVoCabUlary)的反讽主义。对于"反讽主义者"而言，我们只能用新的语汇来"重新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过去”，希望透过这不断的再描述，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最佳的自我"。萨义德用"现世性""境况性”"对位阅读”等批评术语替代美国风行的新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宗教式"术语，重新描述书籍、文本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位置。这种注重文学历史空间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堕落"，只是姿态十足的政治正确，却远离了文学自身本应有的审美价值研究。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认定"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都是憎恨学派。"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布鲁姆认为在他的时代，"憎恨学派”已经占据了学院文学批评的主体地位，它们和"进入死胡同的形式主义”一样，是一种十足的学院派批评，逼得真正的审美批评只剩下古典文学系的规模。有趣的是，萨义德在提出他的批评范式时，进攻的火力同样对准了当时的美国学院派批评。萨义德认为，当时的美国学院批评，无论是守旧的右翼还是新进的左翼，在论辩中有着共同的特性:在理论上为实践中从不做的事情辩护。论辩双方的共同点都是将"文本、作者和时代保持在人们熟知的公认的经典之内".萨义德的主要例证正是哈罗德布鲁姆。他认为，”布鲁姆的著作及其在理论基础上以愤怒和赞扬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观点，都牢牢地保持在学院批评传统之内。”这两个互为对手、互视对方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又都被理查德罗蒂视为实用主义式的"反讽主义者"，是黑格尔式“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当下更时髦的叫法就是“文学批评"。他们立足于阐释文学间的关联，给书籍锚定一个位置，而不寻求书籍与真理由终极语汇构成之间的联系。不同的只是锚定书籍位置的方法：对萨义德来说叫"对位""现世"；对布鲁姆而言则是"影响""误读"。这就是“辩证式”的文学批评，看重的是文学的关联性。因为，当"没有任可东西可以用来批评终极语汇”的时候，那么"回应意象再描述的惟一对策，就是提出另一项再再描述”。这样，无论是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抑或是布鲁姆的审美批评，就都是针对他们自身以外的批评的再批评。这样的批评提供了新的面对文学的批评策略，却并不更靠近由终极语汇构造的“真理"，而是追求对文学内部关系或文学与外部关系的更好描述，以便造就更好的自我。这两种看似势同水火的批评策略，罗蒂在哲学的高度看到了他们的内在相似性，从中发掘"反柏拉图式”的人类进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融合。他将文学批评引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研究，以避免批评间你死我活的争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罗蒂的这种并行不悖融合与共存可行吗？这会是怎样的一种的未来？萨义德曾从布鲁姆的批评中获益良多，但又与之有着巨大的分野。我们回到萨义德和布鲁姆的批评策略，审视罗蒂的融合路径，也许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的启示。二布鲁姆的"影响"与"误读”：书斋里的革命从1973年最为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AnXietyOflnfIUenCe)至!2011年姐妹篇影响的剖析(TheAnatomyofInfluence),"影响"和"误读”作为两大核心概念，贯穿着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始终。借助这两大概念，布鲁姆将西方经典作品串成了一个前后相继、以莎士比亚为巅峰标准的谱系。在比较文学已经成为普及学科的状况下，作家彼此间存在着一些影响，对普罗大众而言，几乎是无需多言的事实。但布鲁姆将"影响"这个通用语复杂化、专业化，甚至有点神秘化了；繁复到大众f口专业批评家都无法直接理解程度。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提出了"影响"六大修正比"克里纳门"(CIinamen)s"苔瑟拉"(Tessera)、"克诺西斯"(Kenosis)、"魔鬼化"(Daemonization)x"阿斯克西斯"(Askesis)、"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布鲁姆给这些术语做了详细的解释，并列举案例精微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一旦脱离了布鲁姆的描述和案例，即使训练有素的读者，也很难在别的文本中快速地感受到相似的描述。因此，尽管评论界把"影响"这一术语归之于他的名下，但布鲁姆这六个修正比术语并没有通行开来，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英语学界都是如此。其神秘性让布鲁姆显得精英姿态十足，这不仅将普罗大众拒之门外，也让职业学者望而生畏。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许是"精英"一词的慢慢贬义化，在2011年出版的影响的剖析中，布鲁姆用更为通俗的“文学之爱”取代了最初的那些激进、生涩的术语。两部主标题相似的著作，副标题却从抽象的"一种诗歌理论"变成更接地气的"文学作为生活方式”。布鲁姆以这样的改变，让文翱口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更美好的生命形态，将审美批评内化到生命之中。复杂拗口的修正比简化成了"掺杂着防御机制的文学之爱”。但这只是一次战术调整，布鲁姆并未改变其基本观点。"影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的焦虑”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布鲁姆认定"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开的"，"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历史"。诗人总是在先驱影响的焦虑中，带着强烈的“弑父"情结展开文学创作，夺取自己的文学空间。文学史是诗人之间的搏斗史。"优于、劣于或等于”是文学研究中唯一重要的问题，也是认识文学审美价值的惟一路径。因此，在布鲁姆的文学谱系中，打败马洛、击败乔叟这些先3区作家，就成了莎士比亚创作最大的动力和目标。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既打败了马洛的爱德华二世，又是哈姆雷特的最初尝试，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则彻底击败了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中的巴拉巴斯，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义式人物的先?区，福斯塔夫则与乔叟的巴思妇人阿丽丝紧密相连，并在程度和力度上战胜了后者。QD至于莎士比亚创造出的理查二世跟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与莎士比亚当时社会状况是否有关联，那并不重要。"福斯塔夫与都铎时期的王权论？福斯塔夫与剩余价值？相比之下，我更想了解福斯塔夫和尼采之间的关系，理解尼采对历史用于人生的看法。”（12）对文学史和诗人而言，重要的是“诗人身上的诗人"，（13）文学的"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标准”。（14）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核心和标准，那是因为莎士比亚既战胜了先驱，又没有后来者能击败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和多变性，只能在影响的焦虑中修正他、接近他或者想办法绕过他。面对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孽，后辈诗人的作战方式，就是"误读"."影响”第一种修正比"克里纳门"也即"诗的误读"。"误读"不仅是影响的表现形式，还是弗洛伊德式的渴求与众不同的欲望，是弑父的冲动，总在潜意识与无意识中展开。这是强力诗人的本能。在诗人那里，"阅读是一种延迟、几乎不可能的行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15）布鲁姆以自己方式修正了艾略特的关于“传统与个人天才"的说法。在艾略特那里，诗人也无法单独具有完全的意义，而必须在天才辈出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学"是一个秩序问题；批评的功能主要似乎也是这个问题。艺术家如果要取得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必须对他本身以外的某些东西表示忠顺，倾其身心地热诚对待它,为它做出牺牲"。(16)也许是在艾略特"影响的焦虑"下，布鲁姆将顺从于父亲“误读”成了弑父与对父辈的修正。布鲁姆通过"误读"建立起了诗人"家庭罗曼史"，修正了艾略特以顺从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布鲁姆在艾略特的传统中，加入了因"误读"造就的原创性和陌生性，从而更好地解释了诗人之间的传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为了修正艾略特的传统，布鲁姆借用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概念将"误读”这一阅读与阐释行为延伸到文学书写之中。周期性爆发的迟到苦恼，促使后辈强力诗人对先3区诗人的不断修正。这种误读与修正，构成了两首诗之间唯一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隐喻、意象、用词、句式、句法、韵律和诗歌立场上的辩证承续关系。布鲁姆将诗歌之间的影响关系视为了一部纯粹的符号关联史和修正史。影响的焦虑成了纯然的"诗歌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7)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他反对的已进入死胡同的学院派新批评。在修正了文本的自我独立性后，布鲁姆建立了文本间的符号互文性，文本依旧是符号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浪漫主义审美批评的必然宿命。为了对抗这一宿命，布鲁姆在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中杜撰了一个缠绕的概念:事实性(facticity)。在“事实性"中，布鲁姆力求将属于文本间的"影响""误读”与读者阅读经验关联起来。似乎在文本与主体阅读的交错互释中，"影响”理论就成了普遍的事实性存在，而不是个人天才般的发现。与过往的方式一样，布鲁姆还是回到文本描述中对此加以例证。通过研究"圣经"文献，布鲁姆努力证明竞争在人类写作之初就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禧年书对J作者耶和华文献中最难的原创性的拒绝，就是"影响的焦虑”的结果。这就是"影响"与"误读”的事实性，像布鲁姆一样的有经验的读者，在对比阅读中就能惊奇地发现这种事实。文本与文本之间必然存在的、能被读者发掘出来的"影响""误读"这一事实，就构成了布鲁姆的"事实性”概念。“我所谓的事实性是指一种被真实或偶然突然抓住的状态，一种无法逃避、不可改变的情境。"（18）布鲁姆用"事实性"驱逐了福柯的“物质性"。它并非指文本的社会事实，而是指文本间性和读者经验到文本间性的事实。”事实”依然只是文本性事实和主体经验性事实。自始至终，布鲁姆都认定"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19）借用国内学者朱学勤的说法,这是一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20）。后来通过符号上的修正和误读，将先驱诗人的符号、隐喻等，以"脱胎换骨”的方式，变成自己的创造。诗歌的历史就是一场书斋里的对先驱文本不断革命的历史。文本书写就是书斋里"无害"的精英书写革命。文本并不处于社会历史中，也并非作为物质世界一部分而存在，而这正是萨义德试图开掘出来的。三深入社会历史场景的萨义德：革书斋的命对于布鲁姆的这场"书斋里的革命”，萨义德一开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的。在影响的焦虑刚刚出版的1973年，萨义德在现代语言札记发表了长篇论文作为实践和观念的文本，分析文本之间的纷繁复杂的交错关系。此刻的萨义德也将"新文本对作为父亲权威的文本的挑战"视作"文学和思想的一个主题"。"书与书之间的搏斗都重复着子女与宰制性父权文本之间的争吵。"随后，萨义德又说道"就我们一直使用的术语来说，作家间的影响这个广阔无边的问题（正如最近WJ贝特和哈罗德布鲁姆的探寻所示）也能被理解为文本关联的一个方面。"（21）萨义德用一个括弧将整个布鲁姆的影响研究收编为其研究体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萨义德只是简单挪用布鲁姆的概念。该论文只是1970年12月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文学文本特征描述札记的续篇。这篇稍早的札记认为："文本是一个多维结构，（从作者生涯的开端贯穿到结束），一个文本是意欲成为作者的人的原始资料和目标，是他的诸种努力的形式。文本包含了他凝聚起来的诸要素。以一系列复杂而不同的方式，文本将施加在作者身上的心理、时代和社会压力诸要素具体呈现出来。"（22）在那时，萨义德就已经将文本视作为一个意欲成为作者的人的资源和压力之一。但对萨义德来说，文本中所包含不只是来自开端文本的压力，也包含了作者生涯中所经受的时代和社会压力。因此,当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出版后，萨义德虽表达了心'有戚戚焉的同情，甚至将其收编为他的文本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其分野其实业已显现出来。萨义德认为，文本不只是在文本谱系中占据一个位置，它作为“一种存在"，还在社会历史中"（积极地）占据一个位置为了在场，文本替代了一个甚至成千个其它东西，如果不是文本，某些其它东西也许还在其位。如果那个其它东西不是另一个文本，它就可能会是演说、沉默、混沌，等等"。（23）文本既杀入了传统，在纵向的时间轴上占据一个言说的位置；也杀入了社会，在横向的空间轴中占据了一个言说的位置。借助文本，"艺术性的时代替代了经验性的时代"。（24）文本不仅通过"弑父"夺权，替权威文本言说，还会夺取他者的位置，替他者言说。文本是一个事件，遮蔽和附加了很多东西，它围绕着不同的时空轴表达着多种意图。1976年，在辨析杂志的一次专访中,萨义德还对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表达了相当的同情。在当时，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批“前卫批评家”受到了很多攻击。萨义德表达支持的首个理由就是，布鲁姆用理论将封闭的文本复杂化了，破除了文本符号独立自足的神话。第二个理由是，布鲁姆发现了文本是后辈强力诗人与知区强力诗人争夺权力的结果。”布鲁姆的作品集中围绕着斗争以及甚为受限的权力、宰制和压力的观念他集中了某种我认为是绝对真实的东西：没有他谈及的诗歌中的那种权力关系，人类活动、作品生产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生。"(25)文学、文化都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而是相互关联、代代相传的。当然，同情是有限定的，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根本差异。萨义德认为，布鲁姆”错误地认为诗歌史抑或文化史，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强弱诗人之间的戏剧性斗争布鲁姆从未在任何地方考虑过诗应归功于文化或历史”。(26)所以，萨义德引入福柯修正布鲁姆的局限。文本在萨义德那里是"一个集体产业""一个进程"，它是“物质性"的(27)。文本是一个档案性存在，很难只在文本与文本的缠斗中认识清楚。批评需要重新连接上社会、历史、机构、生产机制等，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文本。布鲁姆的纯文本间性研究，遮蔽了文学与历史场景的同构共振关系。那么这样做会不会如布鲁姆所言让文学丧失其审美价值呢？萨义德认为恰恰是广阔的社会历史场景，让文学的复杂性更具魅力。如果将丰富宏阔的文学史、文化史限制成为数不多的英雄们、激进的变革作家的作品，这就不只是"误读"了，而是等于根本没读。(28)恰如萨义德的预言，布鲁姆越来越退回到为数不多的经典当中，而萨义德则越来越深入更加宏阔社会历史场景中。萨义德就成了布鲁姆眼中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9),成了“憎恨学派”的一员。布鲁姆则成了萨义德笔下"自称为经典人文主义的那种最极端、盛气凌人的唯美主义之大众代言人"，靠着"滔滔不绝、鱼龙混杂的表述"，进行"简单的断言、肯定、吟诵"。(30)布鲁姆用"影响""误读”在书斋里发动了一种文本革命，萨义德则将文本拿出书斋，置入更复杂的社会历史场景之中，力求革掉书斋的命。他们革命的对象都是日益陷入自我封闭中的新批评。这场革命，仅仅用布鲁姆的文本互文的迷宫之网取代新批评的文本自足是远远不够的。萨义德就举起"现世"和"对位"两大武器革起了书斋的命。萨义德的“现世"(worldly)或"现世性"(worldIiness)并不是用来展开文学批评的概念性术语，而是用来描述文本生产和存在的处境的，它是文学世俗批评的触发点。萨义德用"现世"将文本问题重新问题化，思考文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存续，并不断被解释、再解释、再再解释文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事件和政治活动的现世关联是萨义德重点挖掘的对象。对布鲁姆来说，莎士比亚是因马洛、乔叟这样的先作家制造的焦虑而写作；但对萨义德而言，莎士比亚不只生活在文本世界中，还是在世生存的(beintheworld)理查二世不可能只是为了杀死马洛的爱德华二世，而与英国的历史与现实毫无关联。哈姆雷特并不是什么丹麦王子，而是彻彻底底的英格兰人。现世是作家和批评家无法回避的状态，所以几乎足不出户的奥斯汀会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写到安提瓜,从未到过远东的福楼拜会让情感教育中的男主人公到巴黎每天学一个小时的汉语。这是因为奥斯汀、福楼拜以及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处于大英帝国殖民世界和中法战争的时代。他们都会感觉到时代的共振，并不自觉地呈现出来。过去，批评常常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文本中的社会历史细节，通过批评的炼金术将文学的复杂性不断单一化，成为意义纯洁的“非历史化"神圣经典。萨义德要做的是重绘文本的现世处境。他采取的方法是"对位阅读"：让被神圣文本替代的沉默者重新说话。如果布鲁姆的“影响"，建立了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文化秩序;那么萨义德的对位阅读，则是把文本拉出书斋，置入社会历史场景中，与本来就该位于那里的他者对话。文本就不能再泰然自若地坐在书斋里经典的高脚椅上，享受顶礼膜拜，而要面对阳光下来自不同方位的他者质询。从开始受布鲁姆"影响"理论启发、对之饱含同情，萨义德接过了布鲁姆在书斋里点燃的革命之火，最后革起了书斋的命。这让他们的批评既势如水火，又有着相似的革命气质。同样，随着年岁渐长，二人又都有所退缩：一个回到经典世界，一个则进入人文主义语文学。所以当罗蒂从哲学的高度杀入文学批评，就从他们纷纷扰扰的冲突中，看到了气质上的相似。四罗蒂的实用主义救赎：政治与书斋之间的摇摆布鲁姆是罗蒂很看重的一位批评家，但有意思的是，看待的方式却又很萨义德式。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布鲁姆。面对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伊格尔顿看到的是"絮絮叨叨""口若悬河""满口说教""只知大段地复述情节"，（31）罗蒂看到的则是"自律"救赎""希望""民主"。这种差异不只是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差异，更在于罗蒂的目的和伊格尔顿的意图的差异。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对于罗蒂的功能在于，用一种非论证的希望替代已经僵化的分析哲学的论证式知识。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在本质上和一个解决问题的木匠没有差别。他们都可以满足人类"把事情搞清楚的需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却不能提供关于"自己是谁和什么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这样的问题的答案。（32）无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还是宗教抑或是当下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都想将人的生活引向"真理""上帝"或"科学”这样的单一背景中。只有诗歌、戏剧、小说，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批评才能提供关于生活、关于人性的多样性，让我们回到真实的经验之中。只有在文学中人才能“救赎自己"，而在哲学、宗教、科学中，我们只是救赎了真理、救赎了知识,却失去了人自身。文学就具有了对人类个体的启示价值。分析哲学出身的罗蒂，非常看重"人是什么""我们将去向哪里"和"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之间的差异。对这两类不同问题的回答，将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未来。因此，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的大段情节描述和精神剖析，在罗蒂的笔下就成了对生活、人性等现实经验的多样性描述，而不是引向"人是什么”"存在是什么"这样大而空洞的问题。只有这样，人类的灵感才能被激发出来，发现新希望，救赎自己。这是科学、知识化的哲学所不能提供的。"因为无论万事万物最后定律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无助于提供政治指导或个人救赎。"（33）与提供单一背景的"知识"不同，布鲁姆让我们阅读更加多样的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罗蒂看重的是布鲁姆认定的读这些书的效果，借助持续深入的阅读,建立并巩固一个自律的自我。（34）依靠文学作品提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阅读可以使人从过往的关于个体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思维窠臼中解放出来，并生产出新的希望。这样的文学文化可以为"创造和维持民主社会里最繁荣的宽容氛围"（35）做出贡献。”只有那些为找到启示而读书的人才有可能在建设一个协作的共和国的过程中非常有用"。（36）布鲁姆的审美批评被罗蒂功能化了。罗蒂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让闷在书斋里的布鲁姆式“反讽主义”批评，走进了社会，发挥萨义德式"反讽主义"批评努力发挥的政治药效：通往启蒙、解放、自由和更加多元的对话，建立更加包容的去中心化世界。文学既承担着个体自我救赎的功能，又为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希望。文学不只是在书斋里琢磨自己究竟是优于、等于，还是劣于另一部作品，文学是一种“文学文化"。罗蒂在布鲁姆和萨义德之间的游弋勾连，用文学反讽主义重新发展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辩证法不再是论证方式，而是局部再描述（redescrition）。辩证法成为"语汇之间的互相揭露对抗，而不是从一个推论引出一个推论根本不是一种论证的程序或统一主客体的方式,而只是一种文学技巧，用来从一个语汇平顺、迅速地过渡到另一个语汇，以制造骇人听闻的格式塔转换"。（37）辩证法不再是论证某个单一背景的终极真理，而是说明一种描述世界的方式已经陈旧不堪，需要借助全新的语汇来描述这个世界。罗蒂的“辩证法"从哲学方法变成了文学思维。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从辩证法一端出发，走向了另一端，从布鲁姆的反讽主义走向萨义德的反讽主义。罗蒂既承认将莎士比亚视为文学经典最高标准，甚至唯一标准的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能给我们以启示，也"很高兴地承认，经典书目是暂时的，检验标准是可代替的"（38）这一极具"憎恨学派”色彩的文学观念。文学文化经典既有启示录式的救赎价值，也能发挥继续启蒙的世俗功能，成为民主政治最忠诚的同盟军。罗蒂摇摆与融通,对阅读范围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布鲁姆的经典因为启示录式自我救赎价值固然重要，但"所有那些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居民的需求和自我描述的次要小说"同样重要，它们能帮我们“变得感知明锐和有高度责任感”，还能帮助我们和"他们"对话、交流，"避免因为疏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39)罗蒂虽不直接论及萨义德的文学批评，但这样的罗蒂又显得很萨义德。罗蒂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在提倡布鲁姆的经典阅读之时，又用萨义德的世俗努力消解其精英主义的福音布道色彩。罗蒂的实用主义救赎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既不希望迅速崛起的文化研究，彻底压垮经典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也不希望固守陈旧堡垒抵制新兴事物的崛起。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都将是"传统的种族清洗的过程”(40)在文化领域的复归。这显然比抬高一方，压抑另一方更加中肯，更加包容，也更有远见。EdWardW.SaidJheText,theWorldztheCriticJheBulletinoftheMidwest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Vol.8,No.2(Autumn,1975),p.8.该文后来被收入同名专著世界，文本，批评家时，萨义德对全文做了一些语言和细节上的修改。国内引进版由李自修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37)(38)(39)(40)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版，第114页，第115页，第112-113页，第123页，第88页，第70页。(14)(29)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版，第8页，第14页，第412页，第12、16页，第412页。©EdwardW.Said,ReflectionsonRecentAmerican"Left"LiteraryCriticismfBoundary2,Vol.8,No.l,TheProblemsofCriticism:ASymposium(Autumn,1979),p.l2.(17)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版，第10页，第8页。(13)(19)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12页，第5页，第12页，第31页。(11)第一种说法见影响的焦虑的再版前言"玷污的苦恼"，见影响的焦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版的"再版前言"，第36页；后两种说法见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版，第34-37页。(12)美哈罗德布鲁姆：剧作家与戏剧,刘志刚译，译林出版社2016版，第153页。(15)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1页。(16)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14页。(18)美哈罗德布鲁姆：神圣真理的毁灭一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刘佳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8页。(20)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61页。(21)EdwardW.Said:TheTextasPracticeandasIdea,MLN,Vol.88,No.6,ComparativeLiteratllre(DeC.,1973),p.1089-1090.该文全文收入了BeginningslntentionandMethod(NewYork:BasicBOOkS,Inc.,Publishers,1975)作为第四章"beginningwithaText"的第二部分,这段引文见第213页。中译本开端：意图与方法由章乐天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该引文见于第329页，此处有改动。(22)EdwardW.Said:NotesontheCharacterizationofaLiteraryTe×tzMLN,Vol.85zNo.6,ComparativeLiteratUre(DeC.,1970),p.770.该文后经过作者的调整修订，被分割成不同部分收入BeginningsJntentionandMethod(NewYork:BasicBookSJnC.,Publishers,1975)的第四章"beginningwithaText"中。这段引文括弧中所带文字，即为作者收入书中时所加。原著见第196页，中译本见302页。(23)EdwardW.Said:TheTextasPracticeandasIdea,MLN,Vol.88,No.6,ComparativeLiteratUre(DeC.,1973),p.1071.原著见第197页。中译本见第304页。引文括弧内文字同样为作者将论文收入著作中所加。(24)EdwardW.Said:NotesontheCharacterizationofaLiteraryTe×t,MLN,Vol.85,No.6,ComparativeLiteratUre(DeC.,1970),p.777.原著见第235页，中译本见362页。(25)(26)(27)(28正dwardW.Said:Interview:EdwardW-SaidlDiacritics,Vol.6,No.3(Autumn,1976)zp.35,p.34,p.37,p.34.(30)美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版，第33页。(31)刘锋：伊格尔顿评布鲁姆的新著如何读为什么度，国外文学，2011年第2期，第120-121页。(32)(33)(35)(36)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版，第Ill页，第114页，第113页，第126页。(34)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