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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场的在场：鲁迅与延安文艺座谈会AbsentPresenceiLuXunandYan,anLiteratureandArtSymposium作者：张武军作者简介：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3年第20232期第41-52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3年07期过去，学界一提及“延安鲁迅"的生成，往往会从毛泽东的演讲论鲁迅说起，的确，这是毛泽东唯一的一篇鲁迅专论，怎么强调其意义都不为过。但值得追问的是，此前一直对鲁迅“生疏"的毛泽东，是如何形成他的“鲁迅论"？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中"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刚成立的陕北公学请来毛泽东演讲，奇怪的是，陕公"居然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稿。后来，聆听过演讲的学员汪大漠到武汉，"私自"把他的听讲记录毛泽东论鲁迅，未经毛泽东审阅，投稿给胡风主编的七月。20世纪80年代，在党史研究者唐天然和诸多当事人的极力推动下，汪大漠的私人记录稿才正式被认可为毛泽东的著述，以论鲁迅为题，重新刊登在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1版，随后被收录到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演讲直接引用鲁迅文章和观点的地方很少，"主张打落水狗"出自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援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但这篇文章由冯雪峰代笔，当然毛泽东和延安的很多人并不了解个中曲折，也可见毛泽东此时对鲁迅的确不很熟悉。毛泽东演讲引用最多的当属鲁迅给萧军的信简，由此论证坚持革命斗争的必要，引文出自萧军整理的9封书信，即萧军为作家"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整理而成的让他自己。萧军及其他鲁迅弟子推出的一些“纪念特辑"，如作家译文中流很有可能被人带到延安，至少，刊载让他自己的作家2卷2号，毛泽东肯定有读到，而该期首页上萧军所写的本刊献词，毛泽东理应记忆深刻。本刊献词中萧军对鲁迅有明确定位，"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最伟大的前进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最坚决和最英勇的战士"；毛泽东的演讲T始就首先道明："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站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本刊献词中萧军集中阐述鲁迅精神的实质就是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论鲁迅"是围绕着"斗争精神”的详细阐发。比对毛泽东的论鲁迅和萧军的本刊献词，再结合毛泽东对让他自己.的大段征引，可以说，此前并不怎么熟悉也不怎么关注鲁迅的毛泽东，其“鲁迅论"明显受"鲁门弟子"萧军的影响；或者说，他从萧军的"革命鲁迅""斗争精神”论说中找到了共鸣，也可以说，此时尚未来到延安的萧军已然参与到延安鲁迅形象的建构。鲁迅逝世周年的时刻，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已彻底形成，党内很多人对"斗争"有所放弃，毛泽东"陕公”鲁迅演讲的前后几天，他的主要言行，都是在批评党内工作放弃斗争和无原则地迁就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凸显鲁迅斗争精神的演讲，延安报刊没有公开发表，反倒是鲁迅弟子们在武汉办的七月杂志率先刊载。可见，毛泽东此时不仅和鲁迅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和"鲁门弟子"也是"息息相通的"。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院的讲话，又一次谈论鲁迅，他强调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此时的延安，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正大行其道，毛泽东越发注意到鲁迅“两个口号”中的立场，捋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精神，并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系统阐发。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当爆续鲁迅革命精神的“鲁门弟子”萧军1940年6月再次抵达延安后，他和毛泽东很快就有了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密切往来，鲁迅也由此成为延安文艺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存在。本文拟以“鲁门弟子”萧军和他的“鲁迅论"为中介，探究鲁迅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是如何介入延安文艺的发展历程，如何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焦点话题，又是如何构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文本最终形成的核心元素。一、“鲁门弟子"萧军和"延安鲁迅”的契合与区隔1940年6月中旬，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与之前的途经和短暂停留不同，这一次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以传播鲁迅、宣扬鲁迅为己任的萧军来延安后不久，就开始着手预备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他提前两个月拟好纪念大会的演讲题目一鲁迅先生的"品质"和精神，"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主题是：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的品质和精神，想给那些卑俗的和机会主义的党员们一点警惕"日记中，萧军详细列出鲁迅品质和精神的几个面相，如"实践""不苟""学习""战斗"等。同时，结合自己两个月来对延安一些不良习气的感受，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浅薄，浮夸，自以为革命，这是鲁迅所噌恶的；攀缘附会，不凭自己的能力这是鲁迅所憎恶的。鲁迅要用自己的能力、利益，帮助党，决（绝）不想借党的光，把自己伟大起来，以遂自己自私自利的企图。""鲁迅的精神是每个人的精神，更是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鲁迅的精神才是中国化了的精神"。1940年10月19日，萧军撰写鲁迅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他印制了300份在纪念大会上散发，自己也作了大会发言。遗憾的是，他的发言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很有可能是即兴发言。据萧军日记记载，曾有一个“鲁艺"学生来反对他，理由之一是萧军曾在"鲁迅纪念会上说鲁迅和中国的孔子相象，这是不对的”。其实，把鲁迅和孔子比附恰恰是源自毛泽东的论鲁迅，毛泽东由此称赞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再次说明，毛泽东的这篇演讲稿，很长时间并不为延安的文艺青年所知，这也说明，作为早期七月杂志同人的萧军不仅穗毛泽东的“鲁迅论"，而且到延安后有意靠拢毛泽东的“鲁迅论"。更直接的证明材料就是萧军撰写的大会宣言，他把"新民主主义"带入到鲁迅的精神宣扬，甚至把"百团大战光辉的业绩”作为鲁迅的“周年祭"，"政治一我们正在实现着新民主主义""军事一我们正在准备实现加紧地反攻文化一我们早就统一着枪和笔"。宣言中，萧军强调"鲁迅一生是为大众的：我们要坚决加紧开展大众文化运动"Ql）,也紧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鲁迅“大众化”方向的论述。显而易见，萧军纪念大会上散发的“宣言"，以及他的即兴讲话，较之于他日记中的纪念活动构想，"圆融"了不少，他把鲁迅纳入延安文化、把自己融入延安生活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鲁迅逝世4周年大会之后，萧军继续不遗余力地在延安传播鲁迅、宣扬鲁迅革命精神，为此他做了很多具体而又实际的工作。例如，筹备和主持延安鲁迅研究会，召开座谈会，主编鲁迅研究丛刊和阿Q论集等。为了在延安更好地宣扬鲁迅，萧军的公开言说，常把鲁迅和延安的伟人毛泽东、朱德并列起来，称赞他们各自的革命贡献和共同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我曾经看见过三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那就是：鲁迅、朱德、毛泽东。他们出生的年代是相近的；背负着的历史底运命是相同的，最主要还是他们的共同的目的为民族、为人类一现实主义韧性的战斗法。他们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一为民族、为人类一也有各自的旗帜，各自的队伍：一中国新文化底战斗者们；中国最革命的军队；中国最革命的党。"Q2）尽管萧军有意贴合新民主主义视域下的“鲁迅论"，有策略地把鲁迅、毛泽东、朱德并列起来，也的确和毛泽东有了“鲁迅关系”的亲密往来，但他和毛泽东有关鲁迅的论述，仍存有不小的分野，萧军的“鲁迅论"和"延安鲁迅"仍有较大的区隔。毛泽东对鲁迅革命斗争精神的肯定,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立场出发，认定鲁迅是革命阵营的"自己人"，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而萧军到延安后一再声明，鲁迅"绝不想借党的光"，而是在"帮助党"。直到晚年，萧军虽已反思年轻时的“狂妄"，也已更加钦佩毛泽东的"论鲁迅"，但他再次注释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信时，涉及毛泽东"论鲁迅"中"马克思主义化”的表述，专门在旁边加了"边圈"，并标注"这是否过誉了呢？"（13）由此可见，萧军并不想让鲁迅回收到延安的政治文化体系，相反，他是要用鲁迅精神来改造延安的思想、文化甚至政治。因为在萧军看来，不是党员的鲁迅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品质和精神”，鲁迅的革命品质是教育和武装共产党人的利器。萧军发起延安鲁迅研究会时就宣称：”使每个在延安在边区的党人和非党人，能够懂得鲁迅，承继起鲁迅的精神使他们自动地强健起自己，自动地把整个身心埋进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事业里。"（14）日记中，萧军就更加"直接大胆"，把鲁迅视为革命的准绳和"道统"。1941年7月20日，萧军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前两天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是从"鲁迅研究会的事以及鲁迅的事"谈起，”接着是谈了鲁迅先生的一些生活”。萧军用比喻来说明鲁迅对他的影响，"我好比一缸豆汁，鲁迅先生好比石膏或卤水，经过了他的指点，我才成了形，结了晶混水和清水分开"萧军接着记录毛泽东的回应，"彳尔这比方倒很妙啊!我们共同地笑了。”在谈到鲁迅先生底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15）自此之后，萧军和毛泽东开始频频聚谈或常有信往来。1942年2月10日,萧军在毛泽东家又一次畅谈后，他再次感受到相互"理解”的快乐，体会着从鲁迅和毛泽东两位伟人那里获取力量的满足。“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他们全是这个时代的精华，我应该承续这些长处。"萧军在当天日记中总结他和毛泽东的确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密切交往，"每一次我们主要谈到鲁迅“，但下半句更有意味，"我应该像一个使徒那样传布先生的影响"（16）。后半句话经常被单独摘抄和征引，但整句结合起来分析更有意味，萧军所要传达的是他和毛泽东之间"鲁迅关系”的真正所指，即"传布先生的影响"，而非接受、阐释、印证既成的“鲁迅论"。萧军的确是打心底敬佩毛泽东，认为他和鲁迅一样都是时代的精华，但两相比较，先生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高、更"神圣”些。他对鲁迅的崇拜"圣化"像宗教信徒一样虔诚，这是萧军和延安的"圣化"鲁迅看起来相似实则大不同的地方。正如他此前在周年祭中所说，"不是宗教徒，但却似一个愚蠢的宗教徒似的虔诚，来瞻拜我们所尊敬的人底骸骨"（17）。萧军也曾经坦诚“我从鲁迅那里懂得了宗教的感情"，他常在日记里和鲁迅对话，简直就是与自己的"神"交谈一般，"你是辐射形的光""鲁迅是X集中的光"（18）。但并非有的研究者所云，萧军是借“鲁迅弟子"身份而在延安“获益良多沾鲁迅的光"而在延安被“另眼相看"（19）,他不仅没想着用“鲁迅弟子”的身份获利（他客观上也的确有所受益），而且常因“门徒"和"布道"的使命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行，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仍向毛泽东推荐鲁迅相关书籍和文章，"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20）。再如，萧军曾受邀和陈云谈话，他似乎根本不明白和组织部长谈话意味着什么，简单讲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后，”并讲了些鲁迅先生们（的）生活故事，价值，一般文艺作家对革命的价值”。接着萧军开始向陈云布道，"你有工夫可以读一遍鲁迅全集吗，它对于你的工作一定有很大帮助，最好能每一个党人全能接受鲁迅的精神"（21）萧军院安很敬佩徐特立，获悉他只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化有兴趣，就力劝他读鲁迅,而且“答应帮他读鲁迅的书"（22）,后来还专门赠送徐特立鲁迅石膏像。萧军很真诚地认为,用鲁迅精神去影响和教育”这些高级负政治责任的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理应承担的使命。萧军日记中记载了太多类似的"布道”行径，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些的时候，陶醉在其中，那种由心底而生的满足感、成就感,尽显无遗。然而，这些行径在旁观者的眼中，却不免是"简单""幼稚""不成熟""狂妄"等。二、鲁门弟子”萧军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根据王德芬的叙述，萧军曾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23）,因而有学者据此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萧军应是始作俑者（24）,但参加过座谈会的刘白羽、丁玲等人，都否定"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25）的说法。不过，座谈会召开前夕，萧军是和毛泽东往来最密切、交谈最频繁的文艺界人士，因此，讨论有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不能不从萧军和毛泽东的交往说起，而两人的交流又常基于“鲁迅关系"，因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讲话也就与鲁迅有了深层关联。1941年7月18日，萧军第一次和毛泽东会面，围绕鲁迅话题畅谈的同时，他特意带去一本附有“施政纲领”的杂志，并询问道："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月艮从谁？”"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26）"施政纲领”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党员应以此为准则，1941年5月起延安各报刊都有刊载。因此，萧军很有可能基于“施政纲领”，进一步向毛泽东询问文艺界的方针政策和处事准则，他此举也是基于身边的具体事件，一是“边区文协”对洛男（27）的非法调动和动用组织关系的胁迫，二是文艺界"李又然、高阳、张仃、杜矢甲等例子"。所以，王德芬的叙述并非没有事实和逻辑依据。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邀请萧军、罗烽、舒群、艾青一起参加会谈。萧军当天日记载："由我们诉说了高阳、杜矢甲、张仃、陈布文等的经过和被迫害等事实”"由我提议：制定文艺政策、建立文艺，出版文艺刊物，以至民意的日报，造成舆论。成立革命史料采集会”。萧军对此颇为自得，觉得这是鲁迅斗争和革命精神的体现，"这是个有意义的斗争,也可说是胜利的斗争，因此将要有多少被冤屈的人得以申诉，增加革命力量，校正革命路上的偏差，这将对于中国人民是有利的。"（28）两天之后，毛泽东让人给萧军送来新民主主义论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萧军细致阅读毛泽东论著的同时，参照鲁迅的作品，"十七卷鲁迅全集中苏联文艺政策读了一些，准备制定中国文艺政策参考”（29）。由此可见，萧军和毛泽东基于"鲁迅关系"彳主来时，确有积极谈论延安该如何制定文艺政策，萧军也的确参照毛泽东和鲁迅的相关著述来思考和建言。1941年9月19日，萧军总结自己"十年来我在中国做了什么"，他对第二次延安时代的总结，提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延安实际情况而展开的鲁迅纪念工作，用鲁迅精神批评和改造延安的社会，"第一次鲁迅先生纪念会上旨出延安的缺点”"和毛泽东谈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30）。1942年3月11日，萧军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了解放日报召开的座谈会，博古有关报纸党性不强的检讨之后，萧军立刻站起来发问,什么是"党的政策”和文艺政策，再次寻求延安文艺政策的制定。萧军认为文艺界内部政策不明晰，很多人不按文艺规律处事。当天日记中，萧军再次表态，"我将以鲁迅全集和新旧约作我终身的读物，让它们洗炼我的灵魂"（31）。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萧军为毛泽东提供了不少文艺界的材料,这是众所皆知的史实。5月2日，萧军在日记中称赞文艺座谈会，"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32）。诚然,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萧军，日记中抬高和夸大自己的地方着实不少（33）,但他之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和鲁迅有莫大的关联。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讨论会，开场白也的确是从鲁迅而起。座谈会首先由毛泽东"引言"致辞，"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34),这一形象生动而颇具风趣的开场白，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回忆座谈会时都有提及。胡乔木也特别解释道，"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35)。但修改的缘由是否如胡乔木所说，只是语言"概括性”的考量，同样值得仔细考量。如前文所述，把鲁、朱、毛并置起来的说法，常见于萧军的论述，座谈会当天，萧军应该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五个问题(36)后，首先点名萧军发言，萧军日记记载道："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如何彼此接近和理解。"(37)萧军对自己发言判断"大致是好的“，也很自得"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耐人寻味的是，萧军日记中对座谈会发言的“自得"，称赞毛泽东作了”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这与其他人如胡乔木、朱德等人对他发言的强烈不满、针锋相对的批驳，以及毛泽东座谈会后对他的“冷淡"，构成鲜明对比。而这一切，依然和鲁迅有关，和萧军与毛泽东"鲁迅论"、与"延安鲁迅"的渊源和差异相关。在第一次发言的基础上，萧军迅即写成对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底我见，原本答应丁玲发在谷雨，后被解放日报编辑"抢去"，刊登在5月14日解放日报第4版，这是文艺座谈会上的内容和消息首次见刊，也是第一篇有关座谈会的讨论文章。颇有意味的是，刊登在萧军这篇文章前面的，正是由博古翻译的列宁经典理论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同时，整版加有"编者按"性质的告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38）,可见意蕴之深。事实上，较之于萧军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上的"我见"，"特别"之处已经弱化了不少，文章基本上是贴着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来展开的。这和他当天日记中所记载的丰富信息，以及后来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发言，有一定差距。与会者多年以后对萧军的发言"记得最清""印象很深"，觉得他”发言的内容又很特别"（39）。何其芳和张仃的回忆中都对萧军开始讲的比喻印象深刻。"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40）朱鸿召等人的记述中，这段后面还有一句跟鲁迅相关，"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41）。的确，萧军刚刚写成一篇文章论文武之道一"正I、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由此来引申政治、军事和文艺同属一家，同样都是为了战斗，但彼此是平行而立，谁也不能替代谁，谁也不能轻视谁（42）,如他一贯的主张，萧军把鲁、朱、毛三位并置在一起，称赞他们是各自领域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战斗者"。因此可大致推断，座谈会上萧军在毛泽东"引言"之后第一个发言，他既承接毛泽东"朱总司令""鲁总司令"的论述，又自然地沿着刚刚写成的“文武之道”的比喻和论述，肯定鲁迅革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此凸显（坚守）文艺之于中国革命的不可替代性。萧军颇为“自得"，自我感觉甚好，他觉得发言呼应了毛泽东的引言，他当天日记记录下诸多参会者对他言行的反应，却对于坐在他身边的胡乔木的反驳，没有留下点滴记载。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车井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43）刘白羽在他影响巨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也秉承相同的说法，当然，他很有可能依循了胡乔木的回忆（44）。不过，很多当事人也都记住了萧军第一个发言，以及之后胡乔木针锋相对的反驳，如何其芳、张仃等人的回忆，也都详细叙述了萧、胡两人的争执。就萧军一贯的立场而言，他觉得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是一次大好宣扬鲁迅革命精神的机会，用鲁迅精神改造延安，教育党和非中共人士的一次机会。因此，座谈会期间，萧军再次呼吁"可能时应制定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45）,这在他的对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底我见和日记中都有所展示。他压根没有理解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意图和政策导向，不仅无视胡乔木的反驳,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弱化的发言稿和列宁文章登在一起的用意。三、鲁迅杂文传统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写完对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底我见后，萧军意犹未尽，继续动笔写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年5月15日写完改好。萧军坚持认为,杂文经由鲁迅的努力实践，把斗争和战斗功能发挥到极致，"担负起对整个社会的污暗面几乎全面战斗的任务!因此在中国一提到杂文，这就不能和那战斗一生的老人一鲁迅一底名字分开".萧军由衷地称赞鲁迅用以战斗的杂文，"它是孙悟空底金箍棒，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重又可轻""它应是一切论文形式中的王，兽中的豹子，石中的金刚石，金中的白金，鸟中的猫头鹰安可废哉？”因此萧军进一步倡议，杂文不仅不能废，还应更加灵活、更加广泛地运用起来，以之为武器，把"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山羊以及叭儿狗、癞皮狗以及善于变化的通、魅、胭、胭之类，追杀得上天无路"（46）。萧军这篇写于座谈会期间拥护杂文的杂文还废不得说，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对抗”座谈会精神的体现。既往研究也正是基于"杂文问题，来勾连鲁迅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多把萧军和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等人并置在一起，认为他们在延安积极践行鲁迅精神、凄续鲁迅杂文传统,当暴露黑暗成为延安文艺界的潮流后，引起党政界的注意和不满，毛泽东遂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确，联系此前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结合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HA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作品，当时延安是形成了一股以“暴露"为主导的杂文创作潮流，而萧军是"暴露黑暗”派（47）中非常突出的一员。但问题在于，恰恰是座谈会前后，萧军却和同属“暴露黑暗”的丁玲、艾青，矛盾和冲突达到了顶点，萧军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他们之间的冲突比萧军和其他人更甚，这该如何解释？更何况，萧军的系列杂文，尤其是论同志之"爱"与"耐"论终身大事等，恰恰是和毛泽东推心置腹交谈的结果，是两人关系密切的体现。萧军听到毛泽东说起自己在党内所受的11次处分和数次孤立,感动和钦佩不已，遂写成论同志之"爱"与“耐"，替毛泽东鸣不平，这篇文章经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删改"，后刊发在解放日报。还有像关注延安婚恋问题的论终身大事及其续篇，也有和毛泽东交流，毛曾当着李又然等人的面称赞说，"那篇论终身大事是好的，讲真话"（48）。当然，到了1958年，文艺报开设"再批判”专栏，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作品，被拿出来"重新发表"，作为"再批判”的材料，而且"再批判的标题和按语都是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编者按""经过毛主席改写和加写之后问题提得更严重"（49）。其实，学界往往基于1958年的情形，把萧转口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放置一起来论述，这实则脱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历史情境，对“鲁门弟子”及其鲁迅论理解和认知的偏差，自然就难以避免。萧军杂文还废不得说开篇就道明写作此文的矛头所指，是针对国民党官方文人郑学稼,以及学者教授之流的梁实秋，针对他们在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周刊的系列鲁迅论说。"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看到了几期中央周刊，这是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它底性质大概是和中央日报一般重要，是代表该党的一般言论、思想、态度和意向的。在这上面写稿的人，不用说，那当然大部也应该是该党可靠的思想代表。"（50）奇怪的是,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此，而倾向于把萧军笔下的“山羊""叭句""癞皮狗""魅、魅、锢、ST之类，视为对延安部分文人的嘲讽和"影射"。梁实秋的鲁迅与我（中央周刊第4卷第16期，1941年11月27日）叙述他和鲁迅交恶论争的经过，讽刺鲁迅的"转变"。文章详述鲁迅先是和他一样，被"普罗文学家""左翼文学家"批判为"反动的""落伍的"，尔后鲁迅放弃了"独立""自由"的立场，"投入了普罗文学家和左翼作家的阵线，且无形中成为盟主"，同时又反过来用“阶级论"来批他和"新月"T自由主义文人。梁实秋坦诚自己"欣赏钦服”鲁迅的文学作品，甚至也"平心而论"地承认"鲁迅先生的杂感文字是写得极好"，但对他杂文的斗争性和不宽容却很不以为然，认为鲁迅的“转向"以及被左翼“奉为偶像"，影响制约了他的文学成就，对此深感惋惜（51）。关蜉稼此时在中央周刊上论及鲁迅的著述“颇丰”，也更为系统。他除了专论鲁迅与阿Q（中央周刊第4卷第31期，1942年3月12日），还有像论"民族形式"的内容（中央周刊第3卷第45期，1941年6月20日）、我国文学的病原（中央周刊第4卷第3期，1941年8月28日）、论我国文学家及作品（中央周刊第4卷第4期，1941年9月5日）等，都有重点提及鲁迅。我国文学的病原一文，关蜉稼重点以鲁迅为案例，讽刺鲁迅从革命文学的论敌到"转变"和投降革命文学阵营。”于是，他开始转变。这位转变者，运用在北京官僚中鬼混的经验，和对革命文学家主子的忠实，不久，便摇首充当革命文坛的老头子。"（52）在论我国文学家及作品中，郑学稼继续用刻薄的语调描述革命文学阵营和鲁迅的论争，并讽刺鲁迅的“转向于是，鲁迅摇身一变而为左翼作家的老头子，像及时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53）鲁迅与阿Q中用阿Q和鲁迅相互印证，再次讥讽鲁迅的转变和投降。"他笔下的阿Q,若干方面就是周树人的化身”，其中特别详细论述了鲁迅南下投向革命和再到上海"转向"的历程。"他正像走入钱府的阿Q,被成仿吾等赶出去,并加以围剿.幸好，他是阿Q的手造者，不是阿Q本人；所以，他不在土谷祠内颓丧，而决意前进，扣唯物史观之门。这么一来，他的思想，忽然充满革命的成分，他自己也于不久之后，佩了银桃子一他不是柿油党的党员，而是人类最前进的政党的队员了。"（54）梁实秋、郑学稼的系列"鲁迅论"，在当时的“国统区”颇有影响，在此简单罗列郑学稼、梁实秋讽刺鲁迅"转变"、否定鲁迅杂文的观点，只是想表明，“鲁迅杂文”问题，仅从延安内部来关照，会遮蔽和遗漏很多丰富的历史信息。尤其是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虽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但他明确是针对"国统区"官方的"鲁迅论"，有感而发。因此，过去常把鲁迅杂文和延安文艺座谈会镶嵌在一起的叙事，还需进一步辨析和厘清。当然，这并非要剥离萧军及其鲁迅论与座谈会的关联，恰恰相反，借由杂文还废不得说的历史语境还原，我们才可清晰地看出，萧军在延安的鲁迅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也紧盯着重庆和国民党官方的一举一动,由此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萧军和胡乔木等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的鲁迅"转变"之争。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焦点：鲁迅"转变"之争1942年5月23日最后一次讨论会，鲁迅"转变"问题成为会场的焦点，或也可说，原本要讨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写什么）、如何搜集材料等问题，最终都汇集到鲁迅"转变"这里。也是在最后一次讨论会上，萧军也终于注意到文艺座谈会自始至终都在刻意与他作对的胡乔木。"乔木带着阴险的成分A,他说我把共产党员全看成木瓜。（他想要利用多数党员反对我）B,对于王实味，思想错误也就是敌人。C,他们要执行规矩。D,他请我放心,他们党决不会再整顿六风等等。他的态度很恶劣。事后一般党人对他印象很不好，他并且说鲁迅是转变不是发展。（这一点我预备和他辩论）接着是艾青发言，接着是朱德发言"（55）其他几点萧军后来都没有再进一步跟进争执，唯独鲁迅的"转变"与"发展"，萧军不依不饶，把争论延续到座谈会之后。由此不难推断，萧军最后一次发言或回应，又提到了鲁迅的革命传统，他坚持鲁迅只是随着革命现实的变动思想有"发展"，否则就真如敌人或官方文人如郑学稼等所讽刺的"转变"投降"了。毛泽东作结论之前，朱德"插话"发言，他明显针对之前萧军、胡乔木的"鲁迅转变"之争,或也可以说，纯粹是批驳和“敲打"萧军。朱德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56）朱德的“投降说"，给与会者造成巨大心理震撼，试想"朱总司令"都已这样表态，那么“鲁总司令”还有什么不"转变”的理由，就算说鲁迅就是"投降"又有何不可，"朱Sl司令""鲁总司令”都转向和"投降"，那么小资产阶级的延安文人还有什么抗拒的理由。但是，朱德的“敲打"却没有改变萧军的态度，他依然坚持和捍卫作为"革命道统"的鲁迅，不认可鲁迅的"转变”。鲁迅"转变"问题，不仅没有随着文艺座谈会的结束而告一段落，相反，因为萧军的坚持，反而愈演愈烈。5月23日，座谈会结束的当天，萧军就写信给胡乔木，下第娥书”继续邀辩。"关于鲁迅先生底发展与转变说，各有主张。我主张是前者；昨听您所主张系后者，于此事甚盼有一明确认识。如不弃，请直接赐教，或撰文刊于解放日报，企盼者恐非我一人而已。专此敬祝近好。"（57）第二天晚饭后，萧军又前去毛泽东处，继续谈鲁迅是“发展"而非"转变"。"也告诉关于乔木说鲁迅是转变，我已经给了他信，请他说明一番。毛的脸色起始是很难看，他说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的，经我解说，他也承认应有区别。“（58）5月26日,胡乔木专程来和萧军谈，两人再次就"鲁迅”转向问题展开辩论。胡乔木沿用瞿秋白的论述逻辑，"从进化论到辩证唯物主义""从积极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萧军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质疑，"进化论是否和唯物辩证法绝对不同"？鲁迅前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真的就只能归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如果鲁迅是"转变那么毛泽东也是个转变，马克思，列宁全是个转变"萧军的质疑未必都合乎逻辑，但其意图很显然，他在追问革命之道的"源"。萧军一贯的主张，鲁迅是和毛泽东，甚至和马克思、列宁等并列的革命之源，他们之间是有关联，但谁也不能替代谁，其他人是“发展"而非"转变，鲁迅亦然。萧军还进一步给胡乔木解释，鲁迅"一直是把握着现实主义"，鲁迅的"现实主义手法是一种科学"也就是说，萧军认为鲁迅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战斗而在历史中逐步形成，因而鲁迅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而m带变。萧军还极力劝说胡乔木，"在外面，有些人想割断鲁迅前面的历史，故意如此说，我们这里也要如此做么？固然，在发展了是包含着转变，但从积极意义说转是方向不同；变是质不同”胡乔木则指出鲁迅早期的悲观与失望，并由此为鲁迅的"转变""转向"说立论。萧军为鲁迅辩护说，"不错，但这只是他感情上的偶然东西事实他是一步不曾放松走着革命的路的"(59)。从萧军日记的记述来看，显然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5月29日，萧军晚饭后再去毛泽东处，从图书馆找到一些书和文章带给毛泽东，有列宁论高尔基高尔基论列宁以及鲁迅的日常生活鲁迅与尼采。萧军似乎没有和毛泽东面谈的机会，于是他留信给毛泽东。"关于鲁迅与尼采一文，愿您读完或先给乔木同志看看，因为此中关于鲁迅底发展或转变问题，比我同他解释得清楚的多。“同一天，他也给胡乔木写信，"鲁迅与尼采一文，有暇时其愿您一读，那里面对鲁迅先生底发展与转变说得较好，这对我们理解鲁迅先生甚有帮助"(60)萧军终于弄明白，胡乔木"鲁迅转向"说的背后站着的是谁，也注意到毛泽东因此对他逐渐"不耐烦""冷淡"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当天的日记。萧军仍以使徒的姿态，记录了他给毛泽东推荐鲁书籍文章的初衷。"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人对于应该做的事一定要勇敢地去做，绝不该为了一些平庸的顾虑而失去了时机。"（61）由此来看，与其说萧军对延安文艺风向无动于衷，毋宁说他正是出于敏锐的判断察觉出“转变”说的真正用意，与其说萧军是个粗心人，毋宁说他的立场和选择使然。遍，萧军能从中央周刊郑学稼的言论辨析推论是国民党的声音，他又怎能不理解延安解放日报的地位，以及上面一系列文章的“意图"，而他所忧虑所警惕的，鲁迅“转变说”和郑学稼的“鲁迅论”的异曲同工，鲁迅的革命精神由此而被消解。仔细辨析他和胡乔木的"鲁迅转变"论争，以及他给毛泽东等人陈述的理由，萧军理论上的阙如毋庸置疑，他所操持的只是一些简单的“现实主义"概念，所征引的也都是一些恩格斯、列宁的只言片语，根本无法和精通熟悉马列理论的胡乔木相比。但萧军朴素地认定，革命的战斗的鲁迅，并非学习了什么先进理论而突然获得。而在萧军看来，"现实"和"实践”是理解和把握鲁迅革命精神的关键，鲁迅是在和中国现实社会韧性的战斗中，慢慢形成属于他自己的革命传统。"转变"论争背后，萧军要追问的是，没有和共产党人接触之前、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有没有自己独立的革命观，有没有形成自身的革命传统，鲁迅加入“左联"之后，还能不能有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立理解和认知。所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面对胡乔木的反驳和朱德的“敲打"，萧军有他的自信："我这一次也算是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62）萧军日记中不仅记录有座谈会上与会者对胡乔木发言"印象很不好"，还记下了之后不少人私下来赞许他发言的史实。座谈会之后，萧军一直积极撰写给胡乔木的答复信，想把鲁迅转向问题辩论清楚。就在此时，延安对王实味的批判逐渐升级，原本与此无关且对王实味并无好感的萧军，为其打抱不平，认为王实味理应有发言和申辩的机会，对中央研究院批判会上众人的激烈围攻颇为不满。于是，就有人以“捣乱会场”的罪名来声讨萧军，萧军以鲁迅的战斗姿态去回击，他发现，围攻者中有些原本就是"李立三路线跑过来的""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人之前也曾"被迫得到处诉苦"，他于是"想起了鲁迅写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自己"是属于傻子这一流"（63）。他用"傻子”式的反抗和战斗，去对抗那些"聪明"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萧军在延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6月10日，他写好答辩的“公开信”并寄出，同天也有给胡乔木的一封长信，再辩鲁迅的发展而非"转变"，萧军完全用同一种精神和姿态来写这两封信。萧军明知这样的行径对自己"又是不利"，但捍卫鲁迅革命精神的使命感在召唤他，他无法容忍这样抱团假公济私、损害党、损害中国革命的恶劣倾向。王实味问题和鲁迅革命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汇集到了一起。萧军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沉默不可能，也只好一面战斗着，一面工作着，一面忍耐着生活下去。我为真理和一些恶劣偏向要战斗，要面对这些战斗引起的痛苦和伤害生活着。"（64）果然，第二天中央研究院共联合8个团体，联络党员和群众108名，向萧军抗议,要求萧军反省和改正"倒尿盆""狗打架""假公济私”之类的污蔑，划清与王实味的界限。萧军也丝毫不退让，开始整理有关王实味问题和他介入这一事件的书面材料，命名为备忘录。13日他开始把备忘录的观点讲给朋友们，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萧军没有放弃，只是答应进一步修改。17日他把修改整理的备忘录陆续在一些座谈会、整风会上宣读,引发文艺界的强烈反对。萧军却是越战越勇，继续修改完善，20日，他把"觉得无可修正”的备忘录送给杨家岭毛泽东处。与此同时，他开始构思杂文还废不得说的续篇支撑着萧军的还是鲁迅革命精神，"我必须要在各种打击中，坚持地行走自己的路，这就是鲁迅先生路朦哇续"（65）。不过，这条路在延安越走越艰难，他给毛泽东的备忘录、书信，都没有回音，他给解放日报的稿子、公开信都没有任何消息，他先前的朋友们像李又然等也都"公式主义"地加入批判他的阵营，而曾经和他在成都合作纪念鲁迅的周文，写了一篇鲁迅先生的党性，文章援引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肯定鲁迅的党性立场，"把托派打击得体无完肤"（66）,借鲁迅来批驳被定性为“托派”的王实味，当然也明显针对萧军对鲁迅的援引。萧军看了很快明白，"鲁迅的党性，暗暗在讽刺我”。五、鲁迅和讲话文本的生成虽然萧军自始至终都认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义，也不止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那结论的意见”，毫无保留地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