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整风时期夏衍致周扬六封未刊书信解析-AnAnalysisofSixUnpublishedLettersfromXiaYantoZhouYangduringtheShangha.docx

上海文艺整风时期夏衍致周扬六封未刊书信解析AnAnalysisofSixUnpublishedLettersfromXiaYantoZhouYangduringtheShanghaiLiteraryRectificationPeriod作者：阮清华作者简介：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上海200241）o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20年第20205期第214-226页内容提要：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期间，夏衍给周扬写了至少9封信，报告上海文艺界整风情况，并请求周扬和中央对上海文艺整风工作进行指导。这些信件对于研究1952年的上海文艺整风运动，研究此时期的夏衍以及夏衍与周扬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很高的价值。本文一方面完整公布6封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信件；另一方面也对这些信件的撰写背景、信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分析。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9期关键词：夏衍/周扬/文艺整风/未刊信件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6BDSOo1。近得友人相助，获得一批珍贵资料，其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致周扬书信多封,大多为从未公开过的原始史料,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夏衍、夏衍与周扬关系，尤其是研究夏衍主持的上海文艺界整风运动有很高价值。今整理并公之于众，原件均无年份，但标有日期，根据信件内容可以推断这些信都写于1952年。部分字词用法与现今有别的，在括号中以单字形式标注出来；括号中有多个字的，都是原信自带，特此说明。为方便读者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笔者对信件的背景和信中部分人物略作考证和解读。上海解放后，夏衍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文联主席等职，同时还有一系列各种兼职，非常繁忙。1952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文联的部署，上海成立了"华东文艺界学习委员会"，指导华东地区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夏衍担任学委会副主任，实际负责领导上海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工作。笔者收集的这批信件，即是夏衍在这一时期写给周扬的。夏衍和周扬关系密切，两人都曾是1930年代"左联”和中共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中的两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夏衍则担任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两者从工作关系上来说有上下级关系。虽然此时期两人工作上似乎都处于并不舒心的阶段：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夏衍的处境"也比周扬好不了多少"；但不管从私谊还是从公事上来说，两人应该有着频繁互动，尤其是夏衍，显得更为主动和频繁，其信中多次提到“前寄一信，谅可收到"之语，说明周扬回信有时并不及时。从目前手头收集的信件来看，在上海文艺界整风前后，夏衍至少给周扬寄过9封信。其中1952年5月4日，夏衍给周扬一函，请其转交给文化部党委一封信，同时向其报告上海文艺整风的准备工作，这算是夏衍给周扬关于文艺整风的第一封信。此信已经收入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书信卷。1952年5月29日夏衍又给周扬一信，该信件由徐庆全于2001年首次公布，同样被收入夏衍全集书信卷中。6月5日夏衍再寄一封，内有"前日寄一信"之语，意味着6月3日寄出了第三封信,5日信为第四封信。6月27日还有一封信谈整风问题。7月8日、22日各寄一封，8月25日一天内先后寄出两封，这9封信绝大部分未曾公开，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衍七十年文选未予收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书信收录了其中5月4日和29日两封；沈宁、沈旦华编的春秋逝去的贤者一夏衍书信也只收录了5月4日和29日两信。除6月3日那封信至今未曾觅得外，此文按信件上的时间顺序披露其他六封信件的情况。一六月五日信周扬同志：前日寄一信，谅可收到。上海文艺整风工作的第一阶段延长了四天之后，于今日顺利结束。七日起，转入第二阶段，各支会重点检查，联系自己。在第一阶段中一般情况如下：（一）学习是热心的，积极的，很少有人缺席，地方戏演员每日两场戏，每日上午仍能从八点学习到下午一点。老先生们也很努力，丰子恺等每次准时到会，发言也是踊跃的。（二）对我们三个人的检讨报告，昨日已基本上通过。有三天提意见，火力也相当猛（当然不及三反），新文艺出版社的一组（文协，其中有梅林、耿庸、张禹等）讨论我的报告，一直开了八小时的会，把要讲的话，要提的问题都提了。"上影"的支会，稍有偏差，曾布置要求于伶作检讨及钟敬之作检讨，但提的问题不是文艺整风的问题，而是“评级评薪"的问题，对非党演员的政治照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电影局，及统战部，因评级评薪问题是中央电影局决定的（当时波儿同志亲自掌握的），而对白杨、金焰当选人民代表，则是统战部的意见，经过"影剧协会"选举的。对此，我们拟先让他们把问题提完，再由彭柏山同志去掌握领导。其他各支会发展正常，但进度颇不一致。（三）主要的缺点，在于上海干部对整风没有经验，小组掌握不住，这就产生了三种情况。a.干部在小组中成为讲解员，一一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不善于启发大家。b.干部在小组中成为了旁听者，放任自流，于是群众或夸夸其谈，或专谈字面名词，钻牛角尖，或整人不整己。C.干部在小组中成为管理员。群众提了错误意见，就加以驳斥，这样就不能发扬民主讨论。针对这种情形，从二十九日起，召开了一系列大小座谈会，由学委负责人去参加，听取大家意见，解决困难，纠正不妥当的办法，至今每支会都开过一次至二次。其次，今天又开了一次学委会的党员大会，由彭部长作了一次报告，使每个党员懂得整风方法及规律，及加强了纪律，同时，还打算召开小组长会议，学委会直接和组长联系，及时解决问题。（四）现在第二阶段各个组同志的检讨都已在各个组通过，一般说来都很认真。有些同志的检讨打回三五次之多，如于寄愚，未谷，柯老等。除出他们三个之外的党员检讨，亦慎重讨论后再拿到群众中去，但不一定在报上发表了（如吕复，陈山，向隅等）。除前函所述，各支会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仍拟在下一阶段针对这些特点进行工作外，十天来发现了一个情况，即最困难的单位是音协、文协及美协，这三个单位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最严重，及技术观点的强烈，都出乎想象。这些单位中的知名之士，一般政治常识很差，但又有专家包袱，所以下一阶段对这些单位拟加强力量，突破几个堡垒。电影界的政治水平还是顶高的，戏曲界则因包袱轻，所以也容易。甚忙，先此简报。这样做是否好？乞指示。6.5（1952）（阅后便之交袁水拍同志一阅）此信件写在标有“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字样的稿纸上，竖排。信的主要内容是汇报上海市文艺界整风第一阶段的优缺点和下一阶段的打算。文艺整风运动是1951年年底到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派生出来的一个事件。1951年11月17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期间，全国文联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1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报告,决定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5月，华东文艺界学习委员会成立后，确立了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人心拥护，文艺繁荣，作品有望"。上海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自当年5月22日开始，到7月18日结束，上海文协、音协、美协、戏改协、华东剧院、上影厂、上联厂、华东人民剧院等单位1346人参加了运动；另外还有一些无单位相关人士也参加了运动。第一阶段整风到6月5日结束，当日夏衍就给周扬写了此信汇报整风运动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是否合适。信中特别提到新文艺出版社就夏衍的报告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讨论和提问题。梅林、耿庸、张禹都是新文艺出版社的成员，梅林是文艺编辑室主任，耿庸、张禹都是编审，更主要的是这几个人都与胡风关系比较好，且与夏衍有矛盾，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就曾多次直接批判夏衍。但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武训传的批评，检讨我在上海文艺界的工作，公开作出检讨后，得到了高层的谅解，继续担任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而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评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QD因此，在此次整风运动中，梅林等人再次对夏衍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夏衍信中讲得似乎轻描淡写，但8个小时的长时间讨论实际反映出斗争相当激烈。但三年后，时移世易，这几个人都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信中提到的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钟敬之，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波儿，即陈波儿，电影艺术家，时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三人都是当时全国和上海电影界有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和主要领导人。彭部长指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彭柏山。虽然夏衍认为此次整风火力不及"三反"，徐庆全也认为夏衍吸取前车之鉴，"十分谨慎”地推行运动，强调"和风细雨，与人为善”。（12）实际上斗争仍是相当激烈，除了夏衍自己在新文艺出版社这一组就经过了8个小时的讨论外，许多著名人物的检讨都经过三五次的反复，尤其对音协、文协和美协等高级知识分子"脱离政治”"专家包袱”等的批评，预示着下一阶段整风将会更为激烈。二六月二十七日的信周扬同志：前寄两函，谅可收到。文艺整风情形，除曾寄一份资料外，最近曾函告水拍同志，便时可找他一谈。一般情况正常，最困难、思想最混乱的"上影"厂问题，前天也胜利解决了问题，今后是提建设性意见，定今后办法和做总结。七月中旬以后，恢复经常工作，动员一部分创作干部下乡锻炼，和办好一个剧场。"上联”厂的业务上很成问题，即"无片可拍"，日下尚无剧本，整风后无工作，有百害无一利。除创作所加紧工作外，还得请您想办法，问中央电影局，拟把决定停拍了的这就是证据给“上联"拍，我们怕这个主题是不是过了时？柯灵写的我们这一家两年来的变迁是否可改？请示？夏衍，6.27(1952)此信开头写着"前寄两函，谅可收到"，应该就是前述6月3日和5日的两封信，看来周扬都没有回复夏衍。此信主要仍然是在汇报文艺整风的情形及影响，尤其是上海电影厂的问题。另外，信中依然为上海联合制片厂未来担忧，"无片可拍”，夏衍希望中央能分配剧本给上联厂，或者修改柯灵的我们这一家两年来的变迁，想办法救活上联厂。可见夏衍对上联厂和上联厂艺人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希望上海电影界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此信还透露一个信息，即这一时期夏衍不仅给周扬写信汇报文艺整风情况，同时也给其他如袁水拍等人写信告知上海情形，最新出版的夏衍书信集春秋逝去的贤者一夏衍书信中1952年只收录了致周扬的前述两信，完全没提其他信件，说明夏衍书信的收集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三七月八日的信周扬同志：黄源同志带来的信、件，均收到。因日内文艺整风要做总结，十八日又要开华东军政委员会及文教委员会会，所以关于五年计划的组织讨论，恐要展到八月后才能进行。关于胡风的事，昨与柏山谈过。胡会大约在月中赴北京。我们这里因工作堆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时还不能有计划地研究他的理论，所以还是先由你们和他谈过之后，再先从党内小规模地搞起。上海联合厂的任务，下半年大约可以完成三个大故事片，即梁祝、鸡毛信、这就是证据，及一部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创造，两个短故事片。如工作顺利，黄佐临的黄土变成金（写农村合作社，由山东分局农委会大力帮助，佐临在那边搞了三个月,已写成分场本，骨架甚好，正由华宣及华东局农委会审查中）可以开拍。昨日我们开会讨论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筹备一九五三年初开拍的剧本，这正在大力进行，计有丁力、屈桂等的好了还要好（国棉二厂劳动竞赛，一人挡车132台的故事），沈复、杨村彬改编谷峪的一个提案（中国青年报创业经过），史明云、李天济的施小妹的故事（奋斗了二十年的老女工）等。这样，还得有三个乃至四个对象，才能保证今年底能完成三个万事妥当，即可开拍的剧本，以便五三年一月不致停工。由于此，甚希望帮助我们把天津的葛覃同志调来，以充实创作力量。他写过光辉灿烂，有生活，又有写作能力，现在在天津一个工厂中当文书，过去是文华公司的特约编剧。那边厂表示可以放，但要上面来调。尚越曾托黄铜、王震二同志由电影局备函去调，未知办了没有？请问一下林杉或申伸同志（电影局人事方面负责的同志）。还有，写作干部下去生活的事，决定了"派下去”的办法，上海大约可以派十个人下去工作一年，这是播种工作，要到一九五四年才能收割。草，先此奉复。夏衍7.8（1952）（后面有红笔写着：陈市长和宋之的谈了三天，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我和于伶都听了，他希望写成电影，在上海拍，他可以当顾问,望促成之。）此信写在没有任何标记的白纸上，纸张已经发黄。因为黄源给夏衍带来了周扬的信和文件，所以夏衍有此信回复。黄源，浙江海盐人，作家、翻译家，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这封信是整风期间发出的，不知道周扬给夏衍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从回信第一段看似乎与组织讨论“一五计划”有关。但回信重点在于汇报上海文艺界的工作，一是关于胡风的事情。因为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5月25日发表于长江日报的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编者按称：胡风”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窗口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Q3）胡风看到人民日报编者按明确提到了他的名字，并且给他下了那么一个"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断语后，显然是又惶恐又愤怒，"在领导上，像定案又像悬案，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好"，于是给周扬写信，希望跟他谈谈自己的问题。Q4）周扬给夏衍的信，应该是提到了胡风，所以夏衍告知周扬希望中央先跟胡风谈，然后从党内小规模讨论。二是关于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安排。联合厂成立于1952年2月2日，由公私合营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和私营文华、大同、国泰、大中华、大光明、华光等电影公司合并组成，于伶兼任厂长。（15）夏衍在信中主要汇报了联合厂1952年下半年可能拍摄的电影和人员安排，以及希望周扬帮忙调葛覃到联合厂工作的事。前一封信夏衍请求将中央电影局拟停拍的这就是证据给上联拍，此信中即已安排下半年完成，可见周扬同意了夏衍的意见。整风运动开展后，许多文艺作品和电影剧本的审查陷于停顿，电影厂无片可拍，联合厂也处于这样的境地，因此夏衍只能希望周扬继续帮忙解决此问题。信的最后，用红笔补了一句陈毅与剧作家宋之的谈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陈毅希望将三年游击战争拍成电影，并愿意担任顾问,说明陈毅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历史相当重视。四七月二十二日的信周扬同志：敬之、以群同志回来，使我们对今年及今后电影工作有了一个较清楚的轮廓，甚好甚慰。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已于二十日电告，谅可看到。这次学习因为党委抓得紧，重视这一工作，故尚未出大毛病，也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因此，问题在于今后如何做了。文艺工作委员会这几天正在讨论今后的工作，特别是"文联"及所属各协的整顿。对于这个问题，老问题又来了，就是大家兼职太多，而又无法增加干部。上次你在上海时，我曾告诉过你，文联四个副主席，已经走了三个（梅兰芳、冯雪峰、巴金），剩下一个贺禄汀，不很顶事。我没有一个得力助手。过去说定，我在华东局宣传部每天花半天时间，现在实际上整天离不开。冯定同志病了,要有较长时间休养，匡亚明同志八月份休息，这样就"钉"在部里离不开。电影剧作所的工作都是晚间去搞，因此文联总得有一两个专职干部才行。一方面我们希望巴金早日回来，另一方面恳求早日放陈白尘回来。陈是文联秘书长，实际上的当家人，调走了我实在太吃力，这件事无论如何请中央宣传部支持。否则，好容易争取的主动就会又变成被动的。中央最近又陆续来调干部，艺术局要来调"上影”厂的魏曼香、人民艺术剧院的陈默，教育部要来调文协的魏金枝，这三个人都是调不得的，特别是目下正在整顿团体和布置今后工作的时机。假如不增援，而又来陆续地把骨干调走，今后的工作如何做呢？检讨事小，工作事大，此层务请考虑我们的苦情。电影剧本创作方面，我们这里已决定七八个人下去长期培养,为期一年。这是一九五四年才能有收获的下种工作，现在不能不放本钱。另有一批较有经验的人，如陈丙禾、郑君里、杨村彬等，则给他们一定任务，到现场去生活半年到八个月，预备在一九五三年秋后有收获。如此一来，创作所就空了，我只留下了柯灵、石方禹、王世桢三人在家，看外稿，与派下去的人联系、教育及进行日常工作。创作干部还想到山东去调骆宾基，福建去调张石流，但估计一时还不能救急。前托电影局商调天津纺管局资料室的葛覃（光辉灿烂的编剧），还请催一下，他那边已经可以放了。风闻何谷天同志的事，讶悼无似。太可惜了，早一点调来上海多好。去年他到上海时，是十分愿意来上海工作的。整风中出了两三件小事，虽非"整"垮的，但也觉得很不好。一是王人美发了疯（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及恋爱关系），经医治后，已好了，目下正常。其次是哈华，此人在延安审干时有一个历史问题未解决，一直拖到现在，整风未开始即精神错乱，我们临时决定了他不参加学习，但仍然病情恶化，昨天他写长信给我，已语无伦次，说时时有华检的人监视着他。和他谈过几次，安慰过他，也不见效，拟即送他入院。还有T牛事是熊佛西怕查他在定县时和晏阳初的历史问题，这一点他已轻轻地检讨过,主要是学生对他意见很多，曾在整风时间大哭大闹过一次，给解释后已经好了，现在在搞高教界思想改造，很积极。先此报告。夏衍,7.22（1952）此信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稿纸”上,在上海文艺整风刚刚结束后所写，主要谈整风后文联和电影局方面的工作安排，以及汇报整风中出现的几件“小事”。敬之，即钟敬之，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以群，即叶以群，上海文联理事、文协理事、上海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副处长，同时兼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职。此次二人赴京出席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联系会议，周扬在会上批评了文艺整风后没人敢写剧本了，"一年多没有本子，电影片的生产几乎停顿了一年"，并提出了1953年的电影创作计划。（16）上影厂成立第一年即拍摄了8部故事片，但由于受到批判电影武训传风波的影响，1951年以来没拍TP片子；全国三大国营电影厂（东影、北影和上影）从1951年到1952年上半年的一年半中，只有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30分钟的短故事片鬼话。（17）电影制片厂厂长联系会议的召开，为因文艺整风而陷于停顿的上海电影工作带来了好消息，因而夏衍连呼"甚好甚慰"。信件提到上海方面人才紧缺，但中央还在不断调人，很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人才紧缺的窘况和北京在人事调配方面的优势。何谷天，原名何稻玉，另有笔名周文等，作家，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1952年7月1日在"三反"运动中突然死亡，时年才45岁。因为夏衍曾经想调他来上海工作，他自己也很乐意，但因故未能成行，结果成了悲剧。信的最后，夏衍汇报了整风中出现的几件“小事"，即王人美和哈华在运动中精神紧张导致生病，熊佛西因历史问题情绪恐慌等，这实际上反映出上海文艺整风运动依然是相当激烈，许多人高度紧张。虽然夏衍尽量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使得三人均未出大问题，但他自己依然“觉得很不好"，也说明夏衍在整风运动中实际上压力很大。五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周扬同志：前寄两函及华宣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两份（一、上海文艺整风总结；二、关于联（连）环画失叶（业）人员的训练救济），谅可收到，知您甚忙，所以未得复信。上海文艺整风后，开始进行了一些建设工作，迄今止，已有158人下厂，参加工厂民主改革及生产改革，为期三个月，均不给创作任务。这一批工作队下去的目的有三，即（一）生活锻炼，改造思想；（二）熟悉生产情形，了解工活，和产业工人交朋友，为创作（及表演）准备条件；（三）学会工厂民主改革及生产改革的办法、政策、方针，因而积累经验，以便作为将来文化产业进行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的骨干（上海的文化企业，如影院、剧院、电影厂，均准备在今冬明春进行民主改革，清查内部）。这次下去的人，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为主，其次是戏改干部，电影厂特别少。其理由，主要是下半年两厂均有相当的制片任务，其次是东影、北影、"八一”制片厂纷纷向上海借人，大部分人都有了工作，不能下去。因此，两个厂的艺术人员都有苦闷，好容易认识了"下去”的重要，下了决心，领导上又不让下去To这是许多人的"情绪"。"下去"固然不一定是能立刻改好，但不下去则整风成就很难巩固。此事请文化部和中央电影局考虑一下。我认为某些人是应该且必须下去一下的,是否可以少借一些人出去呢？上周已听联影厂演员说,文汇报有人写文章，怀疑联合厂思想改造后，还能不能成为一个国营厂，可是现在又不让大家到生活中去锻炼，那么"叫我们怎样办呢？"我研究了一下以后，发现联影厂艺术人员有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急，想下去，不能下去就感到苦闷，怕将来指责"不肯下去"；其他一种是本来不想下去，决心不强，听说领导上不让下去了，就"私心窃喜”，正中下怀。所以我认为：除出（去）在厂有任务的人，要抓紧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学习与体验生活外，外厂借去的人，也要好好掌握，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才好。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央电影厂常常把北京难以处理的人送到“联影"来，如香港3区逐回来的一批，最近司马文森同志来谈，又拟把苏怡、殷秀岑（大胖子）之类，上海电影届认为"废铜烂铁"交到上海联合厂来。这些事，不仅上联艺术人员有意见，以群亦认为难以处理（还有岳枫夫妇也要来，已与司马商定让他回香港工作这一句为后来补上的引者注）。"上联”有人说这个厂不是“低一等”，专收别人不要的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但难以处理则是事实，此点也请考虑。除出（去）短期下厂的工作队158人之外，还有20个创作干部，已陆续分派到工厂、农场和垦区去了，他们下去分有任务与无任务两种。有任务去半年至八个月（如杨村彬、李天济、艾敏芝等），指定题目，到期要交出剧本。无任务者主要是锻炼生活，下去担任实际工作，当厂、村的干部，一年以后回来（如哈华、莫西芬，王安友、梁文采），文联为了与这些创作干部联系及帮助他们工作，已经成立了一个创作部，由柯蓝同志负责（柯在三反后表现很好，工作态度老实得多，他也是有能力的，只要下决心改正错误，给他一定的工作是必要的）。先此报告，便时请指示。夏衍，8.25（1952）周扬同志：今日寄出一信,忘提T牛事，即联合厂下半年的任务问题：现在预定是四部戏：1.梁祝，2.鸡毛信，3.罪恶的黑手，4.伟大的创造。另外两部短片。这之中，问题在于：（一）罪恶的黑手剧本迄未发下，（本定A月中旬发下）询尚在中央宣传部审查中，此本子不发下来，下面一切工作都很被动。如到九月后发下来，本年内完成就有困难。希望赶快审查发下，千万不能再拖。（二）鸡毛信草稿已看过，九月中可送京审查，一切计划，都是假定可以通过的，如不能通过，亦盼速决，那么我们可以把黄土变成金顶上去。但黄土也有一个审查问题在内。佐临、骆宝基现在北京，写好修改提纲后即送电影局及你处审查，估计此信到后不久即可送上，希望无论如何提前审阅，作一决定，否则本年度交A拷贝也有困难。千万希望等佐临把本子送来后即抽空一阅(原来的本子，华东方面基本上通过，只提了些技术，艺术上无意见，中央宣传部的意见也基本肯定主题，建议修改)。这几个片子是上海联合厂的一个开端，关系很大，如一拖再拖，工作停下来，将来就很困难了。夏衍，8.25(1952)此日，夏衍给周扬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上"周”字上画了圆圈，另有两行小字，看起来像后面补充写的："就月内各协改组，九月底，文联或可彻底改组，其他，文联的经常性学习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信中主要谈文艺整风后，上海文艺界人员下工厂锻炼、学习的情况；另外则是抱怨北京经常将难以处理的艺人送到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来，引起上海文艺界的反对和意见。第一封信开头提及“前寄两函"，不知是否即是前述7月的两封信，但周扬至少有连着两封信没有回复夏衍则是肯定的。第二封信专门谈联合厂下半年的任务问题。因为原定的几部电影大都因为剧本审批不及时，导致联合厂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而且由于联合厂刚成立，在公私合营基础上联合其他私营影片公司改制成国营制片厂，原本就有人担心国营不成功，制片厂会垮掉或者成为收容"废铜烂铁"的机构，因此夏衍特别希望能够按计划在1952年开好局，免得"一拖再拖,工作停下来,将来就很困难了"。不过此事似乎并不顺利，联合厂的存在不久就成了历史，1953年2月，联合厂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新的上影厂，上海私营电影业彻底结束。1952年5月到8月，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夏衍至少给周扬写了9封信，平均每月超过两封，汇报上海文艺界整风以及上海两个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创作所的工作事宜。另外，夏衍也给周扬寄了华东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电话；同时夏衍也给其他人写过信介绍和汇报上海文艺整风的情况。这些信件和报告，是研究上海文艺整风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夏衍其人的珍贵史料，但这些材料在目前大多都还未曾出现。本文披露的可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是研究这一时期上海乃至全国文艺界尤其是电影界动向的重要材料。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6、102页。徐庆全：从夏衍致周扬信看上海的文艺整风运动，纵横2002年第10期。(14)徐庆全：名家书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65页。周巍峙主编，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12)徐庆全：夏衍致周扬信解读，纵横2002年第10期；周巍峙主编，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沈宁、沈旦华编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14、310-312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学习整风运动的指示Q952年U月26日),中央档案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Q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七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致周扬，周巍峙主编，沈宁、沈旦华、沈芸编夏衍全集书信，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上海文化艺术志大事记，纵横2002年第IOffle张均：1953年上海的“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粤海风2014年第5期。(11)罗银胜：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13)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第3版。(15)上海电影志大事记，(16)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17)杨金福编上海电影百年图史(1905-2005)，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