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的著录、流传及版本.docx

尉缭子供售录流传及版本今本尉缭子24篇源于北宋武经七书，而汉志所著录两部尉缭子篇数均与之相异。唐、宋时该书杂家、兵家之归属时有变动，颇为可疑。兼之唐宋类书偶引尉缭子语而数不见于今本，由此致争论渐起。拨清历史疑雾，是为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尉缭军政思想和构建尉缭子兵学体系的基础。尉缭子；武经七书；兵家；杂家尉缭子一书的正式载述始见于东汉。汉代有两部尉缭子，一部为兵书尉缭三十一篇，一部为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汉志后的500余年间，尉缭子竟也再不见著于史书。至唐初，止见一部杂家尉缭子，计有五卷。此载为五卷而不以篇记数，以致隋唐时人不能探清今本是否即汉志杂家之二十九篇；而兵家书则不知所踪，至于兵家书为何不再作著录隋书撰者则未注明。五代时，尉缭子亦止一部列于杂家作六卷，此六卷之数较隋志虽多一卷，但亦不能知晓其篇数。宋初沿袭同样前说，同样对兵家书也未有明说。至宋景祐间，仁宗使翰林学士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及秘阁藏书，以去芜存菁、刊其讹舛为旨编成书目。后又命欧阳修等校正之，讨论撰次，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为书目。至庆历间此书成，从此尉缭子不再见著于杂家，唐以后始入兵家类，有五卷。而列于兵家类的这五卷，同样不仅不能知晓其篇数，而且隋志旧唐志和新唐志所载究竟是原汉志的杂家书还是汉志的兵形势三十一篇，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均参与了两书的编纂，但同一名称的书，在前后数年间即从杂家转变归入兵家类，使得其归属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宋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诏校孙、吴和尉缭子等7部兵书，并付梓刊印，此即武经七书。其中尉缭子共5卷，计有24篇。后世缭书大都以此为蓝本，今本也是5卷24篇。元丰后，历代官私书目均将尉缭子列于兵家类，作五卷。如宋史艺文志列之于兵家类，作五卷：明史艺文志列于兵家类，作五卷；四库全书亦列于兵家类，作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兵家类有尉缭子五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著录五卷：尤袤遂初堂书目兵书类著录有尉缭子，未题篇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但其认为“今书二十三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兵书类著录尉缭子五卷等。这些书目虽未标明篇数，但大体均宗七书之尉缭子，依其例当是24篇无疑。由此可见，截然不同于三十六计那种形迹可疑、来历不明的“地摊书籍"，也与著录凿凿可据、流传井然有序、版本切实可考的孙子兵法不能并论，尉缭子大概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部来历清晰、著录有据但流传序乱的先秦兵书。当然，若欲形成如孙子兵法那样井然分明的兵学体系，就兵书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比于七书中的其他六书，尉缭子一书在唐宋时的流传颇有可疑之处，该书还有很多历史疑云需要加以澄清，一些疑点还需要加以考证，流传延续的历史脉络还亟需梳理。这是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尉缭的军政思想和构建尉缭子兵学体系的基础。一、正式著录前的源流银雀山汉简本尉缭子兵书出土后，该书为先秦古籍已成学界共识，考古证明了其成书至晚也在秦汉之际。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赛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2255。至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鉴于当时的书籍传播流通的局限，所以其实际成书时间当为更早。而尉缭子一书并未见于其他先秦、秦汉典籍，也没有如孙子吴子那样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3。至汉志始著该书，其间百余年该书是如何流传、其源流为何，我们今天只能从相关史料中多方探究来寻踪觅迹。西汉时期是尉缭子正式见于著录前的重要流传时期，为该书最终的成型奠定了基础。秦焚诗书后，"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以传说”4,以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处缪"，连世之显学的儒学所习经典尚且“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4,更遑论兵书。是以西汉历代统治者都广开献书之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51701。西汉官方第一次大规模对兵书的整理始于高祖时，当时虽未废除“挟书律”，但已经把军事问题当作了国家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并将其与礼法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03319。虽然"巾军法"并不等同于序次兵法5,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了兵法的整理工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51762。鉴于“挟书律”存在的整体政治文化氛围，这次兵书的整理工作重点在于对现有兵书的甄别取舍。而之后两次对兵书的整理都具有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伴随着书籍的搜集则必有整理，并且西汉三次兵书的负责人都是久于行伍的知兵之人，均没有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孝武时，随着官属藏书的极大丰富，对兵书的整理也同时进行着，但由于武事频繁23149,最终未能完成，"武帝时，军政杨仆据摭遗逸，纪秦兵录，犹未能备”51601。颜师古注日："据摭，谓拾取之。”军政，政即正也，官名，主军法。军正在军中独立于将军，除将军有罪须表奏皇帝以外，可以对军中的所有人执行军法7。至孝成时，虽然历经百余年的搜求古籍，但依然是“书颇散亡”的状态，因以“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51701°伴随着求遗书于天下，书籍的整理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第三次的规模明显要大于前两次，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分工更加明确，“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51701,这次整理的成果要远多于前二次。任宏将当时官方藏书和孝成时又收集到的兵书进行分门别类，将之论次为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和兵阴阳，并校对其文字，统一确定其篇名，排列篇章次序，勘定其书名，将之呈报刘向。每一本书校毕，刘向再分条列举这些书的编章目录，摘取旨意，逐书撰写其提要，抄录下来，最后上秦皇帝。这些兵书经过两次校定后缮写而成为定本，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经过前两次整理筛选后留存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得以保存。在西汉官方主导的三次整理兵书的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尉缭子。今本该书中有十篇内容均以“令"字为章名，记载了战时军法和军事法令等。第一次整理兵书的主要负责人韩信同时也是汉初军法的制定者，"韩信申军法”23319,而韩信本身也是善于将兵的大将，是以韩信对兵书的序次必定会注重军法军令这类兵书，而这部先秦时期就已经流传的兵书韩信显然没有漏过，并且该书中的一些军令直至明初尚且沿用，如哀谷子商陶武经七书卒章后孙履恒注日“国初亦行之"8。第二次杨仆整理“招摭遗逸”51701,当时其正任军正，并曾多次参与对东越、南越和朝鲜的战争，熟知兵事，以军法官之职整理纪奏兵书，所以对于已经经过韩信序次过的这些军令类兵书也必然会更加关注。而第三次兵书的校时则更加细致、参与人数更多，按阮孝绪七录序所称，刘向总领校书事，“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竞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9o则当是向校牌时，但事编排篇目，校雕字句，写定叙录而已，未及排列群书之次序。是故别录者，刘向等校定群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误之叙别集而成者也10：并各用专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51701°刘歆传载：“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刘歆共校经传。"52562是尹咸所校书籍，不徒限于数术。以此推之兵书，则当时也有可能存在他人与任宏共校的可能。"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51701汉志源于刘歆七略并经班固删减而成，而七略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汉志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此诸子略由刘向编订，并且唐人颜师古的汉书注也表明刘向确实认真校雕过该书，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51742。而兵书尉缭三十一篇由任宏论次为形势类，最后亦交由刘向审定，刘向不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些书目相同或类似的书籍归属情况，其后的刘歆、班固更不会忽略，所以些学者所谓的互著法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何法周认为汉志中存在互著（互注、互见）的体例，他以诸子略为例进行了论证，他指出班固已在前边的“诸子略"之“儡家"类中收录有孙卿子33篇、陆贾23篇，“道家”类中收录有伊尹51篇、太公237篇、管子86篇、附冠子1篇，纵横家”类中收录有苏子31篇、蒯子5篇，“杂家”类中收录有淮南内、外54篇等共9种著作，而在后边的“兵书略”之“兵权谋”类中-一列出了吴孙子42篇等属于兵权谋性质的13种著作的书名、篇数以及附注之后，又特地注明：“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明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所谓"省"wjT'与“出的入”者，即班固损益之例。他还说到，兵杂尉缭不仅篇数有异，且班固也未标注省、重，说明班固确实是把二者当成了两部不同的书11。此说已为李桂生先生所驳，详见其文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新探口2所以汉志所载的两部尉缭书应该是文字不同并且性质也不同的两部书。二、魏晋以降至于五代尉缭子的流传汉志以后尉缭一书未再见著于史书，于他书中偶见引用，如南朝文心雕龙诸子中说到“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13。四库中收录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注释说，"艺文志：尉缭二十九篇，注六国时'；师古曰：尉姓缭名也R14,认为刘勰此处与尸佼并言之尉缭乃汉志中的杂家尉缭O但按汉志分类依据，杂家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51742:又按隋志之分类大旨，“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4二者虽然对于杂家出于何种王官之学有所争议，但是对杂家学派的定义还是大致相同的，即“漫羡而无所归心"，师古注曰"漫，放也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个人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论和一家之术。这又与刘勰所说的“术通”相左。至唐初时，隋志中止仅存一部尉缭了。隋唐之际，是该书第一次发生“巨变”的时期，但因为记述不详、解释不清而引起学者诸多疑惑。隋志中有三处关于尉缭子的记载，现摘列如下：隋书经籍志：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尉缭，梁惠王时人。）隋书礼仪志：又尉缭子日：“天子玄缨，诸侯素缨。”隋书经籍志：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时群臣表伐吴策卷，诸州策四卷，军令八卷，尉缭子兵书一卷。）对于隋志的记载，有两个问题亟帘弄清。一是所谓“梁有”之意究竟为何；二是所谓“梁并录”之并录，此处"并"究竟指的是总并原杂家与兵家书，还是并杂家书及不可考逸文等后尚有尉缭子兵书一卷。任莉莉曾列举南宋以来王应麟、章宗源、黄侃、余嘉锡和姚名达等目录学者所论，即隋志注中称“梁有”之意，当为阮氏旧有或七录所有之意，她指出，其七录辑证定某书为七录所收的依据，主要就是隋志中的"梁有"二字15卜这是第次明确地指出了尉缭所处时代，位列于杂部第一的尸子之上。卷数五卷与梁卷不同，但与今本相同，并且“梁惠王时人”的注释与今本兵书首章"梁惠王问尉缭子日"相合，让人疑惑隋志中杂家书与今本兵书是否为同一部书。其次，礼仪志所载"尉缭子曰"之语不见于今本，而且其言明显为礼仪之类，与兵书相去其远，似所谓杂家书。此外，梁时所有的尉缭子兵书一卷也不见于隋书及后世。贞观三年（629年），以秘书监参像朝政。重修五朝史，由魏徵总揽其务并主编脩书。贞观五年（631年），又采摭经、史、子等百家书，著成为治国理政提供参考的政治书选辑一群书治要。何法周曾以"群书治要和隋书都是唐初魏徵等人审编的"，就把尉缭视为杂家16,这也是失之详考的。但据清代阮元考证，萧德言实为此书第一编者，虞世南、褚遂良参与，最后由魏徵监修作序17。治要共收录尉缭子中的四篇，分别为天宫兵谈战威和兵令，与今本相较均为节选无完篇，且兵令未分上下篇。尉缭子治要的文字与宋本（即今本）多有不同，较宋本更显古朴醇厚，文字风格介于汉简本与宋本之间。关于其文字笔者拟另撰文探讨，故此不再详述。旧唐书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其修撰距唐亡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峋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其中尉缭子亦随隋书列于杂家，但作六卷，较隋书为多一卷。唐代时，诸多类书有引尉缭子语，且多不见于今本，现摘列如下：虞世南北堂书钞衣冠部下衣二十“文衣"词下注曰："尉缭子云：天子文衣文绿'”（今案：陈俞本同）：衣冠部上缨五：“尉统子云：天子玄冠玄缕，诸侯素冠素缕。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缕。（今案：御览六百八十六引尉子同。吴淑事类赋注十二引皂作练：陈俞本与本钞均脱素冠二字，据事类赋补）。”徐坚初学记居处部宅第八：“又尉缭子曰：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厉代之宅”；武部旌旗第一：“击市者，尉缭子曰：'贼挟剑击于市，万人无不触辟者，臣以为非一人独勇，一市万人皆不肖也（今本制谈篇作：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贤主降嘉赏，金貂服玄缨”下引“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缕也，而其他卷十、十六、三十七、四十七、五十所引“尉缭子曰"之语皆见于今本，故不再一赘述。杜牧注孙子：杜牧日：尉缭子日：“夫将者，上不制乎大，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将者，死官也。”（谋攻）杜牧日：尉缭子日：“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九变）杜牧臼：夫刑德天官之陈，背水陈者为绝地，向山坂陈者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坂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之。故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日：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夫举贤用能者，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者，不卜筮而吉；贵功养劳者，不祷祠而福。由以上所列举征引情况可知，汉志以后尉缭子其实一直存于当时且从未佚失。从刘疆到王俭，再到魏征、颜师古、虞世南、徐坚及杜牧，肯定都是见过尉缭子的，但是每个人所见的本子是否一样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略作揣测，以期贴近史实。以唐代为例，按唐律：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18C其硫议日兵书即谓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之类。如若魏、颜之徒，能以官职差遣优势得以览阅馆阁秘书，他人则难。而如前隋杨玄感之官爵家世地位，尚且需要私借禁中兵书，“寻有告（虞）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共衔之"，何况平常他人，由此可见在“禁习兵书”的大政治环境下，普通人乃至一般仕宦若想学习兵书必然要另辟蹊径。魏晋以来，武事尤盛。军功，成为时人打破阶级固化、改变身份的成本最低、最简捷途径。有志者习兵、好兵乃至阴习兵书者益众，如北史列传载于谨"沈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李密"更折节耽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张萧"好读兵书，长于骑射，尤便刀盾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也。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19；陈书载“颍川陈禹，亦随摩诃征讨，聪敏有识量，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颇能属文，便骑射，官至王府诺议""高祖武皇帝讳霸先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20；晋书载"沈充，字上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M刘曜，尤好兵书，略皆暗诵"“王猛,博学好兵书"21：旧唐书载"崔弘礼少时，专以倜傥意气自任，通涉兵书，留心军旅之要”“崔圆少孤贫，志尚闵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22；梁书载“王茂及长，好读兵书"23等等。并且从隋唐时记载可见，尉缭子一书所涉颇广，其时之礼制、兵事乃至三代圣王之事皆能有所引用，而诸人之所以能随时观览著述之，兼以秦汉以来兵书之禁不开，不知是否为当时文人欲为一己及家族的“私欲"改兵为杂，钻律法的空子，以求达到他们习读兵书的目的。三、北宋以后尉缭子的定型和流传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兵书政策改变的一个转折期，其关键节点在仁宗朝。赵太祖以“陈桥黄袍”得国，故赵氏立国后对于兵书战策的态度尤为谨慎和忌惮。在宋初，宋承唐制，继续唐代的禁习兵书天文之律，“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24。这种态度反映在兵书的管理和使用方面就是将其藏于禁中馆阁，秘不示人，即使大臣也不得干预，“兵书与天文为秘书”2528190宋初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在朝廷实施"重文抑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这种态度扩大到民间，如宋真宗禁约河北民弃农业诏禁止百姓学牙'击刺之术26。太宗时期，奉敕编纂的太平御览有关兵事的有90卷之多，但只能供上“御览”。御览尚且能见尉缭子逸文，现摘列如下：卷七天部七：尉缭子日：昔楚将军子正与齐战，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正日：“彗何知？”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卷二百九十六兵部二十七：尉缭子日：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日百万之众不斗，不如万人之尸；万人之死，不如百人之贼。赏明如日月，信比如四时，令严如斧钺，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尝闻也。卷三百一兵部三十二：尉缭子日：梁惠王问尉缭臼：“吾闻黄帝有刑谯，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日：“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背向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纣，背清水，向山陵，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于白族，岂不得天官之阵哉！"卷三百五兵部三十六：尉缭子日：武王之伐纣也，河水逆流，左修霆死，地方百里，战卒三万。纣之阵，起自黄鸟，至于赤斧，其间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诛纣，其人事然。卷三百四十四兵部七十五：尉缭子日：吴越临战，左右进剑。卷三百四十八兵部七十九：尉缭子日：兵如植木，弩如羊角。卷三百五十兵部八十一：尉缭子日：夫杀人百步之外者，谁也？日："矢也。"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十四：尉缭子H：夫杀之五十步之内者，谁也？日：“矛戟也。”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一：尉缭子日：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缕，大夫已下练冠练缨。卷六百八十六服章部三：尉缭子日：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卷七百二服用部四：尉缭子日：吴起与秦人战，仆嗽之盖，足以蔽霜露。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二：尉缭子日：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遇七十余主不听，人皆日狂丈夫。卷八百二十八资产部八：尉缭子日：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卷八百七十五咎徵部二：尉缭子日：昔楚将军子心与齐人战，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心日："彗星何知！"明日与齐人战大破之。简单来看，御览所引“尉缭子日”也未必严谨，如卷六百八十四与卷六百八十六引文不见于今本，但二者有数字的出入，可据他书补之。北堂书钞“吴淑事类赋注十二引皂作练陈俞本与本钞均脱素冠二字据事类赋补"；桂馥义证引尉缭子：“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以下，练（白绢）冠练缨.28此外，卷七将"楚将军子心”引作“子正"，与诸本异。以词句来看，与今本也有差异，其文字结构与语气则与治要本类似。真宗即位后，禁止修习兵书的法律再次被重中，宋景德三年（IO06年），颁禁天文兵书诏：“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伪。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17仁宗时，中国古代兵书的发展遇到转机。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制，给了承平既久的宋廷君臣当头一棒，北方和西北同时带来的军事压力使得北宋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兵事，“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是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29。此后，兵书之禁方稍解，宝元二年（1039）,“学士院言奉诏详定阴阳禁书，与司天监定须禁书籍十四门，为目录一卷。请除孙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外，余悉为禁书。从之”30。庆历元年（1041）,崇文总目编成，尉缭子自隋志后始入兵家类，计有五卷。可见，得益于外部军事压力的倒逼，随着北宋兵书弛禁的开始，以及士大夫人人言兵局面的形成，魏晋以来通过文字操作篡改书籍性质，如由兵家改为杂家，从而使得个人能够览阅私学的情况得以改变，还原了尉缭子等兵书真正本来的面目。同时，由于历史和学术惯性的影响以及北宋禁书政策的反复性，如庆历七年（1047）,诏自今策试武举人，毋得问阴阳诸禁书255586;嘉佑六年（1061）四月，三馆秘阁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有言固晓知兵法，"仍命就秘阁编校，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31：宣和初，入太学。时方讳兵，闵休著兵书二卷；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是而嘉佑五年（1060）成书的新唐书又将尉缭子列入杂家，同旧唐书故为六卷。尉缭子归属的彻底确立是在元丰时。宋神宗时期，一改从宋真宗以来对西熨（包括西熨正式建立之前的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采取的被动防御战略，而是积极地对西北用兵，并付诸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宋神宗对西夏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却开了宋朝转守为攻的先例。为了确保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必须要有军事理论的有力支掾，加之仁宗、英宗和熙宁时长期对秘阁兵书的校理已有一定的成果，是以在元丰间能够编成影响后世千年的官方武学教材武经七书。嘉佑六年（1061）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32397。嘉佑四年（1059）二月丁丑，初编校四馆书。熙宁八年（1075）：赐馆阁校勘林希、集贤校理梁藕银、绢各三十匹两，以编校四馆书籍毕矣。33见校试七军营阵，前后抵梧，难为施用，草定八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校正、分类、解释。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着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上亦以固之说为不然34。元丰三年（1080）：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33.元丰六年（1083年）：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文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卫公问对者，出阮逸家，盖逸仿杜氏所载靖兵法为之，非靖全书也33,虽然北宋几任皇帝都非常重视兵书的编纂工作，但是迄至仁宗时，崇文抑武的国策已渗入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在文人的心中也已根深蒂固，这些思想在兵书的编纂过程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元祐时，编校诸官对校书依然敷衍了事，诏依绍圣三年（1096）四月尚书省勘会馆职，每日校对书籍，已有条制，立定功课，即不须逐旋闻奏。其考功自来别无行道，显属繁冗，奉圣旨，元佑六年指挥更不施行。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字，复注旧字于其间，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32398。而从其他宋人笔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些当时编校兵书的不严谨之处，“先君为武学博1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察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速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25。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六年（1083）朱服奏对时，其言承诏校定六书，独缺尉缭子，笔者认为此处不应是省略，因为校定七书已言六书，实无必要在此省略一书，当是因为编审者的一些原因并未校定该书即仓促成书。由此观之，与六韬唐李问对等书相比而言，尉缭子一书当是在当时并未引起学者的质疑，虽然没有被认真校定取舍世所传书，但依然能从侧面说明该书的传承是有序的。四、关于尉缭子的注释和主要版本武经七书的颁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朝的尉缭子大都是以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为蓝本刊印的，今本尉缭子也是如此35。宋元丰以后，虽然尉缭子的流传愈广，但并没有像孙子那样成为后世历代官私书目的重点关注对象。因为七书中尉缭子止有原文无注，所以有识之士也大都能注意到这部优秀的先秦兵书，历代皆有学者用力注释于此书。据笔者以现存古籍统计，宋以来，为尉缭子作注者且今存世者有30余家。其中著名的注家，宋代有施子美，明代有刘寅、黄献臣、孙履恒等，清代有蒋先庚、彭继耀、汪式玉、丁洪章等。而其中整体又以明代注释本价值最大，且大多集中在明后期，可谓名家辈出，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也从侧面体现了政治与军事的密切联系。尉缭子一书虽然流传也甚广，但其版本远不如孙子那样繁富，这就为我们对其版本的研究的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穷究其底本，考镜其源流，也无外乎三大基本系统：竹简本、治要本和武经本。不过，有学者认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杂家"与"兵家两种尉缭，而今传尉缭子一书，同样也有两种版本。唐人教征等收入群书治要的节选本尉缭子，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二十九篇本“杂家"尉缭，宋朝元丰年间收入武经七书的尉缭子，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三十一篇本“兵家”尉缭1266-69°也有学者指出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同源于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战国古本兵家尉缭成书之后，在秦汉的流传中，经过增益补充，形成了杂家与兵家两种本子。在魏晋南北帼的三百多年中，兵家尉缭亡失，杂家尉缭存世,这就是隋志唐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子五卷、六卷。宋神宗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本尉缭删去了杂家的内容，保留和突出了兵家内容，此后之目录著作均把尉缭著录在兵家类，今本尉缭由此定型126669,77°竹简本。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尉缭子是现存和已知尉缭子最早的抄本。其下葬年代大约为武帝初期，所出竹简中有与今本尉缭子相合的竹书六篇。其中，兵令篇与尉缭子的兵令上下相合，但其简式为两道编绳，字体接近草书，与其他五篇（其他五篇为三道编绳，用正体抄写）完全不同，而与篇名和兵令同见于一块篇题木牍的守法守令等篇相同。因此，整理小组将兵令与守法守令等篇合编为一书，而未将它收入简本尉缭子中。36笔者认为，整理小组以字体、简式来划分古书是有些不恰当的。众所周知，先秦时书籍多以单篇流传和流通，而秦汉之际又是占汉字剧烈演变的时期，其时箓、隶、草等多种书写字体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如小农经济一样的区域性独立发展,既是个体同时又是整体。当时能够获得并保存一部完整的书籍是相当困难的，可能一部书就要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和很多种方法才能"凑齐"，当时一部书的几篇可能由先秦传承而来，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相当于宋本古籍，有几篇可能是通过互换、赠与这种学术交流的方式获得，也有的可能是自己抄写而来。研究历史并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去代入古人的生活，所以说也不能简单的以字体的异同就判定几篇简式不同的简文并不是同一部书。李学勤也认为简文十三篇兼有尉缭子的若干内容，正是战国后期齐国学术杂错交融的反映37上史党社也认为战国时代的齐国学术兼容并包，作者在编辑的过程中采摘他派著作，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38C竹简本在校勘传本尉缭子方面的确有比较重要的价值，但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非完璧1。况且任宏、刘向诸人校书乃是在韩信、张良、杨仆等人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校勘众多古本尉缭子后择善而从的结果，而成此定本的质量当较竹简本为胜。竹简本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并出版，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武经本，指宋刻武经七书尉缭子，是现存尉缭子最重要的版本。是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葩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日本静薪堂，国内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清以来翻刻传抄尉缭子，多据此为底本，成为独具特色的武经系统本。万历时有“三大征”，开启了明代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其后东虏威胁日大，也促进了尉缭子兵书的研究和传播。代表性的武经本明代有国子监刊尉缭子，刘寅尉缭子直解，归有光辑评、文震孟参订诸子汇函本，李贽推释、藏应骐校阅、蔡国辉参订七书参同本，沈应明注解尉缭子，陈元素标题评释尉缭子，陈玖学评注尉缭子兵略，黄献臣尉缭子开宗，孙履恒裒谷子商隐尉缭子；清代有蒋先庚、彭继耀集注武经大全票序集注本，汪式玉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本，谢重纶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等。大陆现存明清古籍善本尉缭子已附录在方勇先生总纂的子藏兵家部六韬卷后，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9年刊行。治要本。唐后无传，盖失于唐末战乱。幸得日本遣唐使抄去日本，今方能复见。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刊群书治要本节选收录尉缭子。徐勇尉缭子逸文蠡测引作“天子文衣文缘"，盖误也：将之译为“天子穿带花边的彩色服装"亦失其考。1黄朴民.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及版本J文史知识,2017,36:52-59.2司马迁.史记M.顾颉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3韩非.韩非子M.秦惠彬,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81.4魏徵,等.隋书M.顾颉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905.5班固.汉书M.顾颉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1701.6李全华.史记疑案M氏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206.7柴发邦.诉讼法大辞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47.8方勇.子藏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460.9释道宣,著;陆费逵总勘,高时显,吴汝霖校.四部备要M.上海:中华书局,1934:320.10娄林.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238.11何法周.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J.史学月刊,1986,35:21-25.12李桂生.兵家尉缭与杂家尉缭关系新探.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25（4）:66-69,77.13刘勰.文心雕龙M.郭晋稀,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4:150.14纪监）,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5753.15任莉莉.七录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9.16何法周.尉缭子考补证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5:65-70.17谢青松.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一群书治要及其现代价值J.云南社会科学,2017,36:179-184.18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290.19李延寿,撰.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0.20姚思廉,撰.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41.21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352.22刘峋,等著.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6:235.23姚思廉,撰.梁书M.陈苏镇,等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68.24薛梅卿.宋刑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25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6佚名.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735.27题世南,撰.北堂书钞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378.28汤可敬.说文解字今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082.2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34.30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M.武秀成,赵庶洋.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877.31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3:233.3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3李熬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6332.34何遗.春渚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5:54.35张申.尉缭子作者及成书年代考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2148.36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乂J.文物,1977,27(2):21-28.37李学勤.论银雀山简守法守令5.文物,1989,39(9):34-38.38史党社.今本尉缭子与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的关系J.秦汉研究,2008:21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