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docx

“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iiPureLiteraturevandViewofChineseLiteraryCriticism：Re-evaluationofLiteraryViewsfromGuoShaoyu,ZhuZiqingandQianZhongshuinthe1930s作者，夏中义作者简介：夏中义（1949-），男，浙江象山人，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史案研究。上海200234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7年第20173期第76-84页内容提要：在考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应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最靠谱的方案是从学术史遴选典型公案。由此观之，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三位大家在1930年代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公案所呈示的专业角色、思维路径与学识视野，不啻为一出精彩的学术史剧，即把“西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这一命题史案化了。其中，“纯文学”对应“西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应“中国经验（对象）"，于是，郭、朱、钱三人各自安顿"'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关系时的学术论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学术界百年来何以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隐喻。InthebackgroundofWesternlearningspreadingtotheEast,thereliablewayistochooseexamplesfromacademichistory,fromwhichGuoShao-yu,ZhuZi-qingandQianZhong-shuinthel930sarechosentodiscusstheirviewsof"pureliterature/7andhistoryofChineseliterarycriticism.Theirprofessionalviews,pathofthoughtandacademicknowledgecanformanexcellentacademichistory."Pureliterature/7istoWesternlearning(way),and“ChineseliteraryhistorytoChineseexperience(object),soinsomedegreetheirdiscussionshavebecomeahistoricalmetaphorofChineseacademiccommunityforonehundredyears.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7年08期关键词：纯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观PUreIiteratUre/ChineseIiteratUre/historicalVieWOfliteraryCritiCiSin中图分类号1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076-09收稿日期2017-02-20百岁文化老人杨绛遽然仙逝在海内外诱发新一轮"钱钟书热"，不禁令笔者想起两句话："百年树人"与"文化神州丧一身"。前为成语，意谓f足以标志学术史峰值的国宝级人物的横空出世，若未经百年文史的浑厚积淀及幽邃修炼，终究难成大气象。后为陈寅恪1927年写给王国维的一句挽诗，当痛感王国维在"知天命”之年弃世自沉,实在是将一个国家学术所可能抵达的崇高度暨深远度也带走To这恐怕是后世学术界全部能量叠加也难以弥补的巨大空缺。七十一年后的1998年，当堪称旷世奇才的钱钟书港然而逝，中国学术界同样众口一词地浩叹一个读书读得最多的人走了，后世大概再也出不了如此博学者。虽然钱氏作为一位纯粹学人的卓越，并不仅仅体现在其学识渊博得像一幢国立图书馆。大概是其学贯古今中西留给人的“重博识"（李泽厚语）印象太深刻了，反而阻碍了人们对其文化襟怀、思想底蕴的沉潜体悟。钱氏是T立百年中国学术界在学、思、才、情、识诸方面皆超一流的纪念碑式人物，其天才潜质在1930年代从清华大学外文本科毕业前后便崭露头角。焦点是当年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之关系在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之间展开的那场学术论衡。考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术界在应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的关系时，于一般逻辑层面可能衍生何种境况最靠谱的方案是从学术史遴选典型公案，既有主题和人物，也有情节和场景，它会让某一乍看颇为抽象的论题，持续演绎出“三国演义”式的学思张力，既一以贯之，又妙趣横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这三位大家在1930年代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公案所呈示的专业角色、思维路径及学识视野，还真不啻为一出精彩的学术史剧。这实在是把“西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这一命题史案化了。其中，"纯文学”是在对应"西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对应"中国经验（对象）”，于是，郭、朱、钱三人各自安顿“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关系时的学术论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预言学术界百年来何以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隐喻。一、"纯文学"：批评史观之逻辑中轴鲁迅曾把敢为天下先比作"第一个吃螃蟹"。郭绍虞（1893-1984）在批评史论域最值得称道，这不仅因为郭氏是20世纪最早吃批评史"螃蟹”的先行者之一，同时公认能将“螃蟹"吃得最好。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上卷于1934年问世，当时便好评雀起：钱钟书说“惟其郭先生的书有极大的权威，所以我不敢轻轻放过一字一句"1（P333）;朱自清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以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2(P540).郭著批评史除1934年初版上卷(下卷1947年出版)，1949年后还有若干修改本，如1955年单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版)，1959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版)，1979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版)。笔者选择1934年版来作探讨平台，理由有两个：一是本文所设置的“纯文学与批评史观”这一让郭、朱、钱三家交集论衡的话题,本是由1934年版所引发的；二是因不宜遗忘的历史原因,已有学者认定“从总体质量看"，1949年后的"修改本较旧著逊色"3(P1),甚契吾意。当王运熙这般赞誉1934年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取得重大成就的三四十年代，本书无疑是最有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因而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3(P4),这无是说，郭氏执教燕京大学时撰写的批评史,要比他当复旦教授时修改的批评史,更经得起证伪。现在不妨回到1934年，看时任清华教授的朱自清怎样评价郭著的不容易：”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一然郭著好就好在"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2(P539-540)本文更关注郭著的方法论。朱氏言及郭著上卷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点：”史述体例"与"术语释义"。前者是要撑起一个外延性框架，用来安顿从周、秦到北宋的历代批评及其相关的学术、社会思想，"用这个方法为基本，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2（P540）.后者则是"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2（P540-541）o即须在内涵上下工夫。笔者还想弄懂如下两点：一、郭著的外延性体例与内涵性释义之间关系如何？二、与郭著所释的其他术语相比，"文学"（"纯文学"）一词对郭氏的批评史观的总体构建，是否更具基元性？这便涉及到对“方法"一词的理解。若着眼于学理构建，则"方法”当指一以贯之的思辨原则，它要求主体能将其楔人对象的视角预设，合逻辑地推演到对象整体乃至细部。于是，那个绵延到对象细部的总体视角，既是观照对象整体的基元性逻辑起点，同时又是评析对象构成的操作性尺度。前者系于内涵"立法"宛若中枢信息，后者作为外延“执法"酷似神经脉络。将此落到郭著可以看得很清楚，郭氏所以能气吞千古地将自周、秦至北宋的批评史概述为两块："前一时期自周、秦至南北朝，是文学概念由混而析的时期；而其后一时期自隋、唐以至北宋，却又成为文学观念由析而返于混的时期"4（P1）.显然，根子正在于郭氏将“纯文学"视为基元性参照而后描述出的批评史图景。鉴于1999年新版郭著上下卷（天津百花文艺版）已将批评史下限延展至清，故王运熙又将郭氏批评史观简介为三块："一是自周、秦至南嘲，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此期文学观念由含混趋向明晰（即人们逐步注意把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区别开来），重视文学的新变。二是隋、唐、北宋时期，文学观念由明晰趋向含混（即不重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的区别）,重视文学的复古，但在复古中仍有变化发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点是在前此两期的批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调和及融合，新见较少，但谈得较有系统可名之日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这是对中国古代长时期文学批评的宏观概括，显示出著者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P3)。郭著的理论探索勇气，实质上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到了两个“史无前例"：其一,在郭氏之前，学术界尚无人有此大视野，能在整体上收放自如地将批评史写成由"演进期""复古期""完成期"，既一脉三折，又有序流转的动态历程。这恐怕是郭氏颇具学术自信的理由之所在。其二，郭著破天荒地将批评史划为三段，导致其历史"分期的标准”4(P4)是什么？郭氏是把演进到南北朝才"由渐而著"1(P97)的“纯文学"意识当作其批评史观的逻辑中轴，嗣后再用它来测定隋、唐、北宋“复古期"对它的偏移，元、明、清传统"完成期"对它的悖离。也就是说，千年批评史在郭氏眼中，实是历代观念如何积极或消极回应"文学性"命题的演绎史。说郭氏在1934年就把“纯文学”作为其批评史观的逻辑中轴，堪称“史无前例"，有人不免质疑：这将把鲁迅1927年关于"文的自觉”的著名演讲置于何地？其实，"文的自觉"5(P95)四字，作为李泽厚美的历程对鲁迅“文学的自觉时代"6(P87-88)这T豆语的减缩，它仅表示鲁迅当年从曹丕"诗赋欲丽"读出了"文的自觉"或"为艺术而艺术”，其要义几近郭著1934年所说的“纯文学"，但鲁迅在学术上并没像郭氏刃睢将"纯文学”视作构建其批评史观的"第一关键词"，恐怕也是事实。从1927年郭氏刊于东方杂志的那篇专论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来看，已很早用"纯文学杂文学"术语来揭示南朝的"文""笔"之分了7(P25).更耐人寻味的是，1934年郭著设专章论述魏晋批评时不仅开篇直白："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至自觉的时期”4(P72),而且直接引入鲁迅话语，说魏晋"此所以为中国文学上之自觉时代也"4(P74),只是未注出处或加引号。这无非印证了两点：一是郭氏在1934年以批评史家的语式固化了鲁迅1927年见解的正当性；二是郭氏又不同于鲁迅，鲁迅的"文的自觉”主要针又懒晋文论，而郭氏“纯文学"是其批评史观赖以纵向建构的逻辑中轴。二、学术史著"接着说"与西学术语稍读文献，不难认证郭氏1927年用"纯文学"一词z确能与鲁迅演讲中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同步对应。若嚼得细碎些，则可将"文学的自觉时代"诠释为，鲁迅已认定是建安时期开启了国人对"文学所以为文学"的审美性状的价值自觉。故此"文的自觉”亦即对"文学性”的自觉。凭此"文学性"意识，国人得以体悟如何将其诗文写得“文学"，还能别具慧眼,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划一界限。前者教人识得文学"是什么"，后者诲人识别文学"不是什么"。或许，国人只有先认清"什么不是文学"，其腕下才能写出文学之纯美。这似是郭氏在1927-1934年间心仪"纯文学”一词的动机。同时须交代的是，“纯文学"对应于"文的自觉"，是指建安文坛对文学性仅具"经验自觉"，而郭氏的"纯文学"显然已臻"理论自觉"。准确地说，"纯文学”三字绝非建安才子所能任性口占，它只是郭氏对躁动于汉魏母腹、行将分娩的"文学性"胎儿所作的美学追认。或曰魏晋"文的自觉”作为史实早如婴儿呱呱坠地，却一直处于"未名"状态，当郭氏在理论上姗姗来迟"命名其为"纯文学”，距曹丕典论论文已远隔1700年了，与萧统文选序也久违1400年了。批评史对六朝"文的自觉”的理论命名，之所以滞后如此，这不能不说是故国文学思想自古匮乏系统思辨构建所致。对此，钱钟书在1932年便已洞若观火："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蕴，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文学,1(P249)若问故国文哲自周、秦至晚清为何始终未拈"文学"一词？钱氏的句式转而古雅："体制既分，品类复别，诗文词曲，壁垒森然，不相呼应。向来学者，践迹遗神，未能即异籀同，驭繁于简；不知观乎其迹，虽复殊途，究乎其理，则又同归”意谓当古人不擅长系统思辨构建，无意于从异象发掘共相，其思维也就不免黏滞于器之形制，而很难升华为道之神韵，这也就是“践迹遗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于是也就画地为牢；于是，"相传谈艺之书，言文则意尽于文，说诗则意尽于诗，划然打为数撅，未能沟通综合，有如西方所谓文学"'口(P96).更不用说有"纯文学"概念了。但在1930年代，当郭著用“纯文学"这一西语来命名魏晋“文的自觉"时，未必不需要另一番“理论勇气"。因为在有国粹情结的朱自清看来，这近乎是在吃中国“螃蟹"时蘸了西学"料理"，太不正宗了。这就是说，朱氏在面对郭著“纯文学"为逻辑中轴的批评史观时不仅有保留，且不掩饰其纠结。一方面，朱氏很明智地确认"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的学术界态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已势不可免；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亟须"审慎"，这落到郭著身上，便是将"纯文学、杂文学二分法，用得最多，却可商榷"2(P541).朱氏很清楚”纯文学、杂文学"这对概念舶自日本，其根子"大约从De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2(P541),源头仍是西学。朱氏直言将"纯文学”这帽子搁在中国文学史头上嫌小了，因为"所谓纯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而言"，偏偏"中国小说、戏剧发达得很晚；宋以前可称为纯文学的只有诗歌，幅员未免过窄"；还有，"汉赋算不算纯文学呢？再则，书中说南北朝以后文笔不分，那么，纯与杂又将何所附丽呢”2(P541)?末了，朱氏的观点是：既然郭著已“明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总之，郭著"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观念与我们的相同，称为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这未免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2(P541)°后又重申："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2(P545),俨然"国粹独立宣言"。综上所述，不难体会朱氏围绕“纯文学”所生的质疑还真意味深长，因为它不仅挑起了“古今之争"，同时带出了“中西之辨"。"古今之争”是指批评史家有无责任乃至权利"接着说"出古史所无力表白的真谛？"中西之辨"则指批评史家对古史"接着说"时引用西学，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正当性？针对问题一，批评史家除了有责任"照着说"出古史真相，是否也有权利"接着说"出古史的真谛？古史作为活在史料中的往事所以有"真相一真谛"之分，是因为史料往往是哑巴，它默默地呈现自己留下的历史轨迹。当朱自清把"一时代还给一时代"阐释为"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2（P541）,这不仅轻易抹去了史料有"真相一真谛”之别，也轻易地删去了批评史家"接着说"的独立自由。假如批评史家存在的理由仅仅是"照着说"出各朝代的“正确标准”且无条件地当辩护土，想必郭氏是不敢苟同的。"照着说"出真相为事实判断，"接着说"出真谛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须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否则，学术将沦为无根；事实判断应为价值判断腾出地盘，否则，学术将化约为冰冷的镜像。故评判郭著以“纯文学"为标尺来论衡唐、宋、元、明、清的美学迷途,你只宜检测这么看是否失据，却无权苛求郭著只当复古传统的回音壁,而不准像里程碑一般独立旷世说古今。钱钟书在1933年说：“我以为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一）野蛮的事实；（二）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口（P282）说到底，大凡写入史著的史实也就转为史家的事实。故郭氏是以其构建的批评史图景当作他心目中的批评史的。因为任何人都无力彻底还原史实。任何被当作本体论来读的批评史，其实质仍是源自批评史家系统体认的结果。因此，任何本体论只是主体被逻辑地缺席的知识论。朱氏在1934年若认此理，他对郭著的“纯文学"观也就不会纠缠了。针对问题二，"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这是否意味着郭氏借“纯文学”这一西语来指称中国批评意识至魏晋已臻自觉，从骨子里说便天然不宜？这大概是国粹论者近百年来的共同成见。幸亏学术界另有说法："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说，考察西学（包括"纯文学”理论在内的“方法"）与中国经验（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对象"）之间相契与否，关键并不在于彼此隶属的国别文化在历史上是否接壤，而只受制于“方法”所蕴含的阐释潜能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对象”的被阐释期待。方法的阐释潜能的“合对象性”与对象的被阐释期待的“合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至少有如下三种可能：一是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之间严重不契，却硬将西学架在中国经验头上，为了炫耀西学方法的高明而亵渎乃至牺牲中国对象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二是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之关系持封闭性立场，误以为“中国固有"即"中国独有"，于是便视而不见国别文学（文化）在异域语境的分头衍化，在冥冥中长出日后能遥相呼应的普世共识。有意思的是，钱钟书1937年曾撰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以欧洲时尚少妇所宠爱的北京狗"在中国通俗唤作洋狗"、"哈巴狗"为例，”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并由此推演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批评"，诸多"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的、坚信是纯"国粹”的特点，若真正学贯中西，亦可"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不时读出”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l（P116-119）反之亦然。这是钱氏在对其母校名师朱自清的国粹情结作隔空叫板么？三是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的理想契合，是前者的阐释潜能的"合对象性”所储备的，恰恰是后者的被阐释期待的"合目的性”所渴求的，宛若"天仙配”。其范例莫过于郭绍虞用“纯文学"这一西学词语来标志对中国“文学性"意识演进之历代爬梳了。姑且将郭著的批评史观简称为"三三制"。前"三"具宏观性，将整个中国批评史划为"演进(从周、秦到魏晋)""复古(从隋、唐到北宋)"T"完成(元、明、清)"三块。后"三"具微观性，把孕育"纯文学"意识的"演进期"再一分为三：从周、秦"孔门以文学包括文章博学二义"7(p25),即"文学与学术并不分界线。文即是学,学不离文"7(P17)(第一期)；"时至两汉，文化渐进，一般人亦觉得文学作品确有异于其他文件之处，于是所用术语，遂与前期不同，用单字则有文与学之分,用连语则有文章与文学之分"7(P18),"其论及，文学，者，仍有博学之义"7(P25)(第二期);“直至南朝，于是文学一名，即是文章之义，不复带学术的意义了"7(P25)(第三期)。这就是说,当梁元帝终于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刘勰语式中脱颖而出，直率地、不容争议地将“文者"诉诸于"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P25),"文学所以为文学”的审美观得以诞生。或曰,当"文学性"终于从批评史镜子惊艳自己天生丽质、而无须附丽于他者时，其便历史地转为独立、自足即纯粹。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这演进之路，再回眸郭著中的“纯文学"一词，一点也不觉得突兀，既无"陌生化”效果，也不见新名词爆炸的烟幕，只感到它是在当出现时便露面了。甚至毫不过敏它作为一个外来词，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即便后来看到这个纯正中国血统的"文的自觉”的婴儿，在报批评史户口时填了"纯文学”这一欧化姓氏，也未生诧异。这无形中又印证钱钟书1937年的另一段话是对的："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口(P118).对同一魏晋文思，鲁迅冠名以“文的自觉"，郭绍虞说是“纯文学"，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族“HTLo三、学无中西之分的实验初阶考辨郭著的“纯文学”与批评史观的关系，其实质是为重估1930年代"西学东渐”还原f现场平台。王国维1908年曾说，"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8（P180）.无须说，郭氏自1927-1934年用“纯文学”来命名其批评史观的逻辑中轴，这本是一次在国学论域尝试“中西合璧”的思维实验。所谓思维实验，是说“纯文学"作为西学（方法）与批评史作为中国经验（对象）未交集前,各有其背景；但当郭著破天荒地让彼此携手共建其批评史观时,这到底是勉强凑合，还是能彼此融合？这尚需深度甄别。正是在这意义上，后学有理由说王国维的如上箴言只是在宏观上给出了“学无中西之分”的正当性，却尚未从微观上考辨学术界在试验"中西合璧”时，对西学（方法）该怎么做，才可让它在面对中国经验（对象）时，既能将其所蕴含的阐释潜能发挥到极致，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兑现中国经验（对象）对西学（方法）所期待的被阐释需求细心追溯郭著的实验过程，其“中西合璧”究竟做得怎样，至少可拟出如下级差："初阶"与"高阶"。“初阶"与"高阶"之分，取决于作者对西学（方法）理论内涵的领悟之深浅。大凡对西学（方法）内涵有"深阅读"者，大抵要比"浅阅读"者更能从习焉不察的中国经验（对象）身上发掘较多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普世共识。当然，其前提是西学（方法）所原有的阐释意向本已契合中国经验（对象）的被阐释需求，否则，恐怕一事无成。简言之，"中西合璧”之初阶，若是以"浅阅读"，即仅仅流连于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的思维契合为标志；那么，"中西合璧”之高阶，则须有赖作者对西学（方法）内涵的“深阅读"，而导致中国经验（对象）被纵深呈现其所蕴含的人类性或世界性。不得不说，与钱钟书相比，郭氏对"纯文学”的内涵领悟尚属“浅阅读”。"纯文学"在郭氏批评史观中与其说是一套含义丰富的理论，毋宁说是一杆标志鲜明、却未见贯彻始终的旗帜。理由有二：一是“纯文学"本是郭著对演进到建安后才明确的“文的自觉”的一种创意性标志，在学术上很到位，可谓是"学无中西之分”的初战告捷；二是郭著在评述魏晋文论（作为“文的自觉”的观念峰值呈示）时，这本是“纯文学”最有戏的舞台，却被编导得碍手碍脚，捉襟见肘。本属强项，得分偏低。以孔门文学观为开端、扬雄法言为传承、曹丕典论论文为拐点、一径攀到刘勰文心雕龙、钟崂诗品、萧统文选序为顶点的“演进期”逶迤千年,郭著将此划为三段：从"周、秦T两汉T魏晋"。若取"纯文学"视角，这"文的自觉”逐代递进亦可划为两段：从"周、秦T两汉”为“纯文学”意识的原始孕育期；魏晋南朝为"纯文学"意识的黄金高峰期。这不悖于郭著本义。上述原始孕育期与黄金高峰期，若用钱钟书语式来转述，亦宜称前者为“纯文学"意识之"由渐而著"期，后者为“纯文学"意识之"大者著者"1（P97）期。彼此之异，就形态而言，宛如"前戏"与"高潮"之别；就性质而论，则是"经验自觉"与"学术自觉”之别。说郭著对前期"纯文学"意识之"由渐而著"一案做得好，好就好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即著者从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史典籍所抠出的点滴史料，确已扎扎实实、无可争议地铺出了周、秦、两汉逐代趋向“文的自觉”这条内在理路，极具史脉动感。相比较，郭著应对“纯文学"意识”大者著者”一案则显得弱，弱在"逻辑与历史之统一”不足，无论是评判陆机、文I勰、钟蝶、萧统这些“大者著者”时的总体取向、还是解析具体观点,著者皆无力将"纯文学”尺度切实地落到他所辑集的史料及其史述上。这就是说，"文的自觉”这条理路在其后期走得反而不如前期沉稳而确定。那么，是什么拖了郭著的方法论后腿而行之不远呢？追踪其根子,是“文体论"框住了郭氏之视野，使他看不清魏晋的“纯文学”自觉已走得很深远，远非"文体论"所能涵盖。这就是说，若着眼于"逻辑"构成，则长达300年的魏晋“纯文学"自觉至少可延展为如下链式结构：从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A环）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B环尸钟蝶诗品的“直寻"说（C环）一萧统文选序的“能文"说（D环）。假如说，A环“诗赋欲丽”标志曹丕因敏感诗赋性宜审美而始将它从其他文体（“奏议"、"书论"、"铭诔"）剥离，启动了“纯文学"的学思之旅；那么，B环"诗缘情而绮靡"表征陆机已颖悟诗的“纯文学"性,当纯在其抒情不涉纲纪故呈"绮靡"，此属个体生命亲证之印记。相比之下，刘勰文心雕龙的"情文"也就新意不多且不纯。至于C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语，皆由直寻"9（P12）,与D环文选撰集一概"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10（P2）,更证明"纯文学"自觉已在钟IlI荣、萧统腕下生出不无现代芬芳的美学花果：若曰钟嶂"直寻"几乎是对意大利克罗齐"直觉”说（1901年）的华夏预言；那么，萧统"能文"与美国苏珊朗格"表现性形式"理论Q955年）亦似有跨世纪、跨洲际因缘。若转换视角，将如上平面的"逻辑"链式叠成"历史"累层结构，又可见从曹丕Q87-226)“欲丽"拾级而上陆机(261-303)“缘情"、钟蝶(468-518)"直寻”、萧统(501531)"能文"，批评史的步履又委实走得太沉凝，近乎用百年一层的速率在肃穆地提升魏晋“纯文学”自觉的高度而俯瞰千秋。假如郭氏生前也能以此视角来瞻仰魏晋文思楼台，他将悔悟自己治史一辈子，竟大致是立足曹丕的平台，而始终未脱文体论眼光来扫描魏晋文思,甚至明明已从萧统金楼子立言篇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读出"纯文学"区别于"杂文学"之界限不仅在于文体,更"在性质的差异”即异质，然此异质究竟是什么，郭氏又语塞，只说“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又回到“文笔区分”4(P25)这“文体论"套子里了。现在清楚了，郭著的批评史观虽以“纯文学”为逻辑中轴，然此中轴是以"文体论"为原动力，这般说有依据么？有，"名一实"两方面皆不缺。先看"名"这方面。1934年郭著就不讳言南朝批评尤重文体(形式)："因骈俪之重藻饰，故其作风当然较偏于艺术方面而与道分离；因此，反容易使一般人认清了文学的性质，辨识了文学的道路。由这一点言，觉得后世文人之论文，反多不曾认识清楚者"4(P97).1979年郭著重申旧说，只是说得更简洁：”南朝的文学批评，正因当时作风尚骈俪，重藻饰，反而认清了文学的性质"口1(P55).再看"实"这方面。既然郭是倚重"文体论"来润色"纯文学"，故其史述篇幅对文类"体制"、"文笔之区别"、"音律之制定"、"所谓四声八病"、"音律说之反响"等形式要素的如数家珍，明显强于对曹丕论文、陆机文赋、"钟蝶与历史的批评"、"刘勰的复古思想的萌芽”的酌情关注，以致前者耗了26页，后者只用了20页。这是郭著1934年版的“厚此薄彼"。郭著1979年版对这"厚此薄彼”并未见实质调整，其书第19节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占11页，而论述陆机、刘勰、钟嫌占9页。若说郭著的批评史观是靠“纯文学”搭台，唱主角的则是“文体论"，此言实诚。四、从文体论短板看学案误判郭著对“纯文学”的理论领悟尚浅，浅就浅在文体论限住了他的眼。这重要吗？重要。"纯文学”作为郭著批评史观的逻辑中枢本具方法论意义，故对"纯文学”的西学含义的浅尝辄止，将直接有损郭著对故国批评史的论述质量。这像那块木桶短板,不论木桶注多少水，最后的水容积仍取决于短板的长度。下面仅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看看郭著的“纯文学"木桶短板，将生出怎样尴尬的误判。史述魏晋“纯文学"自觉的"大者著者"，最吸引眼球的当属批评史上两部"最早的传书"4(P56-59):刘勰文心雕龙与钟蝶诗品。若按惯常的编年式排序，刘著成书于496年，钟著成书于513年，郭著述史也宜先讲刘著，续讲钟著。但1934年版郭著大概担心这么做，将不足以凸显他赋予刘著的那种殿后魏晋的高峰地位，便在编目上做动作，不仅在上卷第四篇"魏晋南1娥”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目示为"诗品与文心雕龙"，且还刻意在该章设“钟娱与历史批评"为第五节，设"刘勰与复古思想的萌芽"为第六节。郭著推崇文心雕龙"尤为重要即传至现代犹自为空前的伟著”4(P96),其着力点是在甄别钟著、刘著虽"足以代表当时批评家之二派"，然"前者是为文学的批评，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前者较偏于赏鉴的批评，后者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4(PIO3)。但郭著从未有说服力地确证钟著的批评尺度为何是"赏鉴的”，刘著的批评标准为何是"判断的"？也不曾有说服力地讲过钟著"赏鉴五言诗时的"直寻"尺度，为何就不能同时作为"判断"其他作品是否"纯文学”的标准？更未曾严谨界定其所谓“文学批评"中的"文学"，究竟是“纯文学"，抑或"杂文学”？而只要郭著无法把话说到这根子上，则其赞许刘勰的所有美言，至少撑不起唯文心雕龙才是魏晋“纯文学”自觉的巅峰一说。颇为奇妙的是,郭著论述刘勰时模糊"纯文学"、"杂文学”边界一案明明发生在1934年，却已在一年前被钱钟书所言中。1933年钱氏为国风半月刊撰稿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曾感叹："自来论六朝文艺批评者，多以萧统文选序与刘勰文心雕龙并举，而不知二者之相凿衲,斯真皮相耳食，大惑不解者也！"(PlOO)其理由很明白：文选"盖所撰集，一以题材为准，均采抒情言志之作，不收说理纪实之篇其所谓文，为义极狭"；相反，文心雕龙"虽不必应无尽无，而实已应有尽有，综概一切载藉以为文，与昭明之以一隅自封者，适得其反，岂可并称乎？”口(P101-102)若换作郭著的常用语，则钱氏已说到根子上，即文选之文属“纯文学”，文心雕龙之文属“杂文学"，这是不宜混淆的泾渭之别，郭著偏偏混淆了。明乎此，再来看郭著所强调的"由赏鉴的批评转而为判断的批评"4(P107)的刘勰"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可以说没有一字触着"纯文学"，倒是面面俱到地正对“杂文学”的胃口，仿佛坊间的“万金油”将经、史、子、集在内的各类书写皆抹遍了，然唯独不言及与“杂文学"相比，"纯文学"究竟"纯"在哪里？或有没有一条可供识别的美学标尺，让人一眼便瞅出"纯文学"与"杂文学"确凿异质？刘勰“六观”说做不到的事，钟蝶"直寻"说做到了。当诗品序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说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未M取，皆由直寻"的时候，已极明确地指出，"纯文学"首先"纯"在比其他文类更珍视个体情性刻在胸口的那份童心般的初念或印象，钟崂称之为"即目"、"所见"，其审美特征叫"直寻”：即它能在读者目击诗语之刹那，便在心底唤起自己曾有过的类似情境或场景。只须抓住这一要害，也就抓住了“纯文学"性。这不仅是适用于“赏鉴"五言有否诗性魅力的特殊尺度，也宜成为"判断"其他创作是否合乎"纯文学"的一般标准。这真是钟崂的美学"杀手铜"：鉴定一首诗、一部作品是否合乎“纯文学"，只须拈"直寻"一词，虚实立判。何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剑封喉”？这就是。可以说，魏晋“纯文学"自觉自曹丕论文以降，到钟蝶撰诗品序才说得最到位、最凝练、最精粹。相比之下，刘勰文心雕龙虽大体虑周，雅誉传世，但在奠定“纯文学”标准上无甚贡献。于是问题又来了：郭著论南朝批评，不可能不读诗品序，而读诗品序不可能不见"直寻"二字，为何未能切脉、点穴般地抓住这最具“纯文学"精髓的关键词而恍然有悟呢？症结仍在文体论蒙住了郭氏视线，致使他读诗品序时疏而未切，博而未精。"钟嶂的诗品序可作为五言诗的演变史观"4(P142)来读，这是1934年版郭著的读法。1979年版郭著又说诗品序"专论五言诗不及其他文体，讨论的范围就缩小了"11(P59).这就一语泄露天机：原来郭氏不曾从诗品序读出“直寻"所蕴藏的"文学之根本原理"4（p98）内涵，其障碍在于郭氏不信钟蝶能从单一文体的五言诗中提炼出颇具普适性、又宜于"归纳与推理”的“纯文学”标准来。五、方法论内涵深化有两个条件行文至此，可见“纯文学”对郭著批评史观之得失呈两重性。也就是说，当"纯文学”作为批评史观的逻辑中轴，激励郭著有勇气在学术上对批评史脉给出自己的宏观概括时，"纯文学”的观念导向功莫大焉。但也因此,当郭著在美学上黏滞于文体论而无力对“纯文学”所包蕴的方法论内涵作深层透视时，这就不免令其史述不精乃至学案误判。这在客观上给后世考量"西学东渐"的现代境况提供了如下启示：在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大体相契的前提下，中国经验（对象）所蕴含的精粹义谛或普世共识能否被充分敞亮，其关键往往取决于作为方法论的西学内涵能否被深入解读。亦即对给定西学（方法）的深度理论，将直接制约著者对相应中国经验（对象）的史述精度与广度。这般言说"论与史"的学术辩证，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以论带史”（实谓"以论代史"）有区别吗？有。其异质边界在于那时"以论带史"与其说是为了呈示中国经验（对象）之本真，而去寻觅与此相契合的西学（方法）；毋宁说是为了张扬苏联模式（方法）的永恒英明，而无意有意地曲解了中国经验（对象）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且不容争议或证伪。这恐非学术，而是权术。学术层面上的“史一论"关系既"相辅而行"，又"各有本位"，早在1933年钱钟书就对此心、得颇多，认为“史一论"之别植根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文学史载记其承i三（genetic）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histOriCalimportance);文学批评阐扬其创群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aestheticworth)o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1(P93).也可谓史"主事实"，故其予对象重在"定指"；论"重鉴赏"，故其予对象偏向"定义"1(P92)."定指"有别于"定义”，是说彼此的思维运演不在同一水平："史以传信"立置之重轻，风气之流布，皆信之事也，可以征验而得；非欣赏领会之比，微乎！茫乎！"1(P94)这意味着，与史家凝眸于对象的经验性叙事相比，论者是潜心于对象的机制性辨析，所谓"表微阐幽"(P93)是也，这往往令重考证的史家因思辨力稍逊而失之“微茫”。钱氏这些话几乎就是在说郭绍虞。郭著的史家本色一再掩抑其理论敏感，其标志就在挟持了“纯文学”的文体论，本是郭氏考证了历代文献而走出的一条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