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毕业论文论阿Q的革命性.docx

论“阿Q”的革命性摘要：鲁迅在阿Q正传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性，作者从阿Q的阶级身份、经济状况等出发指出了阿Q走向革命必然性。但是，作者又指出了阿Q的革命的局限性，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鲁迅通过阿Q的命运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沉痛教训。关键词：阿Q;鲁迅；革命性；精神胜利法“阿Q”，是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鲁迅先生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和民族革命几乎沾不上边的小人物。而他，又是一个大人物，在他这个艺术典型身上，蕴含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思考，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激起民众觉醒和爆发的“大人物”。他深刻而又艺术性地阐示了鲁迅先生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提示了社会现实，并把民族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摆在民众的眼前。应当说他是与革命分不开的，他是为更深刻的革命而存在的。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一、阿Q为什么要革命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那样的落后，忽然要做起革命党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鲁迅先生却明确地回答，阿Q要做革命党是“不免发生”的，他说：“据我们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这可以算是阿Q革命的有力的证据，它说明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是鲁迅先生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二、阿Q的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第一、阿Q的革命，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阿Q身上的革命要求和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第二、阿Q革命的实质。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阿Q革命的目标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不分敌我地要杀掉小D,他暂时还没有想到要取赵太爷而代之，只是要把赵家的宁式床搬回土谷祠。但是，可以想象，如果阿Q革命成功，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抛弃土谷祠搬进赵府的。所以，阿Q的革命无非是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带有农民自发革命的特色。第三、阿Q的革命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I。通过作品“不准革命”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一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杀一儆百的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做出的总结。小说还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所以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命运的归宿。三、阿Q革命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就从胜利走向失败的。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写于辛亥革命高潮之中的文言小说怀旧，到呐喊彷徨中的诸篇，他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展示这一主题，而阿Q正传是其中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他有一种不知从班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反动派杀害革命党人时，他去看热闹，回到未庄还手舞足蹈地向人们炫耀：“杀革命党。咳，好看好看。”他转而“革命”后，仍然不过是觉得“造反?有趣”想到的是报复、拿东西，得到女人。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动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相反，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却异常强大、顽固和狡诈，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小说中，从城里的白举人、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更富有反革命的经验，更善于变化和钻营。举人一闻革命风声，马上向乡下转移财产，并和赵太爷攀了“转折亲”，以应付时局。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在革命起来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历来不相能”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在看准形势后也“相约去革命“。他们到静修庵打了老尼姑，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偷走了宣德炉，又很快进城买到了“柿油党”的银桃子，用欺骗手段和革命党拉上了关系。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新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钻进了革命阵营。当他们一旦攫取了权力，立刻撕下了伪装的面纱，露出本来的面目，实行更公开的封建暴力统治，反过来不准贫苦的阿Q革命，还诬陷阿Q为强盗、抢劫者，拿阿Q来“杀一儆百”。他们还向佃户“追缴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把还不起租子的农民投进监狱，大搞反攻倒算。他们作威作福，仍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小说里描写的这种情景，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首义的武昌，黎元洪、汤化龙等满清时代的旧军官、立宪党人掌握了军政大权。绍兴的旧官绅听到革命的消息后，立刻纷纷成立什么自由党、社会党等，原绍兴知府匆忙地组成军政分府,自任民政长，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地主章介眉也成了治安科长。不久，虽然王金发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开始时尚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但旧官绅们又变换手段重新控制了权力。绍兴如此，武昌如此，全国也大都如此。这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封建势力所篡夺，真正的革命派却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小说还深刻地揭示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更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了一条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咸与维新”的路线。鲁迅曾怀着大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面对着革命后的结局，他又跌进了失望的苦闷之中。他当时离开绍兴，就明确地表示了对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的不满，特别不满于他们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在小说中，鲁迅虽然没有正面直接地描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但却以反讽的技巧，客观冷峻的笔法，写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咸与维新”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老把总的“做革命党”，举人老爷的出任帮办民政，假洋鬼子、赵秀才的尼姑庵革命等，都与“咸与维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咸与维新”的产物,因为“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否则，那些封建势力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维新”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能抢在阿Q之前大闹尼姑庵吗?结果怎么样呢?在县里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样可怕的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年便着了道儿,弄得不象人样了。”在未庄人们则连辫子也未剪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它盘上了头顶,消息灵通的赵秀才是最早将辫子盘起来的。而自吹与“洪哥”关系密切的假洋鬼子竟不准阿Q革命，使阿Q只剩下一条“大团圆”的唯一道路。小说中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当他的大乌蓬船偷偷地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四、阿Q革命的悲剧阿Q的悲剧，并不是什么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鲁迅曾说过，他写小说，“不过想借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因此，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把阿Q的悲剧看做社会悲剧，才符合鲁迅先生的原意。但这个悲剧却采用了极为独特的形式一一喜剧的形式来表现的。读阿Q正传的时候，谁都会不断地发出笑声，甚至读到阿Q被送上刑场的时候，仍难免要笑一两声。这种笑，是正常的人们对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病态社会”的反应，它不是对阿Q正传的悲剧性质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来证明这个悲剧的深刻程度。因为在这笑声过去后，人们只要用心一想，就会发现那些引起他们发笑的事情本身就是极其可悲的。这样一种悲剧所给予人们的思想启迪，比起那些使人们流着眼泪读的悲剧来，可能还要多一些。课文里并没有提到悲剧的结局一一阿Q之死，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揭示这场悲剧的内容。阿Q之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是随意给的”，从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之时起，“阿Q已渐渐向死路上走了”。鲁迅的这些论述提示我们，应当着重地从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如果我们确认这一点，那就应当承认，小说中的未庄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的标本，即封建势力的强大，人民的愚昧落后和革命政党的软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结合，决不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而只能产生“咸与维新”，即封建势力和革命党的“大团圆”，这样的“大团圆”，对自发要求革命的农民来说，只能意味着被杀害。阿Q的悲剧，主要是由革命党的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引用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做为旁证：“革命党一派新气一一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这是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所做的深刻总结。这个基本思想也同样体现在阿Q正传之中，杀害阿Q的刽子手正是靠“咸与维新”爬上来的绅士们的代表人物兼“革命”政府中的新贵。这就是阿Q悲剧的社会根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鲁迅先生当时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深刻的。在“咸与维新”这看似幽默的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鲁迅深刻的思考。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卓越的幽默才能，赋予这四个字以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使人感到所谓革命简直是一幕历史的滑稽剧，和阿Q打自己的嘴巴一样可笑，他又在锋利的笔锋下浸润着十分沉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也象阿Q打自己的嘴巴那样可悲。鲁迅先生通过阿Q正传中阿Q这个艺术形象生动的刻画和对历史画面真实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辛亥革命都没有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封建势力仍然是那么猖獗，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革命的道路依然曲折而又漫长。阿Q也成为鲁迅先生忧国忧民的民族情感和彻底的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精神的首席“代言人”，和激发民众民主觉悟、启发民众革命思想、激励民众战斗意志的精神符号。参考文献1、王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北京：青华大学出版社，2005.2、李光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北京：青华大学出版社，2005.3、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北京：青华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