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知识阶级科举废止以后的知识阶层.docx

伪知识阶级：科举废止以后的知识阶层【美】柯任达著朱修春译学界普遍认为，科举制度的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变动之一。1如刘海峰教授指出古代科举制度起着多方面的社会作用。他说，“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2张亚群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是20世纪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它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的转型，而且对政治变迁、文化导向、社会流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J3杨齐福教授指出废科举之前，科举的内容与人民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已经经历了很重要的转变。无论科举制度废弃与否，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涌入，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产生重大而多方面的影响。不仅科举制度本身开始改变内容，使得中国教育开始改革，并且士人阶层自身对学问的态度也开始适应新近从西方来的动力。4尽管如此，杨还是认为废科举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变迁，例如它杜绝了“士人以入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道路”,导致了传统士人“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的窘境，“被迫转换人生道路”，“传统的身份等级结构被近代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5上述看法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科举废止以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科举时代的残余。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倾向于保留读书做官的态度。6关于教育的社会流动的作用，知识分子常常还保持着比较传统性的期望。诚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读书做官论'始终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连革命也无可奈何于由考试弋取利禄的这团乱麻。”7对科举时代一些习以为常的看法受到学者的注意。本文探讨一些时人的看法，考察科举制度废止以后知识阶层的转折。综观近来学人的撰着，对于科举制度废止以后知识阶层的转折，他们大致持以下四个看法：一，废科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趋于重视现代教育，认为以往科举只是是确保利禄和威望的手段。二，知识分子的志向与职业机会的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知识分子经常无职业或是无他们所原来想要的职业。三，对这两个现象，不少时人表示担忧和愤怒，他们要么将知识分子的失业等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们本身，要么归咎于社会的缺点。四，取代科举制度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没有为学堂学生做好准备，并没有赋予他们以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并没有培养他们承担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导的才能，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教育与过去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式的教育没有区别。总的来说，据近现代观察者的观点，废科举以后的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以往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一样不切实际。有的观察者称现代教育为'洋八股”,认为近代知识阶层是“伪知识分子。”他们的论述和评论体现着科举废止的一些重要的历史面相。尽管注重人才是古代政治传统的核心特征，但是主张现代化的人士所追求的人才种类是不同的，他们在构想中对这些人才所赋予的角色也是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学家认为，知识分子精英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德精英”，他们接受人文类学科的培养，并且声称知识分子领导人要建立在掌握社会伦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8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自从孔子时代就己经在本质上是要具备德性的人。道德精英优先考虑的是伦理和政治，他们亦致力解决人的问题。9作为现代西方科学和技术社会代表的第二类知识分子精英则是“现世主义”精英或是科技精英。10这类精英以其通晓自然规律的知识和能应用技术促进社会物质的进步，而区别于其它精英。在道德知识分子与现世主义知识分子之间一分为二，或许是过于简单化了，但这是中国教育改革者自己制造出来的区分，并且这一区分确实有助于清楚认识他们的关注所在。通常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为中国培养出新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即现世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尽管他们确实没有故意忽略中国青年的道德发展，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新式学校教育则是强调新式的技能。所以，除了道德教育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外，他们还引进了自然科学、数学、外交和政治经济课程，这些课程和国家现代化需要所带来的实际问题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人力资源以拯救中华民族。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观察家，注意到知识分子未完全就业的问题在加剧。尽管他们也经常深刻地批评传统的土绅阶层，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未就业证实了新式学校未能培养出能取代传统士人的现世主义知识分子。陶行知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评论，就明显地抨击了王朝时代的土人，激烈谴责他们甘愿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帮助帝制的更辟。他指责说，由于这些土人出任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在屈从财富和权势的诱惑同时，也使得以剥削老百姓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得以苟延残喘。对他们来说，知识只是作为保护其财富与地位的一种工具。同时，在地方上，因为他们没有谋生的实际途径，那些未能谋得官职的人，除了变成当地的恶霸、劣绅或是其它令人厌恶的一类人，他们别无选择。陶行知指出，教师对中国社会的毒害最深，因为他们一代接着一代传授无用的知识（就是说“伪知识”），他们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的状态，阻碍了改革的进行。11陶行知认为教育改革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特性改造效果甚微。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与土人形成本质上的不同。两者获得的教育都脱离了实践经验，并和国家的需要无关；八股考试论说文的“伪知识”只是被现代学校教授的同样无用的知识所取代，新式知识分子有幸继承了土绅阶层作为精英传统继承人的衣钵，他们将精英传统保留到现代社会，成为变革的障碍。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仅仅是由“掌握无用知识的阶层”构成，这个阶层只是塑造和标榜其群体受过教育的形象，以便骗取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一阶层来说，不幸地是，王朝被推翻就清除了其大部分特权的来源。陶行知写道，中国再不会有一个机构，像封建王朝曾经那样愿意培养那么多无用的人。然而，尽管中国新式的知识分子不能得到他们觉得所应得的回报，他们也没有走到要考虑放弃其对于土绅阶层生活希望的地步。大多数人仍旧追求官员职位，即使他们最终要认识到他们的希望是没有可能性的，只不过是黄粱一梦，他们仍不切现实地苦苦期待。由于他们自身的惰性，他们不会努力去寻求其它更现实的出路，作为一个阶层，新式知识分子的前途注定是失败和希望渺茫的。12一方面，陶行知谴责新式知识分子本身缺乏放弃学者精英之传统角色的勇气，另一方面，他则认为中国社会对新式知识分子的顽固不化亦不能辞其咎。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赋予读书人以极高的价值，这就为陶行知所批评的那些脱离实践经验、一无用处的书生气学者提供了勇气。因此，他总结道，除非社会自身对于中国学校提供的教育赋予实践务实的本质，抛弃自身对于学者身份的尊崇态度，否则无用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毒瘤是要无期限地延长和苟延残喘的。13和陶行知的看法很类似，傅斯年也认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缺陷是其仍旧没有放弃它的“土人习性:自宋朝以来，对于教育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得官位的观念，就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民族心理。现代教育的到来几乎没有改变这种观念，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仍旧坚持毕业后得到某种官职这一主要的目标。傅斯年回忆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放假从学校回到家里，他的亲戚一致认为，他终究有一天要为官的。他还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当其父亲听说清王朝准备要取消对新式学校毕业生奖励官方学衔的这一惯例时，确确实实强迫这位同学放弃了学业。官方职位许诺的“诱人的权势”，对于中国人来说，诱惑力太强了，他们简直就无法忽略。傅斯年认为把教育看作是土绅阶层地位保障的传统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育改革的严重障碍。14傅斯年看来，这种传统态度的消极后果是其阻止了中等阶层的进步。他认为西方的富强说到底是由中产阶层创造的，他们的独立性和职业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比之下，在中国，中产阶层是由那些鄙视体力劳动的儒士构成，他们则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去“焚书坑儒”，需要用能够带领创造现代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取代这些土绅阶层，取代这些十足的书虫和书呆子。15陶希圣也对土绅阶层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基本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论证，认为土人起先作为封建统治者所雇用的左膀右臂而出现，是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中国为数众多的农业人口。这些土人由国家当局做靠山，以统治阶层的名义对大多数人口施展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们的经济财富来源于收取地租和赋税，并且他们丝亳不想发展新的致富之路，也不想努力增加生产的经济总量。他们的注意力却是直接指向在统治机构中谋得一个职位，此统治机构的经济职能仅仅是在自己所辖的范围内为其赚到最大可能的一份利益。陶希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确实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通常的环境下，资本主义制度带来多样化的经济，可以为知识分子在现代学校里学得的专门技能或职业技能的应用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并指向新式财富的创造。工业发展带来工厂、商行、商贸公司和政治机构的开放，这些部门为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提供就业机会，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因其掌握工业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而显得杰出。然而，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引入并没有产生出如此的效应。国外帝国主义既阻碍本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妨碍中国工业增长的,破坏了土人的经济基础农业和阻碍制造业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地位在被侵蚀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反而求助于刚刚萌发的商业经济社会，在这里他们要面对来自本国商业阶层的竞争，这一阶层从与外国机构的联系中牟取利益。知识分子阶层不再掌控中国经济的剩余产品，甚至在商业社会里也不能很好地生存，他们发现自己不能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被迫屈从于新的经济界精英的领导。16陶希圣继续谈到，在土人的地位由于经济的变化而下降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军事力量的威胁。在王朝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情况下，他们除了依靠中国的军阀头目做靠山外，没有任何求助的对象。但是，军阀头目比起旧的皇帝来说，对于官僚没有更多的需求，并且无论如何他们是更愿意雇佣他们的亲朋好友和他们的派系同盟，这使得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希望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17因此，陶希圣认为那些未能在政界谋得职位，并坚持追求在官场中成功的知识分子注定是要失败的。最后，像其它学者一样，陶希圣亦将责任直接归咎于知识分子本身，谴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不愿意抛弃过去的土人传统。土人的传统期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幻想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即使土人的地位已在城市经济力量的压迫下遭受冲击，并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因为知识分子在过去被认为是国家的财富并且得到充足的报偿，他们亳不费力就能在政界谋得一职位。他们是否获得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教育无关紧要。对于谋得一份赚钱的职位和“国家财富”地位的幻想诱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学业，一心钻营于官场的活动。18李树青提到，20世纪确实与过去发生了重大的决裂。过去的土人在维护王朝权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写说：统治者“能以马上得之，却不能以马上治之”，于是所谓士大夫阶级者便应运而起，出来帮同统治。19这满足了统治者的利益诉求，并且是帝制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同时由于皇帝对军事权利的垄断，对独立士人政治活动的敌视，加上土人自身对于儒家人性论的专业信奉，这一人性论力劝人们顺从规则，并要尊重王朝的权威，所以土人几乎不能运筹帷幄自己的政治前程。有时当一个士人的意见和皇帝的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比较安全的路径就是，土人通常只有“挂冠而去，隐居不仕J20这样的做法是一个体面的选择，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按照土人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这一理念来支撑的。李树青断言，与那些以捍卫儒家服务伦理为抱负的土人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彻底缺乏道德规范。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儒家伦理对于教育的评判尺度，与此相应，采取了一种纯粹实用的途径来学习，他们只是将学问当作是自我攀援的一个工具。他抱怨道：“现在知识分子的对于学术的态度，便完全当着一种吃饭的工具J21作为一个阶层，现代知识分子己不再相信伦理道德压倒一切。他们己经失去了他们的道德根基，并且已经变得愤世嫉俗，既不具备抵抗当权者舞弄权势的勇气，也不具备从政局的竞争中撤出的正直感。李树青把知识分子道德崩溃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下滑。传统的土人基本上是拥有土地的精英，他们把掌握土地作为一个经济基础，己经对维持其作为一个受教育阶层的独立性提供了保障。经济上的保障使得士人有“抬高他们身份”的自由，并且当他们认为统治者己经变得太专制时，有撤出政局的自由。22然而，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己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社会阶层，因为其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被迫兜售其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声誉。李树青写道：“在我们的学者间，有些人是朝秦暮楚，有些人是亦左亦右。学术理论用作逢迎的工具，虽古今中外都难避免，却似乎是以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为彻底。”23他们独立性的缺乏己经导致了他们精神的崩溃：他们不再具备反对政治权威和抗议刚愎自用的统治者的意志。当然，由于他们一旦离开政府部门，工业部门或是商业部门也没有足够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保障，所以他们也就不再选择从政局中撤出。当今的知识分子迫于令人绝望的工作竞争，他们采用欺诈的或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职位，而一旦他们得到职位，他们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它，而不顾他们上级的表现。李树青写道：”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势下，他们只有因循苟且，阿谀取容。所以当代知识份子所表现的嗫嗫畏恿，阊茸猬屑，倒也是为坏境所逼成的必然结果。”24尽管李树青强调士绅阶层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断层，但是他也谨慎地认识到，现在知识分子还是难以抗拒做士人的诱惑。他告诫道，我们不应忘记，“现在的知识份子在许多方面仍还继承以往的社会传统。他们还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他抱怨，现代知识分子缺乏个性，他们有巴结权势的倾向，即使这意味着是为专制统治者提供支持。25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周谷城更多地是同情现代知识精英的困境，而不是批评传统知识精英的角色。他认为，知识分子在中国所担当的传统角色，是统治阶层与广大老百姓之间的斡旋者。中国统治者的利益总是与普通百姓的利益相矛盾，因此统治者学会用压制的手段来统治人民，为了平息社会动乱，必要的话，他们会采用任何残酷的手段。只要压制的条件不超出他们容忍的范围，普通百姓的反应是被动地接受统治者的控制，超过了极限，百姓也就只剩下起义和暴动。这样，知识分子被夹在两个群体之间，他们一边力劝统治者实施仁政，一边教诫老百姓驯顺和安于现状。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重心，他们的使命就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斡旋，以在一定范围内维持社会的平和。26但是，周谷城也相信教育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在新式学校，学生比以往绅士得到更加多样并且更加实用的知识。以往士人一直被迫专注于古典科目的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究式的书呆子，他们对发展中国生产力资本方面没有任何兴趣。27对比之下，现代知识分子接受的培训是相当实用的，并且为学科专业化和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围。事实上，周谷城总的来讲是十分赞成对于新式学校的发展。他很欣赏新式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它们采纳的进步主义教学方法，此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同时鼓励学生在他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内从事专门研究。他特别赞成对于数学、自然科学和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逻辑这些“现代”学科的重新强调，并且他把教育改革看作是使青年朝着非学者官僚型职业方向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28周谷城也体会到，现代的学校教育己经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其作为特定群体的一些特征。如今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广泛的职业兴趣和所接受培训的多样性已经弱化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性。在他看来，事实上，知识分子无论在学术倾向上，还是在职业准备上，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统一的标准。29在周谷城看来，不幸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未能赶上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性格的疾速变化。尽管中国人不辞劳苦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技术，仍旧未能使中国经济经历一场产业革命，中国仍旧僵滞在不发展的状态。中国现代学校的毕业生因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事实上，经济停滞不前，使得学校培养出的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无处安置。毕业生没有真正的机会学以致用，致使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无业游民。30因此，在中国，影响真正的知识分子成长的主要障碍和致使知识分子不能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31正如上面所陈述的，周谷城确实发现了新的教育体制突出的优点：它比传统的教育更加实际并且更加多样化，因此就更加适合中国现代的状况。但是，他也认为，由于新教育各种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西方，那么中国对这些新的教育模式仅仅是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32他补充说，因为知识分子的供给大大超过对他们的需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濒临着危机，这一危机可以从三个方面阐明。首先，那些非常有幸找到像教师、报纸编辑、律师、医生、科员或是政府办公室秘书工作的人变得专业化和职业化，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民族领袖的责任。特别是教育者，已经变得对国事很漠然，并从政治圈中撤离，他们选择明哲保身，而不是激进主义的政治冒险。33同时，那些不能找到与专业对口工作的毕业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才能的职位。例如，他发现那些化学专业或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往往被迫接受像政府科员或英语教师这样的工作，并且许多技术领域专业的学生也学习英文或中文课程，以确保毕业后至少能得到某些种类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和学校确实为一些过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出路，但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最终发现他们被“埋没”在这些出路上。许多人成为了在中国城市周边流动的“乞丐，”他们或依赖亲戚朋友的周济，或向杂志和文学期刊投递文章或小说以应付生活。他提醒道，那些人被逼迫到如此危急的境地，是会变得非常极端的。他们往往忍受着巨大的被压抑的不满，并且他们许多人倾向于革命，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34对于周谷城来说，现在与过去之间确实存在断裂：正如教育改革者所希望的那样，现代教育与20世纪生活的巨变，某种程度上己经将士人转变成为世俗精英。然而，真正的落差却是，现代教育并没有赐福给现代学校的毕业生。在尚在转变的社会中，他们只能是无立锥之地。以上的评论显示，民国时期许多社会状况的观察家认为，是就业的压力使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调停者，他们不再能够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官僚附庸，对广大老百姓施加权威。但是，也没有观察家认为,新式知识分子达到了新式学校创办者的期待。周谷城以自己比较有同情的方式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同情，他指出人才市场供过于求，致使局面混乱，使得一代的毕业生遭受了强烈的个人挫折。周以外上面提到的所有的人得出一个比较残酷的结论：正是知识分子自己不愿舍弃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陈腐观念，阻碍了他们成为中国所需要的世俗精英。只要他们坚持这一不合时宜的观点，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不能充分就业和政治上的无能，等待他们的必定是在工作和社会影响上的残酷竞争。总的来说，近来历史学家研究得出的看法与周谷城的观点相一致，他们不赞同对现代教育作出严苛的批评。王耀群认为教育改革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代教育使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性格发生了深刻地改变。他通过研究受西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职业，考察绅士阶层从以尊奉儒家伦理道德和以学而优则仕的群体35,向从智识上信奉科学、明确不参与政治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各种专业人才群体的娘变。他写道，新知识分子”尤为崇尚科学，同时也明显地脱离社会与政治。”36新教育是导致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原因：”相对于中国的旧式教育，新教育注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37叶文心在她1990年对中国的一些大学精英生活的研究中，提出了和王相似的论断。她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学生是与城市紧密联系和西化了的，他们学习的是实用的科目，精通英文。38表明他们价值观发生了转变的典型例子就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当时的大学生中，传统知识分子的宽松棉质长袍已经为西式服装代替，西式服装成为他们参加社会活动优先选择的服饰。39我们应该认识到王和叶研究指出的变化的重要意义，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享受特权的知识阶层所发生的改变。王对新知识分子的看法，基于他对那些曾生活在纯西式的生活环境,回国后社会地位优越，享受到诸多特权的，取得巨大成功的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的考察。叶主要研究北京和上海重要的大学和学院，上海尤其是“跨文化精英”成长的沃土。40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精华，和下面漫画插图的作者一样，许多人都认识到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疏离。1927年6月刊出的教育杂志中印有几幅漫画，其中前面有一幅画，画的是一名身着西装的大学教授站在身着传统长衫的中学教师和小学教员中间，接着的一幅画呈现的是一名装模作样、身着洋装的大学生和几位穿着长布衫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对比。显然，漫画的意图就是要强调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事实上，无论是王的研究，亦或是叶的研究，他们所谈及的都只是少部分人的现象，尽管他们非常具有影响力。历史性的物证和迹象说明现代化对于城市租界以外的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少量的4口；王叶都不反对其事。从更广些的范围来看，漫画似乎更能说明上面提到的一些评论家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一些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仍保留诸多旧习俗。首先，对于归国留学生和重点大学毕业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科学化和职业化教育，在绝大多数中国学校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即使读经在1912年后被取消，但在大学以下的教育层面仍旧非常强调文学的重要性，这些学校里的国文、外语和艺术都是基本的课程。同时，即使在可能开设工程学或各种科学专业课程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仍然选修人文学科的学位，而不是科学或技术性学科的学位。1936年末，尽管政府下令限制文学艺术科目的招生，但学生报考时仍旧避开工程学或其它技术领域的学科。42无可否认，学科和职业专业化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并且到20世纪20年代，比如像在法学、医学、教育学、新闻学和工程学领域的工作机会就不断地在增加。43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的专门性的职业者是学术型的，而不是科学性或技术性的。例如，在1931年，教育部出版了500多种包括所有种类的职业协会的一览表，半数以上的协会登记为“教育或学术”性的协会，而只有大约10%的协会注册在“技术”型协会。44像学者绅士一样，大部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兴趣是在人文学科。历史性的迹象也表明，学生自身倾向于把教育看作是做官的敲门狡，阻碍了教育领导者更切实地将中国教育和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相联系的努力。当然，也很难明确，中国实际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但是，中国教育评论者认为，新式学校体制没能培养出他们认为适应中国富强需要的基本的技术型人才。例如，一个职业教育者在1932年指出，雇主不得不雇佣外国人，因为那些中国应聘者都是文学、法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缺乏工业或商业界所需要的学识或经验。他质疑道：“为什么办学数十年，教出来的人，都是要做大官,做名士,做诗人，做无用的学者，为什么办了许多普通学校，为什么办了许多文科法科的学校，为什么以偌大工业区域的上海，工科大学，工科中学竟没有三所以上？为什么驱这一般青年学子，都去学一种于己没有出路，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的学问？”45来源：教育杂志，19.6（1927年，六月）来源：教育杂志，19.6（1927年，六月）即使中国学生确实获得了技术培训，但许多人坚持争取得到管理者的职位而不是应用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费孝通调查，有一个工厂，工人是学校毕业生，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实际动手劳动。他总结说，那些具备工艺技能的中国学生，他们仍旧抱着儒学鄙视体力劳动的偏见。他们认为他们是笔耕者，而不是靠双手劳动的人。46正如周谷城、王耀群和叶文心，社会科学家金耀基在1968年指出，土绅阶层的特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很难适应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新世界。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和工作与角色的日益专业化，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这种改变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传媒的扩展，大众传媒的发展比近代中国所有的政治动乱所带来的社会变动都更加基本和深刻，它带来的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其结果是，学者土绅阶层被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新知识分子阶层有如下重要的变化：1）他们不再垄断知识；2）他们不再与政治权势勾结；3）他们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与明显地位的群体；4）他们不再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5）他们不再是一个具备特权的上层社会阶层。金耀基承认,亳无疑问，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是一个特权阶层，但是他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阶层特性。47另一方面，金耀基也认为新的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个像那些发达工业国家那样的教育和科学阶级。他们没能为自己确定一个新的社会角色；他们没能为自己创造一个与中国新的环境相一致的“体制化的自我形象"。48因此，金认为周、王、叶论证的知识分子的最终转型尚无明显的迹象。换句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完成从道德精英向世俗精英的转变。金耀基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视角。他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变化程度的总结不一定是想要提及民国时期。但是，他的分析确实间接提到了科举废止与教育改革对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的影响。首先，改革必定极大地削弱了知识分子精英对于政治权势的掌握。起先学校体制是试图履行与传统科举制度相同的政治招募功能，即以学术表现授予学衔和职位。事实上，在清朝最后十年间，现代学校体制的创建者们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期待现代学校的毕业生继承士绅阶层的政治角色。蒋梦麟在1912年指出这些创建者的理想是代表人民政府的，并且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却是由知识分子履行的。49然而，实际上，学校并没有取代作为通向政治权势的科举考试制度。清朝之后的政府，未能建立相应的程序将现代学校培养的新人才引入政界的重要位置。尽管有许多毕业生无疑也谋得了官职，但一般在政治招募中，非正式的政治关系变得比正规教育文凭更加重要，这种非正式的政治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界普遍认同的因素。正如舒新城所说，对于那些缺乏亲戚朋友或校友帮助的毕业生，在政府谋得职位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没有的。50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知识分子失去了从政的固定途径。知识分子地位和其政治影响之间的正式联系被打破了。当然，清朝末年，教育家一直在期望政教分离。蔡元培，很可能是对民国时期教育哲学发展最有贡献的改革领袖，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彻底的。1911年后，追逐革命性的政治变革不再有任何必要了。教育比起政治来说，从另一个侧面，对于一个国家更加重要，51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促进处于“政治表层之下“社会的转变。52即使进展并不总是很顺利，但是蔡元培作为教育界的领导，他的方针是使学校尽可能地摆脱政治的纠缠，为知识分子提供治学的环境，使知识分子能够不用担心其行为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许多新的教育领导者刻意避开政治，集中精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基本价值观。胡适，就是一位积极反对政治介入教育的领袖53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口号，能够被解释的含义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唯一真实的解决办法是转变根深蒂固的文化，而不是进行肤浅的政治改革。改革者的希望因此最终落在文化层面上，而不是政治改革上，他们希望培养出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职业阶层而不是政治精英。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对其身份增添色彩时,这些知识分子便成为了推动广泛社会变革的一股自治力量,更多是作为国家忠实的公仆，而不是统治者。即使民国时期的教育家顽固地坚持这一看法，也不应该夸大一些人对消除士绅阶层的愿望。这绝不是普遍的看法。事实上，一些保守派人士对士大夫的消失感到痛惜。例如，梅光迪对“新的政界要人“（现代主义者）建立的学校模式有些微词，54他呼吁重新肯定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观念。55大多数人仍旧期待现代学校的毕业生进入政府工作，领导地方社会和团体，通常人们认为现代学校毕业生所受的教育在某种形式上是植根于传统中国学术的。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促进学生道德进步的一种手段，即便是最激进的改革者们也坚持现代学校应该贯彻而传播中国知识传统的核心观念。例如，蔡元培多次强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把人教育成一个专业的工具。56在其它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知识分子阶层影响力的扩张，而不是其影响力的削弱。例如，西摩马丁里普赛特和理查德德B科举制度废止以后知识阶层的转折。都柏森发现当美国和苏联的知识分子所服务的部门变得重要，当他们有能力去影响政府、教堂、商业机构和大众传媒界的精英时，知识分子就变得越来越强势。57在中国，情形正好相反。鉴于传统时代，知识分子精英成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现代教育的到来似乎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知识分子精英，伴随他们于权势分开而且居在于普通社会分离的城市租界里，他们渐渐疏离了中国的主流社会。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如果说知识分子受困于这场导致他们政治地位发生变故的变革的话，那么这种变革的种因在晚清民初就种下了，他们疏离中国的主流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教育改革带来的。注释:1刘海峰：百年之际论科举（前言），载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2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3张亚群：从考“官”到考“学”废科举后考试文化的变革与传承，载湖北招生考试，2005年第08期。4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5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同上，第266-267页。6杨齐福认为这样看法不错。见该书第271-289页。7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载复旦学报（社科办），1998年第4期，转引自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8E希尔斯：知识分子、传统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些初步的考虑，WaedalusX1972年春），第21-34页；知识分子与权势：一些比较分析的观点，社会历史比较研究，卷1（1958年10月）：第5-32页。9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载吴啥、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9-20页。10关于“科技型知识分子”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的角色，参见丹尼尔贝尔：技术专家治国与政治，调查，17（1971年冬），第卜24页；后工业社会：一个思想的演进，调查，18（1971年春），第102T68页。11陶行知: 年，第201页。12陶行知:13陶行知:14傅斯年： 1980年,第4-6页。15傅斯年：16陶希圣：17陶希圣：18陶希圣：19李树青：“伪知识”阶级，载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伪知识”阶级，“伪知识”阶级，教育崩溃之原因,第 202-204 页。第205页。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教育崩溃之原因，同上，第6-7页。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论知识分子,食货出版社，1972年，第7-8页。同上,第43-4页。同上，第131页。载于徐复观等：知识份子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1页。20李树青:21李树青:22李树青:23李树青:24李树青:25李树青: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第15页。第19页。第15页。第18页。第19页。第19页。26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第233-234页。27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同上，第281-282页。28周谷城：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教育杂志（1929年2月），第4页。29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第236-240页。30周谷城：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教育杂志（1929年2月），第5页。31周谷城把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他断言，中国外国资本家倾注他们过剩的资本和产品的无底洞，这损害了中国自己经济的成长。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第283页。32周谷城：国家建设中之教育改造，教育杂志（929年4月），第4-5页。33周谷城：国家建设中之教育改造，同上，第6页。34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第290-291页。35Wang,Y.C.（王耀群5ChineseIntellectualsandtheWest,1872-1949（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东方,18721949）（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66）,第418页。36王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东方，18727949，同上，第392页。37王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东方，1872-1949，同上，第19页。38YehWen-hsin（叶文心）：TheAlienatedAcademy：CultureandPoliticsinRepublicanChina19191931（疏远的学术：民国初之文化与政治）（Cambridge：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90）,第260页。39叶文心：疏远的学术：民国初之文化与政治，同上，第222-226页。她细心指出大布长袍仍旧被用作日常着装。40叶文心描述上海的社会情况经历着巨大的改变，显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叶文心：疏远的学术：民国初之文化与政治，第49-77页。41ThomasD.CUrran（柯任达）：EducationalReforminRepublicanChinaTheFailureofEducatorstoCreateaModernNation（Lewiston,NY：TheEdwinMellenPress,2005）,第5章。42李书田：四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教育，教育杂志（1936年1月），第86页。43CharlesW.Hayford（查尔斯W.海佛德）：ProfessionsandSocialChangeinChina,1896-1937：APreliminaryOrientation（中国职业和社会的变革：一个初步的导向（1896-1937）,paperpresentedtotheModernChinaSeminar,ColumbiaUniversity（现代中国研讨会会议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3月10日，第22页。44查尔斯W.海佛德：中国职业和社会的变革：一个初步的导向（1896-1937）h同上，第17页。45仰尧：从抵制日货运动论以往教育的失败，教育与职业，1932年1月1日第131期。46费孝通：论知识阶级，第22页。47金耀基：中国新知识阶层的建立与使命，大学杂志，1968年2月，载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实业有限公司，1977年，第73-78页。48金耀基：中国新知识阶层的建立与使命同上，第75页。49ChiangMonlin（蒋梦麟），"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y（中国的政治哲学），”Chine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