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研究论文——从“诗言志”到“情志并举”.docx

从“诗言志”到“情志并举”【摘要】:其实，如果我们将“志”与“情”情分开来看，所谓“言志”更突出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所谓“言情”则更突出了诗歌艺术本质的体现，情志之争则是文论家们要在诗歌的社会功用和艺术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关键词】：诗歌；诗言志；诗缘情；诗教；情志并举“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项夺伦，神人以合。相传这是舜在一个庄重场合宣布的，这是一篇关于文学的宣言，算得上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关于诗歌本质特征和内涵的论述，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称其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二“诗言志”是我国诗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学观点，首先，从文献记载上看，它出自华夏民族的远古领袖之口，更重要的是它简明扼要的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为我国之后数千年的诗词创作规定了方向，历代的文学理论家都对其做出了解释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种，暨“言志”、“缘情”、“情志并举”。在先秦时期文论中对“诗言志”多有引述，如：如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庄子天下：“诗以道志。”楚辞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表明在当时诗歌的言志功能得到了认同，但乐记中提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明确提出言志居于首位而言情只属于从属地位。而到汉代得毛诗序一出便有了“缘情”，“情志并举”说。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的观点是“情志统一”，这是对先秦“诗言志”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可以说是极端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与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使得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出现了对立。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是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而毛诗序是继承了先秦“诗言志”诗歌本质观并吸收了乐记对音乐本质的论述所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相对于“言志”，“言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纠正”了言情与言志对立的观点，其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陆机是典型的“重情派”，我想他也是受到毛诗序的影响，才大胆的明确提出“诗缘情”的文论主张。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缘情绮糜”说其实都是受“诗缘情”这一诗歌本质论影响，从而在诗歌形势上的体现。然而在我国诗歌史上“情志并举”才是主流。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呢？首先，我从诗歌的社会功用方面谈谈这一问题。孔子是第一个阐述诗歌的社会功用的人，他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朱熹对“兴，观，群，怨”分别做了解释，暨，兴一一“感发志意“；观一一“考见得失”；群一一“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可见在朱熹眼中“兴，观，群，怨”所阐释的社会作用其实就是：教育审美、社会认知、社会协调以及情感表达。而进一步阐释诗的社会功用的学说就是“诗教”说。礼记经解说：“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诗教也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就学诗者方面而言这种作用是在人格修养方面表现出“温柔敦厚而不愚”。对诗人而言，自然也从孔子的“诗教”中领悟到作诗的“要旨”，这就无怪中国诗歌多关注社会人生，而以诗“言志”是诗人关注这些方面的直接结果，也是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认识和理解的手段。按前文所述古人对“志”与“情”的理解，我们可以说:诗歌中有情无志则无教，这不符合儒家正统的诗学观，因此我认为重情派的诗歌更适合在诗人圈内部作为品评赏玩，因为它不能更多的体现诗歌的社会功用，这也是问什么重情派的诗歌一严重抬头就会引起争议甚至是打压，例如楚辞是最早提及抒情的诗歌艺术功能，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一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称之“露才扬己除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使得“情志并举”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另一个原因就要从诗歌创作的本质来探究了。前文提到，所谓“志”，本身就包括“情”和“志”两方面，随着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特别是魏晋时期以来，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和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诗缘情”的文学主张和诗歌抒情的成分越来越强，而到了唐代诗歌达到高度繁荣和成熟的程度，带动了诗论的成熟和深入，文学批评家们认识到情志并不对立，从“志”到“言”，这中间存在一个“情”的问题，而“情”的产生，又要靠外物的作用，所以如果说两者略有不同那就在于“言情”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暨“情动于中而形成于言”；“言志”则强调主观思想的表达，暨“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二者并不割裂而是相互渗透和包容，“志”长久藏于心中，“情”偶由外物催生，可以说“情志并举”就是是“寄情于物，寄志于情”。其实，如果我们将“志”与“情”情分开来看，所谓“言志”更突出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所谓“言情”则更突出了诗歌艺术本质的体现，情志之争则是文论家们要在诗歌的社会功用和艺术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诗歌史上几次大变革发生的原因了。例如，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诗歌要符合儒家传统史学观点，这就其实就是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因此“诗教”之说成熟、推广于汉代，“抒情”之论在此时代便无立足之地，而到了魏晋时期，诗人们有意识让诗歌回归艺术的本质，这就有了“情志并举”说（毛诗序）和重情派（以陆机为代表）的出现。而到了唐中期，随着盛唐声威的衰落和社会动荡的加剧，糜丽的诗风也开始转变，好似“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的情怀”，这实际就是诗歌过于创造追求艺术性之后向社会功用性能的回归。中唐诗人、诗论家白居易是坚持“情志并举”的代表，他在与九元书中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根情”，便是诗以情志为根本之意，暨“诗言志”；“苗言”，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志之苗”之意；“华声”，暨“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实义”，暨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结合自身的诗歌创作实践,用通俗的比喻，全面地归纳了诗歌的基本特征，这是我国诗歌高度成熟时期关于诗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是对“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从唐代，“情志并举”真正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并一直影响后世至今。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情志并举二既是“诗言志”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必然，又是人们的诗学观念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趋势，“言志”与“言（缘）情”的侧重性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但整体看来一直相互交通，最终共同支撑起中国古代的诗歌艺术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