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金融.ppt

第六章,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金融,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继续扩张,北洋政府时期外资银行在华的活动:汇丰等外资银行浑水摸鱼夺取中国关税存管权。18941901年清政府举借的七笔外债（截至1911年11月20日的外债余额为3939.3万英镑）和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两庚子赔款都以中国的关税和部分盐税、厘金收入作为担保，相关的债权国因此控制了中国关税的征解权，亦即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9家外资银行取得收存关盐税收入的权利,辛丑条约第六条规定，中国对外赔款的一切事宜均在上海这个外国金融业集中的商业中心办理。相关债权国各自派出1名本国银行的董事，共同处理中国政府按月赔付列强各国的款项收存事宜，然后分拨给有关国家的在华银行收存并对外支付赔款本息。汇丰（英国）、东方汇理（法国）、华比（比利时）、花旗（美国）、横滨正金（日本）、安达（荷兰）、华意（意大利）、华俄道胜（俄国）、德华（德国）银行等9家外资银行获得收存中国抵押给外国列强的关税、盐税、厘金收入的权利，即享有经理外债赔付的业务权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相关债权国组成专门负责中国赔款事宜的银行国际委员会以保护债权国的利益：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濒临倒台，中国外债赔付问题引起英国等列强的关心。作为清末最大债权国的英国提出由汇丰银行独家保管中国关盐税收入的建议遭其他债权国反对。英国以外的其他债权国提出由辛丑条约规定的银行赔款委员会收存中国关盐税收入的提议遭到英国反对。,经过讨价还价，债权国同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提议，在1912年1月通过外国驻华外交使团与中国政府签订8条协定（P187)，规定由相关的上海的外国银行的经理们组成一个银行家国际委员会来监督中国关盐税岁入的保管和分配以保证首先偿还1900年以前中国所欠的以关盐税担保的外债，其次是支付庚子赔款。另外，与上述借款有主要关系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三家外资银行成为中国海关关税专款的保管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华银行在1917年被中国接管，其原先保存的三分之一的关税落入汇丰银行手中。1926年11月，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其保管的三分之一的关税也落入汇丰银行的手中。至此，汇丰银行夺取了中国关税存管的大权。,1913年五国银行团办理的善后大借款成立之后，外国银行保管中国税款的权力范围从关税扩大到了盐税。外国银行团的演变及其办理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在对华贷款权上的争夺和暂时妥协导致外国银行团出现重组：1912年6月英美法德日俄的银行组成六国银行团（P189)。,1912年12月六国银行团达成协议，向袁世凯政府提供善后大借款。但各国银行代表为争夺对华财政监督权而相持不下，1913年3月美国政府因为外国顾问分配方案中没有美国席位而且在银行团中无法达到其投资东北的目的而宣布撤销对银行团的支持，美国银行随即退出银行团，六国银行团演变为五国银行团。美国单独对袁世凯政府贷款的企图促使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1913年4月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达成善后大借款合同（P190)。1920年5月11日英美法日在华银行组成新的四国银行团，但没有与北洋政府达成任何借款合同（P192)。,民国初期外资银行继续创新发展（P192):外国对华贸易与投资的扩张推动外资银行业继续发展,但在中国银行业中的实力地位开始相对下降。外国对华贸易、投资构成比例的变化导致外资银行业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P193)。一战期间和战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和金融扩张加剧：,1917年日本寺内正殿内阁采取西原龟三的对华“亲善政策”和“怀柔手段”，以日本的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出面，贷给段祺瑞的北洋政府1.45亿日元的款项，这就是“西原借款”。总计19171918年寺内内阁期间，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等渠道对北洋政府贷款达到3.86亿日元。,为了推行西原借款和其他对华贷款，日本在中国关内外设立了一大批银行的总行或分行（P193),19141926年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共计28家75个分支机构。1928年日本在东北的金融业投资达到1亿美元以上。一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在华金融势力也得到了扩张，19181921年美国在华设立了美丰银行（1918）、运通银行（1918）、友华银行（1919）、汇兴银行（1919）、菲律宾银行（1919）大通银行（1921）。总计北洋政府时期，美国在华新设银行9家25个分支机构。,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华意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英国的大英银行和通济隆公司也在中国建立分行。但其他国家在华增设分行的数量都没有美日两国多。这个时期外资银行的活动要一分为二来看，其在中国利用外资的活动中仍然发挥了一定的桥梁作用(P201-203)。,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利用外资的活动促使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进入高峰期（P195)：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扩展也带动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中外合资银行对民国初期的实业投资和银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中外合资银行经营不成功的原因。,民族金融业的快速、畸形发展（P204)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银行业的发展还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发展很不稳定，脆弱性明显。,北洋政府时期，华资公司制商业银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华资新式银行的整体资力随着华资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了增强。华资新式银行在这个时期中国银行业中已经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华资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还很不稳定，具有粗放型的特点。,国家银行出现商业化发展的趋向。1912年1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通过外交部对外声称中国银行为中国的中央银行（P205),额定资本增至6000万元。但实际上该银行只能算兼办商业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该行有权代理国库、募集和偿还公债，发行钞票，铸造和发行国币。,1914年北洋政府修改交通银行章程，该银行股本增至1000万两，继续经理轮、路、电、邮4政的收支，并取得代理金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发行钞票等权利，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银行。,民国初期国家银行与财政的关系没有理顺，二者关系过于密切，加上中国、交通银行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缺乏对财政的独立性，以至于两家国家银行一度沦为财政的工具，它们被迫通过发行钞票来维持北洋政府濒临破产的财政，致使钞票发行量过度，兑现困难，并由此在1916年和1921年出现两次停兑风潮：,1916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因为向财政窘困的袁世凯政府垫借款项以及由此发行的钞票过多而发生停兑风潮（P206)。风潮期间，两家银行的不同表现使其实力和信誉受到的影响不同。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分裂，军阀混战，北京政府财政愈发困难，只好继续向国家银行借款。1921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因为钞票发行过多、为北洋政府开出的担保性空头存单过度、加上外国势力控制的海关、邮电部门故意拒收两家银行的钞票、外资银行向两家银行挤提存款而再度发生停兑风潮。,风潮过后，中国、交通两家银行业务继续商业化发展，这与两家银行商股股东的努力以及一战期间和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有关，但两家国家银行的商业化发展则不利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民营资本银行获得快速发展（P211)。19121927年间设立的306家中资新式银行中，249家是商办银行，占62.6%,在民营银行中涌现出了“南三行”、“南四行”和“北四行”这样的著名银行。南三行的发展概况南三行是指以上海为基地，在业务经营上相互支持，互兼董事，取得联营互助效应的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浙江实业银行（190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这三家商办的股份制银行。南三行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并称为“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券,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仙桥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华资商业银行发展快、竞争力有限、淘汰率高而未能稳定地支持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主张国内商业银行应借鉴国外银行合并发展的经验，走合并、联合的发展道路，组建商业银行集团。有了银行合并联合的思想，再加上国内银行业竞争加剧和外资银行在华组建银行团的刺激，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银行家开始了组建华资商业银行集团的实践。,南三行在19241925年间曾经商谈过合并的事宜，但由于内部矛盾和某些问题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而未果。南三行和后来的南四行始终处在没有组织形式的联合之中。这样，在旧中国金融史上就没有出现著名银行合并或兼并的事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才出现了影响不大的华资商业银行并购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时期“南三行”或“南四行”的业务联合还是无组织形式的联合。南四行也是江浙财团的重要分子。,北四行的发展概况(P215)。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一是财政金融中心北京，二是商业金融中心上海。北京市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公债发行地，所以吸引了北四行等一批新式银行在京津地区开展活动。,北四行是由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四家著名私营银行组成的北方金融集团。盐业银行由袁世凯表弟河南省都督张镇芳在1915年发起成立，总管理处设在北京。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1923年定资本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与军阀倪嗣冲等于1917年5月开业，总行设天津。行名“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王郅隆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资本1923年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金城银行青岛分行旧址,1919年大陆银行主要由谈荔孙、谈丹崖、许汉卿、张嘉、冯国璋、张勋等人出资设立，总行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1926年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大陆银行汉口分行,中南银行由华侨 商人黄 奕住和上海 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等人发起设立，1921年开业，总行设在上海。最大股东是1919年回国的爪哇华侨黄奕住，由胡笔江任总经理，早期业务重心仍在北京、天津。资本定2000万元，1924年实收750万元。取名“中南”的涵意是，我是中国人，在南洋发了财，要为中国服务。因系侨商回国办银行，经政府特许，享有兑换券发行权。,中南银行民国十六年版（1927年）面额10元的纸币,中南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投资实业成为时尚，所以盐业、金城、大陆三家的银行投资人也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主要业务为承购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对政府机关放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华北的金融业务。,为巩固和扩张实力，1921年11月盐业、金城、中南三行在天津、北京、上海成立了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7月大陆银行也加入，吴鼎昌为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主任。1922年11月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以十足的准备共同发行信誉卓著的中南银行纸币。,1923年6月四行储蓄会开业，进行联合放款，总会设上海，基本储金100万元，四行各出25万元，保本保息，盈余按比例给储户分红，营业独立。开办以后，因为有吸引力，所以储蓄存款逐年增长。四行联合经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力量和影响，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传为佳话。,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北四行又依附于国民党政权。1935年币制改革后，四行准备库宣告结束。1937年1月，另设“四行信托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依附于日伪势力，互相利用，投机牟利。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北四行快速发展的原因：资本金额大，各家银行创立后资本续有增加（P218).银行资本规模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信用日趋稳固。总经理的人选恰当，北四行的总经理大都是有海外财经专科留学背景，掌握新式银行经营管理知识，有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的银行家，四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都较高。,在充实资本和网罗人才的基础上广设分支机构，积极拓展存款等负债业务，为资产业务提供资金基础。逐渐密切与实业的联系，在注重公债投资的同时，也注意增加对工商实业的放款和投资，尤其是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就偏重对工业的放款和投资，这使得银行的经营有了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北四行的联营活动（四行联营事务所、四行联合准备库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券、四行储蓄会等）减少了彼此间的竞争，提高了竞争力和信誉，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南方银钱业资本为核心的江浙财团形成并发展（P219)。江浙财团是对旧中国以上海为基地的浙江、江苏籍工商、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概称，它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一战期间逐渐形成的，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获得了发展。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稳执当时全国之牛耳，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浙财团的崛起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几个条件（P219222)：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光宣新政、民国成立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积聚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力量，这是江浙财团崛起的基础。,上海城市尤其是上海租界的发展，为江浙财团的经营牟利活动及其发展壮大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和舞台。清末江浙地区就是中国商业富庶地区，上海也是中国商业、金融中心，江浙财团的部分资本家诸如沈缦云、叶揆初、吴鼎昌、虞洽卿等已经在此开展商业金融活动，建立了若干江浙资本为主的金融企业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这对后来江浙财团势力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以江浙资本为主的银行、保险公司发挥了动员储蓄并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这对于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江浙资本力量的壮大和聚合起了支持作用。,拥有雄厚财力和英美背景的江浙财团介入政治，从疏远、反对北洋政府发展到1927年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财经基础，并因此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倚重和一定程度的扶植，这是江浙财团在20世纪2030年代发展的政治条件。费两改元、法币改革、限制钱庄业的发展而扶持新式银行发展的政策都有利于江浙财团的发展。,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很多是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其主持的银行资力雄厚，这些人运用掌握的金融资源来影响经济和财政，乃至影响政治，从而奠定了江浙财团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卅运动为江浙财团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18年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以及其它金融同业组织，强化了江浙系银行的联合，增强了其竞争力和作用。,地方银行制度建设取得三个进展 我国的地方银行从1905年开始引进股份公司制度，出现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省银行。但是这个时期公司制的地方银行数量还不多，这与清政府没有威信，商民不敢或不愿与官府合股创办地方银行有关。民国成立后，地方银行制度建设又取得了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公司制的省银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二是县银行出现。三是萌生了地方的合作金融机构。,公司制的省银行数量增多(P230)。发展地方经济和维持地方财政是地方银行的发展受到重视。北洋政府时期地方银行继续发展。省级地方银行向公司制银行方向发展的势头加快。北洋政府时期地方银行发展的原因。北洋政府时期，省级地方银行，包括公司制的省银行，淘汰率很高。这个时期地方银行发展的教训。,县银行产生。北洋政府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产生了县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县银行发展概况。北洋政府时期县银行与实业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北洋政府时期县银行的运营也存在问题。,民族新式银行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各地银行公会成立（P226-227)。民族新式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建立自身的行业组织银行公会。1917年北京银行公会成立。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天津、汉口、苏州、杭州、哈尔滨及其它城市先后建立银行公会。1920年开始每年召开各地银行公会联合会议，旨在加强同业的团结与互助。,各地银行公会的作用：行业自律。创办银行刊物，介绍推广银行知识。创办银行学校或培训班，培养银行人才。设立公共准备金，救助有流动性问题的银行。联络同业，协调矛盾，促进合作与互助。代表同业与政府沟通，维护同业利益。,近代合作金融制度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合作金融或者说合作信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信用形式，它经历了传统合作金融和近现代合作金融两个发展阶段。近代信用合作思想和近代合作金融发源于德国，1580年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信用合作社。,受其影响，意大利、法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近代信用合作思想和合作金融制度。德国雷发巽在1848年开始创办信用合作社时，其资本全靠慈善家以及宗教人士的捐助，政府也未给予援助。但是随着合作事业的发展及其成效的显露，政府开始重视并颁布法律来保护合作事业。其后各国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大多由政府倡导，拟定法律，设立银行，以扶助合作事业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信用合作思想以及合作金融制度的建设经验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合作金融的思想和实践。北洋政府时期合作金融开始起步发展。,新生的合作金融招致北洋政府的摧残。一分为二来评价北洋政府时期地方银行的发展实绩。,北洋政府时期信托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银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中介机构也兴起或发展（P230)。,民族信托业产生并畸形发展。,金融信托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托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先有外商信托业的传入，而后才有民族信托业的产生。外商信托机构和金融信托业务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洋务运动末期英商对华投资发展带来的金融创新。在日美等国信托业的影响下，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民族信托业产生，这使得金融行业的内部结构进一步趋向完善。,北洋政府时期，外商信托业继续发展，美日等国信托公司进入中国。华资新式银行业的发展孕育了民族信托业。北洋政府时期民族信托业畸形发展的原因。北洋政府时期民族信托业畸形发展的概况。,中外储蓄会开始设立（P232)。北洋政府时期外国人率先在华设立的储蓄会是金融中介机构的创新。1912年法国在华商人创办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和投资证券、房地产业。,哈尔滨万国储蓄会大楼,万国储蓄会存单,1923年6月“北四行”联合在上海设立四行储蓄会，并在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会，办理保本保息和给储户分红的储蓄业务并投资于定期抵押贷款和公债投资。,四行储蓄会大楼-国际饭店,原四行储蓄会大楼，1934年建成,1918年，经中国政府和天津法国领事馆备案、农商部批准，中法商人在北京合办中法储蓄会，1925年后改组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法股悉数收回，由华商独办。,在中法储蓄会之后相继设立的储蓄会还有大北储蓄会、东方储蓄银公司、远东储蓄会等10余家，但存在时间短，先后倒闭，最后只剩下万国、中法两家。这两家储蓄会专营有奖储蓄（四行储蓄会不办理有奖储蓄），由于存期长达15年，利息又极为菲薄，引起社会人士不满。民国23年，国民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禁止办理有奖储蓄，自民国24年起施行。中法储蓄会遂于是年停业，其未到期的有奖储蓄由中央信托局附设的中央储蓄会接办。,中央储蓄会储蓄券,保险公司尤其是民族保险公司取得明显进步（P234)。外商保险业发生重组并继续垄断中国的保险市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成绩显著。华商保险业在规模、数量、组织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华商保险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扩大。,银行与保险关系密切，出现民族银行业投资保险业的趋势。保险制度建设开始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保险制度建设开始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票号业的没落及传统银行业结构发生变化(P227)。与华资新式银行的不断发展相反，中国的传统银行业随着清末以后经济金融事业的进步在整体上看是趋于衰落的。账局、票号在清末就分别衰落和出现经营危机了，到北洋政府时期，票号作为一个行业又被整体淘汰出局，只有钱庄还有生命力，仍继续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票号业在金融发展中整体衰亡。票号在战乱与金融恐慌中大量倒闭。票号创设合并和改组为银行公司的努力失败。票号衰亡的主要内因。,钱庄业在金融竞争中还有生存空间。钱庄业是我国传统银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的冲击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变乱的影响，钱庄业的活动及其力量一度大受削弱，但是由于钱庄的信用服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钱业的组织及其经营方式也使其具有特殊的竞争力，钱庄业的高利润率还使其对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加上北洋政府前期国内实业热潮兴起，中外贸易继续发展，钱庄因为主要服务于国内外商业贸易，所以，在市场的推动下，钱庄业不久又得以喘息和发展。,钱庄业历经清末民初社会鼎革和金融风潮的冲击后东山再起。民国前期钱庄业得以维持其旺盛生命力的若干原因。钱庄业继续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市场有了量和质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有发展。货币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国内汇兑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上。同业拆借市场以钱庄同业拆借市场为主：钱业公会主办的钱庄同业拆借市场规模继续扩大（P237)。新式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尚未建立，新式银行拆借或拆放资金仍要委托钱庄同业办理(P237)。,以钱庄和上海商家签发的汇票申汇（票）为主导的内汇市场继续扩展：作为内汇市场融资工具的申汇主要有三种 上海钱庄向沪外的上海商号签发的钱庄汇票是银行汇票，信用最高；上海商庄在沪外的庄客向上海本号签发的汇票属于商业汇票，信用略差；内地商号向其驻沪机构（独资或合资的坐庄）的庄可签发的庄客客票也属于商业汇票，信用略差。,上海与各地商业往来频密，申汇成为信誉卓著的商业信用工具和钱庄投融资的工具，沪外钱庄可以通过当地经纪人、钱业公会或证券交易所买卖申汇来融出和融入资金，并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申汇市场，进而巩固了上海内汇市场和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钱庄和新式银行参与的票据贴现与转贴现市场继续扩大：钱庄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1906年的上海南北市钱业重整条规。北洋政府时期钱业贴现票据的范围已经从庄票扩大到了新式银行签发的银行票据和商业票据。贴现方式（普通贴现、担保贴现）和付款方式（现款、即期庄票、转存活期账户）也呈多样化。,这个时期新式银行票据贴现业务规模不大，但贴现的票据种类增多。这个时期银钱业办理票据贴现业务各有侧重，钱庄办理贴现较多，而新式银行办理转贴现较多。北洋政府时期新式银行组织了我国最早的票据贴现公所。,上海外汇市场交易活跃:1916年上海国外汇兑银行公会成立，汇丰银行等外商银行继续控制中国外汇市场。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华资银行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外汇市场的汇价因多种因素（国际收支、投机、政治动荡）的影响而波动较大。,金银市场交易活跃：上海标金市场组织化程度提高：1905年金业公所成立。1917年金业公会成立。1920年后公司组织的金业交易所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和上海金业交易所（1921年）。,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3日交易所法公布以后，关于交易所设立的区域，已有“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的规定，故金业交易所与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业部，郎须合并，经过多时的筹划，截至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9月15日，始将证券物品交易所金业部，实行合并于金业交易所，所以上海金业交易所，已成为上海唯一的金市场。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标金市场交易规模扩大（P241)，一度成为远东最活跃的标金市场。,上海大条银市场的交易也很活跃：市场交易的大条银主要来自国外，满足国内铸币和银钱业充实准备金的需要。大条银市场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交易主要是在银行尤其是外商银行之间进行。外商银行从事金银买卖业务既是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又是为了影响金银进出口和金银价格，从而影响中国银根以及利率。,证券市场再度兴起并发生信交风潮。北洋政府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为证券市场的再度兴起。资本市场是融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市场，包括银行中长期借贷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市场、中长期公债市场）。可见，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可以分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流通市场。二级市场可以增强政权的流动性，支撑一级市场的扩容。,二级市场按交易场所和方式的不同,分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场外市场是指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的场所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场外市场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无组织或组织程度较低的市场.场外市场的形式主要有各类有形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柜台交易（银行类机构的柜台交易）市场和无形市场（例如网上交易市场）两种。,北洋政府时期我国证券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民族证券交易所产生，外商证券交易所继续发展。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初步形成了我国的证券市场。,1891年部分英商证券经纪人组成上海股份公所，已具有证交所的雏形。1905年外商设立了上海众业公所，买卖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中国政府的金币公债。,1918年后华商证券交易所产生，外商证券交易所继续增设。继英商组织上海众业公所成立之后，日商也在华组织证券交易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两国在华经济势力迅速扩张，日商为了促进日资企业在华的投资扩张而在中国几个城市几次组织取引所（证券交易所），企图操纵中国证券市场来支持日本在华企业的扩张。,在华扩张经济的日商设立了日商证券交易所。1918年后民族股份经济的发展推动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到了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阶段：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产生有四个原因。为了满足当时繁盛的公债交易需要，1918年华商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我国首家华商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等其它城市的交易所也逐渐发展起来。1919年4月哈尔滨证券交易所依法成立。1920年6月农商部批准在上海设立综合经营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其办法暂时“全照日本取引所，并聘请日本顾问”。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盛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设立的批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十元面额的股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场景,1921年5月20日农商部批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开业，成为华商设立的第三家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从1914年开始，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管理制度开始建设：北洋政府试图通过证券立法来建立证券市场管理制度。确定农商部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设立交易所监理官。利用证券税收杠杆来管理证券市场。,北洋政府时期证券市场管理制度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1921年爆发的信交风潮（P247)第三次重创了中国的股票市场，此后我国证券市场逐渐财政化，直至抗战中后期股市才出现投机性复苏。总之，北洋政府时期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良，组织化程度低，市场分裂，结构不完善，监管不到位，投机操纵盛行，与产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够紧密，其对后者的支持作用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