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适应性效率与金融制度适应.ppt

制度、制度适应性效率与金融制度适应性效率基于制度绩效的动态思考,一、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增长理论与制度性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分析时间推移过程中的经济绩效时，只注重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忽视了制度和制度激励结构的作用，而制度的激励结构决定了社会在各个生产要素上的投资效率和经济绩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根据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对制度变量的考虑，研究经济增长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斯旺模型、拉姆赛及其扩展模型、技术进步模型等，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为给定的，这种方法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设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制度被视为外生变量；第三种方法是由TW舒尔茨本人提出的，将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变量，并且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制度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使得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从而增进生产性活动（增加寻利性激励，减少寻租性激励），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即制度的效率是怎样决定的呢?诺斯用产权结构的激励效应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基于对诺斯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诺斯关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可以用下面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表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认为基于目标实现的途径的不同可以把制度便愆分为四种类型：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变迁、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变迁、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变迁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变迁。布罗姆利认为，发生最为频繁的制度变迁是通过改变人类行为的选择集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变迁，它类似于“增大馅饼”的寻利性活动，由于制度对人类行为的选择集的限制、解放、扩展都会影响到生产效率，同时制度结构也会影响到个人与企业的激励约束相容度，最终影响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假设一个社会只生产两种产品，在下图中分别代表在低效制度结构和高效制度结构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社会效用曲线分别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于，可见制度选择集合扩大和制度激励约束度提高，都将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从外移到，产量从提高到，导致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派关于国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国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具有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其国家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提供这些服务存在规模经济。第二：国家象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第三：由于总是存在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它的对手是其他国家、以及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集团。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国家目标可分为两个：一是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下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的税收最大化。从本质上讲，国家上述两个目标是冲突的，第二个目标包含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歧视性的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从历史来看，在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将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新制度学派基于上述对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提出了“国家悖论”即“诺斯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又是人为造成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国家界定产权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会对私人产权产生限制和侵害，造成产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退（诺斯悖论）。,二、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绩效,“适应性效率”的概念与本质 诺斯指出“在进行时间历程中经济绩效的分析时，新古典理论有着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并不重要，一是时间并不重要。”，为了反映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诺斯提出了“适应性效率”概念。诺斯在为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论文所写的评论文章国家经济角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中，从国家作用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认为“适应性效率”与经济学家关于配置效率的标准尺度是不同的，而与一个社会接受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革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各式各样创造活动有关；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论文时间进程中的经济成效一文中，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适应性效率”进行了说明，认为“适应性效率”而不是配置性效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灵活的制度结构”是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演化出来的，在当考虑长期经济绩效时，就不得不涉及制度结构变迁的适应性问题，而配置性效率考察的只是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经济效率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效率反映的是均衡的性质，即无人愿意改变其行动的状态，动态效率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或者是从一个均衡态到一个更高的均衡态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制度和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以及零交易费用状况下分析经济效率的，分析的是有限的稀缺资源如何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属于一种静态效率，而“适应性效率”是一个动态概念，强调的是灵活的制度机制对专业化分工及其组织形式选择方向的适应，配置性效率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标准，适应性效率则是长期增长的效率标准。诺斯的适应性效率将经济增长、财富的增长视为制度绩效的标准，本质上是一种宏观整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动态效率。,因此从演进经济学角度考察，经济的均衡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一个具有合适制度结构的经济体会不断进行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变迁。,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决定任何制度结构都是由众多制度安排耦合而成的复杂的制度系统，制度安排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相互依存性和关联性，它意味着制度结构的效率不可能通过简单加总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来说明，与单项制度安排效率决定不同的是，制度结构的效率决定还受到制度配置状况的影响。从制度的层次来看，制度一般分为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耦合成制度结构。核心制度主要指制度环境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宪法、产权制度等，它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配套制度即“第二级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核心制度的规控。同一核心制度辅之以不同的配套制度所耦合而成的制度结构的效率是有差别的，其中必有一组配套制度最能使制度结构发挥最佳效率，此时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体现着某一核心制度的极限效率。制度结构中单个制度安排的结合状态有三种情形，即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制度效率递减规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生命周期 制度的效率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种制度均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由此决定任何一种制度的效率都是相对的，制度绩效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而制度绩效的动态变化即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来自于制度与人或组织以及同环境的适应程度。一般来说，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呈反相关，任何内含绩效的制度，起初是生机勃勃，它所释放的效率曲线为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意味着制度边际报酬为正，此时制度将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当这种制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或制度效率曲线达到一定点之后，则制度效率曲线的斜率为负，即意味着制度将随着其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出现效率递减或边际报酬递减，此时制度的生命也将走向衰亡，这就是制度绩效（制度适应性效率）递减规律。黄少安（2000）提出了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递增后递减假说：制度边际效益是指多投入一单位变迁成本带来的制度效益的变化，先增后减是指一个制度在连续变迁过程中边际效益先因巨大的成本支出而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升，达到最高点以后再持续下降，呈倒U型。,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金融发展理论回顾,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即金融结构论（Financial Structuralism）与金融压抑论（Financial Repressionism）：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有关指标以及总金融资产的结构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压抑论则强调价格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更重要因素，认为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的金融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低于均衡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国内货币等形式的金融压抑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路径来看，金融发展理论则可以分为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7080年代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90年代以后，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反思而形成）。,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结构论与金融深化论 金融结构论：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匹配的适应性效率的思想萌芽 肖和麦金农的金融深化论：缺乏适应性效率理念的金融自由化战略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型的拓展 麦金农和肖经济增长模型提出后，加尔比斯、卡普、马西森、弗莱等人扩大了麦金农和肖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卡普（Basant KKapur）马西森（onald JMathieson）金融发展模型、加尔比斯（Vicente Galbis）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弗莱（Maxwell JFry）的金融发展模型，他们对实际利率水平在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互关系及传递机制进行了完善，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宏观经济模型，扩大了金融发展理论模型的分析视野和政策适用范围，使之能不断适应经济增长、金融体制日益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诸多问题，由赫尔曼等人在对麦金农和肖金融深化理论的反思草础上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Hellmann）、穆尔多克（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从不完全信息市场（Imperfect Information）的角度出发，根据有关东亚经济，尤其是战后日本经验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了金融体制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政府在金融部门发展中作用的新政策框架金融约束。金融约束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如何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枢架，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是基于金融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理论修正。,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基于金融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增长制度关联的尝试 90年代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将金融因素视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和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一方面解释了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解释了内生出来的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互反馈作用的，并认为金融体系具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它可以确保一个有效的支付系统的运转；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又能动员储蓄并改进储蓄向投资的分配。金融中介体与金融市场产生的内生性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纵观整个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逻辑，我们可以看出其理论核心是在建立一种金融经济增长理论的金融分析框架，通过改变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经济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状态，形成良性的资本形成机制以推动经济发展，虽然没有特意抽象出金融制度因素和金融制度适应性效率对经济增长及制度绩效的影响，而主要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技术性手段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但其政策主张的核心思想（如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AK模型等理论）都是要建立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金融制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