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ppt

第十章 科举制度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这一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惊可骇之奇效”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而非负面影响。,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究科举制度的专著之中;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主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4期)、刘佰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废科举制度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海峰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科举制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等。,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信仰中心的缺失,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多元信仰的共同体。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国家政权想改造乡村社会，把话语霸权强加于大众信仰之上，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失去了中心地位。其他乡村信仰，比如宗教信仰也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始终没有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来。由此，乡村社会信仰中心缺失。,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竞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突之上。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整合。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有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张仲礼把中国的士绅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两个集团，前者包括官吏、进士、举人、贡生;后者包括各类生员。在乡村社会，各类生员通过寒窗的苦读，被科举制度吸纳进国家政权，但大多数沉淀下来，继续苦读；或者教书，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因此，他们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推动力。总的说来，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扮演着儒家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角色，是传统儒家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信仰者。,科举被废除之后，传统的中心信仰成为明日黄花。首先从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的丧失来说，清末乃至“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措击孔子，非拮击孔子之本身，乃拮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乃拮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更有人提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波及乡村，传统的乡村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儒家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其次，科举废后乡村社会的新式学堂一时猛增。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式学堂。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华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县以下新式学堂学生数量猛增。据统计，到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1个，1000一5000的52个，500一1000的51个。河南106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3个，1000一5000的62个，500一1000的21个。从前的旧私塾，先生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老师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论。所以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后，儒家学说必然被新的思想所代替。,再次，传统乡村社会的边缘信仰也受到了冲击。科举被废，新的学堂建立需要资金。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前者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一变”。再以吴县、江都、高邮、南通、那县、阜宁为例，学堂所占用的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67.8%,50%,78%,100%,30.9%,后者比如川沙县从1906年起按潜粮的一定比例征收学捐，学捐有着明确的用途。,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会触动乡民们那根敏感的信仰神经。因为乡民的信仰在神灵，神灵的安置在庙宇，你说乡民固执也好，说他们迷信也罢，但这种信仰毕竟在乡村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祖祖辈辈中传延，一旦这种信仰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反对和反击。“学捐”同样道理也触犯了乡民的利益，在一般乡民眼中，“学捐”就是苛捐杂税。于是，乡民们捍卫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他们对新式学堂不认同，“视之如蛇蝎”，对所教内容也鄙弃:“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工劳作，都是鬼混。”,于是乡民联合起来破坏学堂。安徽怀宁毁学是由于乡民认为“以神庙作学堂，于神像不利”。浙江慈溪乡民因“学堂设在永明寺内，屡有啧啧怨言，乃借迎神赛会之机捣毁学堂”。他们也联合起来保护庙产。浙江嗓县北乡因庵产若干亩被“拨充城中大同学校常年经费”，王姓族人“突聚数百人，各带器械，屯聚城外，声言欲拆毁学堂”，西乡东山庄某“更带领多人，向学堂逼还公产”。由此可见，村民们维护他们的信仰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他们更是联合起来抵制“学捐”。川沙县乡民在自治风潮中反对征收“学捐”，砸毁小学校十二所。所以，学堂与乡民的信仰和利益相违背，必然遭到抗争。,因此，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建立以及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儒家思想信仰的缺失，民间一般信仰也受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并没有建立。之所以未催生新的信仰体系，与当时的乡村文化经济背景和政治权威体制有关。,二、废除科举制度与城乡差距的扩大,科举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并没有在乡村普遍建立起来，乡村文化开始衰落;同时，传统士绅去城市就读和谋生，抽走了乡村的资金，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此，城乡出现了大分流。,传统社会城乡文化趋向一体化。首先，表现在科举考试人员比例上。明代的科举中，乡村中举者往往多于城市。譬如明朝潮州考取功名的人士，80%以上出身于乡村社会下层的农民。到了清代城乡相对平均。1948年费孝通与潘光旦一同分析了950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地域分布上说，这些人52.50%出自城市，41.16%出身乡村，另有6%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其次，表现在士人趋于乡村一城市一乡村间的流动模式。正是科举制的发展与成熟，造就了中国古代的城乡互动格局，遍布乡村的士人从乡村流人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科举被废除之后，士人打破了原先的循环格局，变成了单线流向。科举考试时代，教学的主要内容如四书五经八股帖式等虽和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全国一律，并无什么城乡的分别，因此单从教学内容尚不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但是新式学堂的专业就不同了。据统计，各类学堂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商业和外国语等专业，学农业的很少。从他们的职业也可一观，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农业这个职业被忽略。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业。他们不再回到农村，有的死后也葬在城市。,那么科举既然废除，新式学堂为什么得不到普遍建立，培养农村人才呢?除了上述乡民初期的抵制和不认同外，师资缺乏是一大原因。中国乡村幅员广阔，科举废除之后，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队伍。然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当时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新学师资缺乏，导致了“陆师学堂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的奇怪局面，更何况是乡村呢!,即使有新式学堂，农民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新式学堂是“贵族学校”的代名词。正因如此，民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倡导乡村师范教育，他说:“中国师范学校多半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另外，清末和民国时期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各级政府对乡村教育漠视，这些都不利于乡村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种种原因导致了民国时期乡村学堂的缺少，其状况令时人堪优!虽然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文明新风在清末“吹人了广大的乡村腹地，乡村新学教育也取得一定进步，但相对于新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城市地区而言，乡村社会的教育发展无异于小脚女人走路”。有人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以此计算，时至民国1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另一方面就是乡民识字率比明清时期大大下降。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到30年代初，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在1915年时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全民不识字”。中国人口80%是农民，不识字的肯定绝大多数是他们。由此，时人曾有文章云:“科举之废，学堂之兴亦已十年于兹矣，而教育之普及较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读之不能不发人深省，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除了乡村人才流失外，农村的资金也跟着流向了城市。科举制度下，传统的士绅受着儒学的教育，扮演着“道在师儒”的社会角色，他们可能在本村内剥削农民，但是乡间的财富并不大规模的外流。科举废后，他们移居城市，继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将大量财富抽往城市。,据黄宗智考察，30年代的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全村57户中没有一户拥有30亩以上的土地，地主全部居住在城里。马若孟考察的河北省滦城县，12户有名气、有势力的地主全部居住在县城和其他大城市里，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也多居住在县城。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在三、四十年代70%的农民是佃农，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由于这些被集中起来的财富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军政开支、奢侈性消费或其它商业高利贷活动，因而又造成了社会财富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资本的流向城市导致了乡村的赤贫化。民国初年，有人考察了江苏、直隶等省的农村经济情况，江苏68%的农户每年平均田产收人不过90元，直隶则55%的农户每年田产收人不过25元。以假定的150元为中国农村生活的贫困线，则中国农户耕田在25亩以下者，都在贫穷线以下过活。即全体农户63，约22860万户农民，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著名社会学家杨开道等人在40年代已经认识到正是废科举后，乡村士绅的外流，使乡村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受到侵蚀的的乡村社会日益贫困和衰落，“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简直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半或一多半”。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到民间去”、“到乡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两极分化的最好证明。,由此可见，科举虽以一纸诏书被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乡村普遍建立，却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和谋生，也带走了乡村的财富。城乡差距的扩大，要说从何时开始，那么科举制度废除是最大的分水岭。,三、废除科举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变迁,科举制度的废除也对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带来了影响。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的士绅去城市谋生，或发生分化，远离政务，由此乡村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权位被土豪劣绅所代替，乡村政权出现了痞化，乡村社会孕育着革命。,在传统中国，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士绅”、“绅士”、“缙绅”或“乡绅”一向被视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关键。那么，有必要回顾一下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政权的运作就是三者的互动。,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衙门胥吏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青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管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人衙门。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乡约地保也就回乡。所以，政治链条中需要绅士来参与政治，凭着权威穿梭于地方与衙门之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和回避制度。士绅凭着科举制度得到了政治特权和个人魅力统治着乡土社会，对于普通乡民来说，文字是神秘的符号，而士绅通过科举成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权威和社会权威。回避制度更让县官难以在地方有所作为。清代规定凡出任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内者(包括邵省)，都得回避”。,所以，清朝的县官均非本省籍人士，且更换频繁。以至于“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到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平均任期从1.7年短到0.9年”。但是县官在地方主政，熟悉地方政情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频繁的更换和方言的阻碍使得县官无能为力。这样，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自然成为上通衙门，下通百姓的实际权威。科举制度所形成的亦官亦绅的乡绅成为中央政权最有效率的意识形态工具和忠实的皇权遵守者和自觉维护者。乡绅处于正式的国家权力与分散的小农之间，由于在土地、声望、权力方面的三重优势，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科举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废除，农村士绅们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地方权威也被削弱了。“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传统士绅的退出，其他群体必然一跃而代替他们的地位。,首先是以前的边缘人物吏管和地保，他们拥有从政的经验，只是从政时由于士绅的压制而变得压抑，随着士绅离开农村，他们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20世纪初，随着国家政权的建设，国家政权逐渐渗人，需要各种资源。而乡村成为国家政权诈取的对象，征收赋税和摊派是最主要的工作，国家政权必须寻找最合适的乡村代理人，吏青和地保非常适合，这就是“赢利形经纪”。杜赞奇从“权利文化网络”的角度认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时，摊派加重，打破并破坏了原来的文化网络，使原来保护型经纪人退出村庄领导职位”，“赢利形经纪”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就是从士绅分化出来劣绅，窃取了乡村的权力。乡村士绅之所以分化，因为为了谋生，一部分去了城市，一部分留在了乡村。虽然科举被废除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既没有反对声，也没有附和声，似乎各阶层都作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提倡废科举的都是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居住在城市，广大乡村的占绝大多数的士绅没有话语权，不能在城市的报纸上发表言论，影响朝廷施政。科举被废除，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1857-1943)所著的退想斋日记描述了科举被废除前后士绅们的心态。1905年10月，当刘氏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他在自述中写道:“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磋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刘大鹏的境遇无疑是当时乡绅处境的缩影。废科举不仅断绝了下层乡绅的政治之途，而且更重要的是掐断下层乡绅的谋生之路。“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刘大鹏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们为了谋生，必须离开乡村，到城市去接受新的知识，并用来做谋生之道。,而留下来的一部分乡绅，不能生存的成为“游民阶层”，和流氓、恶棍坑靡一气，武断乡曲。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优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这时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拎、土棍，即为败商、村蠢，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由是，乡村充满了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久久盘踞乡村，控制乡村政权，给乡村带来了厄运，由此乡村也孕育着革命。所以，科举制既是一种官僚选拔机制，又是一种社会谋生制度。一旦废除，士绅必然会寻找新的就业空间城市，那乡村中的权力必然擅让给国家的剥削者和地方的压榨者。,以上论说似乎说明，科举制度被废除是错误的。其实，历史纷繁复杂，不能用“后见之明”的眼光作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多一些对历史的理性反思。科举制度确实钳制人的思想，八股取士淹没了人才。对此，郑观应感叹到：“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湮没不彰，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之害。”但是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不能一概抹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制度的废除，必然要有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而当时的新式教育体制和国家公务员制度未能建立。所以说，在中外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此乃本课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