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社会第十讲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ppt

民族与社会第十讲.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马戎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4,族群语言与族群关系,语言与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 各个族群在其演变与形成的过程中，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Smith，1991：20）。帕森斯把语言和宗教同视为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Parsons，1975：54）。许多社会学家都把共同语言作为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斯大林也把语言作为定义民族的四个特征之一。,人类社会的语言多样性,由于世界各地区的人类族群起源是多元的，人类的语言也是多元的。各个人类族群在语言萌生的初期，在发声方法方面也很可能受到周围环境中其他声音（动物、自然气候声音等）的影响，“杜鹃啼血猿哀鸣”，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不同的动物和自然界声音，处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族群也会萌生不同的语言，创造出不同的书写文字。,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多样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用自己本族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本族群发展的历史和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前进的轨迹，这些都作为本族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各族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发音方法、词汇构成法、语法也各有特点，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根据语言词汇和语法结构来分析和研究世界各地的语言，被称之为语言谱系方法，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被划分为14个语系，语系下面又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族下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语支。,世界上的14个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亚非语系)、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楚克奇-堪察加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伊桑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宁骚，1995：60）中国大多数族群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是使用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文字，进行着族群成员内部以及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流。,文字,文字2,族群关系研究中语言问题的重要性,语言既是一个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现时人民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一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口头交流的工具，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智慧与成就，通过各类文字记载和印刷品向下一代传递并可被介绍给其他族群。（1）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应用性。（2）由于语言文字一旦出现之后，作为族群的文化传统的象征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方式，也成为这个族群文化的基本载体。所以，族群语言的前途，往往预示着族群传统文化的前途。所以语言往往也寄托着该族群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深厚感情。,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的控制版图内推行自己的语言，使它成为通用语言或“国语”，这样既便于它的统治也有利于在文化上对其他族群实行同化。而处于劣势的族群，也必然极力试图保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占领区法国学校的师生对于法语的真挚感情和占领军的语言政策。,人们在对待语言使用的选择时，面临着把它在感情上看作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这是在社会学研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各种交流的不断加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国家内，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在国际交流迅速加强的客观要求下，也会出现一种或几种人们最为常用的“国际共同语”或跨国界的“地域共同语”。,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蒙古、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族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在我国，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成汉文出版，连许多少数族群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同样的演变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拉丁语，欧洲近代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法语，在非洲大多数地区曾经是斯瓦西里语。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作为非正式的国际共同语在发挥其“实用性”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上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亨廷顿，1999：49）。,关于人类语言的未来发展，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在1万年以前，世界人口约有100万，存在着大约1.5万种语言，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60亿，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保留有7000多种，有的语言学家们预计在今后100年内（在21世纪），还将会有2300种语言消失。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迈克尔克劳斯教授则更为悲观，他认为地球上现存大约5000种语言，而在100年内人类将只剩下500种语言，十分之九将要消失。正是由于看到了全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族群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或族群领袖在本族语言的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族群感情出发，而是看到任何族群的发展都必须要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在语言学习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二.斯大林和列宁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按照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这篇文章，族群语言的发展有几个阶段：（1）在存在着族群压迫的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事实上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2）“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3）“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将首先划分出最丰富的单一区域性语言，然后区域性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各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和英语，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斯大林，1950：557-558）。,在较早发表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斯大林直接把“民族语言”与“民族消亡”联系起来：“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斯大林，1929：299-300）。但是从近代许多国家的族群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人口迁移和族群之间混居与广泛交流，有一些族群虽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改用其他族群的语言，但这些族群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没有被同化，如中国的回族、满族已经通用汉语，但是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已经使用当地的语言，但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另外需要指出，列宁对于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国语”的作法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样做只能引起持其他语言的族群的反感，任何语言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也不应拥有特权，经济活动的发展会推动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便利的一种语言成为公共语言，任何强制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他特别强调要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显得特别重要的少数族群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只要是在稍微采取强迫手段的情况下，就会玷污和损害集中制、大国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并将这种进步作用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理状态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列宁，1913：253）。,康纳（Walker Connor）曾经把共产党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段模式”：,（1）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多元主义”政策，各种少数族群语言的使用受到鼓励，而对于使用占国家主导地位语言的官方压力只是间接的；（2）第二阶段为“双语主义”，政府增加了要求学习国家主导语言的要求，如自1938年开始，苏联各民族被规定并作为义务（compulsory）要去学习俄语；（3）第三阶段为“统一语言”，国家主导语言成为惟一的教学语言和官方正式语言。他同时指出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进行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政府的语言政策在这三阶段过程中有时向前跳跃，有时急剧后退，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保持循序渐进；在同一个国家内，对待一个族群的语言政策也可能与对待其他族群的语言政策并不一致（Connor，1984：254-255）。,三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建立,1“民族主义”与语言 世界各地的语言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口语语言这些语言对其使用者而言不啻是编织他们生命的经纬线是多得难以胜数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口语方言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被组合成数量较原先少得多的印刷语言（print-language）”。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推动了印刷技术，“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能有效地将彼此相关的方言组合起来了。在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经由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这些被印刷品所连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安德森，1999：54）。这是安德森在他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对于语言作用所做的分析。在一些“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萌生和发展过程中，语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欧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自己的国家和权利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凯杜里，2002：58）。与斯大林对于“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相比，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的作用，而且明确地把“民族”与“独立国家”联系在一起。,凯杜里在对于民族主义的这一观点的讨论中，指出“以语言来划定民族国家的疆界”在实际应用中将面临许多问题，因为“在混合语言地区，这种民族国家的统一只能出现混乱”。“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由从未行使过权力和很少理解国家之间交往带有的必要性和职责的文人们所创造的”（凯杜里，2002：64，65）。在实际应用中，纳粹就是使用德语作为标准来辨别与确认分散居住在中东欧各国的“雅利安种族”成员，并以此作为公然吞并奥地利、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及波兰日尔曼人居住区的理由。,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语言”的识别是否科学和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哪一种语言可以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语言”，哪一种语言被认定为仅仅是某种民族语言中的一个支系或“方言”。这里无疑也有很大的人为和偶然的因素，而且经常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俄国某些泛斯拉夫主义者创造了复杂的斯拉夫语言的分类，以证实它们最终源于俄语和由此而来的建立一个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盟的必然性。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荷兰语实际上是德语的一个分支，因此荷兰应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相反，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被赋予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于俄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也发出基于类似理由的言论。面对上述要求，学术研究很可能无助于做出证明”（凯杜里，2002：118）。,特别是当一个地区的居民们同时讲几种不同的语言时，哪种语言是他们“原有的”、源自祖先的语言？在语言调查中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凯杜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都在争辩说伊庇鲁斯地区属于自己，于是：“为了判定哪一方正确，便安排了一次语言调查。拥护希腊者访问了发生争端的一些村庄，得到了希腊语的回答；同样在这些村庄，拥护阿尔巴尼亚者得到了阿尔巴尼亚语的回答；偶尔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问到一个村民时，这个村民竟用阿尔巴尼亚语回答说：我是希腊人”（凯杜里，2002：119）。,所以当民族主义者强调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并要求以语言使用范围来划定“民族-国家”的人口与地理边界时，会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是如何对各种语言进行识别，区分开“民族语言”和“方言”；第二是在民族混居和语言使用的混杂地区，如何划定人口和地理边界。因为各方都持同样的理由要把混居地区并入同族的“民族-国家”。,2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语言确实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各种语言的印刷品在读者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并在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发起建国运动。一旦一个国家巩固下来之后，这个国家内的主要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排挤其他方言的使用，如“英语将盖尔语挤出了爱尔兰，法语迫使不列塔尼语退处一隅，而卡斯提语则令加泰隆尼亚语沦为边陲语言”。人们曾经探讨为什么当英国的许多占领地（包括爱尔兰）独立时苏格兰没有争取分立，安德森通过对苏格兰地区语言使用状况的分析提出的解释是：当时“苏格兰的大部分区域是说英语的”（安德森，1999：87，100），语言建立了某种重要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政治纽带。,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语言的作用,安德森所说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情况。印刷术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汉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些汉字印刷品对于中国边缘地区各族群接受中原汉人文化，应当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古代国家的形成与演变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很不相同的。,印度尼西亚：由于在殖民地时期，各个土著族群的精英分子在所在殖民地的行政中心接受教育，在殖民地的行政范围内接受任职，他们虽然来自殖民地的不同部分和不同族群，通过这些共同教育与工作联系，他们彼此也建立了某种认同。而且连殖民地欧裔海外移民官员的升迁范围也严格限制在殖民地边界之内。,“由这个模式之中，殖民政府（colonial-state）微妙地、若隐若现地、逐步地转型成为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而这个转型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国家人员有着坚实的连续性，也因为经由那些既定的、杂沓纷乱的旅程，官员们得以经验到他们的国家”。所以，“每个民族主义的领土范围和先前的帝国行政单元的形状是相同的”（安德森，1999：126）。殖民者的语言成为殖民地各族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语言，也往往成为独立后主要的通用语言。正是这些土著精英的双语能力，使他们能够接触并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促成西欧那些民族国家形成（nation-building）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各个族群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以民族语言运动为铺垫争取国家从原帝国中独立。殖民地解放后的独立国家的形成则在于外部和内部力量的共同作用，外部殖民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使用双语的土著精英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殖民地的行政机器和管辖领域，在殖民者被迫撤离之后，土著族群精英在殖民地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组织了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是殖民者把许多族群（使用不同语言）融合在一个殖民政府管辖之下，奠定了未来的多族群独立国家；而中东地区则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阿拉伯民族被各国殖民者分割为不同的殖民地，在争取独立时又以殖民地管辖范围建立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多族群国家如中国，共同面对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化的威胁，各族群强化了原有的相互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与国家理念，在原有疆域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新的国家。上个世纪初，越南和朝鲜在脱离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后，创制了新的文字。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曾一度使用俄文字母拼写蒙古文，在苏联解体后又废弃了俄文字母而回归到传统的竖写的蒙古文字。,盖尔纳提出了两种发展的可能性：（1）小族群随环境而在文化上被大族群所同化，（2）小族群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力争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以使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或者并不是他们真正祖先的文化，而是他们接受并被同化的某种“新文化”）成为所在政治实体中的主流。但是，考虑到上个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即在“区域自治”的政治安排下，同样可以使少数族群的语言成为国家承认并且在本地区通用的“教育的、官方的和商业用语”，使本族人员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平等机会，同时这个族群不需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四.各国的语言政策,“许多世纪以来，语言霸权（Language Supremacy）和统治语言的纯净（Purity）一度在许多土地上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Simpson and Yinger，1985：401）。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所控制的领土上推行自己的语言，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上，各国政府的作法有所不同而已。,1.美国的语言政策,在美国，关于语言方面存在三种政策：（1）认为美国是一个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应用一种语言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应当对双语教学予以抵制；（2）承认美国存在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或成人），他们讲各自原来的母语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对于他们来说，双语政策将会架起一座通往应用英语的（过渡性）桥梁；（3）承认双语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对美国有好处，在语言方面的多元化，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有必要的，在一些人们不讲英语的区域，其他语言应当得到某种官方的承认（Simpson and Yinger，1985：401）。,1968年美国通过了双语教育法之后，官方的语言政策大致是上面的第二种。但是由于财政资源、教育科目方面的考虑和对分离主义的担心，在一些州里对于在学校里实行双语教育有分歧意见，同时抵制双语教学的倾向在上升。同时，一些研究表明，少数族群的学生由于英语不是母语，而在学校的课程学习中居于不利的地位。另一些研究认为，由于教师要照顾这些学习困难的少数族群学生而放慢进度或降低难度，使得讲英语的多数学生在学习上“吃了亏”（Simpson and Yinger，1985：400）。,在美国1980年的普查中，有2300万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对普查人员表示他们在家里不说英语，其中1100万人讲西班牙语，如新墨西哥州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讲西班牙语，而在大城市中，迈阿密市有43%的居民在家不讲英语，在纽约市居民中有31%的人在家不讲英语。这次普查发现，在家里不讲英语的成年人当中，有28%完全不会英语（罗贝，1988：147）。在1970-1980年期间，在家里讲非英语的其他语言的族群人数也在变化（表12-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在美国所占的相对比例。,1970-1980年期间美国在家里讲不同语言人数的变化,2苏联的语言政策,列宁曾经明确指出，任何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广俄语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在各加盟共和国，本地民族的语言与俄语同属于官方正式语言，在学校里使用本地民族语言教学。在苏联建国初期，政府“还为文字不健全或无文字的110种语言中的50种语言，创造了文字。在苏联时期曾用94种民族语言进行过教学，1925年俄罗斯用25种民族语言出版了教科书”（哈经雄、滕星，2001：181）。,康纳（Walker Connor）依据他提出的共产党国家语言政策演进的“三阶段模式”分析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推行过程：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第一个十年，各民族被鼓励学习自己的语言，并没有要求他们去学习俄语，“甚至为那些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设立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 30年代初期这一政策开始变化，使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被限制在自治地区内，而俄语教学的学校在全国迅速增长，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外的少数族群大多开始使用俄语学习；到了1938年，斯大林规定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在随后年代里，学校里开始学习俄语的年级逐步降低，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学校里，1938年规定在初中开始学俄语，1946年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俄语，1957年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学俄语。1958-1959年是苏联语言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内的非俄罗斯父母，可以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或者俄语学校”（Connor，1984：256）。考虑到使用俄语学习对于孩子未来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前途的积极作用，许多父母送孩子进入俄语学校。,苏联非俄罗斯人语言使用情况,在苏联，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在1958-1972年期间从平均提供6.7年教育降到5年，如果把14个人口较多、可提供本族语言10年教育的加盟共和国除外，其他31个族群可提供的本族语言教育平均从5.2年降到2.74年。14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在苏联的语言政策中具有比较特殊的独立地位，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大约有90种）则逐渐处在弱化甚至消亡之中。在这14个加盟共和国当中，对于波罗地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5个国家的语言，苏联政府的政策又相对于其他9国更宽松（Connor，1984：258-259）。,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取得独立的各原加盟共和国都兴起了“语言民族化”的运动，俄语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受到排斥。但是在这些国家里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人（有的高达总人口的40%），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最初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潮过了之后，这些国家清醒的政治领袖们即开始认识到，作为交流语言工具，俄语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1997年12月13日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6周年大会上，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特别谈到了语言问题，他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决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族人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是哈萨克人的财富，要从正面和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一点。,3南非的语言政策,在前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英语被认为是白人的语言，种族主义政府也曾制定政策允许黑人进学校并使用自己的语言。“南非政府支持（黑人）通过自己的母语来接受教育，但是许多南非黑人希望用英语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识到在主要城镇之外并只使用部落语言开展教育的语言政策，很清楚的是这样一种设计，使得在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分层，即保证黑人不可能学习英语这种技能，而这种技能是争取更多资源所必须的条件。换言之，这种语言政策将使白人的优越地位永久保持下去”（Simpson and Yinger,1985:17）。,在其他许多国家的劣势族群积极争取使本族语言为学校教学语言，积极争取设立本族自己的学校时，南非的黑人却在积极争取进入使用英语的学校。主要原因是，在南非掌握英语是城镇就业和取得较好职位的必要条件，不会英语就意味着被排斥在这个城镇社会之外，而所有的黑人都希望在城镇就业。在其他国家，“社会分层”中不同层次的标志并不直接与语言能力挂钩，语言也并不是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各个族群、各个语言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小社会”和内部的“社会分层”，这样，学习其他族群的语言的动力也就不会象南非黑人这样强烈。,4瑞士的语言政策,瑞士在处理族群关系方面被公认是一个典范，因为文化多元主义在各个族群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瑞士因而不被认为是一个“多数族群-少数族群共存的社会”（a minority-majority society），而只简单的是一个“具有文化差别性的社会”（a culturally differentiated society）。法裔和意大利裔虽然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同时他们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少数族群”，因为瑞士作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性很强，这一统一性压倒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Simpson and Yinger,1985:17）。瑞士也是世界上惟一把国内各族群语言都定为“国语”的国家，瑞士的高中学生都要学习三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所有语言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哈经雄、滕星，2001：183）。,5.我国的语言政策,中国有56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大约有80多种。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令规定，各少数族群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需要注意，不仅是“使用”本族群语言的权力，而且还有“发展”本族群语言文字的权力。首先，语言平等是族群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为了帮助各个少数族群使用和发展本族群的语言文字，解放后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机构。1951年，政务院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马寅，1984：17）。,1956年，国家组织了有700多人参加的7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在16个省、自治区对33种族群语言进行了大规模普查，之后根据各族群“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族群发展繁荣的方针，在民族语言方面做了几项工作：（1）帮助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黎、佤、纳西这10个族群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2）帮助傣族在西双版纳、德宏两大方言区傣文的基础上，设计了两种傣文改革方案；（3）帮助景颇族、拉祜族改进了原有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4）帮助原来使用阿拉伯文字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马寅，1984：17）。（1964年批准使用维吾尔和哈萨克新文字，1982年恢复使用老文字）,在语言使用方面，政府也有具体的规定：（1）族群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把本族群的语言作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2）各自治地方的人大选举时，使用当地族群语言；（3）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当地族群语言文字进行审判或发布布告和文件，各族群成员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4）有本族群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学校里注意使用当地族群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5）在有条件的自治地方，建立使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马寅，1984：17-18）。,“新文字”的使用情况：,有10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在50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语言专家为他们创制的，40多年来，这些“新文字”的使用情况如何？结合几十年来的使用效果和发现的问题，如何对当年这项工作进行总结，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今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的少数族群自治地区和聚居地区，建有使用这些族群语言为教学语言的“民族学校”。8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双语教育实验，学习本族语文有利于扫盲和普及文化，学习汉语则使少数族群学生掌握这一应用性最广的族际共同语，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和未来的就业与发展。对于人口较多、本族语言教学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族群来说，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内双语教学将是主要教育体系。而对于人口很少，没有自己书写语言（如保安族、撒拉族等）或者书面语言历史短、应用范围太小的族群，汉语将成为主要的学校教学语言。在地方行政系统和公共场合，语言平等将始终是我国的基本政策。,五.我国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六.族群语言与少数族群教育,建国后，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族群创造了新文字，这一做法的政治意义和心理作用十分显著。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这些新文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可以说对学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一些虽然有一定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果这些族群人口规模太小，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模，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推出历史舞台，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一种语言既可增强一个族群的凝聚力，但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族群的发展，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所以，一方面对于仍在使用中的少数族群语言文字，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对于发展少数族群语言教育的要求，应当给予全力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种的权力，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族群学童必须选择本族群语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人口规模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学习汉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族群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族群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要看到学习本族群语言对于该族群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对于族群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对于族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否则，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使用行政手段推行“国语”的作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列宁，1913b：500）。,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对列宁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在民族问题提纲的第7条中，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列宁，1913a：241）。过分强调“民族语言”在公共事务和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客观上也将会起到“民族隔绝”的效果，不利于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使用行政力量来强制性在少数族群地区推行一种“国语”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通过“民族自治”的行政安排在学校里过分强调当地族群语言也会产生消极效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族群政策下，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也会出现不同的模式：美国社会学家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语言政策时，曾经指出英语在南非是获得更多资源所必须的“技能”，在南非社会，各类行政、经济、文化部门和机构中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而南非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各类私有和股份企业的雇主有权决定招雇员工，而不必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制约。所以不掌握英语和没有用英语接受教育，没有这一必须的“技能”，就自然被排斥在绝大多数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就业市场之外，也就是不能接触到这些重要的“资源”。而黑人因此痛恨南非政府不允许他们用英语接受教育的语言政策。,而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民族政策的环境下，近20年来由于政府一直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对少数族群实行同化政策”的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所以极力强调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和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重要性。这就出现了两种现象：（1）有一些少数族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很强调本族的语言必须作为教学语言，但出于对自己孩子未来发展前途的实际考虑，又私下把孩子送到汉文学校去读书。（2）在强调民族语言的氛围下，一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本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在工作以后又开始学习在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本族语言，其目的是通过掌握本族语言而争取族群认同，从而有可能作为本族代表而得到职位的晋升。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并没有多少应用性而成为某种特殊的“族群象征”，这一象征由于有助于建立与本族其他重要成员的认同而具有功利性，也就变成具有特殊实用意义的“工具”，但是并不是相互交流信息的工具，而是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工具。,七中国西部开发与少数族群教育,我国的少数族群教育需要适应西部开发的新形势。在西部开发的新形势下，作为培养少数族群人才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少数族群教育事业，也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制的变化而面临着相应的改革与调整。,1双语教学和汉语授课,在新的经济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形势下，各级少数族群学校的双语教学和加强汉语学习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大学里的理、工、医、农和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应当向所有学生（包括少数族群学生）提供汉语和当地少数族群语言开设的课程。少数族群的学生也有权利自己选择是用汉语还是用本族语言学习这些课程。我国的宪法和社会都承认各个族群的语言文字的合法与平等地位，但是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应当从应用性的角度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在学校里使用什么语言教学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个人发展最有利。如果适当淡化政策因素，少数族群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来选择语言的学习。,目前中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各个族群有权利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这是基础层面上的“多元”，同时为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发展国内的物资和劳动力市场，早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体中国人需要一种语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族际共同语”。从人口的规模、语言使用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族际共同语”只能是汉语文。同样，汉族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各自的方言，但在学校和公共领域则需要推广“普通话”。现在对于我国双语教学的观点一般多强调各族语言的平等与“多元”，对于“一体”即在平等基础上因客观发展而需要一种“族际共同语”则强调不够。,当我们分析如何选择学校里的教育语言时，从“多元”的一面来看，在那些汉语尚不通行、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就业的少数族群地区，应在教学中以本族群语言为主，同时开设汉语课。而在有条件普及初中的地区，需要及早开设汉语课，要考虑到中学生们未来的发展前途，要加强双语教学，提供用汉语讲授的数理化及其他课程，要在学校教学中体现出“一体”的这一个方面。,现在中国扩大了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文化、学术交往，许多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在业务和人员交流中涉外的企业所需要雇佣的人员，熟练掌握英语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这一需求，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已经在大力发展英语教育，提倡使用英语来讲授各类专业课，这是在“跨国”劳动力市场中努力提高中国学生竞争能力所必要的措施。这与现在西部地区少数族群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文水平，是一个道理。,如何判断在一些具体地区或族群中实行的双语教育体制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群众的意愿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选择用什么语言接受学校教育，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大多数群众的实际要求。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反映出来的是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他们的就业考虑。作为政府和学校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查学生与家长对于选择学习专业和教学语言的意愿与发展趋势，及时根据市场和学生的需求对学校教学工作进行调整。,2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与专业,关于在高等院校中学科、专业与课程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相适应的，是对实际需求的回应。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学生实现了就业，就相当于产品被市场所接受，如果学生被市场拒绝、无法实现就业就相当于产品的库存和积压，作为生产者的学校就需要调整产品的种类或提高产品的质量。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得不到产品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多年保持不变，学生年年由政府负责分配工作，学校没有“产品”库存积压的压力。,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与专业,在21世纪，不仅劳动力的管理体制改变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不断更新，学校也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知识与技术上的新要求而及时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更新。现在对企业管理、会计、金融、法律、行政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环境保护、民俗文化、旅游、广告、传播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市场需求在迅速增加，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教学、科研与实际工作部门的需求也会伴随社会整体发展而增加。学校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专业设施、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和招生规模。,3保证高等院校少数族群学生的学习质量,要保证少数族群大学毕业生的学习质量，需要把好两道关。一是入学关，二是毕业关。为了真正做到不降低少数族群学生入学的成绩标准，高等院校特别是族群院校可以组织专门为少数族群考生进行补习的“预科班”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