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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一、春秋,有两种对立的说法：、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 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一）春秋的作者,孔子像,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春秋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 持春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三国魏 三体石经残石（局部拓片）,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2、春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竹书纪年,至于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杨氏在春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作春秋的动机起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过了七十岁高龄的老翁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又如其中另一条说：论语作为记载孔丘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没有提到孔子修春秋。杨氏所举的证据固然不少，但要推翻孔子作的说法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杨氏提出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杨氏所说的公羊传、穀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孔子生”一语，左传该年经文并无此语，前人（唐徐彦、杨士勋）早已指出此语属公羊传、穀梁传追记的传文，而非经文。至于左传经文哀公十六年关于孔子卒的记载也不难解释。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都认为是后人的续作，故十六年所记“孔丘卒”一语实际和孔子没有关系。,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与其否定孔子修春秋，不如肯定孔子修春秋，因为毕竟有多种较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修春秋之事，虽然有矛盾疏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沈玉成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充分的肯定意见，兹将其证据撮要说明如下：第一，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而且他是孔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孔子作春秋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故孟子所载必有根据，不至于向壁虚造。第二，非儒家学派对春秋也有记载，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春秋六经。”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窥见孔子和春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第三，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与今本春秋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子笔削鲁春秋的痕迹。例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今本三传经文都作“星陨如雨”。不修春秋显然就是孟子所说的“鲁之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史记”，即鲁国的国史，经过君子（即孔子）“修”了以后才变成今本春秋“星陨如雨”四个字。,第四，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此年十一月“孔子生”，穀梁传则记作十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经文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不可能记自己的生卒年，这是春秋非孔子作之说的证据之一。公、穀二传的经文原出经师口授，“孔子生”这三个字的记载必非经文原有而系窜入，左传经文即无此三字可证。至于左传哀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就称之为“续经”，并非春秋原文，“孔丘卒”自然也是左传作者所记。“公、侯、伯、子男”四等爵之说始见于孟子万章下，现代的研究者据金文和其他典籍，认为这种严格的区别在孟子以前并不存在，可是在春秋中却同样严格区分，如“宋公”、“齐侯”、“晋侯”、“郑伯”、“楚子”、“许男”，丝毫没有错乱，可见春秋笔削者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二）春秋的价值及其书法,春秋一书相当于大事年表，共一万六千余字，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据春秋左传）共244年（据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故一说为242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各国中的重要事件。其记事体例为编年体，即以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君主在位的先后序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春秋的价值 前人对春秋的评价极高，认为其具有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更兴旧典，宣扬王道，劝善抑恶，维护周礼的重要作用。左传称其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晋杜预认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春秋左氏传序）唐孔颖达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在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春秋正义序）唐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亦盛赞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我们认为：春秋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首先，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其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现象，是研究古代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内容涉及到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例如全书记载日食达三十六次之多，其中三十三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完全相同。又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和文公十四年所记“有星孛入于北斗”二事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再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根据春秋的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性。又如春秋记载：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制度，于成公元年实行“作兵甲”制度，于襄公十一年实行“作三军”制度，这些均反映了鲁国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后，它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盟会、外交、礼仪、通婚等社会现象，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活动。第五，它制定了一套相对严密系统的记事原则，这些原则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春秋书法 春秋书法，是指春秋的记事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例如春秋隐公七年：（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左传隐公七年指出：“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对于他国国君之卒的记载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凡与鲁国有同盟关系者则书其名，否则则不书其名。上例中未书滕君之名，说明当时滕与鲁未建立同盟关系。书名的例子如春秋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春秋书法除遵循一定的记事原则外，前人还以为春秋的字里行间表现着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之义，借以达到惩戒后人的目的，此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例如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在上句话中点了郑大夫“公子归生”及郑灵公“夷”的名，这样的用词表明春秋作者认为弑君事件中的臣为有罪之臣，君为无道之君，通过点名的形式以示贬斥之义。,春秋书法，前人多以为是孔子修订春秋时制定并使用，旨在体现圣人的微言大义。最早指出春秋书法的学者是东汉人何休，他在春秋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西晋杜预著春秋释例一书对春秋书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春秋的书法多被左传所发明，左传中以“凡”字起头的语句均属对春秋书法的揭示（如上例）。根据杜预的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谓“五十凡”。春秋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严密书法？是否每一字都寓有褒义或贬义？这是春秋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学者多数都坚信春秋书法的存在，他们往往把探讨春秋书法阐释圣人微言大义作为研究春秋的最高目标，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春秋书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否定，这些学者如唐孔颖达、宋苏轼、郑樵、朱熹、元吴澄、程端学、清朱鹤龄、顾炎武、顾栋高等人。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如：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春秋考自述）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郑樵通志灾祥略）,春秋书法肯定是有的，因为作为一部史书不可能没有它的记事条例，就左传的“五十凡”来看，多数说法都附合实际情况。不过由于春秋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之久，记事非出自一人之手，许多代人的书法不可能尽同，即使经过孔子的修订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记载一一重写，所以把春秋书法抬到十分严密乃至神圣的地位是不可相信的。例如春秋共记弑君三十三例（据春秋大事表春秋乱贼表），其中二十三例书“弑”，二例书“杀”，八例书“卒”，同样是君主被杀，而用词不一。在书“卒”的八例中，五例涉及到鲁国国君（其中鲁桓公遇害于齐），三例涉及到郑、楚、齐三国国君。同样的用词，涉及的对象却有鲁国国君与他国国君的不同，论者以为鲁君被弑用“卒”，是圣人不忍言君被弑而讳言“弑”之故，郑、楚、齐三国国君被弑用“卒”是鲁史从赴（讣）之故，实属弥缝之说，不足为训。从唐代起历代都有人指出春秋书法有不统一之处，例如：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清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寓褒贬之说尤不可信。春秋作者在制定编写条例时要受到政治、礼制、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免带上主观倾向，这是完全可能的，如维护周礼、为尊者亲者讳等，但不可能做到字字都寓有褒贬，句句都是微言大义。事实上，在春秋一书中只能勉强找到部分表示贬义的用语，而很难找到表示褒扬的用语。一些今文学家为了肯定其说，多在“爵号名氏”的存舍上大做文章，甚至挖空心思在一般用词甚至日月的记载上探求褒贬，实属误入歧途。例如：春秋隐公三年：“春，公会戎于潜。”东汉何休注：“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竟。”孙复注：“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会诸侯，凡书会，皆恶之也。”（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本来一个普通的“会”字，被说成了贬义词。又如：春秋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左传：“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穀梁传：“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春秋三传）,春秋一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故一出现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遂有不少学者为之作传（即作注），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为春秋作传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其中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至今，邹氏传无承传之师，夹氏传无解说之书，故此二家其后湮灭无闻。在西汉时期，公羊传、穀梁传的地位均高于左传，被立于学官，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讲授课程；左传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其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语言学价值均远远高于公、穀二传，自东汉至今，一直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二、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1.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为传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基本上代表了这种观点：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丘明像及墓,司马迁、班固、班彪、杜预均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按照十二诸侯年表、艺文志序录及春秋左氏传序的说法，左传是因孔子春秋而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孔子生于鲁襄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死于鲁定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则其生活的时代及著左传的时间亦当在春秋末期，班彪更明确指出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春秋末期的鲁定公、哀公时期。2.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以其居地左氏为名），或是另外的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等人。左传的记事最晚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一段涉及到智伯被灭、赵襄子其人等事实。鲁悼公为哀公之子。哀公于其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年，或说为468年）卒，悼公于是年立，起元在公元前466年。悼公四年为公元前463年，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5年。襄子为谥号，其名曰无恤，知无恤谥号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悼公四年上距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有十六年，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二十六年，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五十四年。孔子终年七十三岁，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左传记事到鲁悼公四年时左氏需活到八十九岁，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九十九岁，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一百二十七岁。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大可能，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左传的撰写也不大可能，这是此派认为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的重要理由。,此外，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多数都很灵验，这则是此派将左传成书时间确定在战国初期的重要理由。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五世之后田氏（即陈氏）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抗衡。果然，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至五世陈桓子时败强族栾、高二氏，始大于齐；至七世陈成子时杀相弑君，专权于齐；至十世太公和时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立为诸侯。陈成子见于鲁哀公十四年，已在春秋之末。据史记齐世家，成子子襄子盤，盤子庄子白，白子太公和。襄子盤为齐宣公之相，时已在战国初期，其间晋三家灭掉智伯。又如闵公元年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魏氏之祖）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文侯时，魏始由晋分出，文侯成为国君。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时亦到了战国初期。左传中的预测多数符合事情的发展结果，在古代看来是灵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制造的欺人之作。懿氏卜田敬仲“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辛廖占毕万后代“必复其始”成为国君，则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最早提出左传完成于战国时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卫聚贤，他在古史研究中推断左传成书应在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作出这一断定的主要根据就是左传中使用的谥号，其中赵襄子这一谥号出现的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425年，故左传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此年。卫氏又认为毕万占卦中“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一语为推测语气，因而断定左传作者只见到了韩赵魏三家的强大而并没有见到三家分晋和各自为侯的局面，遂得出结论说：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前史事的卜辞都应验了，而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后史事的卜辞都没有应验，因此左传当撰成于周威烈王初年。徐中舒在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341-367页。）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证：,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田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左传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按：左传预测的是三家灭智伯）、田氏代齐，又能断言郑国先亡（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或郑先卫亡（见昭公四年）。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距孔子没已一O四年。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同时的人所能前知的。据此言之，左传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徐中舒,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中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徵。左传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殒葬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东征指向晋用兵而言。魏文侯、武侯时，魏攻取秦河西地，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河西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应为六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韩愈,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了类似的推断：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说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83页）。左传的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84页）。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对左传在战国流传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提供了另一重要证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瞭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録也说：“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别録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録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O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杨氏的看法与卫、徐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剳记。二家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卫氏没有具体提出左传的作者，徐氏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而杨氏认为左传的作者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纠缠。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左传读丘明中说：,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穀梁曰公、穀矣）。,章太炎,依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语及韩非子内储说上之注文“左氏，都邑也”，联系到吴起曾传左氏之学，遂推断左传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循此而论，左传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氏明确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吴起，他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通过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而断定前人把左传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接着论道：,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又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易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塚，有师春者，即採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焉。除以上五人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见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朱氏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即公元前400前360年之间，理由是左传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见到其衰亡，左传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左传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直到秦孝公即位（在公元前362年）后才发生了改变，等等。赵氏认为左传经过了改编，改编者是战国人，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前352年之间，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预言和占筮。,赵光贤,3.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中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顾氏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顾炎武,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鐸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姚氏之说本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序录明言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自曾申以后实为左传的流传情况，姚氏则据此得出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后人屡有附益”的结论，同时根据吴起曾传左传、左传记晋、楚事尤详、善于论兵谋等事实，认为军事家吴起对左传增补的内容最多。,姚鼐,沈玉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一书中，他在该书第十二章中说：以诸子学为特色的私学，保留了口头传诵的授受习惯，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自己的代表著作。因此，占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以后。但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人，这并非完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因为始传者勾勒了学说的轮廓，奠定了基本的雏型，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比肩的。用这样的观点看左传的成书，许多问题就可以豁然贯通。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是为已经由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提供解释，但采用的解说方式还是很古老的。,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说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矇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传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事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史官陈寿,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类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份，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4.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考证，该书认为左传在刘歆之前称左氏春秋，与春秋各自成书。左氏春秋如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样，属于杂史，并非为传春秋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流传到西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才成了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并易名为左传。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对春秋书例的说明、对左氏春秋文字的附益等内容均属于刘歆的伪造。其目的在于扰乱公羊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期达到打击公羊、宣扬左传的目的。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刘氏证曰：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云云，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尝辨之。早在宋代时林栗即指出左传“君子曰”、“书曰”的内容是刘歆之辞（见朱子语类），清人方苞亦认为左传是刘歆的伪作（见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但第一个对刘歆的所谓伪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论证的学者是刘逢禄。刘氏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刘歆作伪的揭露迎合了今文经学派改革时政的需要，其论据并不充分，多有牵强臆测之处。,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康有为,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情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康有为,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九期。）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后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左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指古帝少昊、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从而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五德终始说”为肯定刘歆的伪作说提供了新的思路。顾氏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认为左传是刘歆改造左氏春秋的结果。,顾颉刚,“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人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例如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钱穆,徐仁甫的观点体现在一些单篇论文和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徐氏可以说是刘歆伪作说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他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多数都没有超过刘逢禄和康有为，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更大胆，认为左传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左传采史记的例证多达一百二十七条。这种观点没有人会相信，别的不说，仅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即足以证明左传早于史记，例如“见于”、“为所”这种被动句式在史记中很普遍，而左传中却一例也找不到。又如象“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这样带判断系词“是”的判断句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多例，而在左传中同样一例也找不到。,徐仁甫,三、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而作的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桓谭新论甚至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今人徐中舒、杨伯峻等学者都肯定左传为传春秋而作。杨氏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增加无经的传文,桓谭,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汉书楚元王传）。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亦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氏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充分肯定了王接及刘氏之说，并通过举例对左传与春秋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证明。,皮锡瑞,如果将左传和春秋进行全面的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确实不少，远不止皮文中提到的这些；但相同或相应的方面也很多。总的来说“同”多于“异”。（一）左传与春秋的主要差异点 1.有经无传“有经无传”是指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按：此条没有相应的传文。杜预注：“无传。”,2.有传无经“有传无经”是指左传的一些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按：此三条均无相应的经文。本年冬经文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