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基于“田野”的调查方法与“关联性”思维.docx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基于“田野”的调查方法与“关联性”思维葛兰言(MarCelGranet,18841940年)是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他最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古代中国，最早提出“关联性”思维来概括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20世纪初，葛兰言在继承当时法国汉学界尤其是爱德华沙睨对中国上古史、原始宗教等先秦文献研究、糅合法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以沙腕为主的当时汉学界的超越和突破，这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新材料，为中国古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并以此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作出深刻的探索和系统的阐释。对汉学研究的超越和突破葛兰言于1884年2月29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德拉姆省，于1904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开启大学生涯。这一期间，他师从迪尔凯姆，并受莫斯影响，积淀了深厚的历史视野和治学方法。毕业后，葛兰言获得狄爱尔基金会的资助,在19081910年期间，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泰斗爱德华沙睨学习汉学。沙睨对葛兰言影响很大。在三年学习期间，沙腕从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全面影响葛兰言，尤其在文献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塑造了葛兰言的问题意识，这促使葛兰言将研究视域转向中国上古时期的山川河流、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而沙腕对先秦古籍文献的分析促使葛兰言融合文献研究法和他原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启整体性视野，即把天地、自然、宇宙、文明等置于一个客观又综合的系统。在20世纪初，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中心，葛兰言所归属的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正进行比较哲学研究，涉及不同文明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比。葛兰言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文明，他分别于19111913年和19181919年赴中国进行实地调研。第一次归国后，继其师为高等研究院东方宗教研究所所长，后转任东方学院教授；第二次归国后，出版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这结合社会学年鉴派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意在纠正当时以传统汉学语文学为主进行研究的缺陷，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皆有卓著贡献。这一研究曾引发广泛讨论，甚至有人称他将中国特殊化,其实他的研究始终秉持着破除普遍和特殊之间对立的观点，这与他研究时所坚守的整体性视角有关，即使深入某一朝代、某一案例内部，葛兰言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中国文明特殊化，而是以特殊化的方法试图获得普遍性的结论。在当时，葛兰言探索中国文明时采取的普遍化视角、以“田野”方式处理文本的社会学方法、提出的“关联性”思维，对其他地域文明的研究皆有启发，也迎来了年鉴学派开展研究的巅峰时期。创新研究方法在葛兰言之前，西方汉学界的正统研究方法是语文学，而葛兰言率先起来对此方法进行纠偏。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迪尔凯姆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J因此，他倡导用社会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调研并撰写了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中国文明中国人的思维等，在西方汉学中开创了崭新的研究派别。这与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密不可分。其一，葛兰言的“田野”方法。葛兰言在中国文明的前言中提出，“将注意力放在有决定意义的那些时刻上”,而不是既有的观念、系统的研究资料，这可以较好说明“田野”方法一一既是对中国的实地调研，也是面对文本时的整体性觉察，如对诗经国风进行人类学、神话学分析，在阅读过程中整体性地感受和体会其中的信仰、态度等。与此相对的是研究古代中国所采取的文献学和训诂学的方法，他批判并认为这会割裂甚至遮蔽文本中的历史真相，而正是通过“田野”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得以从诗经中揭示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他认为神话是另一种“历史事实”，是人们当时意识形态和观念系统的基本反映，因而将神话、传说等都纳入研究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呈现，而后的陈寅恪亦受此研究方法的影响。其二，多元又综合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葛兰言承袭自沙腕的“语文学派的专长”之基础上掌握的“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亦即“最精确与最进步的历史学的方法”。“语文学派的专长”虽然不是葛兰言直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这是葛兰言整体性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对文献的“田野”式的研究方法，是以来自“语文学派的专长”所积淀的“内功”为基础。虽受沙腕影响，但总体上葛兰言采取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若过分注意葛兰言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对其研究方法的全面理解。所以，另一些学者格外强调葛兰言所采用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葛兰言在几乎每一项重要研究中，从最初对周代媵制、古代神话、古代节庆、音乐、舞蹈等研究到后来对中国思维的研究，语文学始终是其主要分析方法之一。葛兰言形成了多元的研究方法，这对当时中国学界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研究者以考据为主的方法、对当时汉学界以语文学为专长的方法而言是一种巨大创新，引发了中外学界的广泛讨论，且对当时以及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后的相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提出“关联性”思维一般认为，葛兰言是最早提出“关联性”以界定中国人思维特征的汉学家。葛兰言从古代史和文化史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早期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他从农耕生活的季节变迁、社会生活、祭祀仪式中引申出祭祀的社会意义，进而提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是农业季节性庆典的社会衍生物。而其中应用的思维正是“关联性”思维，而后，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他明确切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宇宙论研究，提出“关联性”思维。他认为，“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中国人的常用思维是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存在，即对世界的看法是整体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更倾向于和合，而非分离。“关联性”思维主要是以阴阳分类理解世界、为世界确立秩序。基于阴阳，世界万物可以相互关联，并被先秦思想家凝练为一套思想系统。类比是“关联性”思维的基本特征。他强调并注意研究中类比的方法，“社会、人类、世界，是一门综合性学问的研究对象，要建构这门学问只能运用类比的方法”。基于此，葛兰言注意到所有时空都可纳入阴阳范畴并形成统一整体；祭祀仪式与宇宙、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促使宇宙、仪式、政治等成为一个整体；他对“关联性”思维及其内在逻辑运行的把握相当精准，对将“关联性”思维贯通宇宙、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有独到体会。葛兰言明确否定“关联性”思维的迷信属性，呈现其科学性，他甚至将“逻辑一关联”作为中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差异点。这开启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关联性”思维的认识,尤其对紧随其后的葛瑞汉、李约瑟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开启中西比较研究以及90年代的“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等都有重要意义。在追问中国文明的特征时，葛兰言综合了涂尔干、莫斯与沙腕的智慧，创新并实践了一种新的方法，寻找中国文明最初的起源，并且据此对历史的演绎进行解释。由于葛兰言对古代中国研究的贡献较大，他分别于1920年、1926年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