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与汉语方言学.ppt

王力先生与汉语方言学,一、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调查 研究汉语方言二、把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史研究 密切结合三、倡导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应用服务,一、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 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王力教授是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之一，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粤方言的研究中，他是一位建树良多的开拓者。,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从“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开始，到罗常培、李方桂、王力、丁声树、吕叔湘等一些堪称“语言学大师”的重量级学者，从上个世纪初把西方的语言科学理论及语言研究方法引进过来以后，就十分关注对我国各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前辈学者非常重视揭示各种方言现象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学中的作用，认为：方言的调查研究不仅可以扭转语言研究只重书面文献、不顾口语实际的偏向，也是关乎语言工作者能否全面掌握汉语特色，能否按照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揭示各种语言现实面貌的最为有效的训练。,从事现代语言研究的人，如果有机会从头到尾调查、整理、归纳、剖析过一些鲜活的、未见诸文字记载的语言，这种“解剖麻雀”的功夫，对于一个语言专业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实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基于这样的理念，老一辈语言学者无不致力于策划、组织对汉语方言大面积的成片调查（区域调查）。,如当年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语言学家就计划过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他们从19281929的两广方言调查起步，接着陆续对陕南（1933）、徽州（1934）、云南（1940）、四川（19421946），还有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一开始进行调查。后来陆续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几本巨型的调查报告，正是现代汉语方言首批开展分区成片调查所获得的可喜成果，对此后几十年的汉语方言调查产生了积极先行的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也同时就自己记录过的、比较熟悉的方言点开展深入的单点方言调查。这中间，王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然没能加入到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策划的逐省成片调查的行列，却在此时对自己熟悉的方言和家乡的母语做了一番相当深入的记录和整理，进而进行分析研究。,1928年，王力先生在负笈清华大学国学院期间，就开始对两广的方音进行研究，写出了两粤音说一文,发表在清华学报五卷一期上。这篇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广西的白话（即粤语）和客话，联系广韵的音韵系统辨析了几处方音的异同，并与广东的粤语、客语进行比较。,两粤音说,博白方音实验录,王力先生赴法国留学专攻普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当时先进的语音实验仪器对自己家乡博白方言的语音进行实验，撰写了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该文是用法文写的，于1932年出版。王力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粤语（白话）中不仅有广州的“九声”，还有广西博白的“十声”，并对“博白十声”做了科学的阐释，这一点对粤语声调的研究来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当今方言工作遍地开花，形形色色的方言现象纷纷浮现，我们已知在粤西跟桂东南一带的粤语（白话）中，有十个声调的方言并不只是博白一地，但在八十年前，王力先生对博白方音声调多达十个的论述，确是有开创性意义，能令研究粤语的人耳目一新的。,我们在回顾粤方言研究的历史进程时，总是把王力先生八十年前撰写的这篇博士论文看作是最早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从事粤语调查研究的成果，由此而认为王力先生是现代粤语研究的开拓者。事实上，在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王力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而且研究的对象并不限于粤语。但粤语毕竟仍是他关注最多，用力最勤的汉语方言。,差不多与赵元任先生发表粤语入门（1947）、中山方言（1948）和台山语料（1951）等粤语著作同时，王力先生就和他在岭南大学的学生钱凇生一起对珠江三角洲一些粤方言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及时发表了东莞方音（1949）、台山方音（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1950）等论文，引起了方言学界的注意。尽管这些调查还比较粗略，但这几次调查粤语的成果能及时发表出来，对于启发粤语研究者的思路，开拓粤语研究者的视野，突破广东粤语的研究总是在代表点广州方言中兜圈子的局面，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归类,王力先生不仅较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方言调查，并且在大致掌握汉语方言分布情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着手思考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归类问题。,两广方言分八区,早期在1928年发表两粤音说时，他就首先对两广的方言进行了分区。他认为广东广西两省的方言可分为八区：广东话，即广东的粤语；广西白话，即广西粤语；客话，包括粤东嘉应州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的客家话，还有闽西和赣南的客家话；官话，指粤北韶关、南雄、连县一带和广西桂林、柳州、百色一带的“官话”；潮州话；雷州话；琼州话；其他，指廉州白话、漳州移民话及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五大系”,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王力先生在编著中国音韵学（1935，1956年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时，就根据当时所能掌握到的各地方言状况，着眼于语言特征，在该书现代音一章中，将汉语方言分为五个大系；后来又把这个“五大系”的方言分区体系写进他在燕京大学讲授的中国语文概论讲稿中，这本讲稿随后以中国语文讲话为名出版时，我们看到王先生在这五大系下面又分列若干小系，构成如下的分区体系：,1.官话 下分五个小系：冀鲁系，晋陕系，豫鄂系，湘赣系，徽宁系，江淮系，川滇系。2.吴语 下分四个小系 苏沪系，杭绍系，金衢系，温台系。3.闽语 下分五个:小系 闽海系，厦漳系，潮汕系，琼崖系，海外系。4.粤语 下分六个小系：粤海系，台开席，高雷系，钦廉系，桂南系，海外系。5.客家话 下分7个小系：嘉惠系，粤南系，赣南系，闽西系，广西系，川湘系，海外系。,尽管随着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日渐深入，从目前可以掌握到的方言实况出发，王先生这个“五大系”的汉语方言分区，跟近半个世纪来我国通行的汉语方言八区说七区说以至十区说比较，似乎稍嫌粗疏，尚有修订完善的余地。但在六七十年前方言调查工作刚刚起步，方言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王先生能大致了解各地汉语方言的总体面貌，归纳、梳理出这么一个粗略反映方言分区实际的体系来，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年王先生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调查记录，对复杂的汉语方言已经初步形成“心中一盘棋”了。王先生这一“五大系汉语方言分区说，在学术界有过相当的影响。日本汉学界直到1969年9月修订出版中国语学新辞典，仍然沿用”五大系“说来撰写辞典中相关的条目。,二、把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史研究密切结合,王力教授善于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让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在科学论证汉语历史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汉语方言与古代汉语,大量事实说明，汉语诸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今汉语方言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正好折射出古代汉语的真实情况，见证著汉语发展的历史轨迹，人们常常把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视作古老汉语的“活化石”，这就说明现代汉语方言跟古老汉语之间存在着继承发展的密切关系。,王力先生是我国汉语史研究领域的领航者，他对蕴藏在各地方言中的语言现象跟汉语历史发展之间错综复杂了解最深，最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来科学地阐释汉语史中的种种问题。拿语音来说，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凡是触及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总要提出一些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来说明问题。无论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汉语史稿（1957）、还是在辞世前不久才出版的汉语语音史（1985），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力先生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理论方面：汉语史稿,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中有一节题为汉语史的根据，王先生一开头就把方言作为汉语史的重要依据提出来。他说：“首先要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最好的根据。现代汉语的方言是复杂的；正是由于方言的复杂，更有足够的语言事实来证明汉语发展的过程。例如粤方言保存着古代的-m、-p、-t、-k等韵尾，吴方言保存着浊音系统，都可以拿来和古代的韵书、韵图相印证。我们不但由现代方言中证实了古音的系统，我们甚至能利用方言的事实来重建古代的音值。”汉语史稿上册20页,汉语语音史,在汉语语音史的导论中，王力先生又特别列出方言.一章，明确指出方言知识是研究汉语语音史必备的基础知识。他说：“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应该先大致了解现代汉语的方音。因为语音史的研究，要求我们讲述汉语语音经过多少次的变革，成为今天的样子。如果我们只讲成为今天普通话的样子，那是很不全面的。普通话也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汉语语音史11页,实践方面：汉语语音史,在汉语语音史下卷论述语音的发展规律时，王先生以三章的篇幅讨论了汉语语音发展中的自然变化，包括：辅音的变化、元音的变化、声调的变化,辅音的变化,在论述辅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历史变化时，对每一个辅音发展变化的阐述，都用汉语方言中存在的事实来阐明他所提出的论点。例如论及发音部位相同的辅音在发展中可能出现“互转”的变化时，他认为n和 l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有别，因而可以产生“互转”。就以汉口、成都、等“西南官话”方言l n今都念为n(连、兰均为n-)，而,厦门、潮州等闽方言则相反，“男”、“念”均为l为例来印证这一n l 可以互转的理论。同样的道理，王先生又举现代厦门话为例来说明m b 也是因为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不同而可以“互转”的事实。按照王先生这一汉语语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互补”的理论，面对一些比较特别的语音现象,例如粤语中原为塞音声母的 k（古“溪”母）今念为擦音声母h（古“晓”母）“可”“开”、“口”等都是h-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元音的变化,论及汉语韵母构成的历史变化时，王力先生认为古代“两呼八等”发展合并为“开齐合撮”四呼，后来又因为四呼只是韵头不同，容易互相转化，进而出现“转呼”的现象。在论述这一韵母结构中因“转呼”而出现的复杂现象时，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熟悉的方言，特别是粤方言和吴方言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来印证，并借此对粤方言韵母结构中存在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对待粤语是否丢失韵头，是否四呼不全？结合到汉语语音韵母结构发展变化中出现韵头消失问题的探讨，面对现代粤语音韵结构的现实，王先生反复琢磨，最终纠正了自己此前曾经由于对粤语韵母系统理解不够，导致在早年的著作汉语音韵学中把粤语的韵母同样看作四呼俱全的错误。他说：“从前我以为现代广州话有开齐合撮四呼，那是错误的。现代广州话实际上没有韵头，主要元音虽有 I u y，也不必叫做齐齿、合口、撮口了。”汉语语音史558页,汉语史稿,在汉语史稿一书中，王力教授具体而详尽地论述在汉语发展各个历史阶段中，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是如何沿着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一步一步地发展下来的。其中上篇是语音史篇，除第一章为全书（上、中、下三册）的绪论外，从第二章起，就分列由上古到中古的语音发展和由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两部分，连续以十九节的篇幅一一论述由上古到中古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展及由中古到现代声母、韵母、声调的发展。,详近而略远，对上古至中古的发展，一般采取同组概括的方式论述，但对中古到现今语音发展的阐述，则十分细致，不厌其详。除了对中古声母的发展和中古韵母的发展各有综合性的一般论述外（第17、21两节），对现代汉语中每一个声母和韵母都会以“声母（韵母）的来源”为题，认真审视其从历史发展情况，细述每一个声，每一个韵如何从古代发展成为现代这样的面貌。,读者除了通过书中详尽的叙述了解到每一个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声母和韵母的来龙去脉以外，各地方言声母、韵母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也纷纷呈现眼前。这就形成了一箭双雕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方言的种种表现印证了现代汉语语音的古代来源，看清楚古音演变为今音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各种复杂方言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与古代汉语的血缘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这既反映了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操作方式，也体现出王力先生广泛驾驭方言资料，充分利用方言资源探清汉语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风格。,三、倡导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应用服务,语言应用的范围十分广阔，语言研究的成果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应用结合起来，就会增强活力，烨烨生辉！,语言学著述的通俗化,为了便于广大民众的应用，王先生一贯注重语言学著述的通俗化问题。他经常以身作则，为工人、学生编写深入浅出的语文著作，并亲自到工人中去，到中小学生中去，给他们讲语言应用，讲语文知识，深受听者欢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王先生为普及语文知识，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曾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如：字的形音义（1955）虚词的用法（1956）谈汉语规范化（1956）,普及语文知识,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重视语文教育，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能为语文教育服务。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多关心语文教育，提高我国人民的语文水平，从而也就是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重视语文教育,推广普通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南北各地大张旗鼓持续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结合“推普”进行方言调查，把方言调查的成果用到教学普通话的实践中来，逐渐成为方言工作者的共识，当年在全国开展了规模很大的方言普查，接着各地就编写了数以百计的地区学习普通话手册或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为各地“推普”提供服务。,回顾这一方言调查与“推普”密切结合的历史，王力先生无疑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我们的先驱。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向重视方言调查为推广民族共同语（国语）服务的王力先生，就已经付诸行动了。他在1936年就写了江浙人学习国语法，当时他还打算接下来要继续编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四川人学习国语法、湖南人学习国语法、客家人学习国语法、福建人学习国语法等，只可惜囿于主客观的各种条件，王先生上述编纂计划未能完全落实，付诸实施。但王先生心中总是惦挂者编写学习国语（普通话）书籍的事，一有机会就会动作起来。,广东人学习国语法,解放初期，王先生在广州任教，鉴于广东几大方言都跟普通话有较大的距离，语音的差别尤为突出，广东人学习普通话面临很大困难，王先生马上想起：如能利用广东方言调查的成果，通过找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对应规律，运用“类推法”来编写学习国语（普通话）的教材，定可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作用，扭转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劣势。在这一思想的驱使下，王先生重萌十多年前的念头，立即动手编写起广东人学习国语法来。,此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含语音、语法和语汇三章；下篇为分论，分别为广州人学习国语法、客家人学习国语法、潮州人学习国语法和海南人学习国语法。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年11月由华南人民初版发行（1955年更名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改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为广东境内（当年包括海南）各大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服务的“学习国语法”，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通话而编的“学话手册”。,此书内容以比较普通话（国语）和方言的异同为主线，通过总论部分对普通话和广东几大方言之间声、韵、凋的差别一一进行比较，从发音的差别到每个声、韵、凋所领的字有哪些不同一一做了阐述。在这个基础上，下篇的分论就分别列出各方言中最易弄错的突出问题，将其归纳后以有趣而醒目的短语作为标题分别加以解说。,如分论第一章广州人学习国语法就将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列为十八项（十八节），然后一一加以论析，指引读者如何克服这些毛病。这十八项都是广州话容易混淆而普通话是截然不同的，标题如下：一 做事和做戏；二 布告和报告；三 保存和保全；四 毛亨和毛坑；五 江先生和张先生；六 黄先生和王先生；七 县长和院长；八 国文和国民；九 荒唐和方糖；十 少数和小数；十一 无奈和无赖；十二 自然和自言；十三 大臣和大神；十四 松树和丛树；十五 欢聚和欢醉；十六 一斤和一根；十七 大江和大纲；十八 洪流和红楼。,广州话课本,王先生大力倡导方言研究为方言地区语言应用提供服务的想法不仅表现为帮助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同时也表现为积极帮助到方言地区来的外地人学习本地方言。为此他在编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的同时，就着手编写一本供外省来粤干部学习广州话用的广州话课本。当时正值“推普”运动风起云涌，大家都全心投入“推普”学习，哪能提倡也要学习方言？,王先生毕竟是语言学的权威，他就能够高屋建瓴，意识到普通话要大力推广，方言也应该保留，应该学习的道理，坚持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坚持两者都应发挥作用，各司其职的观点，他认为在方言地区工作的外来干部，只有学好当地方言，才能和方言区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搞好工作，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这一看法和我们今天在“推普”的同时仍然强调继续发挥方言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拯救某些濒危方言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可谓一脉相承。,广州话浅说,王先生五十年代初开始编写的广州话课本经修订后在全国“推普”的高潮中改名广州话浅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进他所提倡的“类推法”，将北京音系与广州音系进行比较，从北京音出发，对每一个北京的声、韵、调对应于广州音声韵调逐一列出，附上可以类推的例字及例外字的情况。,全书十六课，前六课概述广州话声韵调及音节构成（书中以“拼音”名之）情况，从第七课开始至第十三课一连七课分述声、韵、调的“类推法”。最后三课选取粤语独幕剧血的教训作为广州话举例，让读者看到成篇粤语的真实面貌。,广州话浅说全书只有七万字，王先生就以这样一本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而又通俗易学的小册子带引想学粤语的外地人踏入广州话的门槛。半个多世纪以前，除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为初学粤语的海外读者出版过一本用英文写的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以外，王力先生此书，该算是五十多年前备受国内读者欢迎的粤语入门书了。,总结,在王力先生那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作为一位在汉语诸多领域中都有过杰出建树的语言学大师，尽管限于时间和精力，他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到汉语方言这一资源丰富、内容复杂而又最富汉语特色的学科中来，但他从接触现代语言科学的时候开始，就始终钟情汉语百花园中这块奇芭绽放的沃土。,每当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语言应用的层面，一旦需要汉语方言的介入，需要发挥汉语方言的独特作用时，王先生总是乐于运用他长期以来接触汉语方言、洞察汉语方言所形成的立论和所积累的经验，站到语坛的前面，指引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方言现象，如何有效利用方言资源，发挥方言研究的独特作用，为继往开来，一代又一代地建设好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科学；为把涉及千百万汉语及其方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文字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主要参考文献】,一、王力教授以下著述（均已收入王力文集）：两粤音说 清华学报五卷一期，1928 北京中国语文讲话 开明书店，1950 上海汉语音韵学 中华书局，1956 北京江浙人学习国语法，正中书局，1936 南京东莞方音 岭南学报 1949 广州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述 岭南学报1950，广州台山方音 岭南学报1950，广州广东人学习国语法 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广州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广州话浅说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北京汉语語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北京二、唐作藩 谈谈王力先生对粤方言的研究 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2008，香港城市大学三、张谷王辑国著 王力传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南宁四、张谷王辑国编 中外学者论王力龙虫并雕一代宗师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南宁,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