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第一章.ppt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主讲人：许祖华,第一章 批判与启蒙的文学思潮,第一节 批判的文学思潮 批判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是理论上对旧文学及旧的文学观念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建设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学观。也就是说，批判文学思潮的兴起，内在的动力和原因是出于建设新形态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两者的联系十分密切。,一、理论形态中的批判倾向,1、批判倾向出现的必然性。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从物质到精神，都是通过否定的形式获得发展的。这种“否定的形式”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就是批判。康德在对洛克、休谟的批判中，确立了自己唯心主义哲学的方向；谢林又在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中，完善了自己的“同一”理论；而黑格尔自己也正是在对前人的批判中垒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新文学先驱们，在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时，其理论的起点首先也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意向的形成，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现实的必然要求，“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与旧的革囊”，因此，“我们的事业，在目下的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从观念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新旧不能并存，这是新文学先驱们的共同信念，“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正是在时代的要求与理论发展的需要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新文学的先驱们将文学革命的第一步确定为“推倒旧文学”。,2、批判倾向的前提 然而，任何理论批判的进行，都必须首先确定两个充分的前提：一个是批判展开的理想，即衡定批判对象是非的尺度；一个则是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前者是批判展开的基础，后者则是牵引批判发展的导线。新文学先驱们在“推倒旧文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不过，他们所确定的这两个前提，却有着重合的倾向。从批判的尺度来看，这个尺度就是西方文学和文学观，“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得借鉴于西洋的新文学”。而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批判的展开，本身就是西方文学及其观念与中国文学及其观念比照的结果。因此，尺度是不言而喻的。,从批判的目的来看，很显然是建设新的文学观，而这个新的文学观，恰恰又不是别的理论形态，而是以西方文学观念为参照，以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为“反题”，融合成的理论形态。所以，批判所使用的尺度与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基本吻合的，但“吻合”并不就是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正题”西方文学观，与作为批判终点的“合题”新文学观，有着“反题”批判的成果的中介作用，而使它们在性质上自然地区别开来。这种“批判”的特有格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批判走向，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批判的文学观”的色彩和内容。,揭开这个批判序言的“宣言”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八事”为内容，而八事中无处不是直接针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弊端而言的，同时，也就在这种批判中昭示了新文学“应当怎样”。不过，由于他那温和而谨慎的态度，使得这篇“宣言”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是它毕竟启开了新文学运动批判的闸门，正是从这个启开的闸门里，奔涌出不可遏止的急流，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为先锋，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批判的高潮。,3、批判的内容 批判在三个方面同时展开：一个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一个是对这种文学观念原型所产生的“影响”的批判；最后一个是对形成传统文学观念的思维方式的批判。,（1）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学观的核心命题“文以载道”的批判。胡适率先发难，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将自己文学改良的第一事“须言之有物”中的“物”界定为：“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在自己的主张与传统文学观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激烈的言辞论道：“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乞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也说，古人以为文当“载道”，其实，“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众口一辞地对“文以载道”的否定，其批判的重点其实并不在“文以载道”这个命题形式，而在“道”的内涵。陈独秀认为，“文以载道”之“道”，在主张“载道”的人眼中“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而“孔道”在先驱们的意识中，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又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弊害的魁首，所以，一切革命，特别是思想、文化革命，首先就必须推翻这个魁首，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学观找到了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契合点，这也说明，在文学观念上所进行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带着文化批判的色彩。这正是批判文学观的一大特点。但是，否定了“道”，并不等于就否定了“文以载道”这个命题的形式，正如倒掉了水而保留了盛水的容器一样，新文学先驱们批判了“道”的内容，却保留了曾装载过这一内容的形式。,从当时先驱们对“文以载道”的论说来看，他们大多数主要着眼于“道”本身。胡适所谓“物非文以载道之说”，不过是以“情感”、“思想”代替了“道”，划清了自己的“文”的内容，与传统“文”的内容的界线。陈独秀的观点就更为明显了，他说，文学之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可见，在他看来，文学只是不应“载道”，却不应该无所“载”。,郭沫若在三十年代回顾这段批判的历史时曾说：“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代的文艺上的革命。”,虽然他对文学革命性质的解说存在着一些偏颇，但是，他对“文以载道”这一“公式”的肯定，对这一公式在文学革命时期的实际状况的表述，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扬在1961年说得就更为明确了：“五四的时候，反对文以载道，提倡文以言志，其实言志也是载道，言志还不是宣传你的所谓道吗！”,以上种种论述，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文学先驱们对于“文以载道”这一文学观念的批判，应该说，主要是对“文”的出发点的批判，也就是文学应从什么出发，是从“人生”、“情感”、“志”、“意”出发呢，还是从“道”出发。他们坚决反对从“道”出发，而主张为人生等等，其目的显然就在于用新的思想、新的出发点来代替“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中那个陈腐、僵化、古旧的“道”的出发点。,因此，我认为，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表面上看去，似乎一目了然，批判的命题、对象似乎很明了，实际上，这个批判很复杂，其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因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欲罢不能的心理。从这一个“点”上，似乎也反映出了双重智慧的矛盾。,不过，我认为，这个矛盾并没有产生消极的结果，相反，“为人生”，“表情达意”等文学观的出现，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新文学观与传统文学观决裂的内容之一，而且，这些观念也是具有鲜明的新文化内涵的文学思想，因为，它们都是直接与僵死的传统伦理教条敌对的新观念，又是与新文学的核心内容“人”直接联系的新观念，它们真正使文学回到了它的本义上。,（2）对“影响”的批判 在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发展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即他们对汉以前的文学及元以前的文学观很少批判，相反，他们认为“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而唯独对于明代前后七子及八大家文派的归方刘姚等“十八妖魔”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惜施以重火力，从创作到观念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而其中批判的焦点，又集中于“十八妖魔”等对待“远传统”即元以前文学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倾向上。出现这种批判态势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建设新文学的需要，而在现实性上，这种批判又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与“复古”的文学观在对待传统问题上尖锐对立的结果。,一般来说，文学传统，总是在一定环境、一定时代中形成的，但是，它的影响又总是源远流长的。这种影响可以产生两种完全对立的效应，一种是对传统的弘扬、创新，这就是发展，这就是进化；一种则是恪守传统，囿于古训，其结果是走上“复古”。新文学先驱们属于前者，“十八妖魔”等属于后者。新文学先驱们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十八妖魔”却反其道而行，“当此之时，今文之趋势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于汉魏之上”，这就构成了他们“复古”的倾向。正是在这点上，新文学先驱们对这种“复古”的倾向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其“罪不容辞”。这种结果，并不是一种意气用事，它是文学进化规律的一种必然结论。,传统文学既是一定时期形成的文学现象，它必定带着那一时期特有的规律，如果把彼时彼地的文学传统和规范照搬于此时此地并以此为楷模进行模仿，不仅会出现东施效颦的效应，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传统的性质。晏子春秋内篇有一则深刻的寓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传统在那一时期也许是辉煌的，如果不顾它的具体规定性硬性照搬于另一时代，必然会发生质变。,这恰恰是“十八妖魔”，以“复古”的态度对待传统所必然形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与新文学先驱们所倡导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对立的，它在根本上也直接阻碍着新文学观的建设。正如新文学先驱指出的一样：,“然则吾辈又何必攻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辈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而古文家则反对此观念也，吾辈以为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古文家则以为今人作文必法马班韩柳。其不法马班韩柳者，皆非文学之正宗也。吾辈之攻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艾略特曾经深刻地指出：凡是不能创造新东西的民族，也将要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而，不以“创造新东西”为目的的流派，不仅会“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在根本上还会损害“旧东西”（传统）的价值，“十八妖魔，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他们自己的作品“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凡此种种，都在最显然的意义上向我们表明了，为什么新文学先驱们对元以前的文学相对宽容，而对明七子等“十八妖魔”不惜以全力给予批判的原因。对这种“复古”、守旧趋向的深入一步的批判，则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3）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 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是“我注六经”。这种弊端一开始即被先驱们抓住了，“我国文人，以模古为特长。人物事故，虽极新者，必以古名名之，以旧态状之”，“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矜重”。这种泥古不逾矩的思维方式，有如希腊神话中的那张坚硬的普罗克鲁斯的床：专横、固执、守旧。,一方面，消纳一切传统规范为自己的先验尺度，另一方面，又以此尺度来界定所有的新思潮、新学说、新理论，其结果是：凡是不合传统规范的理论学说，一概被斥为离经叛道；凡是希图站住脚的学说都必须被同化为传统的规范方才被接纳。如此一来，“文人思想既不能推陈出新，而所用事物之名，亦相承不变”，“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人的灵气，人的创造热情，人的新思想，统统被扼杀在这张“普罗克鲁斯的床”上，“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由于这种长期的束缚，必然使人的眼光只能向后看，从而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贵古贱今”。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复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而“复古”在事实上和逻辑上又不可能超越“古”，那么，文学的发展就只能以退化的结果告终。,因此，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切复古者的心理机制，也是传统文化僵化的内在原因。不从根本上推倒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以发掘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有新文学观的诞生；“此种观念不去，则学术思想尚有进步发达之希望耶！”以是观之，我们可以看出，比起前两个方面的批判内容来，这一个批判更深沉，更接近本质，它不仅有力地深化了对“复古”倾向的批判，而且，从根本上保证了新文学观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作为对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批判的直接收获之一，是对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预言。这种预言形式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的，是超越传统的，它的“新”是显然的。不过，这种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预言，应当说，在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的批判中就已经以“肯定”的形式包含在其中了，因为，批判展开的前提，本身就是新文学观，所以，破与立在事实上是同时并存的。,而作为这种并存的最显著形态和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成果，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他要“破”的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要“立”的则是“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两相对举，了了分明。他所“立”的三种文学，显然是从西文文论中得到的启示，不过，他所“立”的三种文学，也主要是预言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而不是预言“新文学是什么”，事实上他也没有解说“国民文学”等是什么。,这种预言“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特点，正反映出在批判意向引导下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种模式，它在批判旧文学和旧文学观中，为新文学指出了一个方向，但还来不及完善它，可是，已显示出了借鉴西方文学观建构新文学观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另一个更为辉煌阶段的到来。这就是启蒙的文学阶段。,二、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以上讲的是理论形态中表现的批判倾向。现在来看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是批判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形态的批判内容相比，创作形态中的批判自有其独特的内容。理论形态中的批判我们讲了三个方面，而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内容，则更为广泛。概括起来，批判内容主要在以下层面上展开：,1、社会政治的层面（这种批判最尖锐）（1）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如杨振声的创作，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2）对政治革命的批判，如，辛亥革命。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2、社会心理与国民精神的层面 这种批判的内容最丰富。它既是社会政治层面批判的扩展，也是社会政治层面批判的深入。因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革命，总要一定的社会心理来支撑。这种批判，主要是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起指导作用的各种意识的批判。如，理想（幻想）、意图、情感、动机、性格、风尚、习惯、道德（如婚姻观的批判，孝道的批判等）。,3、传统文化层面的批判 如，狂人日记。这种批判最深刻。此批判是前两种批判的深入，它触及到了前两种批判对象形成的原因。正是在批判中，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形成了，这就是启蒙的文学思潮。,第一章 批判与启蒙的文学思潮 第二节 启蒙的文学思潮,启蒙文学思潮，是批判文学思潮的延伸，也是批判文学的成果，因为，批判是启迪智慧的钥匙，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启蒙文学思潮兴起的背景（1）对传统和传统文学批判的深入。（2）在引进西方文学中，“人”的发现。（3）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需要。,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及文学观批判的结果，是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观念”（周作人人的文学），表现 在文学思想上就是见物不见人。“文以载道”，以千年不变的道为圭臬，“复古”则以既定的物的规范来限制人的创造，而“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则使人完全沦为“经”的奴仆。,所以，旧文学观念的每一种形态，无一不是压抑人性的，“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乏人化的文学”，比照西方文学，旧文学及其观念的这种非人化的弊端就更为明显，“西洋近世的文学全遵照这条道路发展：不特他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就是他的一言一语，一切表词法，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也全是实获我心”。,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学的发展，就是因为充满了人的信念，人的色彩，人的情调。而以西方文学为楷范的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从对中西两种文学的正反比照中，引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我们现在应当提倡的是人的文学”。于是，人，这个万物的灵长，第一次鲜明地出现在了中国文学旗帜上。,在睿智而神俊的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神奇而悠韵的传说，神秘的斯芬克司向所有经过它面前的活物提出同一个谜语，即：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凡是解答不了这一谜语的活物，都将被它吞没。世界充满了恐怖，而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俄狄浦斯却解开了这个谜底，他肯定地回答，这是人！,人的发现，成了智者走向胜利的起点，也成了挡路者羞愤地摔下万丈悬崖的原因。而新文学先驱们对于人的发现，正是新文学走向新生的最伟大的宣言。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思想，之所以都被美学的司芬克斯吞没了，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人，没有解开斯芬克司之迷，而新文学第一次解开了这个迷。世界仿佛充满了阳光，一切存在似乎都变得清晰起来了，文学也在人的光芒下好象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气。,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人的发现，并没有使先驱们惊喜若狂，因为，智者的天才发现，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观念”（周作人人的文学），现在，人的世界也仍然被愚昧、森严、僵化的文化氛围笼罩着，中国人仍然睡在“铁屋子”里，一片沉寂，满脑迷惘。如此的国民，如此的情景，向新文学先驱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最不懂得的是人”（付斯年语），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人，认识自己。,启蒙的问题就这样必然地被提了出来。“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向，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的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而启发国民的心理，改造国民的魂灵最有力的工具“当首推文艺”（鲁迅语）。启蒙的文学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这种文学思潮也有两种形态：理论形态与创作形态。我们主要分析理论形态。,2、启蒙文学思潮与“人的文学”观,很显然，启蒙是直接与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人的文学”理论就成了启蒙文学观最显著的标志和理论展开的基础与前提。新文学先驱们是在对人的全面认识中展开“人的文学”理论的。这种对人的全面认识，就是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来全面把握，其直观抽象就是“灵与肉”的统一。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是“灵与肉一致”的存在物。”,这种认识，没有疑问，是直接从西方思想宝库里吸取来的，因为“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而西方从文艺复兴旧就有了“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现”，并在以后的实践与追求中建构起了关于人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产生了一系列物质效应。新文学先驱们在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和融汇中，让“人的文学”观，渐渐地伸开了自己的触角。,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文学”这一命题在客观上是包含着“文学是人学”这一文学本质的深刻内涵的，虽然，这种内涵只是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包含在其中，而没有得到充分舒展，但是，作为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补偿，这个命题却在另一个层次上散发出了自己的韵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是人的文学”。,这一段话，以由外向内解说为基点，以理性、思想为原则，在客观存在与主观自觉的对应中，勾勒了构成人的文学的各种因素，而其中作为根基的“人道主义”，无疑是人的文学的理性前提。在西方文艺上，把理性作为艺术生产前提的主张，正是启蒙文学的特点，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一种倾向上，看到了“人的文学”观所具有的明显的启蒙性质。,这个性质在于：它更注意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即文学与人的解放的关系，而相对忽略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即人作为创作主体的关系；更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不太驻足于文学的美学意义。如此一来，就在理论上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倾斜：对文学历史价值的论述，重于对文学本体的论述；对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多于对文学内在结构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文学的道德意义，重于文学的审美意义，文学的精神意义，重于文学的知识意义的局面。,用一个判断来表示就是：文学主要是启蒙的工具，是散布关于人的思想的工具，“改革的作用是散布人的思想，改革的武器是优越的文学”。这种对于文学的思想和认识，在建设新文学观方面，虽然仍处于文学“应当是怎样”的层次上，但是却比批判阶段的意向周详、深入。,新文学先驱们在这一阶段，除强调了文学应当是怎样的之外，也具体地论述了文学实现这种“怎样”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在先驱们看来，文学的规律主要包括“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而“动人”又是实现文学功能的主要途径，无论这种动人具有什么属性，是喜，是怒，是憎，是爱，是哭，是笑，它都通向文学的目的：启迪人的智慧。,这个目的是文学最神圣的使命，“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的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的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马尔库塞)。这种所谓“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就是人的精神与个体生命的全面解放，在现实关系中，人的“心”的解放，不仅是人解放的最高尺度和最后目标，也是最为丰富和最为迫切的。,因此，对人的精神解放的重视，就天然地构成了启蒙文学观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这种精神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和最为热门的话题，就是个性解放。这既是科学精神对人的启示，也是民主意识的具体化。新文学理论以自己最敏感的神经也首先将触角伸入这一领域，全面地展开了对这一闪光憧憬的追求，大力提倡“个人的自大”（鲁迅语），要求文学全面地表现个人的欲求，并以此为尺度首先引进了一批表现“个人的自大”的外国文学。,易卜生是最受青睐的一个，当他在国民公敌中发出惊世骇俗之语“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时，整个五四文坛和思想界都被震动了，个性主义的思潮漫卷世界，个性解放的信念深入人心，文学观念也抓住了这一闪电，在自己的园地上空放出现代的光芒，文学是否表现了个性主义，成了新文学先驱们衡量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最简明的标准。,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认为，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主要以“群性”为特征，而现代的文学则主要是“个人性”。他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性”，既指文学的“创造色彩”，又主要是指文学所表现的个人的情感、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思想。新文学先驱们积极倡导文学表现个性主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是，使新文学初期的大量创作几乎全淹没于这一主题。,全面的来看，这种提倡是有成绩的，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缺憾。这个缺憾在于，由于启蒙只是一种精神的革命，缺乏实践的内容，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为自己所提倡的个性主义建立起相应的理论实体和实践模式。,从理论上看，无论是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还是陈独秀的“个人本位”,是直接从西方思想宝库中借鉴来的，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哲学思辨与民族文化的理性观照中将其理论化的时候就投入了使用，因此，这种只具有感性认同的主张，由于缺乏哲学与文化意识的整合，使它有如散沙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实体。,从实践来看，当时所谓个性解放主要集中于婚姻自由，而婚姻自由，也不过是用两性结合的民主形式（自由恋爱），代替包办婚姻的形式，而没有使这种“个性解放”获得更广泛的意义，只成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这个美好的理想，在鲁迅尖锐、深邃的论文娜拉走后怎么办和明快深刻的小说伤逝中得到了全面反省和最深刻的否定，也在鲁迅的理论与创作中得到了终结。,3、启蒙文学思潮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要求文学成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从根本上看，这一理论，强调的也是精神的启蒙，而不是物质的救济。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而且，启蒙文学不应以迁就大众为目的，而应以“提高他们为目的”（平民文学），这种提高的最佳境界，就是使人不仅在个性上得到解放，还应使人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马尔库塞曾经说过，在萨特的哲学中，作为人的解放之杠杆的物化状态，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1）个体层面（2）社会层面,如果说，新文学的启蒙，是以个性主义 的张扬为开端的话，那么，新文学启蒙的归宿则是启发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既是个性主义主张的深化，也是整个精神启蒙的必然目标。胡适当时就曾指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须得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种“负责任”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要求“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人生的自觉心”，从而在个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凯歌中，实现文学的价值。,在这里，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爱国的自大”；一种是“合群的自大”（鲁迅语）。这两种倾向虽然也带着社会意识，然而，却不是新文学先驱们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责任意识的扭曲，在这两种倾向下，不仅“外来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思想”（鲁迅）会被无情地抹杀，而且也在根本上与新文学的目的背道而驰，启蒙文学观正是要用文学的力量，从人们的思想中清除这种两种扭曲意识，鲁迅等几乎是以反对旧文学的同等态度在理论上猛烈抨击这两种倾向，正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再来看看启蒙文学思潮在创作领域的特点。在创作中直接表现了启蒙倾向的是小说与杂感。小说，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改造国民性”。为表现这一主题，鲁迅着力塑造了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形象。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解释这些形象的“双重悲剧”）。这种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形象，是启蒙文学思潮中，思想、艺术价值最高的形象。,叶绍钧的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小说，如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等，批判了怯弱、麻木、自私等国民的劣根性，也具有揭示病苦，引起疗救之希望的倾向。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仿佛觉得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总得讽它一下。讽了这一面，我期望的是在那一面，就可以不言而喻”（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页。）在随感（杂感）方面，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略）。,应当说明的是：启蒙文学思潮与批判文学思潮是紧密相关的，我分开讲述，主要是为了叙说的方便。,思考题：,1、批判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学及文学思潮的关系 2、启蒙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