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业、经营决策和企业制度.ppt
知识创业、经营决策和企业制度,王建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创业模式、知识的性质和决策权配置,现在，大学生时兴创业。国外有一种新颖的创业模式：搞技术的人发明了一种自认为很好的技术，他不是直接将技术卖给企业家，而是自己办企业开发产品并推向市场，以证明他的技术的价值。但是，奇怪的是，创业成功了他却把企业卖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与知识的性质有关，也与经营决策权的配置有关。管理决策行为对决策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决策就是做出解决问题的决定并对这一决定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两类知识：特殊知识和一般知识,知识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分类把知识分成这样两类：即特殊知识（specific knowledge）和一般知识（general knowledge）。从字面上看，大家可能会认为：特殊知识就是专家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一般知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普通知识。不过严格的定义是这样的：特殊知识是指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转移的成本非常昂贵的知识，而一般知识则是指转移成本低廉的知识（Jensen&Meckling,1992）。,Michael C.Jensen(1939-),知识创业中决策成败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掌握相应的特殊知识,因此，决定决策成败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具备了决策所需的特殊知识，因为一般知识即使不知道也可以廉价获得。搞技术的人掌握的特殊知识，当然是有关某方面技术的知识，办企业搞营销这种特殊知识显然不属于他的特殊知识的范围，而且要获得这种知识的代价对他来说也十分昂贵。可是，要做出“如何进一步扩大市场、把企业做大”的决策，恰恰需要这样的知识。这里，对于这位搞技术的人来说，他是真正的决策者，因为决策错误而导致企业破产的责任，是要由他自己来承担的。,给定特殊知识的转移很困难那么就转移决策权,所以，为了避免决策错误而导致亏损，他把企业卖掉了，当然是卖给有企业家特殊知识的人，没有这个知识的人办不好也不会买。从决策的角度讲，技术专家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卖给企业家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把决策权卖给了企业家。也就是说，给定要将企业家特殊知识转移到技术专家很困难，那么就反过来，将决策权转移到企业家。,决策权转让是一种发信号机制：谁有企业家特殊知识,当然这个买卖之所以能够实现是有前提的：即决策权是可以转让的，它包括技术专家有权卖出企业，并且有权获得卖出企业所得的收益，两者缺一不可。愿意买进企业的当然是具备企业家特殊知识的人，不妨称其为企业家。其出价越高，表明他越具备相关的特殊知识去办好企业。所以出价是衡量其是否具备特殊知识的信号。当然，如果他出高价，买进了企业而未能办好企业，亏损由他自己承担。所以他有积极性发出真实的信号，不会明知自己无能力而出高价买进企业，也即他的出价所发出的关于他的特殊知识的信号是可靠的。,决策权的可转让性保证了效率的改进，反之则相反,上述表明，决策权的可转让性保证了效率的改进：企业转到了具备相应的特殊知识、能办好它的人手里。反之，如果决策权不可转让，就不能保证效率的改进。比如，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不可转让的，只能更换企业领导。这个机制的实质是，企业的国有性质不变，即决策权不转让，但试图通过更换经营者让具备企业家特殊知识的人去经营企业。但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任命的机制，并不能找到真正合格的人。因为想当企业领导的人会发虚假信号，反正办不好企业，亏损不用任何一方承担。,卖出企业的权利和获得收益的权力是同等重要的,那么有人会问，现在国有企业有些可以转让给私人了，效率能否改进呢？可能会有所改进，但不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改进。原因是，尽管现在买者可以发信号了，但卖者没有积极性搜寻发出最高出价的信号，甚至故意卖给出价低但能给卖者好处的人。因为好处是自己的，出卖的收益不是自己的。而这样买者发出的信号也可能不真实了。可见，卖出企业的权利和获得收益的权力是同等重要的，两者缺一不可。问题的实质回到了对决策的定义，这里作出卖出国有企业决定的人不是真正的决策者。,改制的阵痛是否会留下后遗症,有人会说这是改制的阵痛，是暂时的，等改制完成了，就有真正的决策者了。问题是改制的阵痛是否会留下后遗症呢？如果要想不留后遗症，政府该做些什么呢？政府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相信改制后的制度会持久地实行下去。如果买了国有企业的私人老板，总是担心政府收回企业，或者即使不收回但经常利用特权进行干预甚至索取好处，那么老板们就只能反过来主动讨好之，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如支持企业技改的政府贴息贷款，等等。这样致使企业把精力转移到如何讨好政府官员上，当然就降低了整体的效率，即使暂时不降低个别企业的效率。,私有企业制度和政企关系的重要性,上述分析说明，私有企业制度和政企关系的重要性。好的政企关系应该是一种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arms length relationship,钱颖一,1993），字面上讲即一臂之遥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公事公办的关系，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行政体制的非人格性。现在，政府官员常常将以人为本挂在嘴上，但千万不要把制度变成了人格化的制度。所以，我很推崇科层制。国内外有许多人批评科层制，常常犯了把小孩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错误。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列宁早就警告过，可惜我们许多共产党人都忘记了。,启示和问题,最后，上述分析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还在于它为我们分析其他问题提供了启发。这里，我提出一个关于科学体制（更一般地是学术体制）的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掌握很多学术资源的人可能自己是不（少）做学问的，（想）掌握的资源越多，客观上就越没有精力，主观上也越没有意愿再去做学问。而不做研究，他的做研究的特殊知识就没有了，学问就不可能做好了。所以，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有限的学术资源配置给真正做学问的人？现在，许多学者乃至社会舆论对我国学术体制的批评和抱怨，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体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社会上流行的所谓跑部钱进的说法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决策权配置的问题：给定专家的特殊知识转移成本昂贵，政府怎么把学术资源及其决策权配置给有这些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应该是政府怎么去找这些人，而不是让这些人削尖脑袋去找政府。那么，政府以什么作为衡量这些知识的信号呢（以跑部为信号显然是不可靠的）？怎么去搜集这些信号呢？怎么与这些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附带的问题：知识创业中的两个现象及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启发,风险投资家与创业者的分工创业成功后，有许多创业者却将企业出售了，实际上就是创业与经营企业的分工上述现象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有何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