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龙头-给北京和上海的建议世界银行.ppt

两个龙头 给北京和上海的发展建议,简述,中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充分的理解，并用于政策目的，在19782008年间GDP平均达到10%。中国三大工业区，以北京为枢纽的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自1985年以来，平均增长率远高于11%。北京和上海以及少数其他城市地区的表现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命运和创新能力。北京和上海都渴望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两市政府都认为服务业应该为未来的增长作出远大于当前的贡献。两市政府渴望培育创新能力以增强现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刺激新产业出现，这些产业提供可占领全球市场并获利的产品，为此政府都强调高校和研发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区别在于，北京的经济、建筑和空间特征受到中央政府庞大行政机构存在的影响。,北京和上海的战略是不同的,北京和上海迄今为止遵循的轨道和它们的经济结构建议它们采取不同的未来战略以及非常差异化的目标。上海需要采取一种更重视生产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部件的制造业战略，依靠商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应该得到缓和，同时不会减少更发达的上海金融业能对上海城市区域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表现作出的贡献。北京拥有庞大的政府部门、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庞大的科研基础设施，因此北京的战略应注重高科技和创意产业，支持商业服务以及一些构成政府部门并与政府机构运行相匹配的行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可能无法带来增长、利润和就业，同时还会吸收大量资金，创意产业所增加的价值可能不确定，并仅带来少量高薪岗位，而政府部门的需求来源可以平衡这些风险。（如华盛顿地区的联邦调研机构促进了产业多样化）北京和上海都该追求平衡的经济结构，令制造业继续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鼓励生命科学、新材料和电子产品的发展，但是要意识到这些领域产品研发与交付使用的间隔很长，可能无法带来大额利润或就业，中期内对GDP的增长贡献不会太大，多行业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均衡的持续增长，吸引多样的城镇人口。,创新的价值,创新有望引入新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盈利能力随着全球化而提升，这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能通过扩大选择范围并提供更优的价值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国家市场融合和全球化提高了创新所能带来的回报，如果创新能系统化，并被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有效利用，那么它将补充并明显扩大投资收益，也能放大城市劳动力的素质逐步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各种有利于创新的思想都有可能在某些城市环境中繁荣发展。其中包括：熟练工人的弹性供给、某些种类的机构和设施、在技术变革方面的潜力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是培育一种既能强化现有增长产业，又能通过引入可能成为未来主要部门的新领域而激励“创造性破坏”的新文化。创新型经济体取决于何种行业在城市中繁荣发展，取决于主要企业的竞争战略，取决于高科技行业中新加入者的进入。创新型经济体还依赖主要高校的质量以及它们对城市的知识文化作出贡献的方式（除力求吸引人才外，将教学和基础研究视为首要任务，带来商业应用的下游研究应向发达国家那样处在次要位置）。,建设创新型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创新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思想和人才的开放程度以及宜居性，这将有助于吸引并留住技能娴熟、富有创业精神的流动知识型工人。影响创新性的因素还有，城市成为全球中心的知识龙头，拥有独特的眼光和战略计划。建设世界城市需要界定宜居性和文化资本，强调紧凑和不断变化的多用途街区，重视娱乐设施，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新的中期发展战略应包括三个短期目标：第一，上海目前和未来的比较优势在于复杂资本货物和高科技零部件，因此需要保存这些领域，并使其更具竞争力，这需要相关企业获得资源度过衰退，维持提升能力的投资，并增强技术能力。第二，选择性地从正在遭遇倒闭的外国企业那里获得生产、研发和知识产权相关资产，以及隐性知识和品牌。第三，将资源从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的工业部门转移至其他更有前途的部门，加大培训一些部门释放的人力资产，以能被吸收至其他领域。,大城市的优势来自规模和工业多样性,规模和工业多样性是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来源，包括：若干制造业子部门的竞争力；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人力资本加强、研发增加、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技术能力扩大；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增加创新需求）；大城市是一个新的独特空间形式、互相连通性以及内部连贯性，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产单位、一个单一劳动力市场和一个特定的权力体系。,金融和商业服务业是否被强调过了,上海的金融区、北京的金融街，效仿其他全球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土地使用模式。二市都在追求提高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的战略。在美国银行以及证券和经济公司在纽约华尔街的聚集程度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住宅楼和零售店，提供可能更适合现代城市的平衡使用结构。给予金融业特殊优待可能从更长远来看对一个大城市而言是一项代价高昂的选择。,高增长战略,将科技升级和创新置于显著地位的高增长战略可能与北京和上海目前的战略不同。第一，单行业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增长缓慢，因为它们从行业内生产率提高和创新中获益更少。第二，生产复杂资本货物、电子设备和精密零件的制造业更加强调研发，能带来更多的创新，更加以出口为导向，拥有不间断的生产率提高记录，由于高的进入门槛，这些行业更容易保持已经拥有的竞争力。第三，工业城市能为中产业阶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相比往往收入分配更加均等。第四，拥有与工业有关的世界级高等教育和科研基础设施的城市更具创新能力，更能重塑经济。,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对于北京和上海而言，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作为两个重要的科研以及工业高科技集群的基础。波士顿和旧金山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和医疗服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盈利；带动对其他商业服务的需求；能成为主要的出口领域；能带来重要的意外创新；能吸引新企业进入。医疗卫生行业与许多制造业都有关联，比如制药、设备制造、植入体制造、高科技电子仪器和其他IT服务提供商。该行业除了为城市人口提供直接社会福利以外，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附加值，进行不同水平的创新、出口服务和推出复杂产品。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并拥有长期的发展潜力。,解释中国成功的七个原因,第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大推进”为制造业打下了基础，使得城市工业部门涌现了由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劳动力大军。第二，早期积聚的工业能力对于利用从起始于1979年，并在1994年之后开始加速的向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的开放而获取收益至关重要。第三，生产能力和物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国内投资补充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不足，带来了若干重大好处，增加了“资本劳动比率”，引入了以资本设备为表现形式的新技术。增加了中国工业的竞争优势。第四，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部门的改革，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比重，提升了其竞争力，使得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有效配置，生产率提高。第五，全民教育、提高小学入学率为70年代磨、80年代初的初级工业化提供了具备必须基本技能的劳动力大军，80年代后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公派留学扩大了技术娴熟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供应。第六，80年代后期对于教育的重视，以及一系列促进研发的计划，打造了技术能力，为创新之风打下了基础，也加快了技术转让和技术吸纳速度。第七，聚集型经济加强了以上六方面因素。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发展成聚集型经济，规模和活动的聚集演变成规模化、工业多样化、劳动力市场深化以及服务经济强势等优势，有助于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打造了一个更有助于技术进步的环境。,未来展望,利用从海外吸纳的技术、国内创新、生产率的提升、工业深化以及可贸易的商业服务。“低成本”模式和扩大工业将继续带来增长，但程度要小。中长期内把提高生产率，后向整合以增加附加值，运行可以带来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改进流程和商业模式等作为维持快速增长的手段。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创新需要扎根于几个大的城市中心，这能够把聚合型经济与能够鼓励创新、保护城市环境的知识和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城市的凝聚效应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城市知识工人越多，知识溢出越旺盛，技术变革速度越快。,制造业是创新与增长的动力,美国工业所进行的研发几乎都是由制造企业完成的，制造企业带来了其所在行业内外采用的大部分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的很多技术进步的根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制造业基地。大城市可贸易服务的扩张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增长和就业复苏，如果更多地代替制造业将不利于长期的增长。大城市的目标是借助一个有效形成的网络和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实现收入增长，大规模制造业部门必须存在下去。制造业企业需要进入成熟和新兴产业部门，这需要各种政策和机制，包括城市和郊区的空间发展政策，这将加强潜力产业的竞争力，避免产业空心化。制造业提供各经济领域之间最密集的反向和正向联系。,发展复杂资本货物的理由,生产复杂资本货物（如耕作设备、发电设备和运输设备）的产业拥有很多反向链接，众多专业化供应商常聚集在主要装配商附近，共同为满足最终用户的特殊需求而开展研发，为新一代设备生产而协作。全球资本货物供应商能支撑一系列在城市中提供高薪工作的附属企业，中国“十一五”高度重视复杂资本货物产业（汽车和机械产业）。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表明，对拥有熟练高薪劳动力的资本充裕的经济体而言，复杂资本货物、零部件和电气设备是最适合的工业产品。具有增长吸引力的制造业部门逐步展开创新，推出重新划定市场界限并使新企业崭露头角的革命性产品。这类部门包括食品加工、化妆品、医学影像、纳米技术和新材料。这些部门都是研发密集型产业，涵盖多个领域，依赖于高校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小型企业是这些产业的命脉，很大一部分创新是由这些企业开展的。,工业生产力和创新,保持知识密集型、将强大的技术能力与创新结合起来以实现竞争力，并在现有产业转移的同时灵活地适应新兴产业的制造业基地，靠三种服务，如下：城市学校的教育质量，灌输科学，培养一种探究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等、中等、技术或职业教育的深厚基础是打造一个产业多元化得全球城市的基础；以第一条为基础，全球性的一流大学和健全的大学教育，催生先进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技能以及管理、设计、营销才能；集中在大学和大型公司的研究机构构成了城市研究体系，研究人员的开放、互联可将知识成倍放大，为城市的发展进程作出了贡献。服务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不可能长期持续，具体体现在硬件、服务交割、服务质量等方面缺乏重大突破。服务业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作为基础。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最小，能影响研发的政策对于服务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商业模式和服务配送方面的创新更加重要。国家应该先建立知识基础，并向某些领域的技术前沿靠近，这就具备可持续创新的空间。,高校的作用,大城市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有助于积累有效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升需求急剧下滑、工业发展环境恶化等背景下的工业竞争力和活力。劳动技能的深度和质量是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也影响当地工业能否快速应对竞争威胁和新机遇。研究型大学非常适合开展基础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这些是推动创新的关键。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有三个好处：推动了企业与高校的研究，企业受影响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接近优秀研究型大学的企业更快地获得先进知识，地理位置促进研究人员的联系；使得大学能够筹集资金，为企业量身打造研发项目。另外也能通过实习计划促进高校学生就业。高等教育具有高附加值，快速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效果，增加服务出口，吸引海外人才。因此高等教育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领先的行业。如果高校没能看到机会，没有主动设立新学科、吸引来自全国和全球人才，为当地企业的现实和新兴需求量身设计新课程的话，就抓不住机会。斯坦福大学在每一次技术进步后都会开设新的课程，并对原有课程改进以保证新一代的发动机同最新技术完全融合，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小企业、年轻企业以及“有耐心的资本的作用”,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小企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存在与发展中非常重要，它们可以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增长速度。让有希望的新企业迅猛增加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创业人才和创意。这二者都依赖于大型企业和研究型大学的存在。企业家精神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能够渐渐改善“有耐心的”资本供应，缺少“有耐心的”资本一般会阻碍企业的诞生。风险资本家只在特定条件下改变创新速度：挑选有潜力企业时的挑剔、精细；他们需要具备条件，在数年内根据企业表现持续大量投资，同时在多个方面帮助企业；为盈利，投资于五年之内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企业。,公有的风险融资机制流程的最成功模式,它包括几家创新增长型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是要时刻寻找生产优质产品的公司。它通过公共基金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来源为银行或其他公共机构，以及私营企业资本家。它包括由一系列联系密切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以作为专业供应商的基地，并且同研发活动相互促进，成为技术推动力的来源。,创新受到五套政策、机制的影响,能够影响产业的组成部分和技术能力，以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这一能力的贡献率的政策。能够影响城市规模和城镇化经济以及城市中心知识传播的政策。决定初等、中等教育的打基础能力、高等教育质量以及研究的数量与效率的教育与科研政策。能够对学术活动给予地位和认可、鼓励学术成就、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思想和知识工人开放的社会政治体制。能够激励不同创新、产品、服务之间的竞争，并规范行规、设定标准的一系列机制。,纽约、伦敦和芝加哥的去工业化,第一：土地租金上涨、环保法规限制环境污染。第二：更高的工资成本。第三：服务业需求增加，城市高密度人口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第四：城市政府与当地居民、开发商形成“同盟”，通过城市区域规划，房产税，优惠政策追求商业地产、住房建设以及商务区和核心区域服务业的发展。降低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益的机会，这些新工业使用的土地比服务业不一定多，技术工人比重很高，劳动密度也比很多服务业低，先进的技术使得其污染极小，而且工人的人均附加值甚至超过了服务业。与服务业相比，新兴工业有三个优势：生产率由于技术改进而迅速提高；从技术角度来讲是最具活力的领域，一方面与研究机构和高校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发展迅速的服务业相连；对就业贡献大于服务业。,城市的五种发展模式：众多的经济集聚效应,规模扩大与工业多元化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创新，对提升现有产业的竞争力，培育新兴产业具有推动作用。产业多元化有助于城市多元化发展，相对富足且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和要求创新的企业也更能够推出新产品、新业务，企业和消费者二者共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具有潜力。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意味着各行业间信息交流加大，劳动力市场“厚实”，更发达的专业服务、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率（两种效应对GDP的贡献为314）。大城市吸收大量年轻转移劳动力，获得活力、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充实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贡献为1%-2%。前提是将这些人通过新企业的设立将资本汇聚到生产率最高的行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在较为有利的环境下，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3.5%，GDP增加3%-14%。因此城市要达到最佳水平，但是不能过于庞大。,城市的五种发展模式：服务业的优势和劣势,以伦敦和纽约为例，金融和相关商业服务业为全球城市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加快了制造业的转移，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制造业萎缩导致城市产业单一，商业服务业、零售业和个人服务成了主导产业，产业单一在短时间是主要金融中心的优势。与伦敦和纽约相比，很多工业城市并不能转型为以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全球城市，而一旦制造业萎缩，其很难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服务业基础上达到繁荣。因为这些金融业和服务业只能为本地制造业服务，很少能进入全球市场，而工业多元化的降低，导致技术工人供应减少，人才外流，经济振兴机会减少。工业萎缩、劳动力和企业家外流、工业网络出现巨大缺口的情况下，即使注入资金，也难以振兴这些城市。,城市的五种发展模式：生产率增长推动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最快（没有证据表明服务业能具有一样的高增长率），制造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将消弱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服务业是同信息产业相关的行业，包括电信、计算机服务、金融中介、零售与批发业，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向服务业转型可能会给经济和生产率增长带来不利影响，除了限制城市化经济效应和多元化发展空间之外，仅仅发展服务业，不管发展多大规模，都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增长。,城市的五种发展模式：研究型产业的创新能力最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同创新密切相关，大的都市中心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创新水平与商业转化能力也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有些行业更加依赖和注重研发和创新，研发不仅能带来创新，还与专利申请和研究成果发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后者则反过来促进创新。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并且带来更多的专利。如以专利象征未来的商业创新，制造业更能孕育新的子学科和新兴企业，这些将拓宽现有的市场或带来新的市场。制造业也更加容易带来生产流程的创新，从而更加容易提高生产率。,城市的五种发展模式：产业单一化的城市经济易导致社会不公,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转型的大城市在为原有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维持中产阶级队伍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服务业带来的新就业机会，在收入上一般不如被淘汰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高，金融、律师等服务业创造少量的高收入职业，但只对高学历者，而不是原来的工人。很多城市针对中年的工厂工人和码头工人进行再培训，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工人失业，结果是社会更加不公平，中产阶级萎缩。由于城市的收入主要来自某几个行业，所以财富可能会集中在少数的专业人才手中，这种收入分配推高了房价，瓦解了社区，导致社会贫富社区分化，降低了城市中心区域人群和产业多元化，进而消弱了城市的活力，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20世纪70年代起，实际中间工资在美国几乎没有涨过，使得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停滞。社会不公平引发的几个结果是：社会关系紧张、自杀率的上升以及放缓的经济增长。,北京和上海的经济构成、资源,北京和上海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和1.4%。经济比重约占国家GDP的4%和5%。（2007年数据）制造业仍是上海经济的引擎，2007年为44%，北京的制造业萎缩的厉害，为22%，正在转向服务业。北京的制造业仅包括几个部门，通信设备占工业总产值的1/3，加上交通运输部门，高达45%。如果制造业加速退出，北京和上海的GDP增长可能保持在1%-4%之间。2004年，从企业数量来看，外国和私有公司的比例在上海超过了80%，北京为60%，但是私有公司规模都比较小。2007年，外国之间投资，包括制造业、研发以及商业服务等，为北京带来近40%的GDP，上海则超过一半。北京和上海需要增加具有创业精神、成为系列创新者的较小公司的数量，并且走出去利用溢出的可能性，准备好推动技术前沿。2007年，北京的金融业几乎占市政GDP的13%，上海10%。北京是银行和保险业的大本营，控制着全国90%的银行贷款和65%的保险业。而且是监管机构的中心。上海拥有国家首屈一指的证券市场，更加商业化，拥有令工业更具活力的腹地，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更高。,2007年上海将2.6%的GDP投入到研发中，比中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但是北京投入了6%，反映出北京正大力打造研究能力，将其未来增长置于创新之中。北京和上海的外国研发中心的比例约为70%，北京的研发业务倾向于纯粹的研究，上海的研发活动往往集中在与制造业有关的开发上面。北京的与IT有关的公司所负责的研发中心数量多得多，上海则具有广大的工业部门范围，汽车、电子、化工制品等，具有多样性。大学和公司都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以及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大学和工业部门之间协作作为刺激创新的手段。将新产品引入市场被认为是创新能力的指数，新产品的收入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1%，而北京更高，尤其是通信设备业，2007年，北京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值由新产品组成，在新产品产值中占半壁江山。上海的发展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这些领域有比较优势，生产综合资本和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业的比例正在增长，为上海创新进程提供支撑，大大深化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反过来又支持制造业活动扩展。北京需要从包括创造性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中来推动经济增长，电信和金融等行业也在日渐崛起，利用独特的基础研究能力，推动特定制造和服务活动的创新。,北京的实力存在于研究密集型产业以及其他受中央政府调控的工业。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国家知名度、公共投资、创新性以及“新阿哥诺链”方面，可与世界其他著名科技园区想提并论。中关村具有韧性的一个表现是，尽管大部分硬件的生产转移至较为便宜的地方，科技园的公司还在展示有能力进入新领域，如网络服务。北京和上海的另一个区别因素在于创业精神，北京，尤其是中关村，被看做是创办公司的地方，上海显然缺少这种精神。因为拥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最多，因而拥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这些机构反过来吸引跨国公司在北京成立许多研发中心。90年代中期，上海出台了发展六大支柱产业信息、金融、贸易、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后来开始关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强调金融业，打造像纽约和伦敦一样的国际化都市，上海朝着有利于发展和就业的方向。北京也强调金融服务，创造性物流业以及软件、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制造业活动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都很高，因此会影响城市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中等收入阶层这一重要的收入群体，他们是中国消费阶层的先锋，队伍扩大可以制约收入不平等现象。,上海的战略,强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以便在较长期内将制造业在城市总产出中的比重维持在25%-30%。根据较长期的盈利能力、本地关联性和附加值、渐进性创新空间以及出口前景，确定各种活动的优先次序。在中期内，鼓励主要行业的领军企业进行流程创新而不是鼓励高新技术领域进行突破性产品创新，在新的高科技领域，新来乍到者通常会独领风骚，不常得到大公司的帮助。加强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并加强它们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重视员工和企业家的素质，令他们能够做好创新的准备。打造一个文化丰富、审美愉悦、高效的城市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经济活动以及更加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大军。注：在一个迅猛发展的领域具有竞争力就需要对生产具有控制力；对上海而言，在平衡的制造业结构中，权重最大的应该是机械、电子部件和加工业；生命科学和纳米科学属于研究密集型行业，潜力巨大但不会马上产出具有高利润的产品，支持权重要小一些；上海可以凭借其高度发达的工业能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提供技术密集型高端制成品，服务业本身出口密度低，可作为重要的补充。,供应商网络处于运输、工程和电子业的中心，是增值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供应商（许多是与终端装配商共同制造元件和模块并提供即时服务的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将决定上海这些产业的未来。经济不景气时，要确保供应链的健康，应该多关注中小企业，措施a：针对供应链中处于重要节点的公司和技术实力雄厚的公司出台信用计划；b：鼓励产品线有重叠的小企业进行融合，组成生存能力更强的经济单位；c：向小企业提供产业延伸、金融和劳动力培训服务，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给北京的建议,北京的GDP中近80%来自服务，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攀升，而且依赖服务业是北京无法避免的选择。像纽约一样，北京可能面临多产制造业增长率下降，更加依赖服务业影响增长潜力。北京的实力有三个来源：首先6%的GDP投入高等教育和研发，北京正在提升技术能力，并且慢慢开始具有能够培育创造性及IT行业的创新能力。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也对技术深化有贡献。其次，北京是IT行业的主要中心（IT行业具有创造性产业协同合作的优势，包括多媒体、软件、出版及广告服务等），是生命科学、纳米技术、光电子及先进材料的主要研究中心，如果政策保障制造业在郊区发展，与研发的成果相互接洽，则会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第三，北京存在一个包括科技园、孵化器、耐心资本提供者以及支持性的法律、咨询和会计服务在内的生态系统，其与高科技制造业和创造性产业存在固有的联系。可以催生和支撑一个中小企业网络。对北京而言，要实现增长需要采取确保北京城区内高科技制造业和创造性产业的发展方针。在研发投入和激励，对技术开发进行支持。增加风险资本和天使融资的供应（提供指导方针）。,诱导创新,发展创新能力需要一系列因素，而且没有明显的规则规定这些因素如何结合起来：增加研究经费，最重要的一个，但是还远不够；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经验，以及一流的设施和设备；打造一个空间，科技园和孵化器培育能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通过经济和其他奖励手段鼓励企业和研究人员进行创新的奖励机制；诱导公司开发和引进新技术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如节能减排等；探究之风，赋予进行创新的个人特别的重要性，城市环境应该有利于追求、交流和改进新理念以及积极提供创新商业化。经验主义表明，引导创新的激励措施成本很高，迄今的效果却不明显。在工业园区，发展网络化公司集群是提升创新能力、建立供应商基地的途径之一，可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或者与国外公司建立伙伴关系，发展竞争优势。,北京和上海需要成立“远景规划小组”，了解在华经营的中外主要跨国公司如何致力于创新，将从中获取的新知识加以筛选、合成。这将能有助于弥补知识差距，比研发提供货币更为有效。远景规划小组能够考虑到北京和上海地区的不同类型公司的特点以及各自面临的环境，为这些公司量身定做相关课程。,技术政策工具总结,最成功的创新型公司,高管层有意识培育创新文化并不断强化，创新战略符合公司战略。创新战略面面俱到，着眼于企业长期竞争力，避免频繁进行重组或改变经营方向。创新战略包括产品创新、流程创新、销售创新、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由四个相互交织的工作活动组成“知识中介周期”：即新想法、保持各种想法的生命力、思考旧观念的新用途、检验有前景的观念。股票回报高的不是拥有创新产品的公司，而是最具创新商业模式的公司。成功的创新者都以开放、合作的方式进行创新，从不同资源寻求理念。善于搜索和整合不同来源的创新非常重要，面向全球超越自身局限。企业研究部门与生产和销售部门之间密切互动至关重要，注重研究努力和领导层提高素质也同等重要。成功的创新型公司具有更明确和更灵活的管理结构，拥有有效的流程审查研究方案、跟踪进展状况，筛选不足之处，在产品开发和商业化方面也有明确的程序。在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中，成功的创新者凭借对本地市场的了解，生产定制化产品，在产品分销领域也有所创新。,波士顿生命科学集聚地的组成部分,给中国大学的建议,要提高教职工的素质和经验，从而确保教育和研究的质量。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最新理论知识以及雇主们最为看重的软技能。加强基础研究的能力，产生新知识，这需要对研究生和博士后项目进行投资，还需要能够领导和管理重大研究项目的人才、设备管理经验的实验条件、学校高层以及院系各级的管理能力。通过特许、咨询和创业进行应用性研究并实现研究的商业化，但不能为此分散精力，进而影响前两个目标。,未来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都市,简明紧凑，便于人们使用节能型公共交通，鼓励人们过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步行和骑自行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城市产业结构平衡。与国内外的城市节点有着良好的关系。拥有无数生机勃勃的混合使用街区（将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发挥到极致，并把犯罪活动降低到最低），设有能够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文娱设施。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能使城市成为“相互促进”的源泉，开创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带来对城市活力来说不可或缺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良性循环，而非相互疏远隔阂和“公民痛苦”的根源。,OECD选定英国推行的地区性科学战略以及与创新有关的战略,要过渡到全球经济的创造性中心需要地方领导立场坚定，在三个层面上采取行动：直观层面、智力层面、战略层面。直观层面通过激励努力，建立动态社区，并与规划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智力层面的领先取决于大学和智库是否出色，它们在城市核心的存在振奋了成熟的城市风气。要避免大学只关注技术发展、要广泛涉猎科学和艺术领域。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建立工作室和举办吸引普通观众的科技节推动创意阶层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结合，使创造文化深入人心。通过制定大胆创新的战略方案，在街区形成网络风气调动其日益宏大的知识资产。,与中长期发展战略相关的广泛政策信息,保持并升级重点领域的制造业基础，比起北京，上海更应该这么做。大学关注教学工作和基础研究，实现知识深化，从而增加城市的研究资本。发展对于制造业具有溢出效应的服务行业，如教育和卫生。注重城市的文化和社会设施，吸引和留住知识型人才。持续评估当前的激励政策，以逐步改善和淘汰那些不会带来成果的耗竭资源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