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生语境理论评价1.ppt
2023/6/2,1,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的成就与不足-兼评van Dijk对Halliday的批评,朱永生,2023/6/2,2,0 引言,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SFL的语境理论在整个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为许多人所接受。然而，这个理论在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话语与语境（Discourse and Context）一书中，受到了该书作者、著名语言学家van Dijk相当严厉的批评。,2023/6/2,3,该书出版后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引起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的注意，更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回应。直到2010年11月，国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才通过内部网站SYSFLING展开为时很短的非正式的议论，而国内的学者们至今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见解，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2023/6/2,4,本文将首先围绕van Dijk（2008：53）提出的批评逐一进行评论，然后对照van Dijk提出的语境研究思想，逐一考察SFL的语境理论是否与的想法相左，从而帮助读者正确解读Halliday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语境理论，激发语言学界同行对语境研究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讨论和评判。,2023/6/2,5,1 Halliday的语境理论是封闭式的吗?,van Dijk（2008：53）的第一条批评意见是：SFL的语境理论是封闭式的，理论上的进展不大，没有多少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其他研究方法和学科的影响。,2023/6/2,6,这个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Halliday从其他语言学家那里借鉴的理论：1）Firth的系统、功能、语境等思想，2）Sapir和Whorf的语言相对论 3）Sydney Lamb的层次语法 4）William Labov的社会方言学 5）丹麦语言学家Louis Hjelmslev的语符学理论 6）布拉格学派的句法功能观等。,2023/6/2,7,除此以外，还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如：1）美国人类学家Franz Boas的语言文化观2）英国人类学家Bronislaw K.Malinowski的语境思想3）英国社会教育家Basil Bernstein的语码理论和知识结构理论4）俄罗斯心理学家Vygotsky的认知发展观5）中国的阴阳学说,2023/6/2,8,必须承认，SFL的开放程度的确还不够高。例如，在语言学界内部，与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从来没有任何直接的对话，与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之间没有几乎发生过任何互动，与语言哲学的联系不那么主动，与社会学理论的接触也不够系统而深入。正如van Dijk 2008：30）所说，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做得不够。这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今后的注意。,2023/6/2,9,2 Halliday的语境概念模糊不清吗?,van Dijk（2008：53）：Halliday 以及后来的其他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从Gregory和伦敦学派那里借用了语境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本身是含糊不清的（vague）、异质的（heterogeneous），使用的“范围”（field）、“基调”（tenor）和“方式”（mode）这三个术语是个人特有的（idiosyncratic），理论上也是模糊不清的。尽管语境概念对语篇与语境关系的理论建构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近40年来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此外，van Dijk 还抱怨SFL使用了太多的晦涩难懂的术语（esoteric vocabulary）。,2023/6/2,10,这个批评涉及三个小问题：1）语境概念是否模糊？2）语境要素的名称是否模糊？3）使用的术语是否过于令人费解？,2023/6/2,11,1）语境概念是否模糊？,Halliday的语境概念来源于Malinowski(1923，1935)，指的是话语活动外部环境的特征。根据Malinowski的思想，Halliday（1978，1985）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两种，并不包括话语活动内部的特征，也就是说，不包括Catford（1965）所说的“共同语篇”（co-text）即一般人所说的上下文。这个含义始终是清楚的，也没有发生过变化。,2023/6/2,12,2）语境要素的名称是否模糊？,van Dijk认为，“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这三个术语本身表明，“范围”、“基调”和“方式”是话语内部的语言特征，而不是Halliday 和Gregory所说的话语外部的语境特征，因而容易产生误解。,2023/6/2,13,在我们看来SFL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不一致。例如，Martin（1992；1999）使用这三个术语时，把它们都看作是话语内部的特征，因而在如何界定“语域”（register）这个概念上与和Halliday产生了分歧，并因此遭到过Hasan（1999）的批评。对此，朱永生和徐玉臣（2005）曾经做过介绍和评论。,2023/6/2,14,3）使用的术语是否令人费解？,SFL创造和使用了大量的术语。例如，第三版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Halliday&Matthiessen 2004）比原本已经使用了很多术语的第一版（Halliday 1985）和第二版（Halliday 1994）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术语。其他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论文也有些术语不仅使外界人费解，即使是比较熟悉SFL的人，也得花费不少的脑力才能明白并记住它们的含义。,2023/6/2,15,当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SFL创造一些新的术语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必要的。但如果数量太多，含义又不够明了，对SFL理论的理解与传播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阻碍。,2023/6/2,16,3 Halliday的语境理论是语言研究还是语法研究?,van Dijk（2008：53）：SFL提出的“语言研究”方法应该改称“语法研究”方法。,2023/6/2,17,这个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研究句子语法，而且研究话语意义。说得更明确一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话语意义比句子语法更重要，句子语法研究是为话语层面的意义研究服务的。,2023/6/2,18,直接与语篇层面意义相关的研究成果有：1）衔接理论（theory of cohesion），代表作是Cohesion in English（Halliday&Hasan 1976）2）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代表作是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artin&White 2005）,2023/6/2,19,3）语境与语篇关系研究，代表作是Language,Context and Text（Halliday&Hasan 1985）和（Complementarities of Language）（Halliday 2008）,2023/6/2,20,4）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代表作是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Kress&Leeuwen 2001）和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Kress&Leeuwen 2006）,2023/6/2,21,此外，SFL还讨论过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等与话语意义相关的课题（如 Fries 1983；朱永生、严世清 2001；朱永生、严世清 2011）。,2023/6/2,22,句子语法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第一版和第二版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Halliday1985；1994)以及第三版（Halliday&Matthiessen 2004）。然而，即便是这三本书，对句子之间以及话语层面意义的解读占据了也很大的分量，并不如van Dijk（2008：29）所说的那样“句子语法太多”。,2023/6/2,23,4 Halliday提出语境三大要素是武断的还是有理据的?,van Dijk（2008：53）：把语境因素分为“范围”、“基调”和“方式”是武断的，因而把这三个因素与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对应起来，并进一步把三大功能与语言结构对应起来的做法也是武断的、片面的、模糊不清的。,2023/6/2,24,这个批评是缺乏充分理由的。诚然，如van Dijk 所说，语境是变化着的，因而是动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境因素不可归纳，或者不需要归纳。,2023/6/2,25,Halliday为了探索语境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对纷繁复杂的语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抽象，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语境因素归纳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种，并认为这三种因素分别支配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而这三大功能由分别支配着不同的语义结构。,2023/6/2,26,像这样来研究语境因素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虽然它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它所具有的开拓意义却是不可怀疑的。,2023/6/2,27,Halliday 并不是对语境因素进行归纳的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人。Firth（1957）、Jakobson（1960）和Gregory&Carroll（1978）都进行过类似的尝试。连得到van Dijk(2008：preface)推崇的Hymes（1972）提出的SPEAKING也属于这样的探索。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分类不同而已。奇怪的是，van Dijk 惟独指责Halliday武断。这种批评本身倒是让人感到批评者自己有失公允了！,2023/6/2,28,对于Halliday为什么把语境因素分为三种而不是更多？这要从语言理论的抽象能力来考虑。如果分成三种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因素，为什么还要四种、五种甚至多达八种呢？精密度（delicacy）低的分类通常比精密读高的分类更具有概括性，而概括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语言理论解释力强弱的标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Halliday的分类法应该被看作是最科学的，不仅不应该放弃，相反应该保留和坚持。,2023/6/2,29,如果我们按照van Dijk的提议，放弃“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个术语，那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是这三个术语选得不理想？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对语境因素进行分类？对第一个问题，van Dijk没有提出改换的方案；对第二个问题，他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说法。这就未免使人感到困惑和失望。,2023/6/2,30,5 SFL没有做过社会研究吗?,van Dijk（2008：53）：尽管SFL对语言研究采取的是社会方法或社会符号方法，但对语境的本质以及语境特征如何以系统的方式影响语言或话语，没有做过任何社会研究，SFL的论著很少提到社会科学。,2023/6/2,31,对于这个批评，我们认为SFL应该虚心接受。1）SFL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学理论。这本身并不奇怪，也无可厚非，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虽然采用了社会文化方法来研究语言，但他们从年轻时代接受的都是语言学家的教育和熏陶，几乎没有哪个骨干是从社会学转过来研究语言的。这就从先天条件上有了限制。,2023/6/2,32,2）SFL虽然认识到语言与社会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力图描写和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很少借助于社会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理论建设。唯一值得提及的是是英国当代教育社会学家Basil Bernstein提出的“语码理论”和“知识结构理论”，在如何研究社会结构和语言使用之间关系方面，给了SFL很大的启示。至于其他的社会学理论，SFL几乎没有任何涉猎，更谈不上借鉴。,2023/6/2,33,6 SFL忽视对心理表征的研究吗?,van Dijk（2008：53）：SFL“反对理性主义”（anti-mentalism），其结果是对认知缺乏兴趣，不去认识语境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以及知识和其他相关的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特征和社会特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而无法解释语境的动态性。,2023/6/2,34,SFL总体上是反对理性主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不是“机体内部”（intraorganism）即作为个体的人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而是“机体之间”（interorganism）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与人之间是如何通过语言实现意义交换的（Halliday 1978）。,2023/6/2,35,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观，并根据自己的语言观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例如，推崇理性主义的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知识，探索的是人在使用语言时的大脑工作机制，因而选择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认知方式与语言使用的关系；追随行为主义的SFL则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探索的是社会语境与语言使用如何相互制约，因而选择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与语言之间的关系。,2023/6/2,36,近百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语言学的每个分支一旦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后，一般都会长期坚持。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把学问做深，缺点是涉及的面不广。认知语言学排斥社会方法，SFL排斥认知方法，而且各执一词，就是明显的例证。,2023/6/2,37,当然，如果有某个学派或语言学的分支愿意把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从人的外部因素、又从人的内部因素来考察语言本身的特点和语言使用的规律，一定会为语言这个十分复杂的符号系统及其使用规则提供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描写和解释。,2023/6/2,38,不可忘记的是，SFL内部在研究方法上其实并没有采用同一个模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直到今天，SFL的骨干之一Robin Fawcett 坚持了把功能和认知结合起来研究的尝试。令人困惑的是，van Dijk对这个事实竟然一字未提。是不知道，还是认为这个方法不是SFL的主流，都语焉不详。,2023/6/2,39,7 van Dijk语境理论原则观照下的 SFL语境理论,1）语境是参与者的主观建构成分（subjective participant constructs）。SFL信奉的是构建主义思想（constructivism），从来没有否定过人在话语活动中的关键作用。,2023/6/2,40,2）语境是独特的经验（unique experiences）。SFL似乎没有如此强调过个人经验的独特性。,2023/6/2,41,3）语境是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除了Robin Fawcett之外，绝大多数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都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境及其与话语之间关系的，没有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境，因而也就没有构建过任何心理模型。,2023/6/2,42,4）语境是一种具体的经验模型（a specific type of experience model）。如果这里所说的经验指的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SFL是没有做过此类尝试的。,2023/6/2,43,5）语境模型是一种图式结构（schematic）。SFL提出的“语类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理论，可以被看作图式理论的一种。,2023/6/2,44,6）语境控制话语的产生和理解（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discourse）。这一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但SFL的认识还要进一步，认为语境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也就是说，是相互制约的（Halliday&Hasan 1985）。,2023/6/2,45,7）语境是以社会为基础的（socially based）。这一点与SFL是完全一致的（Halliday 1978,1985,1994；Halliday Martin 1992）。,2023/6/2,46,8）语境是动态的（dynamic）。SFL把语境因素归纳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种，是为了研究“话语类型”的特征。他们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则对特定语境的范围、基调和方式这三个要素及其细微的变化进行具体的描写和分析，说明了SFL对语境动态变化的重视，并没有把语境看作是一层不变的、静态的现象。,2023/6/2,47,9）语境经常而且基本上是有计划的（planned）。无论是把话语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SFL语言学看来，所有的语言使用都是有动机。,2023/6/2,48,10）语境模型应该能解释话语的语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s）。SFL认为，成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但它不研究话语的隐含意义，在这个方面有着明显的欠缺。,2023/6/2,49,11）语境不可被简化为语篇或谈话（reduced to text or talk）。这个观点与SFL没有任何矛盾。SFL把语境看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涉及语言的使用，而且与某些物质的条件相关，如场地和技术设备等。也就是说，语境不仅与话语活动的参与者有关，而且与话语活动所处的客观条件有关。语境可以制约话语内容和方式，但语境不等于话语本身。,2023/6/2,50,12）语境并非指所有的社会情景或交际情景，而只指那些与正在进行中的话语活动相关的特征（properties that are ongoingly relevant）。这与SFL的观点完全一致。语境只指那些与话语活动直接相关的特征，与其他不相关的特征无关。,2023/6/2,51,13）语境可以分为宏观语境（macro context）和微观语境（micro context）。SFL只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并认为两者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至于宏观与微观之说，SFL没有做过这样的区分，但它对话语类型和具体话语是加以区分的。这也许可以被看作另一种宏观与微观。,2023/6/2,52,14）语境是以讲话者自己为中心的（center of my/our world）。这个观点涉及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涉及讲话者的态度取向。SFL认为（如Martin&White 2005），讲话者往往会选择某个立场，以明晰的或隐含的方式对人对事发表自己的看法。,2023/6/2,53,15）语境分析需要兼顾语义学和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77，1987），认为语义学既研究语言系统，又研究这个系统的具体使用，它包含了语用学研究的所有内容，因而没有必要区分语义学与语用学。有关这个观点的局限性，朱永生和严世清（2001）曾作过评论。,2023/6/2,54,16）重点是话语的得体性（appropriateness）。SFL提出的语域（register）理论所关心正是话语的得体性。试想，一个人讲话漫无边际，离题万里，或者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说话没大没小，没上没下，或者不讲究说话的方式，平时的日常交谈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一样，得体性势必会受到影响。,2023/6/2,55,17）语境研究离不开语类（genre）研究。这一点与SFL也完全一致。在过去的50年中，SFL在语类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可能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语言学分支。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Hasan（1985b）、Martin（1992）、Martin&Rose（2008）等。,2023/6/2,56,18）语境是社会的变体（socially variable）。从一开始，SFL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如Halliday（1978）、Halliday&Hasan（1985）、Halliday&Matthiessen（2004）。,2023/6/2,57,19）语境是文化的变体（culturally variable）。与上一点相同，这是SFL一以贯之的思想（如Halliday 1978；Halliday&Hasan 1985；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23/6/2,58,20）可以从认知（cognitive）和社会（social）两个角度来研究语境。SFL并不反对别人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境，但它自身在研究方法上有自己的选择。,2023/6/2,59,21）语境理论应该成为一种社会情景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situations）。这一点与SFL也没有矛盾，SFL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理论。相比之下，SFL对情景语境的研究做得比较深入（尽管没有得到van Dijk的认可），而对文化语境的研究还显得有些粗糙，或者说过于宏观。,2023/6/2,60,8 结 论,van Dijk之所以对SFL的语境理论有如此强烈的不满或偏见，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是从Chomsky以来的所谓主流语言学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犯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经常犯的一叶障目的错误。,2023/6/2,61,SFL应该借此契机，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做一次认真的反思，从而发挥优势，克服不足，使自己的语境理论及整个语言学理论框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就语境理论而言，我们应该保持情形的头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清SFL提出的语境理论到底是错误的（mis-theorized）还是理论性不够（under-theorized）。,2023/6/2,62,如果是前者，当然不必死扛硬顶，放弃并不足惜。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不以“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尽善尽美的”这句大实话为借口自我原谅,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尽力弥补自身的不足。值得高兴的是，从我们的初步分析来看，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前者，而是后者！,2023/6/2,63,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