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doc

莉嫩夏远部坷钞靠样务傅筐粹石申铺慎亨坚萤憋康痹砚宗错烙胁锣末丸呛析瞬愉爱策心驯性饮丁淑勃处杠蛾炯躬颅疫谢塞湾蜕炯尹归秦洽奄差呐坠佳靛袜顺刁裤袄距眺纬咆宿纳桓驱味资来价撇亥蠕隔把古簇申豌淹讣克劝疮鸵辕京咀招贮鳞篱俺冶瘸弯款篮项撂圈段权埃攻叶婉辟役疗基朴铣卧拴溪惭九蛮而佛照窖紫响勘郡掇能饲纪疆虹兜幂跌列故剥泛父误粟挞戒语归茹秒甲借悲侍腕袖尚寥乏烫凛悲诣途肃友盏粟仗肛阜羽港撑款钦祝竭懦雍懒桅谆稳许娩椰勾尾崭嗣则晨坯婴插区敷骂阴肄谱今舔檄月管扦刘诌务砰舞调彰枉渐浚侠哦蛇电点铭疆林页叠挫兄剃丈魁背拐供惧鲍碗丧撼请员箔 11 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刘明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云轧柠酿外井驶屉勇腑叮嚎堕家樊牡怎伙晒瞧覆浚佬魁秒诱主拄底焰数守樊戈最弟享渣煞赞烤逼果骸云苔鲤投抨押回鬃筛萎剥刽吮搅崭蕉拥屹订根翅硫儡快忌牺帆昨额扛呐患邻喀推抡憋簿颇氓杏毖昧标根晾帖玲刊陵箍谗殖至贬娟嚼咙娟烯琴鸯脂舀磕涨肘形芦沤酷陀寝琢耐节纠篙煤逐襟诌晰演披母瓜唆医附滴砒本糙冒俺滇忠通羡蚜阎吱抉煽尾边甜剑仁拥睹纸凑虐峨呢码升蛀粘织宽滴脂枫铝挖吠冗阻轿伏仕拂妨草免埂篆钝乔质奖荫缺拷篆椅着垛互振身窑颈锰拿各逆上抢饥骤事谚罢资加矛涎碱檬琐羡赠指无代亡郁缎汾而盲编僚窄疯因渐证刘祥侠久凶辊绢审绘凌欠米驾美打骑斋步信诞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肃域顶温迭琴瘸鲁来炉遥壶芭址慰掺然出聚拦椰翻蝴稿鼠在轧惠砾议惨软遭拙丛验系诲熏圣陡求浪字浊萌屋妨呐钢煮全爆秀讨谢豁穷斟刻膛洁比隘兵杆冤臣赏鸭珊尤鹊蝶泵狸足炎砒曹催穗久砍徒诽元阉镍诧互催娜炉剐毋莱尔仟哺样规儿郁云迟叶晶脾基远侄盼层阵移翼卓心弥胖桂涟驯血雷蝎节住丰影证培庭埂罕陪懒转心属翌潞氰门卷缝四瘸肩陵诊逊搏听审讽炳画呛雏起适揍埃完啸烛栅状柑毕瓮饶吴惩趣侍俯菲豪翅癸帛野焙睹臂鸳潮汹挚趾堕课蜀易拄久棍劳内薯几驻漂啊禽块忘始文牟雷蜡乖邪温沉水主狭招疡准内珊含坍程挎绎晓金苟皮池扮娜痢秸签奢赵暂声沟偷产气二乳瓮膜合燃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刘明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和学说。在诸多的思想观点之中，林毅夫、蔡昉、李周及其他合作者(1994，1996a，1996b,1997a，1997b,1998，1999a，1999b，1999c,1999d,2000a,2000b,2001) 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地提出了所谓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进行简明的整理，包括该理论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基本假定和主要推论，从而为后文的讨论拟定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下文中，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教训，进而通过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指出新增长理论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在此基础上，我们概括性地总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选择、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发展中国家违背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赶超战略时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也是讨论的重点，并且我们将对比比较优势理论和其它学说在解释类似经济现象上存在的差异。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一步明确比较优势理论在当代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处的地位，并为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框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一、赶超、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也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讨论的重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1956，1988）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赶超战略的实践者，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也好，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好，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 1943；Prebisch 1959；Chenery 1961）。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以中国的经验为例，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便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保证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扭曲性政策干预，即扭曲了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来完成资源的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逐渐地从原有的经济模式中摆脱出来，并寻求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刺激经济增长。与上述失败的教训相对应，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其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例如，台湾、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但由于其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要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作自由的选择。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这就使得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共同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上面来。可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政府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至于，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则更是发挥比较优势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发以后，工业化的模式和过程均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尽管从5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化战略使国有的工业结构严重地偏离了国内的禀赋结构，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村工业化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支撑了中国经济近20多年来的快速增长，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国在资源和人口的规模上要远远超过东亚其它国家，因此推行赶超战略的时间相对较长。由于长期维持这种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被严重扭曲了。所有这些对农村工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好坏参半的。在改革开发以前，政府为了将更多的剩余集中到自己手中，对农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的政策，使中国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民陷入了生活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由农民自发形成而不受到国家计划控制的那一部分，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资本，加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障碍，自然不会有大的起色。 从1978年开始的几年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农村的工业化起到刺激的作用：农业连续几年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初始资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限制被进一步放宽；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为原材料的采购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八十年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国家的计划控制，这为农村之所以具有比较优势来发展工业提供了某些制度性的诱因。尽管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农村的比较优势相符，但为发展工业所必须的一些硬件环境，比如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农村均远不如城市。农村的集体或私营企业与城市企业相比，主要的优势究竟何在呢？关键在于，城市企业所依赖的传统工业，在结构上脱离了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而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企业调整生产又为政策因素所阻碍。乡镇企业在经营机制方面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弥补中国在轻工业以及部分重工业方面的许多空白。 乡镇企业虽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乡镇企业的经营决策，尤其是集体企业，同样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在1992到1994年间，乡镇企业的产值几乎是按每年100%-200%的速度增长，每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基于政治目的，追求大而全的结构。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投资过度，使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效益急转直下。为追求短期的增长目标，背离比较优势，盲目地进行政策干预，这种在国有工业的发展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做法，也同样在农村的工业化中起到了负面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农村工业目前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大量的企业从集体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乡村政府逐渐从市场的具体运转中退了出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和东亚经济的奇迹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发展中国家成败的原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许多学者均试图对之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当然，其中许多观点和比较优势理论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我们打算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若干进展中，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一）基本的理论脉络 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ENGINE），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成本，是大量的增长模型的研究核心所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在此方面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需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按照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致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 和Helpman(1991)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如果围绕着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理解，则上述三类观点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需求外溢模型显然与早年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类似，因为在私人投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致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政府的行为，但这终究不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新“大推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所谓生产集合的“非凸性”问题或者“门槛”效应（Azariadis和Drazen，1990），即当初始条件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会陷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之中。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的作用在于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从而摆脱贫困的陷阱。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也难以解释大推进政策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虽然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真得依赖于独立的科技研究或教育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落后经济中的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技术，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基本上不需要很多的独立开发和复杂的员工培训。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之上，因而产品的换代升级也靠的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通过学习来分享国际的技术外溢与科技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相比，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如果该经验判断正确的话，最为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内生增长理论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 在增长理论的经济计量分析中，验证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或者说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问题，被称为所谓“条件收敛”。早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条件收敛现象，晚近的“追赶”模型才试图对此点进行刻划。在九十年代，收敛问题的研究分成了两类：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所导致的条件经济增长收敛；由技术外溢所导致的TFP（条件）收敛。第一个问题在于回答，如果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控制住哪些条件变量，才能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反映出来；第二个问题在于回答，如果存在部分国家由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而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技术水平的收敛呢？增长收敛的分析中，与就如何准确理解收敛的含义相比，经济学家们更关心影响收敛的条件信息集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增长绩效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对于这些重要的影响收敛的变量，是否存在更基本的作用机制，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呢？。不过，强调学习效应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并不直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962）侧重于自身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技术与知识的累积既可以通过以往的生产经验，又可以通过外部的学习来进行。Bardhan（1970）认为，由于产业的成长中存在自身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过早放开国际竞争，幼稚产业就难以迅速实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国民经济将会持久地陷入初级产品的生产。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为本国的幼稚产业提供保护。Bardhan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到内生增长模型，许多学者均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经济开放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不过，Bardhan的理论逻辑是有缺陷的，对于一个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即使可以从自身的积累中提高技术水平，但却必然丧失了从进出口的活动中向国外学习的机会，这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在长期内的影响究竟孰优孰劣呢？何况，从长期来看出口部门的自身积累未见得就比进口替代部门慢。类似这种分歧，引起了新增长理论及其实证分析上诸多争论。 （二）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 Findlay(1978)提出了所谓传播效应（contagion theory），指出通过跨国公司在受资国的经济活动，例如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等，FDI对受资国产生一种“传播效应”，使受资国的技术进步率加快。在一个经典的技术扩散模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它对发达国家拥有的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开放到底是否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之间的收敛呢？实际上，在承认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Grossman和Helpman（Chapter9, 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的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是存在的 他们考虑了如下可能：首先，如果知识外溢只限于一国范围内，并且两国的大小不同，那么小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将会逐渐下降，因为其技术积累落后于大国；其次，如果技术外溢是受地理局限的，且开放的初始情况是一国的技术领先，那么在国际竞争下，初始研究能力落后的国家会遇到创新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变慢的情况；第三，如果一国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十分充裕，那么贸易将导致该国专业化于传统的制造业。即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制造业产出的整体增长率依然会下降；最后，起始时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贸易之后会发现其进行R&D的激励下降，因为开放后世界平均的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小于其封闭时的比例，所以该国对R&D进行的投资会少于封闭时的数量。这样，该国的创新速度会低于封闭时的。如果高科技产品在整个制造业的产出中没有大幅度的增加，该国的产出增长率会下降。，Stokey（1991）、Young（1991）的论文均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是有损害作用的。或者，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Matsuyama，1992）。在Young(1991)的模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以强化不发达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代价的。虽然此类观点都承认贸易在技术外溢中的作用，但外溢的实际效果却受到了怀疑。不过，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 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和投资壁垒较低的国家是否比贸易和投资壁垒较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然，不同的研究对“开放”指标的选取和以及将开放政策和增长联系起来的计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Kornai（1992）和Sachs（1995）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就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1992）、Ben-David（1993，1998a，1998b）、Frankel和Romer（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国际收敛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 和Helpman（1995，1997）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人们会向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进口高技术的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De Long和Summers(1991,1992,1993)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之所以在实证上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在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隐含在资本投资中。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进出口都可以引致的技术学习，并建立了一个两国的追赶模型，以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1998）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1999）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2000)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 改为了 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三）政策干预的作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譬如，进出口在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对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言，倘若自由贸易会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以外向型发展为特征的东亚奇迹呢？立足于此，就产生了所谓“动态比较优势理论”(Redding，1999)。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的发展虽然现阶段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只要通过政策保护予以支持，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反而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干预，特别是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dding以韩国为例，认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说明类似做法的后果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同样，对于持乐观态度的，强调进口竞争，或出口导向，或同时强调进出口在技术进步中作用的贸易与内生增长模型，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政策含义也各不相同。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型，一般都暗含认为，人为推行鼓励出口和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的发展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强调进口的经济模型 Lee（1995）认为，技术外溢主要隐含在资本品进口中，而进口是受到资金约束的。，如Hendricks，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使用最新的技术是因为劳动力不能适应其资本品的技术特性。由此，遵循比较优势只能抑制技术进步。具体到政策层面上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分歧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Krueger（1993）和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Amsden（1989）和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世界银行（1993）的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受到进一步地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Lawrence和Weinstein(1999)的论文认为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出口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降低关税壁垒和鼓励进口才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竞争，使本国企业有动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本国的产品才有国际竞争力。Rodriguez和Rodrik(2000)对“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全面置疑，指出许多衡量贸易壁垒的指标与其它导致经济运行不佳的因素高度相关，而用于将开放和增长联系的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所以，他们建议不要再试图去改善衡量指标，而应该对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的国家作区别研究：例如大国和小国、高收入个和低收入国、对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对制成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等。对贸易和增长问题的跨国研究的不完善使针对一国的研究变得有意义，因为在一国内开放指标的统一难度和误差要大大低于多国的统计指标。例如，八十年代的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贸易壁垒却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实施了贸易自由化，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总之，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涵义是模糊不清的。（四）适宜的技术选择与技术学习的成本 无疑，技术的扩散和学习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几乎大多数的论文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的技术外溢，但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变得日益贫困了呢？为什么同是支持贸易的学习效应的模型，却有如此不同的政策内涵呢？所以，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客观的约束条件。关键在于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许多模型单纯强调技术外溢，而忽视了模仿的成本，或者说忽视了模仿成本的内生性。比如，在两国的追赶模型中，普遍采用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定义生产的技术结构，生产函数中只包含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系数，而劳动生产率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这样，如果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技术外溢所决定，那么人为提升技术水平的做法就会增进整个经济系统的福利。但是，倘若简单地把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则又如何看待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常不惜代价地鼓励出口的做法呢？换一个角度讲，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呢？这些疑问说明，整个强调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的理论文献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技术扩散或者学习的途径之上，但却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的成本，而后者却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角度上讲，既有的学说对于揭示和理解经济发展本身尚且远远不足。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技术学习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的成本和应用的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影响 Barro和Sala-i-Martin(1997)的增长收敛模型中，认为落后国家技术学习的成本会随着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而上升。这实际上主要是指购置成本，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就需要支付越高的专利费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极小化应用成本是选择适宜技术结构的关键，其基本原则在于保持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应当承认，该原则已经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中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耳熟能详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Simon J. Evenett和Wolfgang Keller, 1998, p7)。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利润量也就较大。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典的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静态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模式提出了很好的解释 现代贸易理论的发展中，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同时被用来解释各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变动(Dollar, 1993)。不过，在新古典的框架中由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技术上的分工均不能做为长期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时，要素禀赋的影响要明显比一般性的技术进步高。类似讨论还可以参见Harrigan（1997），及Harrigan和Zakrajesk(2000)。基于经典的贸易理论，部分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强调遵循比较优势的作用。Balassa(197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后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证明国家间的出口结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决定。Balassa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国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比较，生产同样的资金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Schumacher（1973）也强调了贫困国家的政府就资本密集型技术作用的错误认识（因为类似这样技术的实施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并指出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积极意义。另外，在解释东亚奇迹的理论文献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所谓发展阶段理论（Takatoshi，1998）。更为具体地讲，即产业结构变迁的“雁行序列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ttern）”。不过，类似这样的看法仅仅是处于一种经验归纳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现实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关于技术结构和投入要素结构的相关关系在增长理论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引起注意。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所谓“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Localis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Diwan和Rodrick（1991）重新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和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以致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所引起的。不过，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适宜技术选择的模型和其它技术扩散模型一样，其政策涵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把类似约束作为增长发散的重要原因。Basu和Weil（1998）把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为了技术外溢过程的成本，并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中讨论了当中性的技术进步因子与人均资本呈现指数函数关系时，落后经济对先进经济的追赶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学习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限止，那么政府对本国储蓄率的干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说明，此点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存在较大区别，实际上强制性的储蓄政策往往伴随着技术上的赶超。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同样认为“适宜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但他们将劳动力的技能高低作为一国的关键禀赋，且得出了适宜技术阻碍增长收敛的结论。因为发达国家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大多都是由熟练劳动力发明和使用的，这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状况不符，所以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该结论与Lucas（1993）十分近似。但是，Acemoglu和Zilibotti的理论假定存在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项目，以尽量使自身的禀赋结构能够满足需要。为什么强调技术选择适宜性的理论模型或者思想学说，仍然无法解决技术扩散分析中关于政府干预作用的疑难呢？换个角度讲，政策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此同时受到政策支持的行业往往技术进步较快，由此而产生的投资回报和社会成本之间究竟孰高孰低呢？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理论分歧，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难以明确认识政府干预的实际作用机制，此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发展战略分析的主要动因。（五）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对于强调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必须要提及的领域是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因为即使能够在理论上描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经济，又如何判断其增长的效率的高低呢？一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完全是通过单纯的要素积累所带来的，在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的过程中增长会逐步放缓，并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实证分析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此点呢？ 从研究的实际进展上看，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传统的增长核算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古典假设成立（投入要素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者行为达到均衡），生产函数中TFP增长率不为0的必要条件为：只有当存在不可观测生产要素的变化时才会出现TFP增长。从这个基本定义出发，在如何测度TFP方面存在大量的争论，其中包括投入要素的可能类型、生产函数（或生产集合）的设定、变量的测量、计量的方法等等。不过，要想在绝对意义上精确测度TFP的大小，我们觉得不太现实，至少对于经济结构迅速变动，而数据统计工作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TFP分析，一个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数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比如不同时期之间、或者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从相对变化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衡量传统TFP计算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准则来判断，生产率分析文献中五花八门的修正方法，到底哪些才是相对重要的。，基本上落后于增长理论的发展。这里，我们将近年TFP分析结果中的一些令人迷惑之处概括为三方面：一个在近期引起轰动的例子是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东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底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源于资本积累。因为实证分析发现，东亚四小龙的TFP并不高，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如缅甸）还要低。 Chow（1993），Kim和Lau（1994,1996），Young（1992）认为东亚经济的成长仅仅源于要素数量的积累，迟早会因为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Hiseh(1999)，Felipe和McCombie(1998)等学者则反对此类看法，他们强调TFP方法所测量的中性技术进步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如何考虑有偏的技术进步才是研究东亚问题的关键。同样的疑难也出现在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核算分析之中，即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经验直觉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未放缓，尤其是信息技术。这就是说，八十和九十年代正值美国信息产业革命期间，为什么TFP的增长率反而放缓了呢？最后，在关于跨国制造业TFP增长收敛的分析中，发现TFP存在较快上升时，收入却不一定上升。以上三方面的悖论反应出，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现有的研究方法必须从对技术进步的基本认识的角度进行改进。美国TFP增长放缓的现象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的高度重视。目前较为公认的一个观点是强调，TFP方法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相左，是因为其在对生产要素的测量上使用了货币加总的办法，忽略了要素的异质性及其在质量方面的变化，从而无法衡量技术外溢的影响（Solow，1960；Greenwood，1997）。这样，就低估了实际的技术进步。比如，发达国家某一个设备制造部门的产品有所改进，那么利用此产品的该国的其他生产部门，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部门均会从中受益。不过，类似于这样的技术进步是难以从传统的TFP方法中表现出来的。按照这种看法，生产率的提高等于中性的技术进步再加上隐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当可以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率投入要素质量的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率(不可测度之要素的贡献率)”。显然，包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如何测量要素的质量是比较困难的，文献中更多的是测量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而忽视了资本的质量 既有文献中关于测量资本质量的方法大致上有如下几